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中，总结是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的重要手段。总结是提升学习和工作能力的重要方法，我们应该学会如何进行有效总结。4.希望通过这些总结范文的阅读，能够对大家的总结写作有所帮助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一
所谓“道具”，是指戏剧表演或拍摄电影时用的器物，如桌子、凳子、茶杯、碗筷等。鲁迅的小说，“道具”运用比较常见，由于“道具”运用恰如其分，富有艺术性，所以其作用有时胜过文字的表达，妙不可言，耐人寻味。
首先，“道具”的运用能揭示人物性格、命运。
《孔乙己》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其主人公孔乙己几乎成了迂腐的代名词了。如果拍成电影的话，里面的茴香豆可是个必不可少的“道具”。孔乙己经常出入酒店，下酒菜不是鱿鱼海参，不是美味佳肴，而是极其平常的茴香豆。在给孩子们发茴香豆的时候，孔乙己是一颗一颗地发，而不是一把一把地抓，足以见出他生活的窘迫。在发茴香豆的时候嘴里还念念有词：“多乎哉，不多也!”足以见出他的迂腐的性格。
《祝福》的主人公是祥林嫂。自从儿子阿毛被狼吃掉，祥林嫂的口袋里就有了一个特别的“道具”：阿毛的一只鞋，阿毛被狼吃掉时的唯一遗物。祥林嫂时不时地拿出来看，碰到跟阿毛一样大的孩子，忍不住把鞋拿出来给他试穿。这一方面表现祥林嫂对儿子阿毛的思念之情，另一方面也把她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悲剧命运再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道具”的运用能揭示时代背景。
《药》在描写刑场阴森恐怖的气氛时，说到士兵穿的衣服“身前身后各一个大白圆圈”，这是本小说的一个“道具”，这“道具”揭示了故事所反映的时代是清代(清代士兵穿的号衣就是身前身后各一个大白圆圈，上面写个“兵”或“勇”)。再加上统治阶级对革命者大肆屠杀，说明清朝统治者已经到了穷凶极恶、狗急跳墙的时候，清朝统治也到了摇摇欲坠、岌岌可危的时候，所以这一“道具”揭示了清朝末年，革命已起这一时代背景。
再次，“道具”的运用还能起到暗示的作用。
大家知道，《药》里面的刑场是“古轩亭口”。可是作者故意把“轩”用一个框代替，而秋瑾就是在这儿就义的，这一“道具”的使用其实就是在暗示《药》中被杀的夏瑜就是秋瑾。再加上作者以“夏”示“秋”，以“瑜”带“瑾”，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再次，“道具”的运用能深化作品的主题。
《祝福》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道具”：门槛。祥林嫂又一次去鲁四老爷家帮工，可鲁四老爷嫌弃她是个寡妇，说她动过的祭器、食物“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于是剥夺了她劳动的权利。祥林嫂听了柳妈的`话，用自己积攒不容易的工钱去土地庙捐了一条门槛，说是让千人踩万人跨，这样就能赎清罪孽。可是祥林嫂捐了门槛，满以为自己可以享受劳动的快乐了。可鲁四老爷说她捐十条门槛也赎不清罪孽，并且把她赶出家门，最终带着“人死后有没有灵魂”的疑问死在鲁镇祝福的礼炮声中。足以见出封建迷信思想对祥林嫂的毒害，也深刻地反映了妇女地位的底下，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从而深化了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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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这篇小说最后描写了夏瑜坟上出现的花圈，这花圈成了《药》的一个“道具”。这“道具”，是革命者送的，说明革命后继有人。但夏瑜的母亲给儿子夏瑜上坟的时候，觉得怪异，“孩子不会到这儿来玩儿，亲戚本家早就不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最后还从迷信的角度去理解，说这是“儿子显灵”，从这儿可以看出夏瑜革命，相依为命的母亲都不知道、不理解，由此可见，辛亥革命脱离群众严重到如此程度，从而升华了文章的主题。
综上所述，鲁迅善于在小说中运用“道具”艺术，而且能给这些“道具”派上适当的用场，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二
岁月如流，即便是过了数十年后的物是人非，那个红颜飘零、命运多舛、最后魂断异乡的“残酷天才”张爱玲，依旧能让你为她给读者营造的光影陆离的故事所倾倒。一个目空一切，笑观世界沧桑，对世间冷暖悲欢离合都淡然处之的女子;一个身着精致旗袍、婀娜多姿，看破人情世故、对世界深深厌倦的女子，一个事不关己、笔调哀婉，在茶烟缭绕中讲述一个个女子的故事的女子，如此精致，如此孤傲。她用清贞决绝的生活态度，苍凉华丽的末世旷野，华丽哀婉的笔调诉说，以一种贵族式的华美和西方异域风情在中国本土亮相，无论是精致的情怀，怀旧的贵族情怀，个人主义的话语，还是深藏的女权主义，她对生命的理解总是彻头彻尾般透彻，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地道出生存的矛盾与尴尬。
她出身名门，在书香与官僚气中成长，濡染着贵族文化浓重的末世情调，接受土洋结合的文化校阅，她的经历跟她的世俗小说一样，家道中衰、父母离异、人情冷漠，“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之后，她过起了普通^柴米油盐的生活，这个“天生写悲剧的人”，因童年的成长环境塑造了她悲观寂寞、敏感脆弱的性格，以至于她的小说总是以苍凉悲壮的面目示人，打着“苍凉的手势”沉入永恒的时间之河。她的小说被人称之为“在一个水土特别不服的地方探出头来”，她用独特的视角审视新旧时代交叠下的女性命运，彻底披露人性，在“冷峻”中窥伺人生，带着对现代都市生活悲剧意味的思考，以孤凄的感受展示特定时代中普遍的病态人生，并表现出那个衰颓的时代所独有的悲凉和深刻的无可奈何，她用站在高处鸟瞰人间百态的姿势，以第三者的身份，用敏锐冷酷的笔调带我们走进一个个女子幽谧的世界。
意象是指通过色彩、光线、物品、声音等营造出的物象形态，就意象而言，张爱玲用其密度较浓。鲜艳夺目而不减其凄凉或阴森的气氛，总是有意无意地把那种对人生莫测的苍凉感悟物化为具体可感的世俗生活中的东西，把最昏暗最荒凉的感觉落实于眼前的实物上，使之意象化，艺术化，增加作品的思想内涵，提高作品的感染力。很多人写过张爱玲小说中意境手法的运用，无非是“月亮”“镜子”这些已经被世人熟知的家什，本文在这里不再重复前人所见，重点谈一下张爱玲接受西方新观念后在本土小说中的应用。
风从窗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金锁记》。
这一段描绘是结合了电影艺术中经典的“蒙太奇手法”，镜头从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长镜，到镜子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山水屏条，然后镜头缓慢雾化，在推进时，镜子里的翠竹帘子已经褪色，金绿山水也换成了七巧丈夫的遗像。如此一晕一看间，人世间已经是沧桑十年了。这种营造的意境与电影表现手法的结合，使得一些原本停留在文本表象的'意象画面凸显出来，具有鲜活流动的视觉美，给作品增添了现代感。
她穿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她略略移动了一步，仿佛她刚才所占有的空气上便留着个绿迹子。衣服似乎做得太小了，两边崩开一寸半的裂缝，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络了上来，露出里面深粉红的衬裙。那过分刺眼的色调是使人看久了要患色盲症的。
――《红玫瑰和白玫瑰》。
这样的描绘别说是精于绘画的张爱玲，连普通读者都能想象得出青翠欲滴的绿了，而用绿缎子络起露出的深粉红色衬裙，与人物“娇蕊”的名字是极相称的，同时也暗藏了人物对振保来说是“热情的红玫瑰”了。
张爱玲也喜欢浓烈犯冲的色彩，她娴熟地运用色彩的纯度、冷暖和明暗对比，使小说呈现出鲜明的视觉审美特性。除了色彩，她还借鉴西方现代美术在光与色表现的特点，巧妙加以转化，是她的小说呈现出逼真的多样化的艺术效果。这个在中西文化共同熏陶下生长的女性，通过艺术已与整个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爱玲文风异常特殊，她的文字无法归入任何派别，自成张体;她的语言汲取了古今华洋的众多营养;她的作品融合了前卫与世俗的矛盾复合体。她需要一种领先于整个时代的脚步和游走于整个时空的快感。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他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他不够严肃。”“奇异的西方文化的鲜活”和“东方文化中沉沉的**片”陶冶出她深厚的民间文化素养，西方文化的熏陶又使她衍生出相应的褒贬原则和审美标准，中西文化冲突下的文化教养构成了张爱玲中西杂糅的文化人格，而这种人格在她的语言上得到充分表现。
张爱玲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完全迥异的语言风格，雅致、瑰丽、珠圆玉润，胡兰成曾说过“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但她创造了和谐，而仍然不能满足于这和谐。”那一个个繁华下的满目疮痍，富贵中的凄清哀婉，温柔下的忧郁悲凉，在张爱玲华丽凄绝的语言下向世人诉说着“撕裂了的美”。
语句，大概只能是在文末了，一两句结尾，留给观众独自想象的空间，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她的结尾总是那么短，寥寥数句，却发人深省。
然而现在。她自己一寸寸地死去了，这可爱的世界也一寸寸地死去了，凡是她目光所及，手指所触的，立即死去……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花凋》。
传奇里的倾城倾国的人大抵如此。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倾城之恋》。
优美的文字书写的绝望应该是沁人心扉的罂***，摇曳生姿魅惑瑰丽的外表下隐藏的，是冷漠、傲然、惨淡和苍凉。可感可触，彻底而坚决。她用云端里看厮杀的傲然与冷漠静观俗世的故事，用敏锐而又冷酷的笔触描写生活的真实。
张爱玲的作品出发点是世俗，是恋爱，是凡俗琐事，没有太多让人感觉高不可攀的东西，这与琼瑶阿姨的风格完全相反，琼瑶笔下的人物都是不食人间烟火，从不为金钱所累的形象，但是张爱玲不同，她笔下的人物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每个人看完后掩卷沉思，唏嘘不已，仿佛那个人就在自己身边，或者干脆在自己身上找到些相似之处，正是她身上那种市井俗人与文坛才女双重气质的奇妙统一，成就了这位文坛异数。
贾平凹先生说：“张爱玲是一个俗女人的心性和口气。嘟嘟嘟地唠叨不已，又风趣，又刻薄，要离开又想听，是会说是非的女子。”一切俗得不能再俗的市井凡人家常细事，在张爱玲的笔下都夸张成大特写，组成旧时代大上海散乱、琐碎而又真实存在的生活。张爱玲再“俗”，也是归根于“雅”的，她靠她的才气和灵气在极俗的叙说中制造出极雅的意趣，做到了俗中寓雅，似俗实雅。但她又是如此“世俗”，她对日常生活的细节，其中不乏一些近乎无聊低俗的情趣，怀着一股满心的喜好，念念不忘那些周遭琐事，心甘情愿地留恋于红尘浪里、市井之间不知归途。
在张爱玲的散文中，谈吃、谈穿、谈钱、谈艺术、谈男人，抱着“举目四眺，世界满目疮痍”的悲观，导致她对于生活小趣味的过分嗜好，使她产生了对万物超然脱俗的洒脱态度。她的散文里浸透了女人的感性，她一往情深地谈论一块布料、一件衣服，那种从穿衣中体味到的喜悦对于男人来说的确是微不足道的，这也昭示着她心底那份对世界和男人的不屑，那份唯我独尊的享乐主义。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一个企图以嫁人大户人家的方法改变自己卑微的地位，名不当户不对，让她倾其所有都没有获得地位和金钱，于是，她的性情开始变化，扭曲的欲望加之在儿女身上，亲手毁掉儿女的幸福，从一个引人同情的被害者到人人憎恶的虐待狂，这个变质过程其实是长期被压抑的女权的一次总爆发，揭示了社会现实对人的君临、威压和吞噬。
张爱玲的作品，分写、散写、杂写、改写等各种表现形式都被她有理论、有系统、有条理地拆拆拼拼，居然造就了一代名家风范。她是那个特定时代中西方教育机制下的产物，不仅对中国古典文学运用自如，还创新性地融入大量欧洲艺术，她的阅历之丰富。语言之独特，世俗之精致等是任何人学不来的，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实不多见。
张爱玲是安静的，她不喜张扬，习惯偏安一隅静坐，对于人生她只是一个看客，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她把喜怒哀乐收藏，自己品味，不在乎外界，不顾影自怜。看那弄堂深处，旧情人身着大红旗袍，美目流转，巧笑倩兮，两玉指夹着细长的苏烟，管他身后的那高楼万丈!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三
