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ript> 内容摘要：
当前，经济的全球化，政治格局的多极化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四通八达使得人与人之间变得不再陌生。在这样的情势下，不同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思想认知以及各式各样的世界观、价值观在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背后，法学教育在悄无声息的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但各国之间这种教育体制的交锋却时刻没有停息。抱残守缺、闭门造车者终将难以幸存，于是在法学教育的横向比较间，一条忐忑、充满挑战的改革之路摆在了我们面前……
关键词：
法学教育体制 精英模式 通识教育 理论教育 职业教育 素质教育 司法考试 法学教育宗旨
法学是治国之学、是强国之学、是正义之学、是权利之学。 因而没有人也不应当有人忽视法学的存在。一个法治的社会才是一个理性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也需要无数理性的社会成员去维持，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简单的道理，法学教育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便注定了她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知识霸权的时代，教育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社会发展的中间力量，而人才的培养促使着各高校“超负荷”运转。那么在法律学人共同体的队伍日渐壮大的今天，当前法学教育体制下孕育出来的法律学人是否真的能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呢？有多少人在扮演着维护法律、追求法律价值的角色呢？又有多少人在这场世界性的人才战役中幸存下来，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呢？或许我们能够从以下数据中寻求答案。
各国法律家人数的比较
单位：人
国名 人数 法官 检察官 律师 法律家人数 国民人数与法律家的比例英国 51820000 3170 2132 73751 79053 656:1法国 58027300 4591 1367 29397 35355 1641:1总体看来，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法学教育是一种“精英模式”，因为能够真正进入司法部门、国家政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工作者的人凤毛麟角。诚然，法律工作需要很强的职业性素质，它需要从大量的候选者中选拔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来从事这项谨慎、严密而又极有份量的职业。那么，那些成千上万的落选者又将何去何从呢？迫于现实、迫于这种近乎苛求的筛选制度，他们成了实验品，成
了精英们的垫背，他们所获取的法学技能却无法得到充分的施展并将永远的沉睡，他们不得不在别的领域另辟蹊径。也许他们唯一能够感到自豪的便是他们心中有法，他们是法律忠实的信徒，仅此而已，难道这便是学习法学的初衷吗？如果真的仅仅是为了一种法治观念的普遍确立，那么法学院大可取消并附属于各个院系，或许其普及效果更加明显。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笔者认为，法学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在覆盖各相关领域的复合型法学教育体制的构建下，培养具有公正价值评断和较强的法律及相关职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法学教育还应当给予受教育者充分的实现其培养目的及人身价值的机会。
就我国来说，现行法学教育体制与这一构想相去甚远，而其症结便在于体制上的“千疮百孔”。或许我们应该先与世界上部分主要国家的法学教育体制进行横向比较，汲取其科学合理的元素并权衡在我国条件的可行性，进而填补我国法学教育体制的漏洞。
一、 美国：独树一帜的教学模式
美国的法学教育体制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构建最为完备、科学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到处都充满着创造力以及相当的学术自由的国度，法学教育必然在承袭的过程中朝着更为理性的方向发展。
美国大学教育分为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和非职业教育（Non-professional Education）两种，而法学教育则可谓是职业教育的表率。美国法学教育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法学本科生，若想要成为法学院的一员则必须先在其它专业或领域获得学士学位。这样便在一开始就确保了法学院学生知识结构的多样性，他们能够从事跨学科的研究，能够通过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认知法律。这样，在一群“出生背景迥异”的学生聚集的课堂上更容易闪现出创造力的火花。
