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山山，1988年10月12日上午11时15分出生于山东省无棣县小泊头镇卫生院。从小与土地亲近，与自然感情之久毋庸置疑。读书生涯以母亲的《中药学》和父亲的《储粮害虫》发端，与生物学结缘也始于此。
接受了正统的十二年中国基础教育，十二年寒窗乏善可陈。初中两次参加中学生物奥林匹克竞赛，分别取得省区一等奖和特等奖。高中三年，平心而论只拼了半年，用减肥八千克换了一张总分623的高考成绩单。怀着对生物学的一腔热情，力排众议报考了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并被录取。
进入大学，发现理想中之自由开放的象牙塔仍遥不可及，但对我来说已经是“如鳅得泥”。虽然与中学相比，课程的负担不止增加了倍余，但我更喜欢这种忙碌。基础课的教学，应该不能算得上理想，我想这是国内多数大学的通病。不过，课程本身的吸引力，远远大于我对教学方式的不满。虽然没有在拿到全部的优秀，但也算是顺利通过。英语轻松拿下四级六级，也似小马过河，不是一件异常恐怖的事情。
在顺利完成学习任务之余，课外阅读成了我的最大爱好，三年间省下了别人喝咖啡的钱全部买了书。01年北京，02年上海，每次都把钱包里的钱换成了更加充实的书包里的书。至今，床头的三层书架全部塞满了各种生物学读物，被同学戏称为山大图书馆生物学分馆。为了及时了解科技界特别是生物学界的动态，各种杂志成了我最大的涉猎品，《SCIENCE》《NATURE》千金难求，《SCIENTIFICAMERICAN》的中文版三年来一期不缺。
在学校，最大的乐土莫过于实验室，即使基础实验成了理工科学生最为诟病的孱头。虽然无法完全掌控实验，但我力争求变，看到自己的思想被证实或被否定，实在是一件乐事。儿时与土地的亲近和十几年“住院”(liveinTHEhospital)生活让我对实验操作本身颇有体会。特别是动物实验，被同学叫去在扎满耳孔的兔子耳朵上寻找“立针之地”的往往是我。三年来，十几门实验课，门门都是优秀，每每成为实验同伴偷懒的理由，这也是大学时光里的一个美好的回忆。
闲暇之余，背上帐篷和睡袋，深入济南南部的山山水水中，虽然没有云南风光旖旎，还是能寻找到一份城市中失落已久的难得清静。带上地质锤和放大镜，张夏、山旺，都是好去处。和奥陶纪、寒武纪、第四纪的生灵们打个招呼。虽然还上升不到分子的水平，也算是对进化的小小研究了。
说到进化，2003年的春天，非典疑云笼罩京城之际，我和几个朋友受邀到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与南京大学、天津大学的朋友一起参加关于恐龙灭绝的话题的讨论。我们提出的复原恐龙生殖生态模型的观点得到了著名古生物学家董枝明和甄朔南的一致肯定。从北京赶回济南后五天，非典隔离开始。同样因为非典，中央台的节目录制陷入停顿，我们的节目“有幸”被重播四次之多，希望我们的观点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不过，比之讨论恐龙灭绝，我更喜欢探讨生命的诞生。在这里，进化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课题，更是一个哲学命题。我对进化生物学及进化基因组学的认识将在下面的一篇小文中展开，在此就不加赘述了。
最后，三年大学生活行将结束，未来的研究生生活即将展开。对我来说，中科院系统始终是我的唯一选择，我需要的是一个纯粹的研究氛围。昆明动物所正是这样一个地方。不管是我目前主攻的动物发育方向，还是我的兴趣所在--进化生物学方向，昆明所都有国内顶尖的教授和实验条件。如果能有幸成为昆明所的一员，在如此优秀的研究条件下工作，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