“象征”一词在希腊语中本来是指“一块木板分成两半,双方各执其一,以保证相互款待”的信物,后来引申为观念或符号的代表。(袁可嘉《后期象征主义》,见《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第二页),艺术中“象征”是属于美学范畴的一个宽泛的概念。意思是,通过某一特定形象以表现和暗示超越这一形象的含义和观念。象征中既包孕着比喻中的暗喻成分,又包孕着寓言表述中的比附因素,但又有所生发和放大。美国学者劳・坡林(lawrenceperrine)指出:“象征的定义可以粗略的说成是某种东西的含义大于其本身”。“象征意味这既是它所说的,同时也是超过它所说的。”
在文学艺术的幼年时期,象征常通过事物与形象之间的比附来实现。如在我国,“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熊罴是吉祥的象征;乌鸦是不吉祥的象征等等。在西欧基督教中,百合花总是象征着圣洁的童贞,洁白的羊羔象征着信徒等等。
这种早期象征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事物与形象的比附内涵比较确定,不想现代派的象征主义那么晦涩和丰富,暗喻的成分较多,但是象征内涵比较丰富的作品也已经出现。这可以从屈原的《橘颂》和《山鬼》的比较中看出来。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橘颂》与《山鬼》是否同为象征作品的讨论中,梁宗岱先生就认为《橘颂》是有象征意义和象征手法的寓言,而《山鬼》则是象征体作品。也就是说,此时中国已有象征体的诗赋出现了。
当然,现当代关于象征的内涵在不断的丰富深化和发展,现当代艺术意识中的象征,已不是用事物与形象之间的简单比附的方式所能达到的了。现当代艺术意识中的象征是一种创造艺术,一种新观念的寻求与诞生,现代的象征艺术魅力表现在:它往往以独特、完整的形象体系为基础,意蕴丰富、深邃,不是一眼所能望穿的。它大体有如下一些特点:(一)象征的观念带有一定的哲理性。(二)表现对象的荒诞性,这里的荒诞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形象形态上的荒诞性。如卡夫卡笔下的大甲虫,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的形天等。二是生活情理上的荒诞性,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三)艺术的抽象意义渗透于整个象征意象之中。
二
鲁迅的创作是立足于现实主义的,但鲁迅的创作却很受屈原和外国现代派的影响,特别是象征主义的影响因此,从鲁迅创作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开始时,就具有象征主义色彩。这一点,矛盾早在《读〈呐喊〉》中就指出:《狂人日记》是浸着“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的,“狂人”本身就是一个象征色彩较浓的人物形象。在这篇作品中,“古久先生”、“陈年流水薄子”、“狂人”、“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日子等,都具有浓烈的象征色彩。
鲁迅小说中的象征主义写作,大致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从作品整体来看,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但在某些细节的处理上运用象征的艺术手法,如《药》、《明天》等。有许多研究者认为《药》中只有那一圈围着坟顶的红白花才是象征艺术手法的运用,其实这篇小说很有几处使用了象征的艺术表现手法。比如在环境的设置上就具有明显的象征色彩。“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者”。这里设置的环境是黑暗的,“夜游的东西”和“什么都睡着”从表面看来是对当时虚构的时间和环境的描写。而其实鲁迅这种描写是有其深意的,不是很具有对当时中国现状的象征意味吗?在小说的结尾处有一个细节也是很值得玩味的,这个结尾,肯定是象征艺术手法的.运用,但对于其象征的意味,则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认为乌鸦是革命者的象征;有的认为“意在创造一种开阔深远,明朗生动的意境和气氛,与写在夏瑜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有相同的作用”。我认为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这恰恰表现出象征意象的审美特征。每一个读者在对象征意象的审美过程中往往能领悟到意象所载负的某些抽象观念和哲理,但好的象征意象往往使人始终也难得出最确切的结论。不同的读者,因为知识、经验的结构不同,智慧程度不同,便会对意象“猜出”不同的意义来。所以文学象征意象所包含的意义显得神秘莫测,扑朔迷离。《药》的结尾由于采用了象征艺术手法,从而丰富了《药》的意蕴,使整篇小说给人一种玩味不尽的感觉。使读者产生丰富的想象空间,给读者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鲁迅小说在象征上的第二个特点是塑造的人物形象和事物有某种暗喻和象征意义。如:前面提到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和“族里的人”;《药》中的“华大妈”与夏四奶奶;《故乡》中结尾的“路”以及《狂人日记》中的“房屋”;《长明灯》中的“长明灯”等等。这些人或物,其表达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其本身,须把它们放在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下来欣赏和思考,而且其蕴含的意义又总是难以一言道尽的。这非常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既有意蕴性,又有层次性。
鲁迅白话小说具有象征意义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寓言性”。这一点,在《故事新编》里表现得得尤为明显。孙刚先生把《故事新编》的文类定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寓言”其主要理由是《故事新编》中的人物以思想的“类意象”出现,即他们不再是他们本人,不是个别对象的个别特征的表象和观念,而是关于一类对象的综合表现和类型化的观念。[4]这样,这些人物和故事就不仅仅是人物和故事,而是某种哲理和观念的表达,充满了象征体类的特点(《出关》、《采薇》等)。你很难想象鲁迅只是在演绎历史故事。在演绎故事的过程中,充满了鲁迅对时事的看法,可是你若把它与当时的时事一一对照,又很难讲对照的是哪一件具体的事和具体的人。所以,从以上几点来看,我认为鲁迅的作品像但丁的《神曲》一样,“兼具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特点。
三
鲁迅白话小说虽然大量使用象征主义艺术表现手法,甚至某些篇章也可以看成是象征体类的作品,鲁迅自己也对象征主义做过一定的研究,但鲁迅并不是一位刻意追求象征主义的作家。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翻译波特莱尔的作品并评价《恶之花》时,认为波特莱尔的作品达到纯粹的美,“但这美是恶魔的美,而常有罪恶的自觉,罪恶首受美而变形,又复被美所暴露”。因此,鲁迅对古人和外来的象征艺术手法和象征主义,不过是采用“拿来”的态度,用象征的艺术性手法为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和精神服务,不是照搬,而是将其现代化与民族化。鲁迅曾说“我以为中国新的木刻,可以采用外国的构图和刻法,但也应该参考中国旧本木刻的构图模样。一面竭力使人物显出中国人的特点,来使观众一看便知道这是中国人和中国事。在现在,艺术是要有地方色彩的”同时,鲁迅认为现实主义是可以容纳现代主义因素的,认为现代主义中,强调主观性的合理部分,创新的精神,都可以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加以吸收融合。“一切事物虽然以独到为贵,但中国既然是世界上的异国,这受点别国的影响即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因而脸红。单就文艺而言,我们实在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
鲁迅虽然主张融合吸收,但绝不盲从,而是严格区分。在二十年代初,有人把一些非象征主义的小说说成是象征主义的。对此,鲁迅是坚决反对的。他指出:张三说李四的作品是象征主义。于是李四也自以为是象征主义,读者当然更以为是象征主义。“然而怎样是象征主义呢?向来就没有弄分明,只好就以李四的作品为例,所以中国之所谓象征主义和别国之symbolism是不一样的,虽然前者其实就是后者的译语,然而听说梅特林是象征派作家,于是李四就成为中国的梅特林了”。[8]以讹传讹,鲁迅认为这是很可怕的现象。鲁迅这种认真严谨的学风、文风,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四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张爱玲是与民族传统联系最紧密的作家之一。她的创作在继承和借鉴民族传统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传统风韵中凸显现代个性，从古老文化中渗透现代气息，可以说张爱玲是一个立于中国古典文化基座上的现代作家。
1、结构上的“中国模式”
张爱玲大部分的小说都采用我国传统小说纵式结构的写法。中国古典小说讲究两点：一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叙述描写要首尾一贯，前后照应;一是“憎而知其善，爱而知其丑”，充分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这两点，张爱玲把握的很好。在张爱玲的笔下，几乎每个故事都是有头有尾，都是完整的。人物的性格发展在情节推进中得到完成，具有整体美，而人物性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她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不彻底的，其最大的特点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她的作品里没有一个完美无缺的“高大全”人物，也没有一个作恶多端、坏透了的人物，大都是些带有旧制度烙印、人格有缺陷、有弱点的人物。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宣称“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她笔下的人物总是那么鲜活、真实、可信，面目清晰得好象可以触摸得到一样。
2、全知视角、“讲故事”口吻和叙事方式上的“冷处理”
由说书、话本衍化而来的世情小说大多采用说书人的“全知视角”和“讲故事”口吻来描述世俗人情，张爱玲的作品部分保留了这种传统。如《第一炉香》，开头和结尾出现了“说话人”，引出和结束了故事;而《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中，叙述人未直接出面，但故事的开端和结尾还是有“说话人”的“画外音”的，《倾城之恋》选择“胡琴”做楔子，《金锁记》则以咏月为线索，并且开头与结尾相呼应。
另外，在“全知视角”的叙述大前提下，在适当场合，巧妙地转换叙述视角，以作品中有某一人物的角度进行叙述，张爱玲也取得了令人惊讶的艺术效果。《金锁记》中对曹七巧的一段著名的描写：
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缘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无缘无故地，他只是毛骨悚然。长白介绍道：“这就是家母。”
世舫是曹七巧的女儿背着母亲自由恋爱的男朋友，他又是曹七巧背着女儿请到家中来的，那么第一次进曹家大门的世舫显然是很敏感的，小说以他为叙述的视角，凸现了一个陌生人对曹家、特别是对曹七巧的第一印象和感受。这个叙述视角的转换。也使读者对主人公曹七巧的印象更加深刻了。
张爱玲的小说在叙事时的笔触是冷峻的，几乎不掺杂一点情感的表露，保持完全客观的叙述。然而在其客观叙事的字里行间，有着强烈的情感力量，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3、含蓄笔法。
中国古典文学有含蓄的传统，讲究“用笔十分，下语三分”、“意在言外”。张爱玲自觉继承了这种传统，在创作中进行了多种尝试。
对人物的描写，较少正面描写，喜欢侧写、隐写和反写。如《第一炉香》中的人物梁太太，从头到尾都没有直接描叙，但是在肖像描写、景物描写里有喻示，在人物对话中也有提示，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有暗示。