据统计，全美约有203所法学院，经美国律师协会（ABA）承认的有185所。这些学院大部分附属于大学之内，少部分属于独立的法学院。美国法学院所提供的学位相当之多，至少有几十种。这里择其常见几种做一介绍：
JD(Juris Doctor),法律博士，就其实质来说，相当于我国的法学学士学位，但由于其在美国是以其它专业的学士学位为入学条件，且筛选条件十分严格，（如参加LSAT考试，一般院校要求分数在160分以上）故称其为博士也无可厚非。JD教育全日制为三年，在职兼读需4年。其中第一年的基础课程最难，虽然每周课时只有十几小时，但课程门类繁多且每次上课学生都必须花两三个小时做课前准备，此外，学生还要在课余花大量的时间完成教授所布置的作业、阅览资料及分析案例。第二年学生所修的课程是有关工商业活动所引起的基本法律问题。而到了第三年则大部分为选修课。完成了三年的课程后，通常还要看看自己是否修满了80个学分，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学分，其学位将不被ABA所接受，并无法参加律师考试。 由于在美国90%以上的法律专业的学生读的都是JD,因而JD是美国法律教育的基础，在美国人看来，JD的毕业生是美国传统法律教育的受益者，因而它就成为了大多数州律师考试的资格证，并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LLM,(Master of Law),法学硕士，分为General和Specialized两种，其以培养法学教育与研究型人才为主，其与JD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LLM要求申请人具备法学学位。 此外LLM的课程安排比JD轻松许多，学制为一年，学习期间从9月至第二年的5月。只需修满20个左右的学分，且大多不需要写论文即可毕业。毕业后可参加加州和纽约州的律师资格考试。
MSL,(Master of Studies in Law),不要求法学背景，课程安排与JD相似。
SJD,(Doctor of the Science of Law)，法学博士，申请该学位需完成LLM。SJD的修业时间一般没有年限要求。
美国的法律教育从性质上看属于职业教育，自100多年前哈佛大学发起以来，已形成一套完整而极具特色的本科后教育体制。由于法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在美国享有极高的地位且待遇菲薄，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法学院的吸引力，其严格的筛选条件也保证了其生源的质量。美国人口虽占不到世界人口的10%，但是律师人数却占世界律师人数的70%。而事实上美国法学院也确实是美国精英的汇集地。
除耶鲁大学外，美国所有法学院都采用的是哈佛大学首创的问答式教学法，又称苏格拉底教学法。这种教学模式所关注的是学生的论证能力，在没有标准答案的前提下，学生必需在课前做大量而且充分的准备，如累积素材、案例分析，甚至要做到对一些概念和词语的反复推敲和斟酌以应付课堂上教授寻根究底的追问。在这样的训练下，学生不仅对法学理论及法条熟记于心，而且在将其灵活运用的同时也提前进行了法庭辩论的演练。此外，美国法学院的案例教学法、兴起于20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法律诊所课程以及模拟法庭等课程也同样体现了其教育体制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侧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大学法学教育提倡建立多元化的教学氛围。注重将国际学生与本土学生的融合，在同一课堂学习的过程中，可以相互学习各自国家的法律文化背景，而这种在“国际性”环境下不同的法律思想和价值的磨合，有助于学生在比较学习中形成自己对真正法律价值的追求。以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为例，其每年暑假都会在亚洲与香港大学、日本九州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暑期国际法学交流活动，由来自世界各国的50至70名学生参加，授课内容除美国法律体系介绍外，其它课程每年均有变动。
在考试制度方面，美国的考试基本上是匿名的，期末考前要去学校领一组号码并将其填于试卷上，而考生就凭借其号码来领取其成绩，这样有助于教授公正的评分。而美国的律师资格考试是以各州为单位各自出题，不像我国每年统一举行司法考试，且难度各不相同（以纽约州和加州试题最难）。学生一般在考前2个月左右才开始准备律考，故对其在校学习的牵制不大。正如哈佛大学前任校长陆登庭所说：“即使在专业学院，对学习法律、商学、教育、医学、政府管理和其他学科的学生来说，他们也应该集中精力，学习这些学科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学习非常专门化的专题或培训内容。”
二、 英国：传统与严谨
