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城市既能显示城市性格，又能够凝聚市民精神的力量，从陕西作家笔下对于“西部形象”的塑造入手，来探讨传媒时代与文字媒介一样通过编码形式的城市景观化生存现状。
关键词：陕西作家；西部形象；城市形象景观化生存
西安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这座城市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展现着它坎坷的现代化进程，尽管挣扎，但是因为复杂的文化心理而使得这座城市景观始终蒙着一层古朴、落后、凋敝的风貌――西安这座城市就游走在了城市的现代化与乡村生活的古朴之间。之所以城市景观会呈现出如此背离文学形象描述的状况，这与当代作家的创作心理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文学形象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如西方文艺理论家所言，当人们无法到达每一个城市的时候，文学本身就提供给人们开阔的眼界，以让人们去认识那些从未到达过的城市。由此可见，在对城市认知的构架中，以城市作为主要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成为了人们认识城市的重要渠道，但是，这些小说本身是从城市中剥离出来的一个侧面，或者更多的时候是作家想象出来的，甚至是他们对于理想家园的一种追求。因而以城市为题材的这些作品本身也只能为我们认知城市提供一种可能，或者说只是一种间接的途径。我们也应该敏锐发现的是，当以城市作为书写对象的这些文学作品在文坛上取得一定地位之后，他们影响的不仅仅是人们对于城市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当地也开始按照这样的作品本身来进行城市的改造，使城市本身变成景观化的生存。而这一点，西安这座城市就表现得较为明显。
一、城市形象编码与被遮蔽的空间
陕西作家笔下的“西部形象”以一种具有冲击力的集中书写还原了历史，打造了一张为大众认知城市的地图，它强化了大众对于城市的记忆。
亨利・勒菲弗尔在他的空间生产力论中谈到，人们用来识别和感知的现实空间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描述的空间”（由理念和知识组成的概念化空间），一种是表现的空间（诗人、画家、音乐等一切叙事手法创作的空间），陕西作家显然为受众提供的是以审美为基础的后一种空间。集体认同是建立在记忆的（选择性）过程之上的，从而特定集团通过对共同历史的记忆来认识自我。
通过文学这一媒介的传播，将这些复杂的文化结构及其所具有的象征性等以一种最为简明的方式为大家所知，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不可更改的城市形象模型。作家们在描述西部时，对人文景观、民俗物象、自然景观有所选择地加工，进行文化编码，于是西部成为了固定的城市形象，也成为了那些大众真正临近陕西时在普通的民间生活中作为参照系的意象寻找。
在陕西作家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陕北千沟万壑的黄土地，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与恶劣的沙漠、沙尘暴、干旱相互对抗的人们；而连结陕北、秦岭的关中则充斥着儒家文化，他们根植于宗法和礼仪统治，城市一望无际，安稳而和谐；而陕南则是山水相间，宁静悠远，仿若世外桃源。这些固有的、定型的表达使得大众对于西部的形象仅仅限定于此。
陕西作家们通过他们的一部部作品，用世俗的生活勾勒出城市形象，他们将世俗的人物以传奇的方式来塑造城市精神，将这种异于其他地方的风物无限扩大，带着他们有意识地向理想中的田园牧歌般的“西部”靠拢，采取一种人文知识分子特有的叙事路线。然后，这种城市形象背后是一种被遮蔽的真实的城市形象，没有来过西部的人，对于西部的印象就全部来自于这些已经被作家放大的、固定的带有人文情怀的想象性的城市，而真实的城市则被我们弃之不顾。
二、媒介时代下城市的景观化生存现状
当今社会，媒介已经统治世界，它决定着我们看到什么、不看到什么，大众所了解的一切都源于文字、图像，陕西作家极力用文字编码以构建他们心中理想的城市。与此同时，我们的城市也在媒介时代中，兴建着更多的景观以对抗现代文明，或者说在媒介宣传中遮蔽现实。城市规划者与作家们在对待城市的“书写”中采取了一样的态度，差异仅仅表现在媒介的不同。
在现代城市文化建设中，西安越来越注重对原有的本土文化的保存及其开发利用，在媒介时代，这样的理念就反映出开始注重文物、文化的民俗特色。比如西安大唐芙蓉园，在唐代芙蓉园遗址建立，全方位地展示盛唐时期的风貌，是一个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为一体的皇家园林式主题公园。西安大唐芙蓉园分为十二个主题区域展现唐代灿烂的文明，除此以外还有从周代至唐代，帝王都在骊山修建的行宫别院。在今天，我们将其开发扩建成史书中的梨园、芙蓉园、唐御汤等，并因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下“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诗句而在这里有了史诗剧《长恨歌》的表演。