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草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
这是《金锁记》里关于一对男女定婚之后外出的描写，只不过是动作，但却写活了心理的微妙、羞涩与拘谨。
二、创造性运用西方现代技法。
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提到“张爱玲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看出来的。”张爱玲在小说中创造性运用西方现代手法，为我们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表达了她对当时社会、人生的看法。
1、心理描写。
张爱玲是一个善于写心理的作家，她在表现人物心理时是从多个方面来写的，有巧妙的暗示，有人物细微的动作，也有精心安排的人物的对话。正如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所说的：“每一个举动，每一缕思维，每一段对话，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是在没有动作没有语言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如《金锁记》中：“季泽两肘撑在藤椅的扶手上，交叉着十指，手搭凉棚，影子落在眼睛上，深深地唉了一声。……七巧道：‘我非打你不可!’季泽的眼睛里突然冒出一点笑泡，道：‘你打，你打!’七巧等要打，又掣回手去，重新一鼓作气到：‘我真打!’抬高了手，一扇子劈下来，又在半空停住了，吃吃笑将起来。季泽带笑将肩膀耸了一耸，凑了上去道：‘你倒是打我一下罢!害得我浑身骨头痒痒的，不得劲儿!，七巧把扇子向背后一藏，越发笑得格格的'。……”这一部分描写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人物内心情绪的波动也写活了。
在心理感觉的描写中，《金锁记》中曹七巧赶走姜季泽之后内心感觉的描写堪称经典，她一怒之下打翻了佣人端来的给季泽喝的酸梅汤，姜季泽只好狼狈离去，此时：“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往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两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这慢慢的一滴一滴仿佛在替七巧计算另一种时间――心理时间。通过这个主观特写镜头，把七巧突发情绪后内心的恍惚、难言的空虚表现得异常准确和精彩。
男孩子扭曲的心理世界。
2、荒诞手法。
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多采用荒诞的艺术表现来表达他们对世界，对人生，对人类的体验和感受。张爱玲在创作小说时也常常运用荒诞的艺术手段来展示悲剧性的人生。《心经》中的许小寒正值青春年华却因迷恋自己的父亲而扼杀健康的爱情，故事是荒诞的，但却真实表达了小说中人物的心灵痛苦。《封锁》更是突兀和荒诞，在这几乎仅仅是“打个盹”的时间里，男女主人公陷入了莫名其妙的假恋，生存的寂寞与恐怖使人们在这样一个类似假想的空间里渴求着哪怕一丝的温情。
3、直觉、通感手法的运用。
张爱玲在小说中运用了直觉、通感等现代小说技巧，创造出许多新颖奇特的意象，深化了作品的意境，使人物内心深处的复杂情绪得到了很好的表现，给读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金锁记》一开篇是这样为主人公定下“苍凉”基调的：“……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月光、湿晕、泪珠，这些互不搭界的意象在此时的场景中却显得那么和谐，顿时产生一种让入迷糊而伤感的气息。《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刚和白流苏相好就借故离去，此时作品描写白流苏的心情：“楼上的品字似的三间屋，楼下品字似的三间屋，全是堂堂的点着灯，新打了蜡的地板，照得雪亮，没有人影儿，一间又一间，呼喊着空虚……”。一个“呼喊”，把白流苏心中的空虚写到了极致。
4、景色描写。
在张爱玲笔下，景色描写不仅是人物活动的衬景，起着烘托氛围的作用，而且是通过人物的感受表达出来的，还有点染心境、揭示心理的作用，体现了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
《沉香肩――第一炉香》中，葛薇龙为了继续求学来到梁宅姑妈家求助。她的到来并没有受到热情的接待，亲姑妈记恨往日与其父的恩怨，十分痛快淋漓地挖苦了侄女一通，中产家庭中的娇小姐受到了如此的“礼遇”后，只能满腹委屈的坐在客厅里。作者就通过薇龙的眼光对客厅的景物做了如下描绘：
薇龙一抬眼望见钢琴上面，宝蓝瓷盘里一颗仙人掌，正是含苞待放，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象一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是吐出的蛇信子。
这是一位纯洁少女此时此刻忧惧心理的写照，其中景色外的线条正是小主人公坎坷命运的征兆。
另外，在景物和事件的刻画上，张爱玲运用心灵与感官相通融的手法，并附上与之相对应的瞬间意象，使被描写的对象更加清晰，立体，客观。
郑先生长得像广告上喝可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绅士：圆脸，眉目开展，嘴角向上兜兜的，穿上短裤就便成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加上两撇八字须就代表了及时进补的老太爷：胡子一白就可以权充圣诞老人。(《花凋》)。
这段描写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郑先生的玩世不恭、随遇而安的个性。
三、细节的描写。
张爱玲小说中有很多细节之处看似漫不经心，却透着微妙。小说《十八春》，整篇的结构，一张一弛，一松一紧都是恰到好处的，而这些张弛有度正是各个小的细节串联组织起来的。红宝石戒指在文中反复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在世钧送给曼祯时，他抽了一截旧绒线衣上的毛线缠在了戒指上，接着，这戒指被曼祯气愤中扔进了纸篓，后又拾了回来，再以后，曼祯被姐姐囚禁了起来，看到这戒指，“心里却象被针刺了一下”，为了逃出去，她把戒指给了阿宝，阿宝转手给了曼露，接着，便是世钧来到别墅找人，这里也有一处重要细节：曼祯朦胧中听到了世钧的皮鞋声，心想或许是世钧来救她了，张爱玲在不动声色之间让情节紧张了起来，但最终还是错过了。当世钧从曼祯手中接过戒指，走出了别墅之后，张爱玲写到，戒指绒线上沾着血迹，或许还可以给世钧一点点启示，这时，读者的心也被调的高高的，但世钧却觉得那红宝石戒指象一个燃烧的烟头，烫疼了他的腿，他随手扔了。阴森离奇的故事在一连串的精心设计的细节中从容展开，细节将整篇的结构连缀的跌宕起伏。
此外，细节还在小说中有着其他多种妙用。《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结尾处。“地板正中躺着烟鹂一双绣花鞋，微带八字武，一只前些，一只后些，象一个不敢现型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央求着。振保坐在床沿上，看了许久，再躺下来，他叹了口气，觉得他旧目的善良的空气一点一点偷着走进，包围了他。无数的烦忧与责任与蚊子一同嗡嗡飞绕，叮他，吸他”，在这一处，张爱玲把两只绣花鞋的小小细节处精雕细刻，于无形中交代了人物复杂的心理交化，又营造了气氛，丰富了画面感，产生让人过目不忘的艺术效果。
四、娴熟、精湛、富有创造力的语言。
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既有中国式的华美、典雅，也有西方式的幽默、通脱。形成独具特色的“张氏语言”。
1、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
她继承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传统，常常会用一些半文半白的词汇，如：讲到某某人说什么时，她不用“说”，而用“道”。《茉莉香片》中，人物对话都是用“道”字，“他父亲问道……传庆答道……他后母道……”这种文白夹杂的语言正是她永远也摆脱不掉的古典情节在不经意间的流露。
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有些像说评书，喜欢小说开头加一段引子。如《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开头：“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她的语言处处透漏出浓郁的《红楼梦》风韵。如《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出场亮相是对《红楼梦》中王熙凤出场的模仿，七巧抢白哥嫂又使人联想到鸳鸯抢白哥嫂的情节。
2、色彩的运用。
色彩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符号，而是她对语言出神入化的把握和摆布，是她对往事、对生活、对情感、对人生、对世界的一种常人不能、不知的超越和诠释。
张爱玲在使用她的色彩语言时，并不是总按牌理出牌，按照常理用词――这也是她的一大特点。传统的小说家用黑色代表罪恶，蓝色代表忧郁，红色代表热情，白色代表纯洁，但张爱玲却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色彩心理。
《封锁》里有这样一段对女人白色手臂的描写：
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女人。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
从这个《封锁》里的男人眼里看出去。女人从手臂到整个身体都是没有款式的牙膏，白，却毫无生气毫无内涵。牙膏的白生涩而有刺鼻的味，明晃晃地成了一个人，站在那里不由让人起腻嫌弃，这就是张爱玲化的色彩语言，不仅是对对现实生活的描述，还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带有强烈的主观情绪。
与死亡、绝望、悲哀、无光、沉默、焦虑相连，又与纯洁相关。张爱玲这里的白色显然与纯洁无关，只是暴露了现实、家庭、人性的丑陋和荒凉，展示了女性的一无所有的悲剧身份与命运。白色在此具有了一种讽刺与控诉的含义。
除了白，张爱玲的作品中也屡屡出现“红”。
《红玫瑰和白玫瑰》多次写到红色。在振保与娇蕊一夜床第之欢后，张爱玲写到“昨天晚上忘了看看有月亮没有，应当是红色的月牙。”这是虚写。另一次是实写，振保醒来后发现头发里有一弯剪下来的指甲，像小红月牙，那是娇蕊看到自己养的指甲划伤振保后剪下的。此处红色既是实写又是想象，既象征王娇蕊旺盛的生命力和热烈的情感，又有与振保偷情后的愉悦与不安。此后，张爱玲又将红与自做了一次无人能出其右的对比“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红色是蚊子血，给了人一种肮脏的感觉，同时也暗含了一种得不到的痛苦，由此，张爱玲又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红的内涵。
3、奇妙的比喻。
张爱玲善于用比喻，她的比喻总是不落巢自，新颖无双，让人拍案叫绝，回味无穷，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用来形容人生坎坷和无奈，高度的概括和准确。
当七巧遭到季泽拒绝时，张爱玲描写七巧的神情象“玻璃匣子里的蝴蝶标本，鲜明而凄怆。”这个比喻不仅把七巧此时痛苦、压抑的心境表现出来，也暗示出七巧在姜家的生活如同蝴蝶标本――没有一点生命力。
在张爱玲的作品里，似乎万事万物皆可拿来做比喻，就连很多别人已经写过、写滥的事和物在她的笔下，也突然就与其他事物发生了联系，变成了绝妙的比喻，变成了她任意驱使表达爱憎的工具。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她曾写到：
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
这是一段以热牛奶比喻女人臂膊之洁白美丽的绝妙描写。这样的描写既通过读者的视觉来让人感受到乔琪的色迷心窍、蠢蠢欲动的形象。又表现了薇龙的竭力自持却又虚荣不能自拔的心态。
相较于其他作家而言，张爱玲的比喻有点“恶毒”。许多通常人们以为美的事物、善的事物，在她的笔下都和我们的日常经验发生了扭转性的变化，有时让人读后瞠目结舌。但是这种似乎“恶毒”的比喻，它比温和的话语更能一语中的，更能深刻地反映出事物的本质来。
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花调》)。
“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多么恐怖的字眼，郑先生的装腔作态，他的严重的不和时宜在张爱玲残酷的比喻下一下子现出了原形。