英国的教育素以历史久、标准严、质量高著称于世，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至今已培育出90多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同样，英国的法学教育也是这一优良“禀性”的受益者，虽然产生较晚，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中，正式的职业教育和大学法律教育几乎不存在。但毫无疑问，英国法学教育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广大国家教学的模板，南非便是其中的典型。
没有人会否认英国法律的历史地位以及其在全球法律发展的巨大影响力，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它的法学教育自然而然在英美法律体系的传承下，在传统与严谨的磨合中树起了一面旗帜。
同样，英国法学院也为法学的“逐梦者”提供了几种学位可供选择。
LLB,( Bachelor of Law),法学学士，学制为三年。若是非法学专业毕业的本科毕业生通过一年的学习可以拿到该学位并过渡到CPE课程。
CPE,( Common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 Qualification),一种供没有法学背景的本科毕业生进修的硕士文凭，完成后方可升入LLM学习。而MA或MSc则可能授予那些无法学本科背景，但旨在调和相关专业与法学互补性的硕士毕业生。如：诺丁汉大学就为学习环境、物理和生物的本科生开设了法律与环境科学理学硕士学位课程，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则开设了药物伦理与法律文学硕士学位课程。
LLM,(Master of Law),授课式法学硕士，学制大多为一年，是最为普遍的一种硕士学位。LLM以教学为主，一般分为三个学期。第
一、二学期以授课为主，第三学期撰写学位论文。授课方式是大课、专题报告和辅导课等形式且课程范围相当广泛，如国际商法、海商法、刑事审判、犯罪学、警察学、石油法、国际体育法等等。LLM的最后三个月写一篇论文或研究报告，其评分根据论文和平日的考试决定。
MPhil,(Master of Philosophy),研究型硕士，学制为一到两年或许更长。其学习过程在一名导师的指导和建议下，主要是个人独立的研究，最后写一篇3－5万字的学位论文。MPhil可以看作是通向博士学位的过渡，其研究结果可以看作是博士研究的一部分。
此外还有Ph.D——三年制的研究型法学博士以及只授予对法律界作出贡献或发表过专著的人士的LLD学位等。
英国法学教学的一大特色就在于其研究生项目分为讲授式和研究式，二者间的区别在上文已介绍，这里不再赘述。此外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参观英国著名的律师事务所、法庭及其他重要机构，如英国国会、伦敦劳埃德船级社或伦敦证券交易所等。部分大学还安排校外课程，如去布鲁塞尔参观欧盟的法律与政治机构。学生在获得英国的法学学位之后，还需要参加本国的某专业课程，作为开业的实习(期限通常为一年)，才能成为职业律师。而每年印制的《法律职业行为指引》也成为法学院教学的重要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还有各式各样庞杂的教学评估机构，定期对每个大学、每个专业进行排名和评定。在报纸媒体方面，《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卫报》等结合自己订立的标准每年对各大学的各项指标进行质量评估。此外，英国高等教育统计评估机构也定期提供一些数据指标，如TQA(Teaching Quality Assessment)即教育质量评估，满分为24分；RAE,(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侧重于各院校的研究水平，满分5分；A-Levels是大学入学的平均分，满分为30分；Job Prospect Score,学生就业率指标。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评估数据排名暂且不论其可信度与科学性，但它确实对英国各院校相互间的竞争与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 德国：浓重的职业教学
1961年颁布的《法官法》在德国法学教育中的份量绝对可以坐上第一把交椅。它是德国法学教育中的“宪法”，指引着其发展方向、教学风格，甚至一些十分细微的制度也囊括其中。此外，调整德国法学教育的法律还有其它相关的联邦法律、各州法律以及作为德国法渊源的各大学的具体规章。 可见德国法学教育很好的体现了“法治性”。
德国的法学教育目标很明确，就是通过两次国家考试，培养以法官为主的司法官员。罗伯特·霍恩在《德国民商法导论》中提到：“德国法学教育是按照培养法官的标准来设计的。”而在《慕尼黑大学关于以第一次国家考试作为结束考试的法学学习规则》的第2条规定：“以第一次国家考试作为结束考试的法学学习的目标是通过学生对法学的理解和运用以及对历史、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哲学等相关知识掌握的证明，而在第一次国家考试中取得作为见习服务的候补官员的资格。”
