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问世之后，在一段时间内好评如潮，周扬称之为“全国第一部优秀作品”，洪子诚则将其作为“对革命‘起源’的叙述”（《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被普遍作为乡土题材看待的《红旗谱》所以能成就其史诗品质，同其兼具城乡叙述有一定关系，第二师范学校爆发的学生运动地点恰在河北省重要城市保定，其城市书写同国家想象有较为理想的结合。
一、农民青年与“时间”城市
从人类发展史来看，尤其在工业革命后，工业、金融等行业的兴起为城市聚集了人类绝大部分的财富，基于此产程的“城市生活方式”成为普通人普遍的生存目标，城乡关系被打上了“先进/落后”、“文明/愚昧”、“现代/传统”等观念烙印。地域的分割加入了时间先后的等级秩序，从乡村到城市的路程成为完成现代化想象的重要途径，但当《红旗谱》所代表的一类文学出现的时候，城乡之间的这种时间性差异被打破。
朱老巩与冯兰池斗争失败，被迫逃离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农村。作为刚刚脱离土地的农民，朱老忠与城市建立关系的历程很不顺利：“他一个人悄悄离开锁井镇，上了保定。那时候，这条铁路早就修上，没有钱，坐不上火车，沿着铁路旁的村庄，要着饭，到了北京。在北京，看到了很多拖长辫、戴花翎缨帽、坐着八抬大轿的老爷们。他在那里当了半年小工，又到天津学织毯子。织着织着，爹爹的容貌就现在他的眼前。一想起爹的死，心上就烦躁不安。他想，这一条线一条线的，织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呀？又背上铺盖卷，提起腿下了关东。”此时朱老忠对“现代化”没有任何概念，“城市想象”也无法完全满足其生存需要，甚至作为精神活动的这一想象方式尚不能填满其精神空间。农村和城市被宣判有无法跨越的时间鸿沟，农民青年进入城市并不因其身在城市空间而进入城市系统，而成为举步维艰的城市边缘人。以边缘人身份实现英雄形象的塑造并推动历史发展，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绝无可能的。
回到锁井镇后，朱老忠对后代做出了“一文两武”的规划：严江涛读书，严运涛和朱大贵参军，将身份从单纯的农民转换成农民知识分子和农民军人。自从运涛、江涛兄弟俩结识了作为“卡里斯马代父”的革命者贾湘农，结合原本的复仇意识生发出了最初的“现代性国家想象”：“他想革命成功了，一家人……不再受人欺侮。在他的思想上，认为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们，都该杀头，关监狱。……工人、农民掌握了政权。那他，也许在村公所里走来走去，在区里、在县上做起工作来。他想，那时就要出现‘一片光明’，农民们就可以光明磊落地打赢官司……”建立起这样的国家想象后，再面对城市则已波澜不惊：“狭窄的街道上，满铺着石块，街坊上大部分是上世纪留下的木板搭。有大车和帆船把粮食、兽皮、水果，运往京津。再把洋货――工业品运到乡里去。”朱老忠当时处处憋闷、困厄不堪或是面对城市现代文明的艳羡炫目的情态都未出现。
因为有不一样的国家想象，一般乡土小说中的城乡关系获得逆转，身份识别的标志不再是地域而是“阶级”，矛盾双方不是城里人和乡下人，而是无产阶级（进步力量）和封资修（保守势力），城乡不在表现为经济和文明发展水平的先进和落后，而仅仅是革命者领导革命的不同“场所”，如此进入城市的农村青年便成功摆脱了“边缘人”的尴尬地位。
二、农村青年与“空间”城市
运涛、江涛兄弟从贾湘农处学习而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仅是为了重建农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而是勾勒出一幅不同以往的现代性国家想象的蓝图并付诸实践，变革城乡关系脉络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或基础。
为了与这种国家想象进行区分，小说还设置了另一个热血青年冯登龙，他同时兼具严江涛思想和情感两方面的竞争对手，但无论是哪个方面都难以占据上风。通过这一人物与信奉共产主义、意图实现全民解放而非个人复仇成功的严江涛并置，体现出了作者的心思缜密。在对比中可以发现，这种带有个人主义和传统复仇意识的思维模式，并没有共产主义的国家想象那样要构建出一套新型民主国家体系，而是仅仅为了解决眼下的外敌入侵和生存压力，它不是指向未来而是指向过去：希望回到抗战爆发和被冯阅轩侵害家庭之前的状态，只是传统思维逻辑套上了新颖的西方词汇而已。在这种状态下，城乡之间的对立仍然存在，或许为了抵御外辱和反抗复仇，城市和乡村具有相似诉求的人会联合起来，但这种联合是脆弱、难以持久的，并且城乡间时间性的鸿沟仍然存在，联合更是一种分割的状态。
