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篇一
首先接触此书的感觉就是通俗易懂;待稍微深入进去后，我们才发现它已经为我们踏入中国农村这一重要而宏大的调查领域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范本。可以说，现代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很难不受到此种风格的影响：从《黄河边的中国》到《私人生活的变革》，无不闪烁着此书的影子(看了一点，即有此种感觉····不当之处请明者指正)。而这点其实也激起了我对于此种调查风格或是研究方法的反思：为何一种思路或是方法在没有出现之前很少有人去运用它，而一旦其出现则如同秋风扫落叶之势风靡不止呢?能否简单的比较说是某位大家创造了一种风格，还是说他适应了大众对于某一事物的欣赏和偏好而顺势而为的。对于这个问题，只是一点突发奇想而已，其实不应该是我们读书笔记的“正规任务”，仅此自娱吧!
另外，看了此书，不禁联想起了另一位社会学大家——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一书。虽然二者描述的现实以及作者的关注点有明显的差异，但我们从这二者的比较中不难发现它们的异曲同工之处：对于调查地的现实片段所进行的观察异常细致入微，并在实地资料、调查数据以及现场感受三者中实现一种平衡和统一，构建出其理论体系和分析的框架，最后能够给人以极大的认同感。能达到这几方面的著作其实就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了;但对于此二书而言，如果仅仅如此，那它们也不会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了。在我看来，它们骨子里最重要的通点就是作者通过其犀利的眼光加上严密的思维逻辑，把这些我们看来都很日常的材料进行了重新构建和解读，以此勾勒出一种我们时常会有所察觉但却只是一堆碎片、很难以言语表达的情境。而这也正是我们通过学术调查、研究所最需要培养和锻炼的，也是我们这些初学者最为缺乏的。
一直有种观点：我们现在写论文、做学术研究，最忌讳的就是抱着一种为了论文而论文或是为了学术而学术的态度。但很可惜的是，越来越多的案例告诉了我：论文或是报告的写作已经越来越偏离我们的初衷和目的了。现在的我们，在思维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上已经落后了很多，剩下的只是机械的套用他人的数学模型和公式，以此来为我们的结论服务。从这点上来看，看似是让我们的分析推理变得更加严密、准确了，但事实上却是我们对于事件洞察和分析能力的丧失，以至于我们需要通过外界的数据和模型类来为我们的推理和结论做靠山：我们已经很难做到用语言来深刻地表达事件背后的逻辑及其深层次理念了。此类变化已经把学术研究所能带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锻炼和提升都消耗殆尽，对此，我们却乐此不疲：每天都在把自己关在一片数据和统计软件中，仿佛对事件本身的分析和追踪理解已经不再是其任务了。所以，现在重读费老先生的书，是对于自身的一种反思和总结，还是很有必要的额!
正如费老先生自言的那样，他对自己学术生活的一个严格要求就是“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来为改革服务”。他在本书以及后续调查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就包括很重要的一条：“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饥饿的问题。而贫困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就在于农村的土地制度，出路就是改革土地制度”。费老先生在70多年前就已经清晰的看到中国农村的发展的基本障碍或是瓶颈了。这一方面让我们对其学术能力以及对问题的洞察力深感敬佩，但另一点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国家在发展农村的过程中，始终不能够很好的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对当前学术研究的一种嘲讽和无声的鞭策，至于这种反思到底能否在新形势下得到很好的处理，我们仍然需要去观察和验证。
貌似说了很多极端的话，加之水平有限，有不当之处请尽情批判，欢迎指正!
