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蒲松龄所谓的“孤愤”，其实只是指怀才不遇。他在潦倒落拓的大半生之中费尽心血创作的《聊斋志异》，集中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同时也从反面显露了自己的“孤愤”。从内容上去阐释他的“孤愤”，虽然不是他的本意，但也符合文学文本的多义性。
关键词：蒲松龄;孤愤;怀才不遇;本意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关于《聊斋志异》的成书，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1] 1蒲松龄所谓的“孤愤”，究竟是什么，相关的论著不下三十篇、部，可见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至于研究结果，大同小异，概括起来，大多是指科举埋没人才、官吏媚上欺下、人情翻覆、世态炎凉、封建礼教扼杀人性等。古人一般不会做出这样多点开花、面面俱到的解释，比如《聊斋志异》的众多作序者。此外，蒲箬和蒲立德的观点尤其值得注意。蒲箬是蒲松龄长子，蒲立德是蒲箬长子，而这对父子对《聊斋志异》的看法不同。蒲箬的《祭父文》评论《聊斋志异》道：“大抵皆愤抑无聊，借以抒劝善惩恶之心，非仅为谈谐调笑已也。” [2] 1821蒲立德却在《书聊斋志异朱刻卷后》中说：“夫志以异名，不知者谓是虞初、干宝之撰著也;否则黄州说鬼，拉杂而漫及之，一资谈噱而已;不然则谓不平之鸣也;即知者，亦谓假神怪以示劝惩焉。皆非知书者。” [3]卷四 蒲箬针对世人认为《聊斋志异》仅供“谈谐调笑”的看法，出于对父亲的维护，强调《聊斋志异》“劝善惩恶”的功用;而到了蒲立德的时代，蒲立德批评了包括“劝善惩恶”在内的各种说法，认为“其所以托者，则固别有在也”。只是蒲立德按而不发，令人疑惑。要之，今人过于求全，反而可能有失蒲松龄本意。
“妄续幽冥之录”与“仅成孤愤之书”相对成文，既然“幽冥之录”指的是刘义庆的《幽冥录》，那么“孤愤之书”应该也是指的某部书。《韩非子》中有一篇《孤愤》，应该就是蒲松龄所指。因为尽管韩非的《孤愤》以现代的标准来看，只是篇名，不是书名，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云：“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对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 [4] 2155可见，可以称《孤愤》为书。《孤愤》讨论的是智法之士因奸邪之臣当道而不得志的问题，即怀才不遇的问题。宋高似孙《子略》云：“呜呼，士生不遇，视时以趋，使其尽遇，固无足道，而况《说难》、《孤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 [5]卷三 认为没有比韩非更怀才不遇的人了。所以，蒲松龄所谓的“孤愤”其实就是怀才不遇的抑郁之情。南村《聊斋志异跋》云：“文人之不可穷有如是夫！聊斋少负艳才，牢落名场无所遇，胸填气结，不得已为是书。” [6] 578
蒲松龄与韩非有相似之处：韩非口吃，不善言谈;蒲松龄“讷讷如不出诸口” [2] 1814 （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但两人都擅长著述，才华横溢。蒲松龄具有多样的文学才能，小说、诗、词、散文、四六、俚曲、戏剧，无有不能;即便是八股文，蒲松龄也是驾轻就熟，不然，他无法在顺治十五年（1658）十九岁初应童子试时便连获县、府、道三试第一。康熙二十六年（1687），蒲松龄参加乡试，因为答题越幅而被黜。他在《大圣乐》中云：“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 [2] 736 可见蒲松龄有才多之患。
蒲松龄很重视《聊斋志异》。王士G守母丧时曾经到访毕际友，当时蒲松龄正在毕家坐馆，蒲松龄拿出《聊斋志异》请王士G过目。王士G为诗坛领袖，蒲松龄自己也擅长诗歌创作，但他出示的不是自己的诗歌作品，而是《聊斋志异》，可见蒲松龄十分看重这部书。贾岛诗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丘。”道出千古作者因无人欣赏自己呕心沥血的作品而深深抱憾的心情。王士G很欣赏《聊斋志异》，题诗云：“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 [6] 572蒲松龄答云：“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 [6] 572王士G不在“共笑之”的行列，后来还为《聊斋志异》写了三十多条评语，而蒲松龄在《与阮亭王先生书》中，更是希望《聊斋志异》能借王士G的游扬而流传于世。