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土地资源西部地区按农业人口平均，人均耕地只有1.49亩。这一结果与农户问卷的结果完全吻合。汇总农户问卷，西部地区农户承包土地户均8.4亩，人均1.8亩；其中户均耕地6.96亩，人均耕地1.5亩。 2、农业机械装备西部农村实际拥有农业机械呈现增长趋势，12省平均，2000—2002年村均农业机械分别是70.4、73.3、83.4台，年增长速分别为4.1%、13.8%.拥有农业机械的主体是农民，村集体拥有的农业机械越来越少，除了发电、抗旱等具有公共性质的大型机械设备以外，其它机械主要由农民购置和拥有。
典型调查表明，在一些地方，村集体经济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化服务水平低，导致农户追求机械配置的小而全，农业机械出现了过剩的情况，目前机械设备大部分闲置。这一结果警示我们，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预防单位面积机械投入过剩的趋势，在农业投入资金严重不足的地区尤应警惕。 令人遗憾的是，西部农民自组织的程度差。典型调查和问卷都证明，原依附于村民委员会的“村经济联合社”之类的经济组织已经解体，具有股份合作或劳动合作性质的合作经济组织也极少生成。397个样本中只有11个村成立了农民经济组织或专业协会，占样本总数的2.7%. 4、村庄组织农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作为村庄的政治资源，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十分重要的作用。问卷显示，西部12省（区、市）样本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组织健全，村党支部一般设书记、副书记各1人，委员3—5人构成，党支部成员村均4.9人，其中与村民委员会交叉任职1.8人。村民委员会一般由主任、副主任各1人以及3—5个委员组成，村委干部村均5.8人。其中1.8人由村党支部的成员兼任。两项合计，平均每村约9名“村官”。村民小组平均每村8.03个，小组干部10.2人。加总起来，平均每村有村、组干部18.5人。若按照村均1580人计算，村民与村组干部的比例为85：1.显然，“村官”比例过大，这是农民负担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5、农民希望建立合作经济组织调查表明，农民有比较强烈地建立合作经济组织的愿望
二、村庄经济 2、村庄农业产值、村集体收益、债权和债务村集体收入和支付能力弱小，债务比较严重，是西部农村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西部农村村均年末拥有资金总量94万元，但可支配资金只有11.4万元。村均债权17.5万元，其中本村农民应收款10.6万元，占60.6%；集体债务村平均24万元，其中欠银行18.3万元，占76.3%，欠农户集资款和高息存款4.5万元，占18.8%.村集体债权主要表现为农户应收款，无非是农业税费和其它负担；村集体的债务，主要是拖欠银行的贷款。现实农村“集体—农户—银行”之间形成了一个“新三角债”。 农村人口流动，直接产生土地使用权流转的需求。但是，土地收益率逐渐降低，加上流转对象和程序上的制约因素，出现了土地抛荒现象。受访农户对“你村有无抛荒的土地”的回答，比较直观地显示了西部农村土地抛荒现状及其原因。
三、社区发展 学校教育和卫生事业发展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指标。西部农村学校村均1.16所，教师14.9人，学生273.6人，卫生所1.5所。与东部和中部两村或多村合一校的布局相比较，显得过于分散。西部农村基本一村一校，有的一村两校，学生生员不足。
农民住房条件得到了改善。到2002年6月底止，西部农村户均住房3.92间。住草房的农户逐年减少，村平均由2000年的9.2户减少到2002年的7.7户。
四、农户收入 2001年，以农户为单元计算，西部农村户均纯收入8847.2元，人均纯收入1917.1.其中：经营耕地的收入户均2367.1元，人均512.9元，占26.8%；经营“四荒”地、家庭养殖、其它副业收入、以及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分别占总收入的0.5%、9.6%、12.5%、29%、4.4%；其它收入占15.8%.
五、基层经济、政治民主 2、农户的经济地位对政治民主的影响我们一直认为，在封建家族势力和地方黑、恶势力受到极大打击和遏制的现代社会里，农户的财产权利和经济能力，在事实上决定着村民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没有一定的财产和经济实力做基础，在乡村社区就不会有地位，那些相对贫困农民的“一票”往往显得软弱无力；相反，“财大者气粗”，他们往往在社区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但问卷显示，乡村最有权势的是“在乡村工作的干部”和“有能人在外边的人”，两项合计占60%，其次才是“有钱人”，占29.6%；认为“大姓望族”决定其在社区地位的人只有5.7%.考察受访农户本人在村庄的地位，有53.8%的农户认为自己“有一定地位”，43.2%的受访农户认为自己在村庄“没有地位”，自认的主要原因是“太穷”和“读书太少”合计占74.3%.这说明西部农村正在由传统社区向现代社区转变。
3、村民的选举权从形式上看，村民委员会的干部全部由选举产生，过去依靠乡镇任命村庄干部的时代结束了。但是，真正让农民满意——“候选人由村民提名，实行差额选举，过程公正”——的选举还未超过半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选举过程不公正”，“做手脚”、“人为干涉”比较普遍，比例达到26.3%.有61.0%的村民参与选举是“因为选出的干部对我们很重要”。不参加村庄的选举或者“因为有补贴”才参加选举的只有很小的比例。特别要提醒的是，有33.4%的农民因为某些选举不合法而拒绝参加，对于“走形式”、“候选人不经我们推选”、“上面早定好了”、“参不参加都一样”等类型的选举，村民表示了反感。这些非法的选举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
4、影响村庄选举的多重因素与民选官相伴而生的是“拉选票”现象的出现。有意思的是，有6.7%的农民“越拉选票、越不选他（她）”，表现出村民政治成熟和对选举的认真，因为“村官”与农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考察村庄选举的过程，分别有57.8%、75.3%的农民经过慎重考虑填写选票和自己亲自投票。但是，村庄选举受家族势力影响还占一定的比例，分别有5.7%的农民按“家族统一的意见”选举“村官”，有16.8%的农民是按“全家统一的意见”选举。在这里，选民没有个人的独立性。同时，村庄选举中也存在随大流的现象，“人家选谁我选谁”的竟有11.6%. 6、村民的知情权村务和财务公开是农民最关心问题，也是落实农民知情权和监督干部的重要途径。受访农户所在村庄农民的知情权。从中可以发现，村庄的“政务”、“财务”公开与国家的要求相去甚远，有“只公开财务而不公开村务”的，有“公开财务但并不经常”的，“有问题的不公开、无问题才公开”的，甚至“村务、财务从不公开”的等，都有相当的比例。 8、农民对“村官”处理乡村关系的行为要求问卷显示，在村庄自治的条件下，村民希望民选的“村官”能够真正成为自己的代言人，能够“抵制上级不合理的负担”，同时也能体谅“村官”“想抵制但不起作用”的难处；当村民利益与政府任务有冲突时村民希望“村官”“维护村民的利益”，同时“完成政府任务”，表明了当代农民对“村官”社区管理能力的新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