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篇二
中日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发展不是同步的，两国经济关系一般要好于和高于政治关系，即出现所谓的“政冷经热”现象。进入新世纪，这种情况稍有变化。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错误史观和推行对华强硬路线，使中日关系降到历史谷底，中日经济关系也受到冲击，主要表现有：
中日贸易虽保持了快速增长势头，但增速不能和两国贸易的巨大需求与潜力相匹配，明显落后于中国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的增长速度。如从20xx年至20xx年，中国同欧盟的贸易额由766.2亿美元增至2723亿美元，增长2.5倍，年均增速为25%;中国同美国的贸易额由804.8亿美元增至2627亿美元，增长2.3倍，年均增速为24%;中国同韩国的贸易额由359.1亿美元增至1343亿美元，增长2.7倍多?年均增速为27%;而中日贸易额由878亿美元增至2073.6亿美元，仅增1.4倍，年均增速只有16.6%，远落后于上述3家对华贸易的增长水平。
双方贸易失衡趋于加剧。20xx年以前，两国贸易大体均衡，以后中方年年逆差，且呈逐年扩大之势。20xx年中方逆差50.3亿美元，20xx年增至240.8亿美元，中方逆差4年增加4倍。多年来，发展与日本贸易是中国外贸战略的主攻方向，占中国经济分量甚重;近年来中日贸易占中国经济的分量下降，而占日本经济的分量明显上升。20xx年前，日本连续20xx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中日贸易的依赖大于日本对中日贸易的依赖。20xx年起，日本在对华贸易中落在欧盟、美国之后，居第三位。中日贸易量占中国外贸总量的比重逐年减少，从1993年的20%降至20xx年的16.4%，再降到20xx年的11.8%。对日本来说情况刚好相反。近6年来，日中贸易年均增速为16.6%，远高于同期日本外贸年均增幅6.6%的水平，日中贸易占日本外贸总量的比重逐年上升，从20xx年的11.8%升至20xx年的17.2%。到20xx年3月底，中国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现在日本对中日贸易的依赖远大于中国对中日贸易的依赖。
日本虽然至今仍是对华的主要投资国，但投资速度及其在中国外资总量中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20xx年日本对华投资46亿美元，同比下降29.6%。
日本对华提供的政府发展援助日趋减少，从1990年代初每年提供近20xx亿日元减至现在每年仅提供几百亿日元。日本对华贷款更是逐年减少，甚至一度“冻结”，且设定了最终结束对华贷款的时间表。
中日经济关系近年出现一些负面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日本极右势力抬头，其鼓吹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对中日经济关系造成冲击。主要表现是：受中日政治关系低迷影响，日本国内出现对华经贸“风险论”，其鼓吹者提出要选择别的国家作为日本新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以冲淡和减低其对华经贸的依赖，即所谓“中国+1”方案;日本坚持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日本专家研究表明，如日本同中国建立自贸关系，可使其gdp年增0.5个百分点。尽管如此，日本却宁愿同遥远的其他国家积极推进自贸关系建设，而不肯将与中国建立自贸关系一事提上日程。这些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无疑会造成消极影响。
其二，日本违反平等互惠原则，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加筑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日本实施主要针对中国的农产品“肯定列表制度”，规定对799种农药、兽药及饲料添加剂设定总计达54782个残留标准，是原标准的5.8倍;对没有设定标准的，将执行“一律标准”，即含量不得超过0.01毫克/千克，几乎为现有仪器的最低检测限度。这些极其苛刻的规定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产品对日出口。
其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产品升级换代加速，许多国产商品质量已接近或赶上日本产品的水平，而有些日本对华出口商品质量下降，使得中国消费者对日产品的青睐降温。同时，中国对外资的特惠政策有所变化，开始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进行调整，使之趋于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企对华投资的积极性。此外，中国劳动力成本逐渐提高，各国企业在华竞争激烈，也使日本对华投资增幅下降。日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经济突飞猛进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已从发展中国家毕业”，因而减少了对华发展援助。
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篇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经济往来已有50年的历史。在这50年中，特别是1972年中日复交以来的30年间，在市场原理和政府推动的作用下，两国的经济关系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已形成为包括产品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相互直接投资、金融合作、环保合作、日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经济知识交流与政策协调等在内的多领域关系和包括从中央到各级地方及开发区，从官方、半官半民到民间这样的多层次关系。
中日经济关系不断扩大
在贸易方面，中日贸易额从1972年的10.4亿美元增加到20xx年的877.5亿美元，20xx年间增长了80多倍。从1993年至20xx年，日本已连续九年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其中，在日本的进口方面中国将在近期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最大的进口对象国;在日本的出口方面，对中国(包括香港)的出口将在20xx年首次达到对美出口的一半左右。从贸易结构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主要向日本出口原油、煤炭等资源和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以换取日本的机械设备、汽车、家电、钢材等。进入90年代后，工业产品出口占中国对日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在20xx年达到81.8%，其中纺织品和服装占31.5%，机械、仪器仪表占27.2%，在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工业品中，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产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在直接投资方面，截至20xx年日本向中国投资企业达22370家，累计协议金额约441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约327亿美元，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日本企业扩大对华直接投资，直接带动了日本的机械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对华出口。在华日资企业产品大量返销日本，又促进了中国价廉质优的纺织品与服装、机电类工业品的对日出口，使日本的消费者获得实际利益。这种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早在90年代前中期就已形成，随着近年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恢复增长，这种良性循环再次在更高层次上展现。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的对日直接投资也开始有所增长。
