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还记得，那年，那月，那日，那个梳了两根辫子的女孩儿，选择了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背着父母，点上油灯，趴在土炕上，悄悄做起了文学梦。
早就做了一些准备：将已经写满作业的本子若干，用外祖母纳鞋底的绳子，装订起来，寸许厚，因为她打算写长篇；父母是教师，为撰写教案常年准备着大瓶子的鸵鸟墨水，这个可以用，但是却得用的不留痕迹，于是，每天往自己的小墨水瓶子里倒一些，倒一些；母亲有几支蘸水笔，其中有一支的笔尖特别柔韧，用这个笔写出的字，是那样的令人赏心悦目，这个也可以用，可是她拿不准是该据为己有好，还是偶尔用一用，以便犒劳一下自己的眼睛，并让身心都能得到愉悦。
成年以后发现有一习惯，只有头部与身体呈平行状态之时，写字才更有效率。可开始做"梦"的那个晚上，她虽然选取的这个姿势，却没能完成一个有效的章节。油灯间或一闪，她的思绪就会停顿。因为在那个年代，很多人还在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父母的工作很忙，老人需要赡养，孩子需要抚育，她虽然是家里的大小人，可是她承担的任务却是小大人，担水、做饭、洗衣、拾柴，一样也不能少，在这样的环境里做文学梦不仅是奢侈，更是妄想。
但是，她曾经读过的那些优美的文字，实在太有诱惑，她爱读《毛泽东诗词》的每一首，大气磅礴的意境把她的思绪带到辽阔的天地间；她向往浩然笔下的西沙，富饶的海底世界与美丽的大海是那样的神奇。
然而，她那时还不明白，在同龄人中，她的优势也不过是多读了一些书、多认了几个字而已，要想到达文学的彼岸，仅仅从文字起步，需要的却不仅仅是万里长征。
在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的恓惶日子里，在人们的思想还被牢牢禁锢的岁月中，她在那寸许厚的练习本的背面，无病呻吟了一些文字片段，似乎就在梦境中醒来了。
很现实的事情是，文学少年很快就成了产业工人。她的耳边回荡的不再是"鲲鹏展翅九万里"的雄风，她的眼前飘动的也不是通过方块字掀起来的南海的波涛，她听到的是齿轮咬合着转动的轰鸣声，她看到的是普通金属被特殊金属修理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文学在她的生活里渐渐淡出，终于只剩下赤裸裸的文字。
后来，她相信了这么一个成语，叫心想事成，不然的话，她怎么又能从事一个纯文字的工作呢？一度，她成了专职打字员，一些文字通过不同的编程，组成了一篇篇或精彩、或平淡的文章。她轻轻地敲打着铅字，把这些被不同人排列成不同风格的文字变成油印的文章，然后暗暗地在心里对这些作者们进行或褒或贬的评价。
终于，她按捺不住了，她希望进入文字最前端的创作领域，她要求亲自操刀。
她如愿以偿，她做了记者。
新闻有一定的模式，但是她不肯让自己的文字每次都在公式里游走，于是，在她的产品出笼之前，她会受到绞尽脑汁亦或挖空心思的煎熬。
领导是宽容的，她的一些尝试是未被禁止的，于是，她把这份用来谋生的职业做成了一心为之向往的事业。
如许三十年。
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她的名字，"哎，她就是一个小车工着，"有人这样说。
是啊，她就是一个不满十四岁就参加工作的童工，她的全部在校经历不足七年，"她还混的挺好，"也有人这样说。
但是，她知道，她是不敢整日瞎混的，她所在的单位，是一个风风光光，人才济济的媒体，她要在这里谋得一席之地，也并非易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她从系统学习开始，通过两次考试，才获得了一次参加成人教育的资格，为期三年的学习，她没有缺过一次课，没有缺过一次考，直到现在，那些阅读过的教科书还整整齐齐的排列在她的的书柜里，她和它们一路同行。
三十年前，她学习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全部课程；二十年前，她学习了经济管理专业的全部课程；十年前，她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这是她为自己能做记者、做好记者而做的积淀。
记者的头上有一个光环，叫无冕之王，但是她们这个级别的记者，没有这份荣耀，只有应尽的责任。
起早贪黑对于她们来说是司空见惯的，放弃休息也是记者们习以为常的，付出是这个行业人最大的特点，但是有两件事也深深地印在了她的心里。
那是女儿小的时候，她一直采访到深夜。在不通电话的时代，女儿无从知道她的行踪，执意在路边苦等，睡意袭来，女儿的头磕在了石头上。当她疲惫地打开家门，等待她的是一个浑身血斑的小人儿。
2003年，非典肆虐，七十天不分昼夜，采访、送稿，路障、壕沟，不是战争，胜似战争，上级媒体采用了她的全部稿件，因为他们觉得"那是冒着生命危险"送来的。
记者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
但是，没有如果，如果重新来过，她还是那样选择。
借用圣人一句名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她感谢文字带给自己的快乐，感谢那些帮助她从事了与文字亲密接触的人。
她就是我，一个满头华发的人，一个被人称作阿姨，称作奶奶的人，一个不轻言放弃工作的新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