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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放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篇一
摘要：信仰是在法律职业形成的过程中形成的，法律职业共同的精神追求。法律职业信仰的表现形态包括法律信念、法律理念、法律观念、法律意识等，其核心是一种对法治的精神追求。
关键词：法学;职业道德。
一、我国法学本科阶段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现状及其原因。
1.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法律职业道德考核的分值偏低。
从2002年开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将法律职业道德纳入考试范围，但是考核的分值始终徘徊在5分左右，与其他的内容动辄几十分相比较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目前，很多高校在确定本校的法学专业教学计划时主动向司法考试中考核内容较多的科目倾斜。暂且不论这种做法的对错，但在实践中却直接导致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虚设，甚至有的高校根本就不设这门课程。有关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却在法理学、诉讼法或者司法制度概论等课程中讲解。这一点也显示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在高校法学专业课程设置中地位较低。此外，很多高校在法学本科专业教学计划中设置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作为必修课，但没有专门设置系统学习法律职业道德的课程。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主要是讲解公共道德的课程。法律职业道德虽然属于道德的范畴，但不同于公共道德。法律职业道德具有主体的特殊性、规范的明确性和具有较强的约束力的特征。法律职业道德适用的主体主要是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职业人员，对于非法律职业人员没有约束力。法律职业道德不能停留在一般道德准则层面，必须形成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内容的、具体的标准和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约束法官行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约束检察官行为的《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试行)和中华律师协会通过的约束律师行为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这些基本规则都对相关法律职业的道德作出了特别的要求。而且，这些规范均具有实质性的约束力。如果违反了职业道德规范，均要求追究相应的纪律责任，甚至是法律责任。所以，思想道德修改课程不能完全取代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再加上思想道德修养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效果欠佳，根本不能满足法学专业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要求。
2.法律职业道德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较少，师资缺乏。
目前在法律职业道德领域内进行专业研究的人员较少，各高校中从事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师资严重缺乏。这也直接导致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开设的困难。部分高校在法学教学计划中将法律伦理学作为法学选修课程。但是因为缺乏专业的师资，该课程一直没有真正开设。有些高校虽然开设了该课程，但是多由法理学或诉讼法学方面的教师担任主要教学工作。这些人员没有真正研究过法律职业道德，因此，该课程的教授也只能限于对有关职业伦理规范的讲解。另外，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方面的教材和资料也相对较少，对于该课程的开设也有较大的影响，直接制约了法学本科阶段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发展。
二、完善法学本科阶段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措施。
1.明确法律职业道德在法学本科阶段的目标和定位。
我国目前司法改革中提到了“审判分离”，对于司法官不但要求具有成熟的司法经验、深厚的法学知识背景和一定的修养，还要求司法官具有公正清廉、忠于法律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者必备的素养之一，因此，法学教育必须重视法律职业道德的教育。我们应该改变目前对法律职业道德的忽视态度，在设立法学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时，明确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在确定法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时，法律职业道德应该成为核心课程之一。
2.加大法律职业道德在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的考核比重。
设置法律职业道德门槛法律职业道德一直是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对法律职业群体具有重要的意义。英国大学的法学院除了比较重视对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训外，还有重点地安排教学计划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如道德、法律伦理、职业素质、律己意识等。美国大部分州要求学生在获得律师职业资格之前必须通过律师职业道德考试。在通过律师职业道德考试和律师资格考试后，美国法科毕业生仍须通过由各州律师公会主持的“道德品格”考察和面试才能宣誓成为正式律师。与英美等国家对法律职业道德的要求相比较，我国对法律职业道德方面的要求是比较低的。就律师职业来说，只要品行良好，没有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和被开除公职、吊销律师执业资格，就可以取得律师执业资格。没有对法律职业道德做特别的要求。这也直接导致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在实践中得不到重视。因此，笔者建议应加大法律职业道德在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的考核比重，提高相应的分值，改变目前各高校中不设或者虚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现状。另外，在取得有关职业资格和执业资格时，提出高于普通大众公共道德的要求。
3.探索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提高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教学效果。
法律职业道德的教学必须使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内化成法律职业人人格的一部分。虽然不同的法律职业，具体的职业道德并不完全相同，但法律职业道德包括忠于法律，忠于职守，廉洁公正以及行为端正自重等，这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遵守的职业伦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单纯地对学生进行伦理道德说教，而是应该通过收集大量的法律实践资料，创设生动的法律职业场景，通过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大学本科阶段是法律职业道德培养和教育的关键时期，是法律职业人形成法律职业道德的重要阶段。在教学方面上，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和法律诊所等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道德情感体验的环境，使法律职业道德真正内化成他们的信仰。此外，也可以聘请具有较高的法律威望的专业人士为学生做法律职业道德方面的专题讲座，提高学生的道德认同。
信仰是在法律职业形成的过程中形成的，法律职业共同的精神追求。法律职业信仰的表现形态包括法律信念、法律理念、法律观念、法律意识等，其核心是一种对法治的精神追求。如果主体本身缺乏法律信仰和精神追求，没有规则至上的信念，没有权利本位与权力控制的观念，法治也很难实现。因此，在法学本科阶段的教学中，不仅是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其他法学课程包括理论性和应用的课程的教学中，都必须将法律职业信仰的培养作为其重要的内容。
参考文献。
国家开放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篇二
诉讼是一种法律行为必须依法进行，法律的健全是诉讼活动的保障，这是诉讼的客观要求。详细内容请看下文法律毕业论文提纲模板。
诉讼必须由人即诉讼主体来执行，诉讼主体的意志必将在诉讼过程中打下自身的烙印，这是诉讼中的主观体现。因此证人不出庭作证作为诉讼中的现象，也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寻找答案。即证人不出庭问题的解析必须置之于整个诉讼的背景下进行——这是本文的主要论点。
1我国法律在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对证人出庭的规范都存在一定的缺陷。
2各诉讼主体的实践意志也在妨碍证人出庭。
对策。
1完善相应法律法规，限制书面证言的使用。
2针对各自诉讼角色的不同制定响应的法律措施促使证人出庭。
国家开放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篇三