让比喻之间跳跃着幽默诙谐的音符，也是张爱玲语言的特点。在《花凋》里她也戏谑幽默：“郑太太对孩子说：‘新鞋上糊了这些泥?还不到门口的棕垫子上塌掉它!，那孩子只顾把酒席上的杏仁抓来吃，不肯走开，只吹了一声口哨，把家里养的大狗唤了来，将鞋在狗背上塌来塌去，刷去了泥污。郑家这样的大黄狗有两三只，老而疏懒，身上生癣处皮毛脱落，拦门躺着，乍看就仿佛是一块敝旧的棕毛毯。”突然冒出了一只可以擦鞋的狗，让读者不禁莞尔，也给书中阴沉的气氛增加了一些亮色。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五
周四上午的第一节课是语文课，上的是我很喜欢的内容――口语交际。一上课，老师就请两位同学表演了一个不成功的劝说例子——一个“孙女”劝“爷爷”戒烟，倒被“爷爷”反说了一顿，典型的“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呀。在分析了刚才两位同学为什么没劝说成功的原因后，老师提供了四个“劝说”素材：劝爷爷戒烟；劝他人在公共场合别大声喧哗；劝他人别天天玩电脑；劝朋友不要乱扔垃圾。并让我们找同桌或前后排同学自由组合表演。
我立刻选择了素材一，有了前车之鉴，加上我以前劝爷爷戒烟的经验，我觉得很有把握。于是我和同桌卢恒大决定合作表演。他自然演“老爷爷”，我自然演“孙女”。可是，他演的老爷爷，怎么那么像一个老顽童呢？算了，老顽童就老顽童吧。可是，我拿什么方法对付他呢？嗯，对于这个“老顽童”，我还是用事实说话比较好。劝说，可是一种艺术呢！开始表演了。第一组是王豪等三位同学，整体设计得还可以。但有一段劝说词没设计好，很没艺术感地用了强迫的方法，于是，一个80分送给他们。轮到我们了。
我搬了把椅子放在讲台上，开演！“爷爷，您知道吗，外国有一个人，一分钟吸了60根烟，结果死了！”“爷爷”正坐在椅子上，悠然自得地抽着一根烟，听了我的“新闻播报”，慢悠悠地发话了：“别拿这个吓唬你爷爷，我抽烟又没那么快，有我什么事？”看着卢恒大那一副“我早知道你会劝我戒烟”的样子，我假装着急地说：“唉，一根烟能毒死一只小白鼠，二十根烟下来，一头牛都会丧命啊！”“去去去，我又不是牛和鼠，别吓你爷爷了！”我貌似无话可说地走回屋，实际上――几秒钟后，传来了我的叫声：“天呐，网上讲又一个人因为吸烟得肺癌死了！
全世界每半分钟就有一个人因此丧生？！oh，mygod！”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此时，那位“爷爷”竟然忘了他的戏份！我只好再编几句了，但在观众的笑声下，我又笑场了……终于，这位“爷爷”记起了他的戏份，走过来，瞟了一眼“网页”。几秒钟后，传来了“爷爷”的声音：“天呐，这个害死人的烟啊！”终于表演完了，老师给我们打了90分。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六
在公共场所，随便大声喧哗的人并不少见。
一次，我像往常一样步入书店的大门，随手拿起一本我最喜爱的故事书，津津有味地看起来。可正当我的心随故事情节波荡起伏之时，一个小弟弟突然飞也似的窜到这边，又飞也似的跑向那里，边玩还边大声欢笑着。我的思绪立刻被打乱了，再看书店里的其他人，也都不满意地斜眼瞟着他。
说实在的，我当时真想过去大声斥责他，但我忽然记起老师给我们讲过，劝说别人也要讲究语言艺术，于是，我静心合上书，轻轻走到小弟弟的面前，和颜悦色地说道：“小弟弟，你也是来看书的吧？”“嗯。”他点点头。“你看，这里是公共场所，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看书呢，你这样大喊大叫，可是会影响别人的哦。另外，姐姐告诉你，大声喧哗，还容易造成飞沫传播，容易传染疾病，也是对他人的不尊重。小弟弟，你知道了吗？”说完，我冲他笑了笑。
没想到，他懂事地小声说道：“我知道了，姐姐，谢谢你！”说完，拿了一本童话书，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认认真真地看了起来。
书店终于又恢复了往日的和谐。
某些不讲文明的人，总喜欢随地吐痰，这不但不卫生，也致使我们的家园——地球村染上各种疾病。
一个周末，我和邻居的一个小伙伴，正走在风景如画的公园里，聊着各种有趣的话题。忽然，她的喉咙一阵哽咽，我本想前面就是垃圾箱了，她一定会把嘴里的东西吐进去吧。谁知，她竟一下子把一口痰吐在了路旁。恰巧这时，一个老奶奶从这里经过，一脚就踩在了上面，使道路上留下了一串“唾沫脚印”。
看到这里，我拍拍她的肩膀，指着前面的标示牌，说道：“朋友，你看，这里写着“不要随地吐痰，做一个文明的人”，你知道吗？吐痰虽然一时让自己的口中得到舒畅，却极易传播疾病呢。而且这种行为，不仅对别人有害，对自身也会造成不可避免的危害。朋友，让我们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园，争做一个“文明小卫士”吧！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真诚的眼睛，说道：“谢谢你，我的好朋友，让我们一起努力！”我们都笑了，那笑，真甜！
那天，我们在一起玩得可真开心！
上课不注意听讲，家庭作业不认真完成，这样的学生可是大有人在。
比如我班的'一位同学，上课不是摆弄文具，就是摇头晃脑地跟同学说话，不管老师怎样叮嘱，却就是“死不悔改”；回到家里，书包一抛，一下子就跑得不见踪影，根本不管作业有没有完成。
而第二天交作业，他不是说没记住，就是说忘记带了，老师让他晚上回家补作业，他早已抛之脑后，继续和院里的小伙伴打打闹闹，直到夜幕降临，才恋恋不舍地回了家。可谓是对玩“痴迷”到一定程度啊！当然，考试时也是一塌糊涂。
一日，我遇见了“晚归”的他，见他又玩得满身是土，便耐心地劝他道：“你看，“一寸光阴一寸金”，珍惜宝贵的学习时光吧，时间浪费掉了，可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上课好好听讲，作业认真完成，只要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就一定会取得好成绩的，我相信你！”
果真，在我温暖话语的鼓励下，他慢慢改掉了坏习惯，成绩也提高了许多。
劝说别人，其实也在警示着自己。学会劝说的语言艺术，让对方心服口服，相信你也一定可以。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七
《杂说四则》是韩愈具有代表性的论辩类的文章，篇幅短小却予以深意，体现了韩愈论辩文的特点。
《杂说四则》是韩愈四篇短小精悍的论辩体散文，出自《昌黎先生集》卷十一。杂说为内容驳杂，随感式的论说文字，是一种一事一议，或数事一议，借题发挥，行文自由，褒贬分明的文章体裁，也是议论文的一种。杂说起源于先秦诸子的零章片段，经过韩愈的创新，逐渐发展为有完整结构的篇章，可以说是后世杂感、随笔类杂文的先驱。
韩愈的杂说，语言洗炼，妙趣横生，文学成就较高。《杂说四则》是韩愈较有代表性的杂文，这四篇杂文都是借此喻彼，为“愤世嫉邪”(《杂说・崔山君传》)。其一《龙说》说“龙”，说龙吐气成云，凭借云可以上天入地，龙一刻也离不开云。这篇含义比较隐晦，历来解释不一。清人李光地说：“此篇取类至深，寄托至广。精而言之，如道义之生气，德行之发为事业文章;大而言之，如君臣之遇合，朋友之应求，圣人之风之兴起百世，皆是也。”(引自《韩昌黎文集校注》)这只是大体说明了其含义。其二《医说》说“医”。用医病比喻治天下，意在标明严明统治秩序的重要性，维护封建秩序。其三《崔山君传》是说“貌”。说一种人貌丑而心美，但他们是实在的人;人貌美而心类禽兽，不应算是人。其四《马说》说“马”。“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喻人才的际遇取决于当政者能否识才。这一篇千百年来已家喻户晓，今天“伯乐”已成为“好领导”的代名词。
韩愈《杂说四则》中的四篇杂说是后人将韩愈的四篇精短的杂文收集整理到一起的，这四篇论辩文蕴含了韩愈创作论辩文的多重艺术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值得人们关注。
一.不平则鸣，文穷而后工。
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的口号，把“明道”与对现实的批判联系起来，使文章不仅是明道的工具，也是鸣不平、反映现实的工具，“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荆潭唱和诗序》)。因此，韩愈漠视那些达官贵人，并对他们表现出不满与蔑视，认为他们气满自得，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确，真正的好作品是“恒发于羁旅草野”的，往往是在被流放和漂泊当中，在不得志、在饱受打击当中产生的，作者受到的刺激越大，怨愤越多，文章也就寄托了作者愈多的思绪，愈加能表现出作者的深切的情意。
《龙说》《马说》就是韩愈作文“不平则鸣，文穷而后工”的代表。两则杂文分别是借龙、马这两种动物的遭遇来写人，包含了韩愈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穷愁寂寞的叹息。而其著名的《马说》，作者看似在为千里马叫屈，实则在为被埋没的有志之士鸣不平。林纾《古文辞类纂》卷一：“通篇两用”不知“字，有千钧之力。”“不知其能千里而食”句，“是糟蹋国士之爰书”，“其真不知马也”句，“是国士辨冤之诉词”。又云：“语愈冷，而意愈深，声愈悲。通篇都无火色，而言下却无尽悲凉，真绝调也。”
二.文以载道，唯陈言之务去。
韩愈的文学观念是反骈重散，主张文章要像先秦两汉散文那样言之有物，要阐发孔孟之道，反对六朝以来单纯追求形式美、内容贫乏的骈骊文章，倡导朴实明畅之散体。因此，在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重视文章内容的充实而不强调辞藻的华丽与形式的整齐。
韩愈还明确提出了“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言必己出”、“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
《马说》就从伯乐与千里马的典故加以生发，来讨论人才问题，《龙说》则从《易・乾卦・文言》中“云从龙”一句加以扩展、发挥，用云与龙的关系，说明一个人立身行事必须有所依凭。有人认为这是指“君臣际遇”，也有人认为这是“朋友相交”。不论是从哪一方面解释都可以将文章内容演发出深刻的寓意，内容是充实有效引人深思的。而其它两篇杂文作者也立足于社会发展以及培养正确价值观的角度，阐发了鲜明、深刻的予以深意的观点。
韩愈在作文立意方面有直接论述，“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陈辞”(《答胡生书》)，提出作文要有深刻的立意。所谓立意深刻，首先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作者观察社会现象，不是局限于它的表面，而能深入到它的本质，从而在写作时从日常平凡琐碎的题材中，也能生发出深刻的立意。就写作实践来说，也有一个方法的问题。艺术方法上的立意求深，就是要在表现内容时层层翻剥，引导读者从现象逐渐认识本质。韩愈就善于使用这种层层深入的方法，把立意逐层加深。
《杂说四则》分别以“君臣、朋友”的遇合应求、“治理国家”要严明法度、辩证分析“外表”与“内在”的关系、“人才”选拔为论说的立足点，切合社会发展，并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较高价值的借鉴意义，是韩愈对世事的深刻慨叹之作，立意深远，值得回味。
《龙说》写于作者仕途蹭蹬之际，借龙和云的关系比喻君臣、朋友之间的遇合应求关系。文章虽然篇幅短小，却“道古而波折自由，简峻而规模自宏，最有法度，而转换变化处更多”(清代张裕钊语)，含蓄委婉，意味深长，历来被奉为典范。《马说》则作于韩愈仕途不畅之时。文章借阐述善于相马的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比喻选拔任用人才者与人才之间的关系，强调了知人善任的重要性。文章也表达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愤慨。历代对此文赞誉有加，清代林纾在《古文辞类纂》中评价其“语愈冷而意愈深，声愈悲。通篇都无火色，而言下却无尽悲凉，真绝调也”。
三.抑遏蔽掩，婉曲尽情。
苏洵在《上欧阳内翰书》中说到韩愈的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这段话生动形象地概括了韩愈文章的气势、内容和艺术表达的特点，苏洵所说“抑遏蔽掩，不使自露”就是指韩愈作文好用较为委婉，含蓄不露的艺术手法。
《龙说》和《马说》这两篇托物寄意的论辩文，其笔法含蓄，“不使自露”，可视为“抑遏蔽掩”的一种方式。两篇文章都是借此喻彼，表达了作者愤世嫉俗之情，前者以龙和云的相依相存，比喻圣君和贤臣的相辅相成;后者以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比喻人才的际遇取决于当政者能否识才。两篇文章都没有直接提及“圣君”与“贤臣”，“人才”与“当政者”，但是通过联系韩愈的生平以及际遇，我们就可以体会到文章内作者委婉寄托在“龙”与“马”身上的自己的微妙情感。这两篇运用“抑遏蔽掩”的手法写成的论辩文可谓含蓄蕴藉，意味悠然，委婉尽情。
四.逻辑严整，气势充沛。
韩愈发展了孟子的“养气说”，将“浩然之气”与文章写作联系起来。《答李翊书》：“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他认为只有内心充盈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使笔端语句文字有着严密的逻辑体系，显露出别具一格的神韵来。
