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们党的“五老”之一，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内的饱学之士。他博览群书，即便到八九十高龄，仍然“此身不惯闲无着”，“老去愈知学不足”。1965年3月董必武的《八十初度》诗有云：蹲点未能知老至，观书有得觉思清。此身不惯闲无着，外语重翻读九评。这是他酷爱学习的真实反映。彭真称赞他“读书是他平生的一大嗜好”；江泽民同志赞扬他“深思好学，酷爱读书”。
“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
董必武的这一学习信条贯穿一生。每一次离京外出，他首先考虑的是书：带什么书，如何装，一到目的地，先把书清理到书架上，再去放置其他生活用品。为了工作的需要，董必武晚年用了很大的精力继续习读外语。在学外语的过程中，他拜身边懂俄文的秘书为师，请她在要学的书上标出重音，自己再在另一本同样的书上逐字标出，如发现秘书标错了，就划上横线，打上问号，重新标音，提出同秘书商讨，一丝不苟。由于年岁太大，记忆力有所减退，董必武就制作了大量卡片，正面写外文生词，反面写汉语意译，不论在家或外出，不论在火车上或飞机、轮船上，他一有空就一边翻阅，一边口诵手画。通过刻苦钻研，并持之以恒，终于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掌握了英、日、俄三种文字。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
“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是学出来的”
董必武在很多场合和文章中都讲到了学习问题，有的论述学习对于领导干部的重要性，有的指出学习的方向和方法。他把学习看作是解决问题的不二途径。董必武指出：“用过去的经验来解决现在的问题是不够的，必须努力学习，才能适应新的环境，解决新的问题……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是学出来的。”1936年6月，董必武在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除担任苏维埃政权建设课程的讲授外，还经常到学员中了解学习、思想、生活等情况。发现问题，就及时组织有关人员讨论研究，立即改进。同时，董必武认为学习又不是只钻书本，“只有在群众斗争的活生生的事实中去虚心领会，去刻意追求，去脚踏实地地试验，才会得到成果的。”也只有不断地和群众一起在实践中学习，才能领导群众前进。1944年7月，董必武在《群众》杂志上发表《党在不断学习中进步》一文指出，党成立以来，是在不断的学习中进步的。除了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向广大人民——工人和农民学习，也向其他阶级的人民学习。文章指出：“二十三年来党的成绩是伟大的，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中的决定因素。这是因为党是不断地和群众在一起学习而进步的。”
“马列至言皆妙道，细思越读越分明”
董必武秀才出身，留过洋，是同盟会的元老，也是国民党的元老，更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和高级领导人。他总是能够站在历史运动的前列，直至取得革命胜利。原因何在？这与他重视理论学习不无关系。董必武总结辛亥革命“革命功成，革命党消”的悲剧，非常注重党的自身建设，尤其重视理论学习。无论是在苏区领导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还是在延安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他都适应革命需要举办各种训练班，抓机关干部学习，并亲自授课，熔文、史、哲于一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把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与世界观改造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经常叮嘱党员和干部，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56年他在《七十自寿》诗中写道：“革命重理论，马恩指出早”。1957年 9月，董必武写信给儿子，希望他“在学习专科时，必须常常学习政治”，“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年事愈高，他愈加感到学习马列理论的重要性。1961年他有诗写道“未因迟暮衰颓感，毛选诸篇读尚勤”。1971年他又在《八六初度》诗中指出：“马列至言皆妙道，细思越读越分明”。1975年在他逝世前不久所作的《九十初度》诗中，还说“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他对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和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值得每一个党员干部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