截至20xx年7月底，日本政府累计向中国承诺提供日元贷款28292亿日元，安排建设186个项目，中国实际使用日本政府贷款约19000亿日元，约90个项目已建成投产。日元贷款一方面促进了有利于两国贸易和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对扩大两国经贸合作起到了直接作用;另一方面又通过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国内市场扩大而对推动两国经贸合作作出了间接贡献。既然发展经贸合作是给双方带来好处的“双赢”事业，日本对华oda显然也是对中日双方都带来好处的“双赢”事业。
中日经济关系意义重大
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充分证实了中日经济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和“互需性”(互有需求)。目前，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大宗商品主要是纺织等轻工业品和一般耐用消费品等，而日本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主要是高技术产品，这说明双方相互出口的品种依然处在不同的附加价值层次上。至于在第三国，比如美国的市场上，中日两国对美出口中形成竞争关系的产品比重大约只有16%。
由于这种互补性的存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也首先成为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机遇，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和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日本的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产品以及轿车等耐用消费品的对华出口正在明显增长。例如今年1～5月日本的轿车对华出口比上年同期增加59%，摄像机增加72%，食品增加23%。事实正在应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预测，即日本是除中国外、由于中国加入wto而获得好处最大的国家。与此同时，在西部大开发和20xx年北京举办奥运会的背景下，日本的建设材料对华出口也有所增加，例如今年1～6月日本的水泥对华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长37%左右。
从历史变迁看，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正是周恩来所说的从“农业中国，工业日本”到“工业中国，工业日本”这个历史转变过程的生动反映。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尽管中日在部分工业品方面形成了竞争关系，但中日间贸易量不是缩小了，反而在迅速扩大，这正好印证了周所说的，“假如永远是工业日本，农业中国，那么关系是不能搞好的”，“只有中国工业化和日本工业化，才能和平共处，‘共存共荣’”。
从两国经济关系发展的效果看，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两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扩大两国先进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增进两国广大人民的利益。总之，立足于“三个代表”理论的中国人，积极肯定中日经济关系发展已经取得的成果和进一步发展两国经济关系的重要意义。
从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看，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潮流在中日两国间的具体体现，特别是在东亚地区，中日经济关系已发展成为该地区日趋兴起的网络型经济与国际分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中国制造”的最终产品中，包含着很多“日本制造”的高技术零部件等中间产品。作为世界上最大钢铁生产国(按产量计)的中国每年仍要从日本进口大量高级钢材。中国信息化的进展也导致日本生产的中间产品对华出口的增加，例如20xx年度东芝在中国销售额的大约40%是面向中国家电企业的半导体等电子器件。在电视机领域日本专门生产高清晰度电视机，而中国专门生产标准型电视机，其单价相差悬殊。而作为中国大宗出口产品的标准型电视机当中，占电视机成本一半以上的显像管几乎都是由日资企业生产的。而日资企业在中国进行生产，就要向日本总公司支付红利、利息及专利使用费等，这又成为日本企业开发新的、高附加价值产品的重要资金来源。从宏观经济看，在日本经济低迷的形势下，对华出口动向正在成为左右日本景气的重要因素。如果日本面向中国的出口年均增长15%，那么，到20xx年日本对中国(包括香港)的出口将与对美出口持平，这意味着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外需”当中的“中国因素”的分量将日益接近“美国因素”的分量。总之，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已给中日双方都带来了巨大好处，中日经济关系已经成为整个中日关系中最活跃、最有理性的部分，中日经济关系发展这个事实本身成为对所谓“中国威胁论”最有力的驳斥。
还需指出，如果不是拘泥于以国家为单位，而是以经济全球化的视野放眼东亚大地，那么，一幅世界性的工业密集地带的生动画面便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它既包括日本，也包括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还包括韩国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这意味着在历史上作为特殊国家的特殊现象的、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工厂”到了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已经过时。在生产力方面，东亚工业密集地带的形成与在生产关系方面东亚各国产业国际分工的深化，正在形成为奔向东亚经济机制性合作的两大潮流。
中日经济关系的今后课题
现在，it业界的人们喜欢讲solution(解决方案)，如何使中日经济关系在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两国经济各自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今后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其中，发展两国间的金融、货币合作以促进日本雄厚的民间资金与中国丰富的事业机会的结合(这被称之为“中日经济互补性的最突出方面”)，缓解汇率波动对两国经贸关系的负面影响并预防潜在的金融危机;在加强两国大企业之间的合作的同时重视加强两国中小企业的合作;共同开发两国民间企业能充分取长补短的实业模式;设计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与民间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的巧妙组合等等，有可能成为促使中日经济关系发挥“双赢”效果的一些重要思路。同时，也要将中日经济关系放到东亚地区之中来考虑，通过发展两国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地区合作，不仅要力争“双赢”，而且要力争“多赢”。
如果说，迄今的中日经济关系主要还是“工业化时代型”的关系，那么，当前的课题是如何发展“信息革命时代型”的中日经济关系，这包括加强信息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中日合作，加强中日软件业的合作，提高电子商务在中日贸易途径中的地位等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日两国都是“改革中国家”，今后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系于两国改革的进展：改革的滞后可能对两国经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成为引发贸易摩擦的诱因;改革的进展则可能导致两国经贸与两国改革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从而对促进两国经济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作者为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