《杂说・马说》是韩愈通篇都用比喻来组织的论辩文，比喻包含在议论的框架之中。用古代伯乐相马的典故来组织文章，第一、二句开篇“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一反一正，提出论点，说出了三层意思：要发现人才，首先得有识别人才的人;人才常有，但却没有被发现;这是因为缺少识别人才的人。接着，顺着思路推进文意，第一层“虽有名马”，具体写识别人才的问题;第二层“马之千里者”，实际是培养人才的问题;第三层“策之不以其道”，进一步讲怎样理解、善用人才的问题。最后做“不知马”的慨叹，回应开头的“世无伯乐”，表明讽刺现实的用意。文章虽处处说马，但实质上全是在论述人才问题。作者在比喻中有层次地论述问题，把论点一步步展开，深化，并以答案鲜明的问答句结尾，再次强调“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主旨，逻辑严整，气势充沛。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八
3、点滴得失，不去在意浮华之事，不是没追求，只是不强求。
4、事事凡尘如倘若,笔笔清墨何曾殇，凡是不必太强求。
5、初恋是立夏时节的夜晚,没有烂漫的月光，但也淡淡清香。
6、灿烂的星空令人充满幻想，蛙鸣几声送来夜的微凉。
7、羞涩的青杏，在悄无声息的成长，感慨时间过的太快。
8、阳光灿烂午后，你站在树荫底下，呆呆地回想自己的过去。
9、我站在强烈日光下，呆呆地看着你，安静的侧脸。
10、我猜，也许就从那一刻起，我爱上你，从此不能自拔。
11、箫笙乐,清墨画,谁许我余生繁华。一如鲜活的生命。
12、雏鸟栖居好养性，鸿鹄有志在远天，年轻的志向。
13、爱意被写成了传奇，在我的文字里永垂不朽。
14、即便昙花只得瞬间美丽，莫忘此刻已然日光倾城。
15、那些感动，是回忆里的慢镜头。温暖足以让爱侣厮守终生。
16、我的梦想困顿在樊篱里，大片大片的枯萎。
17、青春只顾一季一季绚烂成海，一年一年凋零成伤。
18、江南的水袖舞出了温柔和明媚，春风里漾过年少暖暖的醉意。
19、温酒淡茶,琴箫声怯,你轻言一笑温暖了我的世界。
20、一段真真切切的青春，一段从始至终都令人怀念的小时光。
21、那些人，那些事，那年夏天让我现在都难以忘怀。
22、因为只是过客才不易忘记。你说，分开才是相遇最初的意义。
23、风景因为只是路过才变美景，花是因为开过就凋谢才完美。
24、遇见你是我这一生的幸运，其实爱过就知道，幸福是件简单的事。
25、我喜欢的是你，而不是你身边的人，所以我不会在乎他们说的。
26、即使我从没有说过我爱你，但是我的心却已经给了你。
27、我们的爱情，不奢望有多的美好，只希望平平凡凡的拥有彼此。
28、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要求你什么，只会用心的对待你。
29、我会一直祝福你的，等到有一天你真的拥有了自己的幸福。
30、暮然回首我才发现，原来我们之间的不是爱。
31、我们在爱情里兜兜转转，却始终找不到出口。
32、我始终在等待那个牵我手一直走的人，你可否也在寻找着我。
33、你的出现是我唯一的心动，每天心里都在想着你。
34、我多希望我们现在还在一起，多么希望让你知道我有多爱你。
35、不喜欢一个人流浪，只想要有你一直陪伴着我。
36、我给不了你的终成遗憾，我想要给你的就是这一生的爱。
37、你若看到了我，请一定要相信其实我是爱你的。
38、在爱与不爱之间，你是否知道我是真的很想要和你在一起了。
39、我花光了所有的力气，只为能走到你的跟前。
40、喜欢你解释的时候，因为我会忍不住笑。
41、无须看别人的眼神，只需要走出自己的路。
42、只想要记录和你在一起的点滴，就算失去了，也会有很多美好回忆。
43、我可以只爱你一个人，但最后却没能留住你的心。
44、如果爱情的苍凉是一种宿命，也许她会比较释怀。
45、我有很多爱你的理由，但是最后不得不选择放弃。
46、约定不了今生，那么我会预约来世。
47、越是在乎越会感觉到致命的伤痛，但是不爱就会永远的错过。
48、有一种长相厮守就是，能和你一切相约到白头。
49、把我的幸福带回来，请你和我一起享受在人间的短暂快乐。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九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位女性作家，她对于汉语言的使用具有纯熟的技巧，结合了中西两方的文化特点，创造出小说的新境界，给读者强烈的视觉享受。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地位的一位女性作家。她的小说重点在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情。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题材过于局限，有人说她的写作技巧过于新潮，掩盖了其它方面的描写等。在我看来，张爱玲的小说视角独特，风格迥异，文字闪现着与其他作者不同的灵动之气，具有十分强烈的画面感，想象力也十分丰富，很多字句都堪称经典。本文拟从其艺术特色方面对张爱玲的小说进行粗浅的分析。
一、雅俗结合的题材。
(一)市井气息浓郁。
张爱玲的小说题材选取大多为男女之情，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和惊心动魄的故事，描写的是那个时代中小人物的种种境遇，她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中安身立命，不得不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比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她们出身贫寒，为了换取物质的满足，不得不以自己的青春和婚姻为代价。最终，她们成为了富家太太，但是她们的灵魂却早已经扭曲，行为也变得不近乎人情。这些形象在张爱玲笔下写得十分生动，显示出了在当时社会中女性对于命运的妥协和无奈，显示了命运的多舛，正因为如此，作品也拉近了读者与书中人物之间的距离。
(二)弥漫着悲剧色彩。
张爱玲的小说，弥漫着浓重的悲剧色彩。她的小说笔触悲凉，描写的故事几乎都是悲剧，用一种近乎冷酷的笔调来叙述小人物的悲惨命运。纵观张爱玲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张爱玲在创作小说时，受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影响十分深刻，这可以从她的身世中寻找到一丝根源。张爱玲出生在上海，生活在一个受到封建传统思想和西洋进步思想共同交织影响的家庭里，由于父母离异，母亲流落欧洲，父亲另娶后母，这种家庭环境使得张爱玲过于早熟，并且给了她在乱世中顽强自立的人生态度和性格，这直接影响到了她创作的心态。也使得在她的作品中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瑰丽的奇葩。
(三)延续了中国旧小说的基调。
张爱玲的小说有一个特点，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采取上帝视角来进行叙述的。这种视角具有全知全能的特点，是旧小说的特点之一。比如《沉香》在刚开篇的时候，她采取说书人的口吻来引出整篇的故事：“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率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听我说一段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在中国的旧小说中，大多只有单条线索，并且大部分都是按照时空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故事的结构，因此脉络清晰，井然有序。张爱玲的小说也大多具有如此特点，虽然中间有一些比较小的倒叙和插叙，但是总体的线索仍然是以时间顺序为主的，例如《倾城之恋》、《封锁》等。张爱玲的小说大多以人物的性格命运为线索，串起整篇小说的结构，并且严格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顺序进行构造，具有典型的旧小说特点。
二、华美之极的写作技巧。
(一)语言与意象的完美结合。
张爱玲的作品中对于语言运用十分精致，并且做到了语言与意象的完美结合，通过精准的描写，应用比喻、通感等文字技巧，表达出常人难以表达的文字情感，烘托出人物的复杂内心，这是张爱玲作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她之所以具有如此精准的.语言把握能力，和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和丰富的想象力是分不开的，这在张爱玲的中篇作品中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如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有这么一段关于情境的描写：
“……墙里的春天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
这段景色描写华美至极，给人营造了强烈的色彩对比感，甚至使人产生一种身处梦幻的真实感觉。张爱玲用各种看似不协调的色彩，渲染了气氛，给读者烘托出一种奇幻的景象。这种语言营造的华美景色描写并不是空洞无味的，映衬出了作品的主题和当时人物的心理，为主人公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的模糊意识和心理的恐惧感进行了铺垫，这样的描写，对于情节的转折具有非常重要的衬托作用。
(二)浅幽默的语言特色。
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张爱玲具有十分幽默的才华，机智幽默成为构成其散文的重要因素。幽默是智者的游戏，是知识、才情和智能搭起的精巧建筑物。张爱玲的幽默极具品位，绝非强搔人痒，而完全是在不经意中，用巧思奇想和锦言秀句令人从心底微笑或者赞叹，继而产生无限遐想。比如谈到如何起名字，张爱玲这样写：“天主教的神父与耶稣教的牧师也给受洗礼的婴儿取名字，(想必这是他们的职司中最有兴趣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永远跳不出乔治、玛丽、伊丽莎白的圈子。我曾经收集过二三百个英国女子通用的芳名，恐怕全在这里了，纵有遗漏也不多。”有个老笑话：一个人翻遍了圣经，想找一个别致些的名字。他得意洋洋地告诉牧师，决定用一个从来没有用过的名字——撒旦(魔鬼)。信手拈来天主教的例子，娓娓道出，却又字字珠玑。事实上，这样的幽默警句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她那出人意料的奇妙比喻，往往涉笔成趣，令人回味无穷，便她作品的艺术气质更加丰满动人。
(三)开放式的结尾。
张爱玲的小说基本都是开放式的结尾，她在写小说时对于结局从不固定，并不给人物的最后结果作一个全面性的总结，往往利用开放式的结尾，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让她们自己思考人物的命运。比如《封锁》一文的结尾“……宗桢捻灭了电灯，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地在爬。她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窠里去了。”在这里，作者借小虫字来表达吕宗桢的心情，小虫子其实就是吕宗桢的化身，也就是所有“好人”的化身，这些好人整天不思不想，彼此隔绝在各自的躯壳里，小心翼翼地活着，无力对命运做出任何改变。小说到这里再也没有写下去，张爱玲留给读者们一个开放式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对于人物接下来命运进行自主的思考。其实，我们通过对这里关于小虫子似的描写，可以猜出宗桢与翠远再也不会有任何交集，因为她只是所谓的好人、平凡的人，只能安于现状，不敢打破命运的桎梏。
三、独特视角的女性命运描写。
张爱玲的小说充满了对女性的关心和爱护，她以女性的角度，结合自己对人生的领悟，用独到的艺术表现出了特定时代背景下，女人在命运捉弄下的生活沉浮，她用艺术的语言表现了女性们对于生活穷困和挫折感到不安却又无何奈何的心里挣扎。张爱玲从女性的角度，挖掘了在封建传统历史压迫下女性的扭曲生活，展示了女性的弱点。在张爱玲的笔下，女性角色大多数是受到中国传统封建意识形态的压迫的，是卑微可怜的小角色，不能够反抗命运的不公，无论怎么挣扎，都走不出可悲的命运，令人感到扼腕叹息。
比如在《金锁记》中，张爱玲就从女性的角度塑造了曹七巧这个角色。曹七巧出生小户人家，她为了得到权势，攀权附贵，到姜家做了二少奶奶。在传统封建意识的束缚下，这种门户的不匹配使得她婚姻失败，得不到家人的尊重，得不到丈夫的爱情，受尽了蹂躏和践踏，在封建思想的枷锁下成为婚姻的牺牲品。但是，她将自己的不幸却又转嫁到自己的一对子女上，亲手把子女的幸福扼杀在摇篮之中。她的内心受尽了折磨，但是却苦于找不到出路，乃至使得性格发生扭曲，愈来愈丧心病狂，变得疯狂和狠毒。曹七巧的命运悲剧是无可避免的，这种悲剧的根源在于她自己的本性，无法主宰和反抗命运的压迫。