2、商事代理制度的完善。
3、试论行纪合同的法律特征。
4、试论居间合同的法律特征。
5、旅游合同的法律特征。
6、试论联营合同的法律特征。
7、论合同担保制度的完善。
8、合同实践中的新问题及其对策。
9、合同无效的探讨与立法完善。
10、新合同法特点。
11、试述合同违约责任制度。
12、试述合同的管理。
13、我国合同法中债的效力扩张问题。
14、旅游法调整对象的探讨，试论庄稼活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
15、我国旅游资源的法律保护。
16、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若干法律问题。
17、土地有偿使用的法律探讨。
18、试论农村专业户的合法权益的保护。
19、试论联营合同的若干法律问题。
20、试论我国《公司法》的特色。
21、试论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法律保护。
22、试论我国破产法律制度的特征。
23、试论公司股票(或债券)的发行。
24、试论公司重整制度。
25、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机构管理原则。
26、有限责任公司制度与股份有公司制度的比较。
27、试论我国保险法的.基本原则。
28、论保险的功能及完善我国保险立法。
29、论代位求偿权。
30、论保险合同的变更。
31、保险业现金运用的监督的研究。
32、论强制保险制度。
33、对保险费管理的法律问题。
34、消费保险合同。
35、论信贷合同的担保。
36、论融资租凭的若干法律问题。
37、试论工业产权在发展我国外向型经济中的作用。
38、提高专利实施率的若干法律问题。
39、试论对药品、化学物质、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
40、略论“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
41、论我国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42、完善我国商标管理制度的若干法律问题。
43、试论我国技术引进与技术输出的政策与法律。
44、试论我国专利法制的完善。
45、商事合同的法律问题。
46、网络产业、在线交易、电子商务法律问题。
47、计算机法律问题。
48、个人独资企业、企业法研究。
49、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律问题。
50、一个公司与国有独资公司研究。
51、公司法热点音量法律思考。
52、票据制度的完善。
53、商事活动担保问题。
54、银行制度的完善。
55、论我国货币改革制度。
56、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
57、票据利益返请求权。
58、票据制度中对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60、我国破产制度的完善。
61、我国市场主体制度中需要自然人产制度。
62、国有企业现状和我国破产法的完善。
63、和解制度论。
国家开放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篇四
提出我国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中大量存在无证人出庭作证既怪异又正常的现象。为引入正文作铺垫。
二：证人出庭之现状。
首先提出法律要求证人作证的义务。引用.齐文远.姚莉.邹斌:新刑诉法实施过程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商研究第6期，崔敏:刑诉法实施中的问题与建议载现代法学第1期中证人出庭作证现象之稀少作为本文论据之一，表明这种现象之严重。
三：证人缺席的危害。
证人缺席将使法律真实偏离客观真实，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同时将损害司法公正。主要体现在1无法保证书面证言的真实性;2无法保证书面证言的同一性。同一性是指提出的证据未被替换，最初提出的证据与庭审中出现的证据系同一物。引用张卫平主编外国民事证据制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3剥夺了合法的质证权利。
四：证人缺席的根源分析。
诉讼是一种法律行为必须依法进行，法律的健全是诉讼活动的保障，这是诉讼的客观要求。诉讼必须由人即诉讼主体来执行，诉讼主体的意志必将在诉讼过程中打下自身的烙印，这是诉讼中的主观体现。因此证人不出庭作证作为诉讼中的现象，也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寻找答案。即证人不出庭问题的解析必须置之于整个诉讼的背景下进行——这是本文的主要论点。
1我国法律在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对证人出庭的规范都存在一定的缺陷。
2各诉讼主体的实践意志也在妨碍证人出庭。
五：对策。
1完善相应法律法规，限制书面证言的使用。
2针对各自诉讼角色的不同制定响应的法律措施促使证人出庭。
国家开放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篇五
摘要：与被告人权利保护相比，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却逐渐萎缩，在诉讼法上受到的保护较少。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普遍发展趋势。本文首先对被害人进行了界定，并分析了其特征，接着分析了国外刑事被害人权利配置状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的配置状况及存在的不足，最后结合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措施，以此希望能加强对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保护。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权利配置问题保障。
引言。
由于法制观念的演进和人权思想的发展，原来在刑事诉讼中居于客体地位的被告人一跃成为刑事司法的中心，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日益完备，这是刑事诉讼科学文明的表现。但是与此相反，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却逐渐萎缩，在诉讼法上受到的保护较少。在有些时候，被害人只有告诉人的地位，甚至在诉讼程序中被以证人的身份传唤，并要接受案件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质问，这就存在使被害人再度受害的可能。如何保护被害人和重视被害人的权利问题，产生了重新探讨的必要。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普遍发展趋势。
根据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作为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在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必须以加强诉讼民主、强化人权保障、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而在具体修改议题即改革热点的关注上，则要秉持一定的“问题意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重解决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为此，本文就有关刑事诉讼中犯罪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的配置和保障作一番探讨，以此希望能加强对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保护。
刑事被害人界定及其诉讼地位。
犯罪被害人是犯罪直接侵害的对象，在历史上曾经是刑罚的发起者和实施者，直至后来成为犯罪的起诉者。被害人的态度直接决定着犯罪人的命运。
（一）刑事被害人界定。
刑事被害人，亦称为刑事受害者或受害人，是与加害人相对应的称呼。被害人的概念，从不同的视角，学界有不同的定义。
我国著名学者康树华认为，被害人即是指因犯罪行为而使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的人，是相对于犯罪人而言的。
而学者汤啸天则认为，被害人是指正当权益遭受犯罪侵害的自然人、法人和国家。
综上所述，被害人，是指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正确理解被害人这一概念的内涵，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3）必须是受到犯罪行为侵害。因一般民事侵权行为、自然灾害等造成损失的人，并不是刑事意义上的被害人。
从范围来看，刑事被害人不仅包括自然人被害人，还包括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法人、其他组织，即单位被害人。
（二）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
纵观世界各国，对被害人保护的思想和制度发展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私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与私力救助相结合阶段。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自诉案件的当事人，另一种是公诉案件的当事人。首先从国家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平衡角度讲，当公诉无力或不能时，被害人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其追究犯罪的愿望和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要求。其次，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讲，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利于让被害人通过亲眼目睹审判的公正，缓解被害人过激的报复心理，消解犯罪这一矛盾源所带来的冲突主体间的心理对抗及其对法制和司法过程的不信任感。最后，从被害人实质权利保护的角度讲，刑事司法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地恢复被害人受损的权益，只有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被害人才能透过刑事程序的运作维护自己合法权利，有效避免当事人在侦查、起诉、审判和最后执行过程中再次受到伤害。这是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应有之意。