德国的法学教育可以划分为大学学习和见习服务两个阶段，只有在大学完成法学学习并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然后完成见习服务并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才能取得法官资格。 德国的法学教学方式主要以大课讲授为主，其它的还有专题研究报告，练习课，初学者学习小组以及国家考试准备课程等。其前期主要是对理论素质的掌握，而后期（约第6－8学期）则侧重于考试的技巧以及考前的准备。
通过了第一次国家考试后，便可进入第二阶段即见习服务阶段。此时的受训者被称为“候补官员”，享有临时公务员的身份，可以领取津贴。 《法官法》第5条b规定见习时间为2年，并分为必选和自选两部分。而接下来的第二次国家考试则作为德国法学教育的结业考试，也是候补官员的任用考试，通过率低于50％ 《法官法》第5条规定：“取得法官资格必须通过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家考试，即必须首先成为完全的法律从业人员。同样，要成为检察官、律师和公
证人员也必须首先取得法官资格。”德国《公务员法》第14条a规定：“高级文职官员的资格也可以根据《法官法》第5条的规定取得。”
德国法学的人才筛选是宽进严出的，并需经过长时间的培养与遴选才能确保法律从业人员精深的理论及职业水平。此外，德国法学教育仅限大学正规教育一种形式，没有业余、远程和电视教育，这样便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法律工作者队伍的“纯种性”。在这种职业教育色彩浓厚的体制下，大学法学院教育自然会与各州司法、行政部门在许多方面形成合作关系。即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州高等法院（通过其院长和有关司法、行政部门）负责训练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而州司法部（通过州法律考试局）则执掌国家考试大权。
四、 日本：精英型选拔制度
日本的法学教育是在法制近代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日本法学教育在明治时期就形成了官 方与民间法学教育的二元格局。 二战以后，随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精英型法律家阶层的形成，在大学教育日渐普及的 情 况下，法学教育成为一种法律修养式的普及型教育，日本大学本科阶段（四年制）法学教育 的目的并不是培养法律的专职人才，而是一种为普及法学思维方式而开设的普通素质教育。 此外，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当代日本法律教育体制对于司法考试和职业法律家的培养存在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第一，法学部教 育有些‘高不成，低不就’，也就是对于成为法曹的学生来说，没有受到充分的法律专业教 育，而对于没有成为法曹的学生来说，受到的法律专业教育又太多；第二个问题就是出现了 所谓的‘双学校’问题，也就是大多数参加司法考试的法科学生同时在法学部和预备学校之间上学，在当前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的体制下，并不能造就和选拔出具有丰富知识背景的学生 ，更多地是造就和选拔出具有法律技巧的学生。” 在另一方面，既存在本科的法学部也存在有培养法曹的本科研究生院这种事态，将从根本上威胁法科研究生院吸收多样性人才的理
想。保存现有法学部的同时开设法科研究生院的这种制度设计十分危险。 同时，学生写作能力及口头辩论能力的耽怠也对日本法学教育提出了一个难题。
然而，随着法科大学院构想的提出，日本以美国法学院为模本，开始了将法学教育与选拔、培养法律职业家 有机结合的改革。
所谓法科大学院就是在各个水平较高的大学研究生学院的法学研究科的基础上，建 立起专门培养法曹实务人员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对法科大学院毕业生，可以直接或者间接赋予法曹资格。并且，在法曹选拔和培养过程中，要以法科大学院培养的学生为主体，辅之 于司法考试和司法研修制度，建立法律职业选拔任用的“流水过程”。非法律和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可以报考法科大学院，其学制一般为3年。从法科大学院毕业就可获得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在面向法科 大学院毕业生的司法考试中，主要以法科大学院学习的内容为主，考试的合格率会大大提高 。此外，法科大学院的法学教育要以实务教育为主，在课程设计和师资选任上，都要服务于实务训 练的需要。
总体看来，参照美国法学院设计的法科研究生院构想确实使日本当前法学教育的漏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填补，它将广泛的理论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在本科与研究生阶段之间很好的衔接了起来。
五、 中国法学教育的探索