张爱玲小说有意向的多样性、心理化倾向和意向连缀等特点，既汲取了传统文学的优点，又更多融入了现代都市人感觉;强调主观感觉始终不离生动可感的具象描绘，独树一格，是中国现当代小说中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十
周末下班回到家，儿子在看电视，见了我说：“妈妈，周末了，我要看电视。”
“好的，我来给你做饭。”
“不用了，我买了面包，来，你来吃一口。”儿子把面包塞进我嘴里，一如小时候，一个水烙馍，紧紧攥在手里，从放学的路上拿到家里：“妈妈！咬三口！”我轻轻地咬着，每一口，都是幸福。
儿子不吃，我的晚饭就很简单。
然后去转街，去看琳琳朗朗的时装，看匆忙中过往的人群，感受凡俗中的烟火。
知道儿子吃不饱，路上又买一份煎饼，带回家，给儿子。然后母子一起看电视。同样的，我睡去后，他就把声音调小，去玩游戏。
昨天中午，下班回家，匆忙中只做了米饭，炒鸡蛋和一份紫菜汤，微微酸楚地问儿子说：“吃得惯吗？”
他喝了一口紫菜汤“很好喝耶!妈妈，人的贫穷不是永远的。”
那一刻，我暗暗的潮湿了眼角。
下个月，就十五周岁了，是个懂事的年纪。而你的懂事，已经很久了。
六岁时，夏天的傍晚，狂风乍起，天昏地暗，把窗户吹的.啪啪响，雷声隆隆。我吓得趴在床上，打你父亲的电话，在喝酒，回不来。小小的你，去关门，把凳子都搬过来抵住，对我说：“妈妈不要怕，有我呢。”
看惯了我和你父亲的争吵，看惯了妈妈的哭泣，有一天晚上你对我说：“妈妈，你离婚吧。”我惊诧不已。妈妈的忍耐，都是为了给你一个家呀。
我要等你长大，而你一直在催：“妈妈，你离婚吧。”
去年，你站在你父亲面前，俯视着他：“要过你就好好地过，要不你就离婚，我鄙视你。”
我不止一次地问过你：“孩子，跟着妈妈会吃苦。”
“不怕。”
“孩子，你没有完整的家。”
“人家周杰伦的父母也都是离婚的，又怎么着了。”
就这样，我们母子单独在一起了。
妈妈终于不再承受太多的折磨，痛苦。而你，无疑失去一些什么，因为无论如何，那是一份父爱，一个完整的家。如果当你初是另一句话：“妈妈，别离婚。”我就仍会坚持忍受，直到你离开这个家独立生活。但你没有这样做。
我用我的幸福换你一个快乐完整的童年，你用你的幸福还我一份自由。孩子，你有多懂事。有几个孩子会这样做呢。邻居家的阿姨都气的抑郁症了，想离婚，因为孩子不想离，就都忍下来了，女人，大都是为了孩子生活的。
自小到大，没有问我要过零花钱，要过零食，要过衣服。过年的压岁钱，是你买资料和一年的零花钱。今年的不多，爷爷奶奶的都没有了，因为和妈妈在一起，爸爸也只给了一百块钱。说是他没有抚养你的责任，是妈妈要独力抚养你的。可你还是坚持自己买一箱方便面，我不忍心，又给你买了一箱子，你是那么爱吃方便面。
昨天，你递给我100块钱：“妈妈，我的鞋子开胶了，你去帮我修一下，再帮我买一双。”
我推开：“你的钱还不够你买资料的呢，今年初三了，要花的多一些。”
“没事，爸爸以后请我吃饭我不去了，我问他要一点钱，够买资料的了。”
可怜的孩子不知道爸爸喜欢请人吃饭是因为喜欢有人陪着喝酒，不会折钱给你的。
我再推，他再推给我，坚持给我。
这样穷的日子，从来没见你有丝毫的抱怨和委屈。每天背了书包快快乐乐地跟我打招呼：“我要离家出走了哦，不回来了。”
而我，也不愿给你过多学习上的压力：让我们做个普通人，过平凡的生活。
不惑的母亲，如果愿意，也还是可以再嫁的。但是，我不愿意，我再也不愿意，给你丝毫的委屈。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十一
舍是著名的“语言艺术大师”，其语言风格的独特性表现在提炼口语，纯净至极，清浅俗白，雅俗共赏。
1北京韵味。
高尔基说过：“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任何一位文学家都是通过语言这个工具来反映生活、塑造人物、表达思想的。不同的生活阅历和兴趣爱好，形成了作家各自不同的语言习惯;不同的文化熏陶和时代环境也影响着作家的语言风格。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用地道的北京话从事创作的一位作家。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以北京为背景，例如，《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这些作品的语言都富有浓郁的北京特色，犹如鲁迅的作品语言富有绍兴特色，沈从文的作品富有湘西特色，赵树理的作品语言富有山西特色一样。任何人读老舍的作品，都会感到语言富有北京韵味。老舍作品语言的北京韵味，有赖于老舍的作品取材于北京下层市民生活。他自幼生活在北京，熟悉北京，这样就为运用北京语言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老舍一向注重从市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当然，老舍创作时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北京的地方语言，而是经过选择提炼和加工改造，然后再恰如其分地运用到作品中去。
《骆驼祥子》的一大成功，就凸显了老舍先生作品的京味儿。骆驼祥子及其周围各种人物的描写被置于一个老舍所熟悉的北平下层社会中。从开篇对于北平洋车夫门派的引言，到虎妞筹办婚礼的民俗的交代，从对于北平景物的情景交融的描写到骆驼祥子拉车路线的详细叙述，都使小说透出北平特有的地方色彩。小说写祥子在混乱的军营中顺手牵走几匹骆驼，卖得了一些钱而后走到北平城郊的时候，对故都那种平和、静谧的景物描写，很好地衬托了祥子此时的心情。在烈日与暴雨下拉车的祥子，对瞬间变化莫测的大自然的感受，既切合北平的自然地理情况，又与祥子这个特定人物的身份相一致，表现出作者对故乡了如指掌的熟谙和驾轻就熟的描写技巧。
2通俗明白。
老舍的语言艺术得力于他对北京市民语言及民间文艺的热爱和熟悉。他大量加工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顶平凡的话调动得生动有力”，烧出白话的“原味儿”来;同时又在俗白中追求讲究精致的美，写出“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老舍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做到了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不粗俗，精致而不雕琢。其所使用的语词、句式、语气以至说话的神态气韵，都有他独特的体味和创造，又隐约渗透着北京文化。
《骆驼祥子》中的人物语言，都是个性化了的。作品的叙述语言也多用精确流畅的北京口语，既不夹杂文言词汇，也不采用欧化句法，长短句的精心配置与灵活调度，增加了语言的音乐感，在老舍手里，俗白、清浅的'北京口语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光彩。作品在情节交代和人物介绍时，笔墨俭省，表现力强。在写到刘四这个流氓无赖的经历和性格时，小说里叙述道，“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库兵，设过赌场，买卖过人口，放过阎王债”，“在前清的时候，打过群架，抢过良家妇女，跪过铁索”，以结构相似而长短不一的句式，每句话里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又都极为平易俗白，不加雕饰，为人物勾画出一幅精彩的画像。
3幽默诙谐。
幽默诙谐是老舍语言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他的语言艺术区别于其他作家的语言艺术的一个突出标记。老舍说：“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
老舍的幽默是具有稳定风格的多元化幽默。短篇小说《一天》里，讲主人公“我”忙忙碌碌，一天都被别人侵占的这个过程。
“晚饭后，吃了两个梨，为是有助于消化，好早些动手写文章。刚吃完梨，老牛同着新近结婚的夫人来了。老牛的好处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他能不管你多么忙，也不管你的脸长到什么尺寸，他要是谈起来，便把时间观念完全忘掉。不过，今天是和新妇同来，我想他绝不会坐那么大的功夫。牛夫人的好处，恰巧和老牛一样，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我在八点半的时候就看明白了：大概这二位是在我这里度蜜月。我的方法都使尽了：看我的稿纸，打个假造的哈欠，造谣言说要去看朋友，叫老田上钟弦，问他们什么时候安寝，顺手看看手表…老牛和牛夫人决定赛开了谁是更没心没肺。十点了，两位连半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
一个很烦人的生活细节，被老舍写得意趣盎然。当事人很烦，可读者读起来很有趣，觉得并不烦。
作为语言鲜活色彩的幽默，它往往还要借助于其他修辞手法和语言要素的综合运用，来达到预期的效果。老舍小说经常运用夸张、比拟、讽喻、反语、谐音、曲解等修辞手法来构成幽默的情境。可以这样说，老舍是一个幽默的语言艺术家，他的幽默才华闪现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把“想得深”的思想内容，用“说得俏”的语言表达出来，含蓄隽永，充满浓郁的幽默色彩。
总之，作为人民艺术家，作为语言艺术大师，老舍的语言恰似一坛老酒，历久弥醇、芳香四溢，其独特艺术魅力持久不衰。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十二
张爱玲的小说是生活的。张爱玲的大多数小说里我们所能看到只是生活情节，通过人物情节的发展，展示人性的一面。即使像《倾城之恋》这样的作品也没有将重心偏离，战争、革命不会替代酒杯与爱情。《封锁》呈现的是在**年代上海大街的电车里的一个故事，普普通通的一个故事，然而它又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首先，文本构建出了一个时代与传统的悖论。“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都是冷冷的，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电车停了。电车外的人在奔跑，叫喊着，“眼睁睁对着看，互相惧怕着。”这个时代是恐慌的。然而“电车里的人却相当镇静”电车构成了一个与时空相隔，仿佛是存在于时代之外的一个世界。其次，在特定的空间里，时代沉默了。电车本身构成了一个合理的可运行的系统，外在系统沉默了，但这两个系统的语素却是相同的，这就是传统。
二、拟合机制：要素的重复与散点的拟合。
解构主义文论家希利斯-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提出了“重复”理论，他遵循解构的策略，从小说中出现的种种重复现象入手，进行细致入微的解读，将其大体归为三类：，细小的重复，如语词，修辞格，外观、内心情态等;，一部作品中事件和场景的重复，规模大;，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或不同作家的作品)在主题、动机、人物、事件上的重复，这种重读超越单个文本的界限，与文学史的广阔领域相衔接、交叉。在《封锁》的诸多人物中都是空虚的，静的背后是习惯的慌乱。因此，这些人物的重复是属于(1)类的。当然，“熏鱼”夫妇的对话以及“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都是冷冷的，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这一场景的重复是属于二类的。张爱玲小说本身构成了第三类的重复。这里，我们不妨引入一个概念――散点图。散点图是在回归分析中，数据点在直角坐标系中的分布图。散点图表示应变量随自变量而变化的大致趋势，据此可以选择合适的函数对数据点进行拟合。我们不妨进一步延伸将文本中的人物看作是一些具有某种性质的点，电车就是一方坐标图，这些人物依据某种关系散布在这个坐标里。他们存在着某种相关关系。这里，就可以拟合出一个公式：
f(x)=i*x;。
f(x)表示悖论，i代表时代环境，x则表示人物动作。这些人物动作x与时代环境i的'相关关系就是一种悖论关系，即f(x)。
通过这些人物的表现，通过这些重复现象的结合，它们组成了作品的内在结构，作品的内核便显现出来，在散点拟合的帮助下，我们发现了这一关系。
三、abc模式的阐释。
然而，《封锁》的艺术魅力不仅如此，在董培芝、吕宗桢和吴翠远的三角结构中，它们不仅满足于以上公式，同时在悖论之中还有一层悖论关系，即男女关系。这一关系我们可以借助以下方法加以挖掘。
美国心理学家艾尔伯特・艾里斯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情绪abc理论，他以一句话作为abc理论理念上的起点：“人不是为事情困扰着，而是被这件事的看法困扰着。”所谓abc，a指事件(accident)，b指信念(belief)，也称非理性信念，是指个体在遇到诱发事件后，对该事件的想法和评价;c指这事件发生后，人的情绪和行为结果(consequence)。通常人们会认为，人的情绪是由诱发事件a引起的，abc理论指出，诱发事件a只是引起情绪的见解原因，而人们对诱发事件所持的信念、看法和解释才是引起情绪更为直接的原因。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得出：
诱发事件a想法b行为结果c。