2015年西安市决定出资2.9亿元，实施渭河河堤绿化和滩区治理工程。按照规划，西安将对全长184公里的渭河西安段提防工程进行绿化，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投资，进行景观建构，是因为太多的诗词出现了对渭河的描述，在诗词中，渭河是送别的地方，两边绿荫绕堤。
因此，从文字媒介到图像媒介，今天的社会都在致力于在现有的环境中以时间的横断面进行历史性的集合，建构出这座城市的记忆――黄土地的形象、唐代的辉煌以及诗词中的意境。这实际上为这座城市提供了一种模式，这座城市的存在似乎是包含着某种意识形态。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从媒介社会里看到了什么，也就必然意味着遮蔽了什么。
这些景观化的存在通过媒体图像的展示似乎已经给这座城市定位，但是它实际上只展示了这座城市的一个侧面。而在视觉化的时代，文字、图像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似乎犯下了完美罪行――人们失去了去了解真实社会的可能性。人们仅仅从文字、图像本身去观照城市，当媒体极力通过作家笔下经过编码的城市，通过景观化生存的建筑、园林区获得民众对于城市认同的时候，恰恰将城市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化景观遮蔽。
互联网时代，媒介本身将那些已经逝去或者与现代社会的复杂而琐碎的关系以最为简单的方式表达，将城市的建筑、民俗按照一定的模式加工，于是这就成为外来人识别西安形象的依据。
这固然很好，但是这样的选择性编码本身也是对城市真实空间的遮蔽。媒介时代，媒介就像艺术家一样，距离这种无意义的完美罪行很近，这种形象成为了一种外界公认的城市形象。这些作家笔下的文字对于古老的民众生活的精雕细琢，使这些建筑对于过去辉煌的历史的讲述，不仅是出于城市营销本身，更重要的是一种理想的构建。但是，这座城市本身也会隐藏着现代的痕迹。
三、传媒刺激下的他者想象与地域主义
不同的地域有着属于他们的文化族群，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现，比如在文学中就分为海派文学、京派文学，甚至包括“陕军东征”。在今天因为媒介不仅仅局限于文字媒介，而是以互联网为主，这个时候地方的地域文化的书写实际上是将这种想象性的对城市的建构放大，甚至我们对一座城市的了解是在媒介景观中完成的，实际上这已经脱离了地域文化本身。
如果说“古老”应该属于西安这座城市，那么似乎忽视了新兴的西安也正在崛起，当上世纪90年代通过文字这种媒介，以小说的形式向大众传达“西安”的黄土、窑洞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关中民俗，那么今天在传媒的刺激下，我们的城市变成了一场为了展示而展示的“造城”运动，于是，作为局外人而言，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只是在当今媒介快速发展之中他人的想象。
一方面，媒介通过自己的作用塑造着城市形象，使得大多数人获得了对城市的认同；另一方面，这种对城市的描述很大一部分是在市场和商业利润的刺激之下，为了满足作为观者的好奇心。那么，我们对于今天的城市景观是不是应该进行反思？
在传媒的刺激下，媒介中城市景观仅仅成为镜像，而大众则极容易在文字、图像等媒介中误识城市，甚至为了突出地域文化特征，城市的“书写者”有意识地为了突出城市的特征，从作家到城市规划者都无不在用各种符号做着标识。
当今天以一种形式化的方式再创造这些前现代社会依凭人种血缘、地缘与共同的宗教文化传统形成的有机体来展示城市文化的时候，应该看到的是现代社会的制度化、理性化带来的现代精神团契的困境（也就是说，现代人不可能在通过城市的这些建筑的重建重新回归前现代社会的习俗，这只能是一种形式的模仿）：以巩固生活或者共同体形态存在的精神生活已经失去其社会存在的基础和条件。
总之，任何社会景观的建造都与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要使一座城市真正被他者认同，就必须基于现代社会的选择和创造，而不应该是一种超越了这个时代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存在。这样只会让城市中的人们在现代社会之下感到迷茫，甚至形成城市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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