从殖民工具到菲律宾民主运动的领导力量
天主教在传入东南亚之初，被当作欧洲近代海外殖民扩张的工具加以使用，但经过五个多世纪的传播与嬗变，尤其是本土化的蜕变，逐渐转变成为东南亚各国民族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塑造东南亚人的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推动文教、社会发展及政治参与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菲律宾，天主教会的影响尤其显著。西班牙300多年政教合一的殖民统治为天主教会在菲律宾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奠定了基础。二战结束后，在现代天主教社会学说的影响下，尤其是在“梵二会议”（梵蒂冈大公会议，也即全体主教会议）精神指导下，菲律宾教会领导层逐渐走下神坛，积极参与菲律宾的政治变革与社会秩序重建。菲律宾耶稣会神父先后建立了“社会秩序研究所”、“自由工人联盟”和“自由农民联盟”。“自由工人联盟”推动菲国会通过了保障工人权利的“1953年工业和平法案”，即著名的“劳工大宪章”。该法案的通过甚至对亚洲劳工权利保障事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其他国家快速增长
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天主教会的影响力虽不如菲律宾显著，但也呈增长之势。首先表现为天主教信徒人数在逐渐增加。在印尼、越南，天主教徒分别已达600万至800万，并且教会在促进教育、社会发展与公共事务方面的表现越来越引人瞩目。印尼天主教会组织完备，有十个大主教区与27个主教区。印尼独立后，宪法把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六种宗教列为国家承认的宗教信仰。苏哈托专制统治时期，由于华人文化遭歧视和压制，许多华人不得不加入天主教会，这是1965年后印尼天主教徒数量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印尼天主教会积极参与私立教育体系的发展，其创办的大学以办学质量高、社会适应性强而著称，阿玛查亚天主教大学与帕拉央安天主教大学享有盛名，吸引了众多印尼学生和华人子弟就读。
由于历史的原因，天主教在越南也有着深厚基础。现代越南拼音文字即是法国耶稣会神父亚历山大・德・罗德在17世纪初创立的。法国巴黎异域会在越南传播天主教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培养本土传教士和主教，通过本土化的策略促进了天主教的广泛传播，一些世家贵族皈依天主教，比如曾显赫一时的吴庭艳家族。1955年吴庭艳成为南越总统后，他的二哥吴庭淑被任命为顺化区大主教，掌管南越全部宗教事务。越南内战期间，吴庭艳政权曾采取支持与偏袒天主教、残酷迫害佛教的政策，遭到越南佛教徒的激烈反抗。1963年6月11日，越南佛教界德高望重的僧人释广德在西贡闹市自焚抗议吴庭艳政权的高压政策，轰动一时，有关新闻照片成为记录越南战争的一个标志性符号。越南北南统一后，虽然政府实行严格的宗教政策，越南天主教会还是与梵蒂冈保持着联系。
天主教会的影响力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文化社会也是逐渐增强。20世纪
八、九十年代，马来西亚天主教会积极参与到促进公平正义的政治与社会活动之中，希望以此促进多元宗教对话与社会和谐。两届“马来西亚神父会议”都将扶贫、宗教对话以及族群团结与社区建设摆在社会活动计划的重要位置。2000年，天主教会领导成立了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反对政府滥用“内安法”，敦促释放政治犯。
在新的历史时期，可以说东南亚的天主教会与时俱进，十分关心社会问题，并重视将天主教信仰、宗教道德及价值观传播与青年的社会责任紧密结合在一起，为天主教在文化多元的东南亚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