吕宗桢避退董培芝气气她也好!调情。
吴翠远吕宗桢调情气气他们也好!交好。
吕宗桢因避退董培芝而转移到吴翠远旁边，不曾想，靠的太近而产生了误会，继而将计就计，“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就这样他为了让董培芝看到，转述给他的妻子，进而气气她，以平他心中的怨念，调情开始了。然而，正是因为吕宗桢的调情，吴翠远也是将计就计，“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但是吴翠远的行为是没有第三者承受的，她只是在自我心理的平衡，也就是说，她最终气不了她的家人。这就为下文失衡创造了条件。症候也就在于b上。可以说，吕宗桢至“调情”阶段，他的“气气她也好”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因为他的行为已足以使第三者董培芝“竟退回去了”。吴翠远的“气气他们也好!”却必须要吕宗桢充当她与她家人的第三者才能够完成。‘叮玲玲玲玲玲，’摇着玲，每一个玲字都是冷冷的，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封锁将行开放，这一事件直接刺激吕宗桢终止了他的调情。吴翠远的“计划”也就此中断了。“一阵欢呼的风刮过这大城市，电车当当当往前开了。吕宗桢突然站起身来，挤到人丛中，不见了。翠远偏过头去，只做不理会。”“翠远烦恼地合上眼。”这一切都“带点开玩笑的性质”，然而，这玩笑是苍凉的。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十三
1、一切从婴儿期开始。
不要以为让这些懵懵懂懂的小家伙听音乐是对牛弹琴，这个时期帮助他建立节奏和旋律的感觉非常重要。而且，这是他们从音乐中获得满足的开始。
2、在客厅和孩子的卧室都放置可以播放音乐的设备。
我们应该让孩子的生活充满音乐，因此条件允许的话，应该在孩子经常活动的客厅和他的卧室放置录音机、cd机或者收音机，随时可以让孩子聆听到乐音。
3、允许孩子制造各种声响。
两三岁的孩子非常喜欢身边事物发出的声响，筷子敲到碟子边缘的声音，核桃在地板上滚动的声音……所以，只要他的举动不是过分扰民，就不要阻止这种对声音的探索。到了五六岁，他的野蛮创作自然会变得和谐悦耳一些。
4、随音乐起舞和高歌。
鼓励并且带领孩子跟随音乐来做出动作，并且放声歌唱。不要担心你们的动作不好看，或者五音不全，只要让孩子感受到音乐带给你们的愉悦就好了。
5、让音乐更加生动。
你可以准备一个小木棒，一边听交响曲的时候，一边假装指挥的模样陶醉其中。你还可以在孩子用铲子敲击锅沿的，饶有兴趣地坐下来，问问他最喜欢哪个锅发出来的声音，并且给他演示什么样的声音叫做“柔和”，什么样的叫“低沉”，什么样的叫“刺耳”。
6、给他提供接触各种乐器的机会。
时常带孩子到乐器行转转，在那里总会遇到正在挑琴的专业人士。让孩子看一看小提琴和二胡有什么不同，听一听电吉他可以发出什么样的的奇妙声音，看一看古筝是怎么弹的，或者借机会亲手触摸一下钢琴的琴键。这些都会提升他对音乐的兴趣。
7、把玩具乐器放在孩子随时可以接触的地方。
不要把他的小木琴、小铃鼓束之高阁，放在他随手可及的地方吧。音乐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和释放，让孩子只要想，就能随时奏上一曲。不过购买玩具乐器的时候要注意它的音质是否优美，音量是否可以调节。不要让孩子小小的耳朵被噪音毁掉。
8、鼓励孩子当众表演。
获得认同和赞赏会激发孩子的学习热情，所以父母可以创造一些机会，让孩子能够当众表演。
9、参加一次音乐会。
观看现场演出，绝对会是一次惊心动魄、回味无穷的体验。即使孩子不能完整地听完就闹着要走，他也已经吸收了该吸收的部分。注意，你可以把演出的范围理解得广一些，音乐会只是一种形式，此外，芭蕾舞剧、音乐剧，甚至京剧等戏曲，都是让孩子感受音乐的好机会。不过孩子较小的时候，最好不带他参加交响音乐会和摇滚演唱会，现场如雷的声响可能会吓着孩子，甚至影响听力。
10、让孩子看到你是如何醉心音乐的。
即使是对音乐一窍不通的父母，一样可以鼓励孩子多多接触音乐。孩子们在意的是你的声音，你醉心于音乐的感受，以及制造声响的快感。
11、不要限制孩子听某一类的音乐。
相反，你应该给孩子提供机会，让他能够接触到各种音乐类型，儿歌、民谣、古典音乐、乡村音乐、爵士乐以及你最喜欢的流行歌曲。
12、不要太早让孩子进入到高度发达的乐器的学习当中。
因为5岁以前的孩子对乐理知识的理解能力不是很强，手指的小肌肉不是非常发达，自控能力也还没有特别充分地发展。如果他直接进入到器乐演奏的学习，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压力，很可能就此对音乐丧失兴趣。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十四
(一)市井气息浓郁。
张爱玲的小说题材选取大多为男女之情，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和惊心动魄的故事，描写的是那个时代中小人物的种种境遇，她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中安身立命，不得不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比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她们出身贫寒，为了换取物质的满足，不得不以自己的青春和婚姻为代价。最终，她们成为了富家太太，但是她们的灵魂却早已经扭曲，行为也变得不近乎人情。这些形象在张爱玲笔下写得十分生动，显示出了在当时社会中女性对于命运的妥协和无奈，显示了命运的多舛，正因为如此，作品也拉近了读者与书中人物之间的距离。
(二)弥漫着悲剧色彩。
张爱玲的小说，弥漫着浓重的悲剧色彩。她的小说笔触悲凉，描写的故事几乎都是悲剧，用一种近乎冷酷的笔调来叙述小人物的悲惨命运。纵观张爱玲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张爱玲在创作小说时，受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影响十分深刻，这可以从她的身世中寻找到一丝根源。张爱玲出生在上海，生活在一个受到封建传统思想和西洋进步思想共同交织影响的家庭里，由于父母离异，母亲流落欧洲，父亲另娶后母，这种家庭环境使得张爱玲过于早熟，并且给了她在乱世中顽强自立的人生态度和性格，这直接影响到了她创作的心态。也使得在她的作品中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瑰丽的奇葩。
(三)延续了中国旧小说的基调。
张爱玲的小说有一个特点，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采取上帝视角来进行叙述的。这种视角具有全知全能的特点，是旧小说的特点之一。比如《沉香》在刚开篇的时候，她采取说书人的口吻来引出整篇的故事：“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率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听我说一段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在中国的旧小说中，大多只有单条线索，并且大部分都是按照时空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故事的结构，因此脉络清晰，井然有序。张爱玲的小说也大多具有如此特点，虽然中间有一些比较小的倒叙和插叙，但是总体的线索仍然是以时间顺序为主的，例如《倾城之恋》、《封锁》等。张爱玲的小说大多以人物的性格命运为线索，串起整篇小说的结构，并且严格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顺序进行构造，具有典型的旧小说特点。
二、华美之极的写作技巧。
(一)语言与意象的完美结合。
张爱玲的作品中对于语言运用十分精致，并且做到了语言与意象的完美结合，通过精准的描写，应用比喻、通感等文字技巧，表达出常人难以表达的文字情感，烘托出人物的复杂内心，这是张爱玲作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她之所以具有如此精准的语言把握能力，和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和丰富的想象力是分不开的，这在张爱玲的中篇作品中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如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有这么一段关于情境的描写：
“……墙里的春天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
这段景色描写华美至极，给人营造了强烈的色彩对比感，甚至使人产生一种身处梦幻的真实感觉。张爱玲用各种看似不协调的色彩，渲染了气氛，给读者烘托出一种奇幻的景象。这种语言营造的华美景色描写并不是空洞无味的，映衬出了作品的主题和当时人物的心理，为主人公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的模糊意识和心理的恐惧感进行了铺垫，这样的描写，对于情节的转折具有非常重要的衬托作用。
(二)浅幽默的语言特色。
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张爱玲具有十分幽默的才华，机智幽默成为构成其散文的重要因素。幽默是智者的游戏，是知识、才情和智能搭起的精巧建筑物。张爱玲的幽默极具品位，绝非强搔人痒，而完全是在不经意中，用巧思奇想和锦言秀句令人从心底微笑或者赞叹，继而产生无限遐想。比如谈到如何起名字，张爱玲这样写：“天主教的神父与耶稣教的牧师也给受洗礼的婴儿取名字，(想必这是他们的职司中最有兴趣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永远跳不出乔治、玛丽、伊丽莎白的圈子。我曾经收集过二三百个英国女子通用的芳名，恐怕全在这里了，纵有遗漏也不多。”有个老笑话：一个人翻遍了圣经，想找一个别致些的名字。他得意洋洋地告诉牧师，决定用一个从来没有用过的名字——撒旦(魔鬼)。信手拈来天主教的例子，娓娓道出，却又字字珠玑。事实上，这样的幽默警句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她那出人意料的奇妙比喻，往往涉笔成趣，令人回味无穷，便她作品的艺术气质更加丰满动人。
(三)开放式的结尾。
张爱玲的小说基本都是开放式的结尾，她在写小说时对于结局从不固定，并不给人物的最后结果作一个全面性的总结，往往利用开放式的'结尾，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让她们自己思考人物的命运。比如《封锁》一文的结尾“……宗桢捻灭了电灯，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地在爬。她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窠里去了。”在这里，作者借小虫字来表达吕宗桢的心情，小虫子其实就是吕宗桢的化身，也就是所有“好人”的化身，这些好人整天不思不想，彼此隔绝在各自的躯壳里，小心翼翼地活着，无力对命运做出任何改变。小说到这里再也没有写下去，张爱玲留给读者们一个开放式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对于人物接下来命运进行自主的思考。其实，我们通过对这里关于小虫子似的描写，可以猜出宗桢与翠远再也不会有任何交集，因为她只是所谓的好人、平凡的人，只能安于现状，不敢打破命运的桎梏。
三、独特视角的女性命运描写。
张爱玲的小说充满了对女性的关心和爱护，她以女性的角度，结合自己对人生的领悟，用独到的艺术表现出了特定时代背景下，女人在命运捉弄下的生活沉浮，她用艺术的语言表现了女性们对于生活穷困和挫折感到不安却又无何奈何的心里挣扎。张爱玲从女性的角度，挖掘了在封建传统历史压迫下女性的扭曲生活，展示了女性的弱点。在张爱玲的笔下，女性角色大多数是受到中国传统封建意识形态的压迫的，是卑微可怜的小角色，不能够反抗命运的不公，无论怎么挣扎，都走不出可悲的命运，令人感到扼腕叹息。
比如在《金锁记》中，张爱玲就从女性的角度塑造了曹七巧这个角色。曹七巧出生小户人家，她为了得到权势，攀权附贵，到姜家做了二少奶奶。在传统封建意识的束缚下，这种门户的不匹配使得她婚姻失败，得不到家人的尊重，得不到丈夫的爱情，受尽了蹂躏和践踏，在封建思想的枷锁下成为婚姻的牺牲品。但是，她将自己的不幸却又转嫁到自己的一对子女上，亲手把子女的幸福扼杀在摇篮之中。她的内心受尽了折磨，但是却苦于找不到出路，乃至使得性格发生扭曲，愈来愈丧心病狂，变得疯狂和狠毒。曹七巧的命运悲剧是无可避免的，这种悲剧的根源在于她自己的本性，无法主宰和反抗命运的压迫。
张爱玲小说有意向的多样性、心理化倾向和意向连缀等特点，既汲取了传统文学的优点，又更多融入了现代都市人感觉;强调主观感觉始终不离生动可感的具象描绘，独树一格，是中国现当代小说中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十五
去年10月22日，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和女高音歌唱家朱佳莉将在由国家大剧院和美中基金会联合主办的“歌声琴韵”交响音乐会上联袂演出。