不过，王士G还不能算作蒲松龄真正的知音，尽管蒲松龄对王士G的评点非常感激，他在《偶感》中说：“此生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哀。” [2] 539世无知音，无怪乎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也正因为如此，蒲松龄把《聊斋志异》中的十余篇小说改编成了俚曲，说唱忠臣孝子、烈女贞妇的故事，供乡野村民闻见，以起到教化的作用，但这十余篇小说没有一篇是以科举为题材的。也就是说，既然乡野村民都能理解这些俚曲的内容，这些俚曲所根据的这类小说就不属于蒲松龄感慨的只有“青林黑塞间”才能欣赏的“孤愤”之作。不然就无法解释、无法理解为什么以科举为题材的《叶生》、《司文郎》、《贾奉雉》、《于去恶》等这些公认的最能反映蒲松龄“孤愤”的作品恰恰都没有被改编成俚曲。这再次证明了蒲松龄的“孤愤”，不是官场黑暗、弱肉强食、世态炎凉等，而是怀才不遇之情。
至于蒲松龄通过《聊斋志异》来表现怀才不遇的方式，可以说是直抒胸臆，如《叶生》、《胭脂》、《连城》等篇末的议论。作者在《胭脂》末尾云：“愚山先生，吾师也。方见知时，余犹童子。窃见其奖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抑，必委曲呵护之，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已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尝有名士入场，作‘宝藏兴’文，误记‘水下’;录毕而后悟之，料无不黜之理。因作词曰：‘宝藏在山间，误认却在水边。山头盖起水晶殿，瑚长峰尖，珠结树颠，这一回崖中跌死撑船汉！告苍天：留点蒂儿，好与友朋看。’先生阅文至此而和之曰：‘宝藏将山夸，忽然见在水涯，樵夫漫说渔翁话。题目虽差，文字却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尝见他，登高怕险;那曾见，会水淹杀？’此亦风雅之一斑、怜才之一事也。” [1] 1365蒲松龄在此称颂施闰章的知遇之恩，正是感叹自己成为秀才之后再也没有遇到施闰章那样慧眼识珠的考官，怀才不遇之感正在言外。《连城》篇末，蒲松龄说：“顾茫茫海内，遂使锦绣才人，仅倾心于蛾眉之一笑也。亦可慨矣！” [1] P363-364字里行间再次流露出怀才不遇之感。 无才，自然谈不上不遇。蒲松龄大才，《聊斋志异》代表了他的文学才能。当读者从中看到他横溢的才华，就能从他潦倒落拓的一生中看到他怀才不遇的“孤愤”之情。蒲松龄对自己的才华也相当自信，这一点在《狐梦》中表现很明显。《狐梦》中的狐女“怅然良久，曰：‘君视我孰如青凤？’曰：‘殆过之。’曰：‘我自惭弗如。然聊斋与君文字交，请烦作小传，未必千载下无爱忆如君者。’” [1] 623可以说是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以自誉。而且，《狐梦》也暗示了《青凤》是蒲松龄的得意之作。《青凤》未必是《聊斋志异》中最好的作品，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书中其他鬼狐小说的底本。《青凤》篇幅居中，文字稍加点染，横而不流。其他鬼狐故事大多可以看作通过改变对应角色的性格或增添新的角色，或刻画更细致等手段发展而来，如《长亭》、《娇娜》、《鸦头》等。另外，蒲松龄对青凤着墨不多，这一形象不是触手可及，而是与读者保持一定距离，至于其他狐女，婴宁擅长各种笑，小翠喜恶作剧，凤仙争强好胜，辛十四娘有先见之明，云翠仙屈己从人等等，描摹如在目前。所以，前者为常，后者为变。
就《青凤》中男主人公耿生的形象而言，实际上是蒲松龄自身文学化的结果。《聊斋志异》中的男性听闻鬼狐所生的怪异不但不避，反而挺身探异的，耿生是二三子中的一个，犹如蒲松龄好奇、喜欢鬼狐故事。耿家有《涂山外传》，是关于狐女佐大禹治水的传说，犹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是关于鬼狐的书。耿生“略述涂山女佐禹之功，粉饰多词，妙绪泉涌” [1] P117，犹如《聊斋志异》中鬼狐的故事连篇累牍。耿生极善言谈，其实正是蒲松龄不善言谈的理想化。耿生说：“得妇如此，南面王不易也！” [1] 118如此重色，实际上正是蒲松龄本人的看法，因为他在《云翠仙》篇末云：“得远山芙蓉，与共四壁，与之南面王岂易哉！” [1] 756 《青凤》中提到的莫三郎，实际上对应的是现实中的绰然堂。“莫”与“绰”押韵，“三”与“然”押韵，“郎”与“堂”押韵;耿生以裘敝为理由请莫三郎将黑狐赠送给他，犹如蒲松龄在毕府绰然堂坐馆以解决衣食问题。