国家开放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篇六
内容摘要：交通肇事因为具有高发性，在实践中和法律法规上备受关注。
其“逃逸问题更因主观、客观等方面的复杂性而颇有异议。
对交通肇事罪划分的三个量刑档次，与旧刑法相比该规定提高了惩处交通肇事者或交通肇事逃逸者的法定幅度，尤其第三个量刑档次“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为严惩该种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会计毕业论文范文，由于条文过于笼统、简单，且忽视了逃逸情形的复杂情况，致使实践中产生了不应有的操作模糊;理论界产生了很多分歧。
其中，按照“罪责等价相当原则解释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其核心是“不同‘逃逸’问题应当有不同的罪刑与之相适应，也就是说，该原则下的“因逃逸致人死亡必须有明确的内容指向和相应的处罚范围。
从“人人生而平等的基点看，该情况的出现，实习报告前言，确是文明社会中公正的应有之意。
关键词：罪责等价相当原则逃逸不作为犯罪情节。
某作家在文章中写到：汽车是个危险的东西，交通运输中超过50%的危险都是它的“杰作。
参考有关资料，如我国每年的交通事故案件和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等数字，则会更深刻地意识到这些危险的潜在性。
尽管，如“撞了白撞之类的“怪胎最终“流产;受害者，特别是弱势群体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偿和抚恤，但是套用他人的慨叹“失去的毕竟不能重新拥有啊!那些惨状和教训是轻易不能忘却的。
反思此类情况，如果想用犯罪具有的可防性，对重大交通事故进行防控和震慑，从而达到减少损失和保护利益的目的，那么，现在能做的或许就是更好的完善《刑法》内容，并进行配套设施的建设。
笔者撷取一角――交通肇事逃逸问题，从“罪责等价相当原则出发，结合有关资料，思考分析，期望有所收获。
一、罪责等价相当原则。
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在分析罪轻罪重和刑事责任大小时，须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客观危害结果，来综合确定刑事责任，从而判定轻罪重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是“罪责等价相当原则最权威的认证。
由上述可知，在解决交通肇事逃逸问题时就可以依据该原则，并严格执行之。
只能从主客观相适应的角度综合分析考虑，虽然主观方面有时取证比较困难。
确定严重程度最高等级的要件是：故意做出伤害，至于是否考虑有无弥补伤害的行为可以不问;确定严重程度最轻等级的要件是：过失造成了伤害后果并采取了防止伤害扩大或有利于伤害减轻的行为。
不难看出，该模式用于交通肇事，则更有利于“逃逸有关问题的解决。
当然，因主观方面的取证相对较难，大部分情况下不能向行为人取得确证，必须有周围环境、目击证人及系列的逻辑的证据链来印证。
如在利用客观情况推定主观意思时，可能在行为人对客观方面认识的局限或者对客观方面认识的主观臆断的作用下，行为人对最终结果的预期不会实现。
这就促使行为人从另外的结果考虑，“强制自己履行道德义务，阻止先行行为的进一步伤害。
这恰是“罪责等价相当原则存在弹性空间的体现，这时，可利用刑罚个别化原则防控已然之罪和未然之罪，实现刑罚的威慑力。
二、逃逸的几种情形。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该条的中段和后段规定了“逃逸问题的法律依据，故具有基本法的效力。
具体案件审判过程中适用的条文是效力较低的最高人民法院11月作的司法解释。
其解释是否理解了立法原意，值得商榷。
目前，学术界对两段的解释分歧较大，但都能从“罪刑法定原则加以涵括。
致使被害人救治延误而死亡;第二种，认为逃逸是指发生交通肇事后，肇事者仓惶逃跑以致再次发生交通事故致人当场或稍后死亡;第三种，认为是否属“逃逸应具体分析肇事行为人的心理因素。
显然，前两种观点都可理解为“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逃逸。
为了探讨和分析上述三种观点，笔者在此先理清与逃逸有关联的问题。
(一)“逃逸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
“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不应仅理解为：发生交通肇事后，肇事者逃离现场没有及时救助被害人，致使被害人失去移开事故发生地的机会而被别的原因致死。
如果这样理解，则不符合“罪责等价相当原则，也不符合刑法理论中因果关系原理。
因为肇事者的逃逸事实不能构成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只能具有间接原因力。
其行为当属“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其罪也只能“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不能承担超重于此的责任。
否则，就会造成同类行为不同责任的后果，使得自己为他人的行为承担不利利益。
(二)“逃逸必须具有主观内容。
不应认为发生交通肇事后，只要肇事者不在现场，也没有返回现场的期待可能，就认为归结成“逃逸是正确的。
如果这样，就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即“肇事者没有肇事认识的情形。
因为交通肇事属于过失犯，而且针对不特定人，存有认识障碍的余地。
这样一概而论，统一认定为“逃逸，则不符合“罪责等价相当原则中主客观结合判定的标准，且会使“肇事者(也可能是非肇事者)处于绝对不可预期的恐慌之中。
(三)法条中的“逃逸是定罪情节，还是量刑情节需要严格区分。
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从语义学的角度理解，因与其并列的“情节冠以“其它，应为量刑情节。
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又是一层意思，其含义较复杂。
笔者认为，是定罪情节，还是量刑情节，主要看“逃逸的引发后果是否要求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原因力。
若后果确为“逃逸且排他的结果，则其应该是定罪的情节，也即是定另外罪的情节，譬如不作为犯罪。
否则，只能作为量刑情节。
三、对三种观点的分析与检讨。
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其理解语境，也各自存有合理因素，对其进行分析与检讨，指出合理所在，将会对“浅析问题的理解大有裨益。
第一种观点立足于行为的一贯性。
把“逃逸理解为基本犯罪后的一个躲避情节，是对人类消极接受不利利益的真实反映，是基本行为完成后的一个连贯性行为事实。
这种理解，从人的脆弱性出发，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但忽视了另一种事实，即逃避不利利益的到来，却侵犯了另一种合法利益，使“逃逸的多重内涵变得单一。
同时，这种理解的主观倾向太过强烈，只是注意了“逃逸者的不利利益，没有关切到“被害人的惨状。
第二种观点尤其值得怀疑。
虽然其惩罚的是第一次犯罪带来的心理压力下的再次危害，有防止利益损失严重扩大化的倾向，是对“未然之罪的一种规范和提醒，但在可行的条件下，却屏弃了对“已然之罪的伤害的补救。
简单地说，既然可以对未然进行预测和防范，那么就应该可以对已然的利益损失进行补救和挽回，因为未然之果与已然之果没有质上的差别，有的只是时空上的位移。
因此，这种“向前设栏的做法仅是对后者的负责，而没有考虑到对先前责任的承担。
第三种观点主张依“行为人的心理状态来判断。
笔者认为这个思路是可行的。
交通肇事逃逸本身在主观和客观上都比较复杂，就该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抽象出其内在的共性和个性，在共性中析出个性的东西。
即逃逸后由于没有及时被救治而致人死亡与逃逸后又肇事致人死亡都有做为“逃逸情节而被引用的可能。
当然，不否认，前两种观点在具体语境中可以作为原则适用。
四、“逃逸问题与不作为犯罪。
所谓“不作为是指行为人应有实施某种行为的特定的法律义务，且能够履行却不履行的消极行为。
不作为能否构成犯罪，取决于不作为的行为性。
实质上，不作为是以否定形式对待事物的作为，因其不能放弃对危害结果的责任而应该具有与之相适应的罪来等价，根据“罪责等价相当原则，其与作为犯罪的形式应受同样处罚。
但是不作为是否定形式的作为，故，处理起来有自己的独特性――即不作为以行为人负有作为的特定法律义务为前提。
我国刑法理论对不作为的前提的来源形式作了以下界定：(1)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2)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3)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4)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
判定这些义务是否作为或不作为，其标准在于这些义务是否为法律义务，是否必属行为人负有。
目前，前三种来源形式已成定论，发生争议的是“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能否成为不作为前提的来源形式。
赞成论者因不能正面论述赞成原因，而求助于类比;反对论者则坚持犯罪行为相对应的义务是责任的承担，除此之外的义务不具有法定性，反对论还主张不能让犯罪行为人既承担责任又尽救助义务，这对行为人是不公平的。
况且，这种救助义务可能减轻其责任，但绝不可能免除其责任。
笔者认为，基于行为人对犯罪行为的态度，可以有限度地接受反对论。
如果犯罪行为是行为人极力追求的“价值，在行为人看来，这种犯罪行为正是其“满意的结果，则不可能期望行为人采取救助措施来破坏这种“满意，更没必要使行为人负有采取救助措施的作为义务，这是没有效果的。
相反，如果行为人对犯罪结果的出现是不希望或者是排斥的，这就成了过失所致，那么就应该为了行为人利益而要求其负有相应的作为义务，这可以使过失造成的损失最小化。
国家开放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篇七