我国法学教育模式与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一样相对落后，其教学宗旨、体制建构以及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中国法学教育在其发展的初创时
期，全盘引进西方的法学教育，其中受日本法学教育的影响最为直接。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除了一开始受苏联影响外基本上处于封闭的状态。从1978年以来开始对外开放，但还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
而当前我国的法学教育也不容乐观。对此，诸多学者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我国本科教育是建立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在人才培养方面实行的是近乎极端的专业教育，培养的是目标是专门人才。” 有人称我国的教育“只强调教育的社会价值，忽视教育在培养个性、使个人的潜能得到尽可能发展方面的价值。” 其“培养出来的人才只有‘一技之长’，但却难以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很难适应社会对职业变更的需要。” 此外“过弱的文化陶冶，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过强的共性制约。” 也是我国教育的症结。武汉大学教授李龙在2000年批评：“把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局限于法律职业上，已是陈旧的教育观念。” 中国政法大学赵相林教授在谈到中国法律教育现状时说：“最主要的问题是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脱节。法学专业学生不能直接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而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又不一定是法律专业毕业。这种现象的直接后果，是影响了政法机关的人员结构和法律工作者的专业素质，也使得法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就业困难。”为111433人，其中一半为专职律师，如果以法院每一案件只有一名专职律师参与计算，每一专职律师每年至少要办理出庭案件约112件，即每月办理出庭案件9件。这些还不包括工作量数倍于此的非讼业务。此外，还有民间调解案件5188600件，这些案件的处理主要由不甚明了法律知识的民间调解人员来完成。而以我们现在每年8万左右的法学本科生和约2千研究生的规模是难以满足的。因为这些数量不仅要满足律师、法官、检察官三大法律职业的需要，还要满足企、事业单位、立法、行政及其他机关的需要。 第五，缺乏创造力。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民族缺乏独创能力，就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教育在培养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然而，在我国法学教学的课堂上，学生只是扮演着消极接受的角色，他们很少对课本或教师的观点发生质疑，只是知道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将教师的所言所语尽数记下，而教师也上课也多以课前准备的讲稿为蓝本，其授课方式仅为将讲稿“朗诵”一遍，有的甚至没有跳出课本的框架。此外，在学习期间的考试制度上，多半是授课教师自行出题，故而可以先将考试范围告知学生，更有甚者给出一定范围的题目，考试题目便蕴涵其中。在这种考试制度下，学生不在注重对题目范围外的知识点进行复习和掌握，他们只会极端的背诵教师的点题范围，有的甚至只是将题目答案死记硬背，而根本不去在意对知识点的理解。因此，便造成了很多学生平时不去听课，仅凭考试前几天连夜借其他同学笔记来背诵即可在考试中获得高分。这种比赛记忆力的考试所得出的分数是不可信的，对学生同样也是不负责任的。这样一种“满堂灌”、缺乏发散性思维训练的教学方法和不合理的考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生创造性和批评性思维的缺失。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之路的探索应从教育体制上寻找切口，进而解决其它相关联的社会机构、政策以及教师、学生的问题。其中，塑造具有创新型法律辨证思维和诸多相关知识积淀并有较强职业性技能的复合型法律人才应始终是我国法学教育发展的方向。同时还应借鉴别国法学教育的长处和教训，并结合我国的特点来完善体制及其发展方向上的缺漏，这样才能使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与时俱
进、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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