此前，两人接受了《中国青年报》及其官网中青在线的专访，他们就“文化体制改革及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与娱乐”、“音乐与人生”、“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等话题进行交流并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不是所有的艺术都该进入市场。
主持人：网友很关心文化体制改革以及文化产业发展问题，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盛中国：我觉得我们改革的初衷和目的，是为了让中国的文化、艺术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比如，现在电视台都有一个末位淘汰制，我说，对末位淘汰制一定要具体分析，不能笼而统之地淘汰。
文化体制改革，如果说让所有的艺术都进入市场，能生存就继续下去，不能生存就结束生命，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在全世界那些极具历史价值、文物价值的东西，不一定有很多受众。比如古琴演奏，靠卖票，许多年轻人不太喜欢，不买票，怎么办？凡是从事这种受众很少的艺术门类的人，国家应该像保护文物一样把他保护起来。我不指着你赚钱，我还投钱给你。
最能赚钱的、最有商业价值的、受众最多的是流行的东西，我不反对这个，但是应有个度。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文化产业。帽子戴在文化上，可文化越来越弱化，只剩下了产业，也就是只剩下钱了。
要分清楚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娱乐。
主持人：谈到这一点，我们特别想请你再接着说一说，因为对于很多青少年来说，娱乐几乎等同于文化，包括很多媒体，文化版变成了娱乐版。
盛中国：我去某沿海城市演出的时候，有位主管文教的市长，陪我观光市容。他非常自豪地对我讲：盛老师，你看看我们的文化怎么样，挺好的吧。我没理他，他说了3遍，我实在忍无可忍了，我说，恕我直言，您这儿只有娱乐场所，没有文化设施。他很奇怪，怎么这么说？我说什么叫文化设施？音乐厅、大剧院、图书馆、博物馆，这叫做文化设施，你给我看的都是歌舞厅、桑拿店，这些不能称为文化设施。
现在我们相当一部分的群众，拿娱乐消费替代了文化消费，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的国民需要使命感，能够承担起一份责任，如果我们只懂得娱乐，不去崇尚文化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扮演那个角色，就没有办法承担这种责任。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一个月当中去过几次真正的艺术场所，如果仅是去歌舞厅或者看一些草根的东西，比如二人转，笑了半天以后出来了，心里什么也不想，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
我觉得一个人在娱乐面前，是有选择自由的，比如你喜欢跳舞，她喜欢唱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文化面前，只有接受的义务，没有选择的权利。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分清楚，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娱乐；你花掉的钱，哪些用在娱乐上，哪些用在文化上。对这方面的消费心里要有个数，特别是年轻人。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怎么到达这个高处，离不开精神的依托，而精神依托是离不开文化的。
比如音乐，有愉悦人的一面，但是更重要的是教化人的一面。流行歌曲，说到底唱的内容就是热恋、失恋、怀乡、怀旧，不能再唱别的东西了，形式决定了它。我觉得很多深刻的东西，还是要通过戏剧、电影、音乐、舞蹈、文学去展示。我们要让自己的精神肌体非常健康，就要吃精神里面的主食，不能仅仅吃零食。
有音乐伴随，人生才完美。
主持人：您也是一位音乐教育家，中国琴童成千上万，学琴考级成风，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盛中国：现在我们让孩子学提琴、学钢琴、学民乐，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这么多孩子学音乐，都要做钢琴家吗？不可能的，但是值得学。因为从小就学过音乐的.孩子，一定是一个感情比较丰富的孩子，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孩子，也是一个具有一定的审美格调和审美情趣的孩子，他会本能地拒绝暴力和丑陋。不管从事什么工作，小时候学过音乐，是在孩子幼小洁白的心灵里，用人类最美好的语言写上第一页，终身受益，这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科学家，像袁隆平、李四光会拉小提琴，钱学森会弹钢琴。虚构的福尔摩斯大侦探，破不了案子就拉琴，用艺术思维提高他的灵感，把案件破了。爱因斯坦也拉提琴，索尼的大老板当指挥家。他们都不是从事音乐专业的。可是，因为有了音乐，他们的人生很丰富。有音乐伴随的人生，才是完美的人生。
有的家长进入了误区：96%的孩子，既然不是作为专业来学的，定位在素质教育层面学音乐，那父母就不要逼他们，更不要看中考级，该拉什么就拉什么。记住一句话，让孩子快乐地学音乐，才是正道。
还有3%~4%的孩子是搞专业的，要找一个明白的老师，孩子要极具天赋，不是一般的天赋，包括乐感条件和心理素质。
应该强调学生个人的内在修炼。一流演奏家和二流演奏家在技术上来讲没有区别，主要是人格魅力上的区别。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人类，装的是全世界，想为他们去做点什么，你的感染力是不一样的。个人魅力修养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到一定时候，看世界的眼光就不一样了。他也一定是一个比较可爱的人，能够欣赏别人还能欣赏自己。
你内心爱人类，爱人群，充满着很美好的情感，你的音乐才真挚，才感人。
朱佳莉：我觉得应该重视各方面，不光是唱功，还有人品，做人的方方面面，整个成长历程是不是真正通过自己的努力刻苦练习来取得成就。
要让孩子真正地喜欢音乐，不是把它作为以后可以升学的条件。我在音乐学院里就发现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好多学生有点音乐基础，到临考大学了，家长一看自己这个省的录取分太高了，算算学生的文化课分数可以考上音乐学院，就来了。他们根本不是真正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适合唱歌，不是真的喜欢音乐，要去音乐学院学习。所以，他们进学校以后很茫然，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毕业后要做什么；认为已经考进大学了，能拿到本科文凭了，等毕业时再说吧，等到了毕业时全傻眼了，都找不着工作。
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
主持人：现在的青少年对流行音乐的关注可能胜过对古典音乐的关注。
盛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现在物质极大地丰富，人们的审美确实要变化，特别是年轻人。
年轻人更多的时候还是听流行音乐。在音乐里面，他既有十分之七在听流行音乐，同时还有十分之三在欣赏古典音乐。前者是在消磨、玩乐，找一种宣泄自己的方式；后者提升自己的修养，净化自己的心灵，两个都不能缺。既有主食，又有零食。就是流行音乐里面，也有高低雅俗之分，高者表达的那种格调和古典音乐是不矛盾的，很清纯很真挚，没有媚俗的东西。一些电影主题曲就非常感人。但是也有很多比较低俗的流行音乐，表达的是非常不健康的小市民心态。
易生优等教育。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十六
管乐艺术教育是通过对音乐作品的赏析、演奏和创作，从而达到审美教育的功效，是国家实施素质教育的一种有效途径。大学生的培养和提高，不但可以依靠第一课堂教学来实现，第二课堂的训练和社团活动也是一种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
一、管乐艺术教育可以拓展团队协作精神。
管乐艺术在表演过程中，不但有个体的单一演奏，还有多人的合奏与重奏。管乐合奏是通过多件乐器间的相互配合来演奏不同的声部，这就需要多人来协作完成。如果没有团队的协作精神，各自为政，那么演奏出的音乐将失去旋律的优美、节奏的统一、音色的和谐，从而失去人们精神的愉悦需求。高校大学生可以通过管乐团队训练活动，通过不同声部的演奏、人与人的共同协作，在完成音乐作品演奏和再创作的同时满足他们对实践操作环节的好奇心和兴趣。管乐艺术教育是一种具有创新性、趣味性、挑战性、思想性的素质拓展训练活动，大学生可以通过管乐的训练、演奏和创作，拓展团队协作精神、提升学习成绩、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
二、管乐艺术教育是高校美育工作的需要。
国家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就审美教育做了大量的工作，出台了大量的文件。管乐艺术教育作为美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大学生在欣赏、表演和创作音乐作品的过程中，要对作品进行分析，并从中获得相关的人文信息，通过眼睛、耳朵、嘴、手的相互配合使用，使自身的罗辑思维、感性思维得到发展。高校教育不但要重视理性的理论教育，还要重视感性的感情教育。既进行了学科知识传授，又培养了大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管乐艺术教育以优秀的音乐作品为载体，使作品中蕴含的思想因素，通过审美实践活动，提高了大学生的思想素质；通过浅层显性的教育环节，挖掘和开发了对大学生深层隐性的教育；通过素质的拓展训练，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协调发展。管乐艺术教育在审美教育中具有了一定的优势。相对于钢琴、弦乐等艺术种类来说，管乐的学习周期较短，完全可以从零开始，通过一至两年的学习，就可以掌握一些基础的演奏技能，演奏一些简单的音乐作品。所以在高校中普及管乐艺术，能够使大学生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的愉悦和美的体验。
三、管乐艺术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成长成才。
高校的审美教育直指大学生的心灵、情感，关乎生命状态。目前，社会各界对高校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一些高校在课程设置上又有一定程度的不合理，许多普通高校都处在转型期间，育人环境令人担忧。目前，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处于一种不容乐观的态势，特别是大一学生适应不了与高中截然不同的大学生活，容易产生情绪郁闷低沉、缺失奋斗目标、自控力不足等负面现象。管乐艺术教育不仅是掌握一件乐器的演奏，或是一首乐曲的表演，而是通过学习实践的过程，进行情感体验，通过演奏过程展现自身的良好风貌，体现精神美与行为美，帮助学生在艺术活动中进行审美体验，产生愉快的心情、良好的精神状态，寻找自信心、自尊心，纠正一些不良的的身心行为。
四、管乐艺术教育是高校团学工作的需要。
当前，是“互联网+”的时代，高校大学生都沉浸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人与人的交际变为了人机互动，对现实社会活动缺乏融入感。高校通过组建管乐表演团队，开展演出交流活动，给予了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正确的导向和帮助，帮助大学生逐渐融入社会活动，丰富文化艺术生活，为艺术展示提供舞台，让其成为推动国民艺术教育的生力军和骨干力量。综上所述，国家大力开展审美教育、素质拓展教育，其目的就是通过高校教育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的人才，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审美观和世界观。本文中分析了管乐艺术教育对大学生素质教育拓展的作用，希望高校在对大学生素质拓展的教育中能加强对管乐艺术的关注，使之成为美育的一种重要形式。
参考文献：
[1]何哲弦.高职院校管乐教育对大学生素质拓展的作用[j].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03).
[2]林华.音乐审美心理学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