相反，严江涛等人运用“阶级”的身份标识击穿了城乡的时间性发展差异，实现了一种更大可能的联合，城市不仅作为此一“空间”而是整体“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联合的目的又是出于新型国家想象，自然焕发出了强大生机。当保定第二师范的学生运动遭到镇压的时候，平汉铁路的工人们跃跃欲试要串联罢工，工人子弟学校的学生自发投送食物，严萍以及作者都为之激动：“从城市到乡村，正有多少人为二师学潮努力。”由此可见，健康的现代性国家想象和城乡关系概念重构之间的互动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历史变革力量。
梁斌在创作《红旗谱》时也注意到了国家想象的重要作用。严萍因为挂念严江涛并憎恶镇压学生运动、包围二师的军警，恳求父亲请“黑旋风”帮忙攻击军警解救被困学生，声泪俱下“不能再软弱下去”。严知孝虽然支持抗日、同情学生运动，从个人情感来说也很喜欢后辈严江涛，却一再怯懦退缩。严知孝、严萍这对父女关系恰似严志和、严江涛这对父子关系，对后代寄予希望是革命乐观主义的直观化表现，严江涛和严萍的相恋也暗示了城乡裂隙的弥合以及无产阶级同知识分子的结合，这都是作家的独运匠心。更重要的是严知孝与冯登龙一起证明了国家想象对行为方式的决定作用，甚至会决定城市个体的实际身份地位。
三、从地理边缘向历史中心挺进
因为秉持着不同的国家想象及相关实践路径，长远来看严江涛、严萍等人相比严知孝、冯登龙乃至暂时拥有权势的严贵堂之流更占据城市中的主动，抗议行为本身也是对这群青年的现代城市生存能力是极好的政治训练。从小说提供的严知孝、冯登龙等典型言行，以及历史常识可以明确民国时期是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民主国家的过渡阶段，城市居民大多没有实现向资本主义社会“公民”的转变，更不用说广大农村。严江涛这一代农村青年受到新型现代性国家想象的深刻影响，在构建未来国家的实践中不但改变了城市和社会的存在形式，也内在地完成了自身“人民性”的改造，变成更彻底的民主体系内的主体。正是国家想象令他们找准了自己在城市中的定位，不再因为是来自农村的闯入者而漂浮无定，另一方面这些人的“成长”也推动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
荷兰学者佛克马、蚁布思声称：“经典的一个功能之一就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如果执着于“红色经典”的命名，无疑会过分看重“红色”标示的主流意识形态解说成分，而忽视小说本身丰富的内涵。
从《红旗谱》不难看到，农村青年正是在共产主义现代性国家想象的指引下，克服了城乡之间的时间性差异，建立了空间性的城乡一体的活动空间，并树立起居于城市的自身主体性。在整个过程中，“这种成长克服了任何的个人局限性而变为历史的成长。……成长的同时伴随着旧人和旧世界的灭亡。”同时，“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9、39页）这表明，“成长”不是表现为空间的转移或时间的发展，更大程度上是对精神层面的表述。杨庆祥认为“80后”一代所以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失败感，同自身的脱历史性相关：“因为无法找到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的有效的关联点，所以不能在个人生活中建构起有效的历史维度，另外一方面‘暂时性’的参与历史的热情又不能持久和加固，这一切导致了一种普遍的历史虚无主义。”（《希望我们可以找到那条路》，《天涯》2013年第6期）进入城市的年轻人怎样与所在的城市建立起全面的认同，击穿故乡和所在地的时间性差异，作为“主体”居于整一的空间性中，而不是自甘沦为城市的“他者”以至于滑落在城市边缘，这无论对于个体或对于所居城市的发展都意义重大。对此，接纳一种现代性国家想象或许是一个颇有价值的建议，它能令个体的自我叙述从传奇故事蜕变为成长小说，在这个意义上年轻人才会真正“成熟”。《红旗谱》不但用于解释历史十分有效，同样具有十足的当下性，其经典性必能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