期待可能性理论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德国，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中研究探讨的比较多，不过由于我国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在许多问题上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意见，直到今天，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价值以及理论本身，都没有居绝对优势地位的学说。虽然对于期待可能性刑法理论上尚争论不休，但其合理意义早已存在于刑事司法实践中，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本文着重对期待可能性理论进行研究，先简要介绍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和形成发展等基础法律问题，再分析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地位和适用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最后在对期待可能性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刑法对期待可能性理论借鉴的一些浅见，希望对立法和理论研究能有所启发。
(2)研究意义。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考虑行为人本身的实际情况，不强人所难，能达到事实上的合理性和实质正义，不给被告人附加多余义务。因此，通过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研究，可以给刑事责任的认定提供人性的标尺，使刑事责任认定更加合乎情理、充满人性，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对我国的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并且在刑事司法方面也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对现实许多疑难、争议案件可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更容易实现我们司法公正与合理的目标。
二、文献综述内容。
1、期待可能性的概述。
(1)刘昌强、崔志鑫在《穿越的路径》中主张从狭义上理解期待可能性，认为期待可能性是指仅从行为时的外部情况考虑,期待行为人不为犯罪行为而为其他适法行为的可能性。
(2)崔兰、崔志强在《论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中主张从广义上理解期待可能性，认为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据行为人行为时的各种因素,能够期待行为人选择合法行为,如果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其他适法的行为,就不能对行为人的行为要求承担一定的责任。
2、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地位。
(1)龙立豪，马六生在《论期特可能性理论在我国刑法中的适用》中主张故意、过失构成要素说，他们认为应当把期待可能性置于故意、过失中来理解，期待可能性是故意和过失的构成要素，包含在故意与过失之中，有期待可能性，就存在罪过心理，无期待可能性，就无罪过心理。
(2)陈兴良在《刑法学》期待可能性一章中主张与责任能力、故意或过失并列的第三责任要素说，他认为期待可能性作为客观的责任要素，与责任能力以及作为主观要素的故意、过失构成责任的三大要素，只有三者同时具备，行为人才具有有责性。
(3)姜晓贞在《论期待可能性理论及其与我国刑法的关系》中。
主张阻却责任事由说，认为期待可能性不是与责任能力、故意或过失并列的第三责任要素，也不是故意、过失构成要素，而应当将不存在期待可能性的情形，理解为一种责任阻却事由。
(4)马克昌在《德日刑法理论中的期待可能性》中主张可罚的阻却、减少责任说，他认为没有期待可能性的场合,如同没有责任能力的场合一样,并不是成为没有责任,只是成为没有可罚的责任。
3、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
(1)陈兴良在《期待可能性问题研究》中主张行为人标准说，他认为以行为人自身的具体情况为标准，根据此人在此时此景之下是否能够实施适法行为来确定。
(2)舒洪水在《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哲学基础与本土化思考》中主张国家标准说，认为应当以期待行为人实施适法行为一方的国家或国法秩序为标准，考虑其具体要求。
(3)卢蕊在《期待可能性判断浅析》一文中主张平均人标准说，她认为应当把平均人放到行为人的处境看是否能够期待他们实施适法行为，根据平均人是否会实施与行为者同样的行为来确定。
(4)付立庆在《人权标准说—认定期待可能性有无的一种新标准》中主张人权标准说，将期待可能性有无之认定应以被期待者之人权之充分关注为旨趣。
4、我国刑法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借鉴。
(1)杨兴培在《期待可能性的实践批评》中对于期待可能性的引入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在法治社会里,对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评价与认定,应当坚持“规范在前、价值在后”的基本原则,而不是颠倒，期待可能性作为一种人文价值,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应当让位于刑法规范。
(2)高晓飞在《期待可能性理论中国化的困境与思路》主张引入期待可能性，他认为引入期待可能性有利于促进我国刑法基本理念变革，有利于合理解释我国刑法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使刑事责任认定更加合乎情理、充满人性。
我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研究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对于期待可能性的地位和判断标准两个问题，学者们的争论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因此造成了期待可能性理论在适用上的.一系列问题，使得刑事责任的确定缺乏人性的标尺，使得现实许多疑难、争议案件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鉴于期待可能性存在的理论价值，我认为应当对期待可能性的概念、地位和判断标准作进一步研究，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进而提出我国刑法对期待可能性理论借鉴的一些浅见，希望对立法和理论研究能有所启发。
国家开放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篇八
xxx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最大亮点在于“依宪执政”、“依宪治国”重大理论命题的提出。《xxx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在这里，共同性与合理性实际上被视为宪法秩序的本质。唯其如此，宪法方可具有包容性，成为国家的整体框架;唯其如此，宪法方可具有正当性，成为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唯其如此，宪法方可具有操作性，成为全民的行动纲领。
而要夯实宪法作为基本共识和根本规范的实质内容，就不得不进一步开展价值观讨论，达成基本共识，从而形成新的法律意识形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顶层设计背景下，“问题”的研究仍然很重要，但“主义”的探讨也无从回避。因为解决“问题”的技术化操作无法形成价值体系上的基本共识。没有这种共识，顶层设计就无法做，宪法实施也无法得到可靠的保障。
为此，有必要提倡一种“共和主义”精神。它可以与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和而不同”的原则相对接，可以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的理性设计和可继承的共同性相对接，可以与历史唯物论相对接，同时也能凸显程序本位的现代法治原理。这种共和主义必须包括市场法理、指令法理、共同法理这样三种最基本的价值元素。
实际上，在全球性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法治秩序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正当化根据，本来就包含两个不同的维度：一是从零开始的理性设计，也就是社会契约型的国家观;另一是尊崇事实、利益以及传统的继承原理，也就是历史传承型的国家观。因此，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并非通常理解得那样单纯，而是内部存在张力。以此来反观中国现代化过程，价值体系也并非像苏维埃诠释者所断言的那样一元绝对化。
一、历史唯物论新诠。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要实现法律意识形态向这种三元共和主义的解释性转换，首先要认真解读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劳动、土地、货币)的变化会引起生产关系---主要指由谁、怎样支配生产手段和劳动力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又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1]虽然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基础、社会的物质条件决定上层建筑的存在方式。[2]当今的中国，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基础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国家体制和法律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必须随之进行调整，这正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法律秩序的价值体系必须进行重构，主要是加强“市场法理”这个价值元素的比重和核心地位，并相应调整所谓“指令法理”、“共同法理”与“市场法理”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要通过反腐举措遏制官僚机构的畸形膨胀，进而让权利哲学和公共哲学来制约政府权力的运行，并把这种理念和举措制度化、程序化，纳入法治的轨道。一般认为，历史唯物论特别强调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具有单维进化史观和决定论的特征，在这样的分析框架里，个人的主体性和选择自由似乎缺乏生存空间。但是，仔细研读经典文本可以发现，这样的认识其实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例如xxx的以下这段著名论述，就可以从中找到若干个推陈出新的切入点：“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外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服从客观规律的历史进程中包含着许多特殊的个人意志，并且这些个人意志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这些个人各有自己的生活条件和语境，通过博弈形成合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社会结构的塑造。然而，每一个人的意志却不能单独决定事态的演变，结果总是取决于许多个人意志的博弈和综合作用。因此，社会发展很难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在复杂的力量对比关系中永远存在偶然性和意外性，但又会按照自然的机制不断地有序化演进。
由无数个合力作用的平行四边形构成的这种动态场域，与自我调整的市场其实是相通的、相洽的，也属于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范畴。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历史唯物论与市场经济背景下关于合理选择的理论框架之间的距离，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得那么大，而是很容易采纳实践理性的逻辑来考虑个人意志的计算、利害关系的计算、交涉成本的计算，等等。
实际上，西方有些学者已经试图把理性的个人选择以及公共选择概念与历史唯物论结合起来，采取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和数理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重新认识和诠释。
例如霍布斯提出的如何避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这样一种秩序问题，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实际上就是关于资源和利润如何分配才能减少或者防止纠纷的问题;在法学层面上看，就是如何对权益进行制度化分配的权利论问题。对于欧美现代的合理选择理论而言，在权利分配方面最重要的是交换与共识，因而制度设计上的基本原理是假定个人是均质的，并且通过法治使得每个人互相尊重权利，这样就可以平等地获得效用。但是，这样的模式过于单纯化了，似乎这样一来就可以获得实质上的平等，结果并非如此。
二、作为权利论的马克思主义法学。
对于历史唯物论而言，在权利分配方面最重要的是不平等和支配，于是必然引起非合作型的博弈乃至阶级斗争。从这个角度来解读《xxx宣言》中宣示的社会革命理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会对历史唯物论产生一种崭新的认识，并且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演出关于统治理性的根本问题：要么让那种非合作型的博弈导致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要么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让不同的利益诉求充分表达并进行有效的协调。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权利论，或者说为权利而斗争的学说。当然，斗争的方式可以不同：有合法的、和平的，也有非法、反法的甚至暴力的;有个人的，也有群体的。通过这样的思考线路，历史唯物论其实也可以通往自由而平等的法治秩序，以及关于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制度设计。更重要的是，这里潜藏着一种新的制度观：制度不仅仅是博弈的规则，实际上主要体现为博弈的均衡状态，并且有可能出现多样性的均衡状态。
对于法律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关系的处理，历史唯物论有两个命题很值得重视。一个命题是马克思提出的。他指出，“无论政治的立法或民事的立法，都不过是宣布和登记经济关系的需要而已”[6].他还认为，“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7].马克思的观点与维辛斯基提出的“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达”那样简单化、政治化的公式有着明显的不同，而更强调客观化的共同性。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奠基人安东尼·拉布里奥拉诠释得非常好：“国家是一个现实的有效能的机构，它保障社会制度和它的基础亦即物质生产的稳定性。
历史唯物论的另一个重要法学命题是xxx提出来的，涉及良法与恶法的区别，涉及国家制度的反思理性，以及不同政策和意见之间的自由比赛。他是这样表述的：“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么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
这意味着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并非自动产生的，也并非固定不变的：法律的表现形式是可以比较的、可以选择的、可以改进的，从而为主观能动性和技术合理性留下了足够的回旋余地，也为制度改革提供了支点和杠杆。xxx晚年非常强调法律制度对经济以及财富分配的反作用[10],为自由主义市场容易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贫富悬殊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历史唯物论的思考线索。把社会主义者以及左翼思想家所关注的平等和公正纳入法治的制度设计蓝图，同时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也构成了加强规范秩序正统化机制的一个重要的契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拒绝那种绝对化的法律实证主义立场，让各种制度不断经历批判理性的洗礼和正当性根据的检验，不断趋向公平正义以及民主理念。
三、法治中国的价值三分法与沟通程序。
我们还须特别留意，与第二个命题相关但又不同的是，在历史唯物论的视野里，法律始终被理解为社会关系的中介物，应该保持中立性，发挥沟通媒介的作用，这与xxx时代的“阶级司法观”也大相径庭。马克思早就主张法律体系在社会的经济活动和发展的整体机制中，应当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法律是社会各种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的中介物，无论何种社会关系的实现都需要有法律上的表现形式。法律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作用取决于其抽象性，正是由于这种性质，法对于它所包含的被媒介的关系保持“中立”,不改变这类关系的性质。
在这里，我们隐约看到“法治中国”的图景：个人被抽象地勾画为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主体，并具有关于背景的基本共识。个人可以表达自己的意志，也可以提出要求，但这些都需要与其他个人的意志和要求进行相互协调。为此，有必要像尤根·哈贝马斯的批判社会理论以及法的实践哲学所描述的那样，设定一种在公正程序之中进行对话和商谈的理想状况，至少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独立人格的相互承认;(2)排除强制、确保自由和平等、提供充分的参加机会;(3)在信息充分公开和具有基本共识的基础上确定议论的主题。与此相应，国家和法律体系则被理解为某种现实可行的社会机制，或多或少地对个人的诉求做出回应，而这种回应都必须也有可能保持客观性和中立性。总之，个人的自由和解放主要通过理性对话的方式得到实现，自由度、解放感以及回应的效果则主要取决于机制的反思理性。这正是推动历史唯物论的法学进行重构的关键所在。
以历史唯物论为线索来分析和解释法律意识形态，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法学实际上包含非常丰富的价值内涵和理论创新的契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可以与指令法理相联系[12],而且还可以与市场法理、共同法理相结合。这就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一种能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多元化和复杂化事态的公共哲学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通过更具有包容力的共和主义来凝聚关于体制转型和法治秩序构建的基本共识这样的政治需求拓展了话语空间。
新时代的法律意识形态，必须反映国家、市场以及社群这三种不同维度。以这种三元结构为特征的共和主义内部既然包括了不同价值的并存、交错、互动、组合，因而势必容许复数的记述体系和正确解答之间的竞合，这就意味着人们交往和商谈的行为，以及相应的沟通程序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只有按照程序公正原则构建的对话环境，才能真正使人们保持共和主义精神，不断自由地探讨使原理以及道德判断正当化的适当理由;才能在多层多样的语境中丰富对话内容，实现思想认识上的推陈出新，并就公平正义达成共同的立场和态度，进而实现社会价值体系的整合。
参考文献：
[1]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6.
[2]圣地亚哥·卡里略，钟琦译。“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2、13.
[3]马克思xxx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78.
国家开放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篇九
一、绪论。
房屋是普通公民终其一生努力奋斗而拥有的最重要的私有财产，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根基。试设想，一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的人将会处于怎样的困境呢？基于房屋在公民财产权利中的重要性，国家也通过立法加以重点保护。但在近年来的城市房屋拆迁中，损害被拆迁人财产权利甚至侵犯被拆迁人人身权利的行为却频频发生：房地产开发商以断电、停水、恐吓等方式，甚至以殴打绑架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逼迫居民接受拆迁；地方政府退居幕后，坐视被拆迁人权益惨受践踏而少有作为，在不应干预的场合倒是积极有为地偏向拆迁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被拆迁人的权益遭受严重侵犯？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机制为何失灵？应如何完善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机制？这些正是本文力图解决的，笔者希望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和深入论证来为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出谋划策，以尽绵薄之力。
二、被拆迁人权益保护现状堪忧。
（一）被拆迁人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处于弱势地位，是利益受损者。
一般而言，被拆迁人往往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他们由于自身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弱势，因而在城市房屋拆迁的利益博弈中处于下风，不具有响亮的话语权。近年来，城市房屋拆迁中侵犯被拆迁人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野蛮拆迁等恶性事件屡屡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被拆迁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被拆迁人要么因缺乏保护自身权益的力量而选择以自杀等极端方式来表达对当下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抗议（如南京翁彪事件、北京朱正亮事件等）；要么选择以爆发群体性事件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发泄对拆迁人和地方政府的不满（如湖南嘉禾事件、河北定州事件等）。稍有良知的人对被拆迁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感到不平，也对翁彪式的悲剧抱以同情，更令他们愤慨的是拆迁人无视国法的肆意妄为和地方政府的违法行政。
（二）行^v^力行使不当，政府公信力缺失。
目前在城市房屋拆迁领域是行政主导拆迁，不管被拆迁人是否愿意，他都只能接受政府作出的拆迁决定并负有配合拆迁进行的义务，行^v^力对于被拆迁人而言具有支配性。根据行政法原理，“行^v^与公民权具有不对等性，行^v^具有优益性或支配性。行^v^可以设定、变更或消灭公民的权利义务，而公民却不具有同样的权利。”正是因为行^v^的这一特性，使得被拆迁人在城市房屋拆迁的利益分配活动中受制于政府，而政府一旦不依法行政就将严重损害被拆迁人的利益（违法进行强制拆迁对被拆迁人权益的巨大危害即是明证）；又由于政府未能遵循法律优位原则，没有严格按照法律规范来调整城市房屋拆迁中形成的利益关系，致使拆迁许可、裁决等制度几乎丧失了保护被拆迁人权益的价值。“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建设规划出尔反尔，造成居民不能回迁”的情形则严重损害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使公民对政府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
（三）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来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
前已述及，拆迁许可、裁决等制度因行^v^力行使不当已然难以发挥保护被拆迁人权益的作用。行政诉讼又因为“面临诸多法律困扰以及受到现实环境制约”而在解决城市房屋拆迁纠纷案件中“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不能充分地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如丰台区法院行政庭20xx年以来共受理因拆迁裁决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23件，判决维持的11件，裁定驳回的2件，原告撤诉的7件，判决撤消结案的仅3件。”此例说明被拆迁人要想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权决非易事，因为他们很难胜诉。这反过来就要求能为被拆迁人先提供切实有效的行政救济制度。
三、被拆迁人权益难获有效保护的原因。
（一）立法方面的混乱和空白。
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继续存在缺乏法理基础。^v^于20xx年新修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目前调整我国城市房屋拆迁领域的主要依据，但由行政法规来规范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明显违反了《宪法》修正案（四）第二十条和《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需要澄清的是：《宪法》修正案（四）第二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这里的“法律”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广义的法律，而是狭义的法律（即由^v^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行政主体对被拆迁人的财产权利的限制甚至剥夺没有被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而是遵从低位阶的行政法规（况且这一法规也缺乏合宪性），严重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和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抵触的原则，所以立法上的僭越是导致政府机关在城市房屋拆迁中违法行政的根源。
3、立法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不明晰，未区分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在我国的宪法和有关法律中对于“公共利益”的规定仅是宣示性的，过于原则和概括，不利于在实践中正确认识和区分城市房屋拆迁的目的：即是基于公益，还是出于商业目的。而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在法律规范的适用、法律关系的性质、拆迁补偿安置费用的标准、权利救济的途径方面是不相同的。所以，立法未明确“公共利益”的界限“在实践中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使“各级政府和房屋拆迁行政部门动辄以公共利益为由剥夺被拆迁人的权益，造成被拆迁人与行政机关权利与权力的对峙。
4、立法中两权分离的规定。我国的宪法和相关法律始终规定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至今仍不承认私人可以拥有土地所有权，仅允许私人享有房屋所占土地上的使用权。尽管有论者认为，“政府作为国有土地所有权人的代表，不能基于其享有的土地所有权限制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处分其权利，也不能在无明确法律根据的情形下介入、干预这种行为，而应尊重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处分其权利的行为。”但是，由于“城市房屋拆迁是征地，是城市房屋所有人（国家作为所有人除外）依法享有的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灭失。所有城市房屋拆迁，实质就是对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争夺。”所以，国家是不可能不限制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的权利的，而且国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正是导致“目前拆迁中双方缺少对等的谈判机制、补偿标准偏低、拆迁程序不公正、被拆迁人的权利被漠视和被侵害、拆迁矛盾扩大和激化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说，两权分离的规定也是被拆迁人权益难获有效保护的立法之源。
5、立法弱化了司法权，使司法机关在处理城市房屋拆迁案件时难有作为。特别是在拆迁人和被拆迁人无法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被拆迁人不能提起民事诉讼，要寻求司法解决必须先经过行政裁决，并且如果被拆迁人对行政裁决的结果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而“即使法院认定行政裁决行为不合法，也只能判决撤消并判令由原处理机关重新裁决。拆迁双方的权益纠纷并不能在法院得到最终解决。”这样一来，被拆迁人便无法绕开行^v^力的干预，其权益也很难得到有效保护。
（二）行^v^力的异化。
行^v^之所以在城市房屋拆迁中不应有为时越位，应有所为时缺位，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和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
2、地方政府官员追求仕途升迁所形成的好大喜功的政绩观。要想真真正正、踏踏实实地搞好一个地方的经济建设需要较长的时间，但不少地方政府官员缺乏耐心，他们希望自己在仕途上能迅速地飞黄腾达，所以用短平快的方式建立政绩是他们实现个人升迁的最优选择。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大搞旧城改造正好可以达到他们追求立杆见影的效果的目的：房地产开发等固定资产投资能在短期内迅速拉动gdp的增长，而gdp的增长速度又是衡量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改头换面后的城市建筑尽显富丽堂皇，一派繁华景象，外界理所当然地会认为：这座城市取得了巨大进步，当地官员为经济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在行政长官急功近利的思想的影响下，地方政府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以快速发展社会经济为名只求短期经济效益，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忽视了对被拆迁人的权益的保护。
3、某些地方政府官员的腐化行为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推波助澜也是行^v^力异化的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种原因并非孤立地存在于城市房屋拆迁中，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异化行^v^的合力并对被拆迁人权益的保护产生负面影响。
四、现行的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机制的缺陷。
（一）拆迁许可制度亟待完善。
1、正当性的缺失。自20xx年7月1日起开始施行并发生效力的《行政许可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施行前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制定机关应当依照本法规定予以清理；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停止执行。”这意味着《条例》中关于拆迁许可证的规定已经丧失了正当性，但是^v^至今为止并未根据《行政许可法》对《条例》中不符合上位法的拆迁许可进行清理和停止执行。《行政许可法》继《行政处罚法》、《价格法》、《立法法》在相关领域规定听证制度后也在行政许可领域确立了听证制度。而《条例》中却并没有关于拆迁许可听证的规定，这明显有违上位法。并且城市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发放事关被拆迁人的切身利益，有关政府部门在未告知作为利害关系人的被拆迁人可以申请听证的情形下就擅自向申请城市房屋拆迁许可的拆迁人发放，违反了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参与原则，非法剥夺了被拆迁人的知情权、陈述和申辩权、申请听证权。这种违法行政的行为放纵了拆迁人，使其在城市房屋拆迁中自恃持有拆迁许可证而肆意妄为，导致野蛮拆迁等违法拆迁的行为屡禁不止，严重损害了被拆迁人的权益。
2、审核失察和疏于监管。在目前的拆迁许可证的发放过程中，行政机关往往在对申请拆迁人的资质和实施拆迁的必要条件没有经过严格审查的情形下就轻易地发放拆迁许可证，使很多不具备法定许可条件的房地产开发商或其他组织获得了进行拆迁的资格。而由于“持有拆迁许可证就表示行政机关已经审查并认可拆迁人达到拆迁资格，并向公众证明了这种资格，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并且“政府事先的行政许可，事实上使双方当事人失去了平等对话的平台，从而使被拆迁人的权利极易受侵害。”所以许可机关未尽严格审核的职责使得拆迁人在拆迁活动中有恃无恐，屡屡侵犯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自我国实行行政许可制度以来，长期存在着重许可轻监管、只许可不监管、重许可的权力不负许可的的责任、重许可中的收费不解决许可后出现的问题的现象。”拆迁许可机关在赋予申请人拆迁资格后就不闻不问，没有履行法定职责对拆迁人进行监督和管理以保证拆迁活动的依法进行；对于拆迁人在拆迁活动中侵犯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违法拆迁行为也没有及时纠正；更有甚者，纵容姑息拆迁人，没有严格执法和严肃处理有关违法拆迁行为的责任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有必要以《行政许可法》为基础调整现行的拆迁许可制度，规范拆迁许可证的发放，加强对拆迁人在实施拆迁活动中的监督和检查，把好城市房屋拆迁的第一关，切实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
（二）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制度已刻不容缓。
1、拆迁补偿范围过窄，不利于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条例》将拆迁补偿范围界定为：被拆除的房屋及其附属物、被拆除的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物、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但是，“拆迁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取得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土地使用权，并非房屋本身。”而且，“合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应当属于公民的财产权并受到相应的保护。”基于对这种认识的赞同，笔者认为当前的拆迁补偿范围涵盖面过窄，没有充分反映出被拆迁人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所受的财产损失。实际上，公民在购买城市房屋时本就支付了房屋所占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被拆迁人的房屋的价值并不仅仅包括其房屋所有权所体现的价值，还包括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价值，所以拆迁补偿范围排除被拆迁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损失是极不合理的。另外，拆迁补偿范围没有包括被拆迁人因房屋拆迁而遭受的其它损失（如被拆迁人的可期待利益）也不利于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
2、拆迁补偿仅是适当补偿，补偿费用和标准不符合市场价值规律。《条例》确立的拆迁补偿原则是适当补偿，但是在实践中却不断出现“变适当补偿为象征性补偿的作法。”这不禁让人警觉：有人在借适当补偿之名行损害被拆迁人利益之实！行政法理论上有两种补偿学说，适当补偿说认为“法律并不一定要求全额补偿，只要参照补偿时的社会观念，按照客观、公正、妥当的补偿计算标准予以补偿，就足够了。”完全补偿说认为，“应按作为征用对象的财产的客观价值予以全额补偿。”基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的行政法律关系性质的认识，笔者主张对被拆迁人进行充分补偿。被拆迁人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所受的利益损失是为了满足能够房地产开发的需要或者是为了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无论是出于公益目的还是商业目的，拆迁的最终结果是实现了更大的利益：政府不仅改善了城市环境，促进了经济发展，还获取了大量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房地产开发商赚取了巨额利润；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享受了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多方及被拆迁人除外的整个社会都通过拆迁而受益，完全没有理由仅仅对被拆迁人进行适当补偿，使被拆迁人成为拆迁活动的利益受损者。在补偿费用和标准方面，由于“政府采用土地基准价格加房屋重置价格确定的补偿标准，而政府是在上一年度的基础上制定的基准价格和重置价格。”所以导致对被拆迁人补偿的费用普遍偏低。
3、拆迁补偿不及时。“房屋拆迁补偿不及时的情况在我国非常严重。拆迁人往往在还不具有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的资力时，就开始拆迁行为，导致被拆迁人长期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对被拆迁人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严重侵害了被拆迁人的财产权利。”
4、拆迁安置不到位。主要表现在：被拆迁人原有的房屋面积较大足够家庭正常的居住和生活，而安置的房屋面积较小不能满足家庭成员起居的需要；被拆迁人原有的房屋户型结构较优，而安置的房屋户型结构不合理影响被拆迁人的使用；被拆迁人原有的房屋是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而安置的房屋质量低劣对被拆迁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隐患；被拆迁人原有的房屋位于较好的地段，工作、子女教育、就诊、营业等更为方便和有利，而安置的房屋所处的区位差影响了被拆迁人的正常的生产生活。
（三）被拆迁房屋的价格评估制度形同虚设。
《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虽然其后^v^于20xx年12月出台了《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对《条例》中确立的价格评估制度作了细化，各地方政府也先后制定了相应的办法。但是从实践反映的情况来看，被拆迁房屋的价格评估制度形同虚设。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房屋价格评估机构的定位本来应当是有独立意志的社会中介组织，在20xx年以后房屋价格评估机构也完成了与政府部门的脱钩改制，但由于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绝大多数由政府职能部门的下级部门发展而来，虽然形式上实现了与政府脱钩，但在人事、财物等方面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房屋价格评估机构在对被拆迁房屋的价格进行评估时难免会受行政意志的影响，不能做到独立、客观的评估。第二，房屋价格评估机构在经济利益上受制于拆迁人，作出的价格评估往往有利于拆迁人。“评估机构为了迎合拆迁人的要求，往往故意压低被拆迁人房屋的评估价格，做出不利于被拆迁人的评估结果，损害被拆迁人的利益。”这种违背市场公正性要求的行为使得价格评估制度被拆迁人所操纵，而被拆迁人的利益却难以通过价格评估得到实现。
（四）拆迁裁决制度的异化。
尽管^v^希望通过《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来规范拆迁裁决，保证行^v^力的正确行使，但是效果并不明显。目前的拆迁裁决制度不仅为被拆迁人所诟病，也被学界广泛质疑。究其原因，不外两点。第一，行政机关在拆迁裁决中没有保持中立，而是偏袒拆迁人，所作出的裁决结果往往对拆迁人有利。（至于行政机关为何会在裁决中总是偏向拆迁人，笔者在前面已经详述。）第二，裁决前置使被拆迁人的权利救济途径变窄。在被拆迁人和拆迁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形下，行政裁决成为唯一的争议解决方式。因为被拆迁人不能提起民事诉讼，如果被拆迁人对裁决结果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话，司法机关也并不会处理被拆迁人和拆迁人之间无法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争议而只审查行政机关作出的拆迁裁决是否具有合法性。
（五）强制拆迁制度为害尤甚。
五、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机制的重构。
法律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由于被拆迁人在社会经济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其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更易受到侵犯并且在权利救济途径上遇到重重障碍。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实现法治的基本精神：公平、正义，国家有必要在立法上倾向于被拆迁人，对他们的权益进行特别的保护以提升被拆迁人的法律地位，从而消减因被拆迁人自身的弱势地位而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所遭受的利益损失，达到以权利平衡权利、以利益制约利益的目的。另外，在立法上还要限制和规范行^v^力的运用，使其真正体现出保护被拆迁人权益的宗旨。
（一）扩大行政听证的适用领域。
（二）完善拆迁许可制度。
1、严格设定发放拆迁许可的条件。目前发放拆迁许可的条件较为宽松，导致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居高不下和拆迁活动的不断增多，不利于调节宏观经济和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因此有必要严格设定发放拆迁许可的条件以抑制房地产业的投资过热从而使拆迁许可起到保护被拆迁人权益的作用。有论者提出，应“将拆迁当事人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且拆迁人已履行协议作为拆迁许可证的法定条件。”笔者认为，这一主张一旦在今后的立法中得以确立将对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起到重大作用。
2、改现有的拆迁许可审查方式为实质性审查并严格审核拆迁申请。许可机关对于拆迁申请不仅要看申请人所提交的书面材料是否齐备，还应对相关文件、手续、证明、方案等进行实质性审查，根据《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依照法定权限、条件、程序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对拆迁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查，以验证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另外，许可机关还应加强内部监督，保证工作人员能遵纪守法、恪尽职守，做到对拆迁许可的严格审核，防止将拆迁许可证发放给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拆迁申请人。
（三）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制度。
拆迁补偿安置事关被拆迁人利益的实现，是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中的核心问题，针对当前的拆迁补偿安置制度的缺陷，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制度：
1、由政府先行补偿安置。即在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经过协商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由政府负责先行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安置。政府根据拆迁当事人达成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向被拆迁人拨付补偿安置费用，其后政府再要求拆迁人在领取拆迁许可证的同时向其支付因补偿安置而开支的费用，否则不予发放拆迁许可证。
2、确立充分补偿的原则。建议将被拆迁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损失也纳入拆迁补偿范围之中以充分保护被拆迁人的财产权利。
3、提高拆迁补偿安置的标准。当前的拆迁补偿安置标准较低，不符合市场价值规律，只有通过提高拆迁补偿安置的标准才能填补被拆迁人因拆迁而受的利益损失。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补偿标准应该是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再加10％。”他的主张值得在确定新的拆迁补偿安置标准时参考。
（四）价格评估应充分市场化。
1、评估主体的市场化。政府不能介入到价格评估之中，应尊重房屋价格评估机构的独立性，明确价格评估是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行为，允许房屋价格评估机构自主进行评估。
2、估价标准和方法应市场化和科学化。政府不应在行政规范中制定补偿安置的标准，而应由房屋价格评估机构综合考虑各种影响房屋价格的因素并根据现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3、改变价格评估的出资方式。应当允许被拆迁人也可以选择房屋价格评估机构并自付价格评估费用，从而避免因由拆迁人支付评估费用出现的操纵评估价格的现象。
现在在价格评估领域的情况是被拆迁人无法通过提出自己的价格主张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有论者建议，“成立一个由政府拆迁办、被拆迁居民代表、房地产开发商等各方组成的补偿价格协商小组，由各方在参考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制定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价格。”这种方法颇具可行性并能通过多方协商而实现利益均衡，如能实行应当可以使被拆迁人的利益得到充分反映。
（五）取消拆迁裁决前置程序，赋予被拆迁人选择权。
裁决正好满足了被拆迁人迫切期待争议得到解决的需要，因此其存在是必要的。
2、拆迁活动与行政管理的关联性。我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在短期内行^v^力仍将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今后即使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得到调整，可以预见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仍将会起关键性作用，所以废除行政裁决缺乏可行性。况且，“当今行政机关处理裁决平等主体间的民事纠纷这样一种重要的行政作用方式，已被人们所接受。”
行政机关未能严格遵循依法行政和合理行政的原则导致了拆迁裁决偏离其保护平等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目的。行政机关对拆迁人的袒护使裁决结果往往有利于维护拆迁人的利益，但这还不能成为行政裁决被废除的充分理由。毕竟，裁决前置才是拆迁裁决被歪曲的制度原因。因此，应当加强行政法制监督，改进行政裁决工作，规范行^v^力在裁决中的运用，做到依法裁决和公平裁决，以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为整个行政裁决制度的中心。
（六）取消行政机关的强制拆迁权。
鉴于行^v^力的不当行使对被拆迁人财产权利的巨大危害，有必要让行^v^力退出强制拆迁这一将会对被拆迁人产生侵益性后果的领域，而仅保留司法机关的强制拆迁权。毕竟，司法机关较行政机关而言具有中立性，强制拆迁本就是其分内之事，并且司法机关进行强制拆迁也符合权力制衡的原则，既有利于保护被拆迁人权益又符合法治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