蒲松龄以“狂”字评耿生，而蒲松龄自己也有“狂”的一面，如“夜搔短发哭歧途，狂歌击剑声呜呜” [2] 506 （《聊斋诗集》卷一《夜微雨旋晴，河汉如画，慨然有作》），“樽酒狂歌树影横，壮怀喜遇故人倾” [2] 487 （《聊斋诗集》卷一《希梅斋小饮》），“共知畴昔为人浅，自笑癫狂与世违” [2] 656 （《聊斋诗集》续录《雪夜》）。耿生既有英雄气概，又有儿女情长的一面，是理想的男性形象，而《聊斋志异》中其他的男性形象往往只具有耿生某一方面的特点，如田七郎（《田七郎》）、席方平（《席方平》）、二商（《二商》）等发扬了耿生个人英雄主义的一面，却没有儿女情长的一面;王子服（《婴宁》）、孙子楚（《阿宝》）、刘子固（《阿绣》）等有痴情的一面，却没有英雄气概。另外，《青凤》中狐狸精一家有叟、媪、孝儿、青凤四口，是理想的家庭结构，再加上外来者，从中敷衍出更多的故事，由其他鬼狐故事来承担。
《青凤》中有两处点睛之笔，一是“觇其异” [1] 117，暗示《聊斋志异》中鬼狐的故事大多是通过第三者的视角来展开的;二是“由此如家人父子，无复猜忌矣” [1] 120，暗示鬼狐的世界实际上就是人的世界，人的世界就是鬼狐的世界;鬼狐与人的关系的远近、恩仇实际上是人自身矛盾的各种表现。《青凤》几乎是《聊斋志异》中最早的爱情长篇，在蒲松龄的手稿中，仅《娇娜》排在《青凤》之前，但后者的创作时间实际早于前者，因为尽管娇娜与青凤几乎同样美丽（前者“娇波流慧”，后者“秋波流慧”），作者对娇娜着墨更多，形象比青凤更鲜明生动，《狐梦》中的毕怡庵不向慕娇娜，而向慕青凤，可见他读到《青凤》时，《娇娜》还没有创作出来;再者，毕怡庵欲得青凤，终得另一狐女，犹如孔生欲得娇娜，而终得松娘，可见《娇娜》实际上是《青凤》与《狐梦》的故事合而为一。总之，《青凤》在《聊斋志异》中居于中心位置，是其他较长篇幅故事的参照物，很多故事可以看作是《青凤》中人物形象增强、减弱或者是增减角色的结果。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聊斋》之妙，同于化工赋物，人各面目，每篇各具局面，排场不一，意境翻新，令读者每至一篇，另长一番精神，如福地洞天，别开世界;如太池未央，万户千门;如武陵桃源，自辟村落。” [7] 13冯镇峦只说对了一半，《聊斋志异》中的故事情节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
《聊斋志异》中有许多作品都借鉴了其他人的作品，但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妙。仅以《续黄粱》、《贾奉雉》和《巩仙》为例：《续黄粱》步武沈既济的《枕中记》，《枕中记》写卢生宦海沉浮，似记流水账，文字愈往后愈刻板;而《续黄粱》文笔生动，情节也更曲折，引人入胜。《贾奉雉》部分情节借鉴《玄怪续录》中的《杜子春》和《醒世恒言》中的《杜子春三入长安》，但把金钱故事转换为科场、官场故事，读罢令人顿生人生如梦之感;而且从叙事技巧上来看，蒲松龄也技高一筹。杜子春三入长安，三次向太上老君幻化的老者借钱，情节相似，单调重复，也拖慢了故事的节奏;而蒲松龄将贾奉雉入山修行的情节安排在考中经魁和做官之间，情节曲折有致。蒲松龄在《巩仙》篇末说：“袖里乾坤，古人之寓言耳，岂真有之耶？” [1] 894所谓“古人之寓言”，实际上是指《西游记》中的镇元子将唐僧师徒收入袖中之情节，蒲松龄从中受到启发，将袖里写成男女谈情说爱的居室。
《聊斋志异》中穿插了许多诗词、四六。这些诗词情真意切，早已引起很多重视，不多赘言，这里只论及《黄九郎》、《绛妃》和《胭脂》中的四六。《绛妃》写绛妃派人请蒲松龄起草讨封氏檄文，故事性不强，该篇檄文才是主体。蒲松龄摭拾关于风的典故，属缀成文，虽是一时技痒的游戏之作，也是逞才使气的表现;《胭脂》篇末的判词，本不必有，所以只能理解为作者意欲表现自己的才华;最奇的是《黄九郎》篇末的判词，这篇判词是写蒲松龄对断袖行为的看法，这样的内容他人想不到去写，也写不好，而蒲松龄思如泉涌，写来痛快淋漓。判词云：“男女居室，为夫妇之大伦;燥湿互通，乃阴阳之正窍。迎风待月，尚有荡检之讥;断袖分桃，难免掩鼻之丑。人必力士，鸟道乃敢生开;洞非桃源，渔篙宁许误人？今某从下流而忘返，舍正路而不由。云雨未兴，辄尔上下其手;阴阳反背，居然表里为奸。华池置无用之乡，谬说老僧入定;蛮洞乃不毛之地，遂使眇帅称戈。系赤兔于辕门，如将射戟;探大弓于国库，直欲斩关。或是监内黄@，访知交于昨夜;分明王家朱李，索钻报于来生。彼黑松林戎马顿来，固相安矣;设黄龙府潮水忽至，何以御之？宜断其钻刺之根，兼塞其送迎之路。” [1] 313蒲松龄以典雅的词语描写他认为极为肮脏丑陋的事情，冷嘲热讽，不留余地，才多之患，于此可见一般。同时，该篇判词有失忠厚之旨。此等作品流传于外，宜为卫道士不喜。蒲松龄文才很高，但缺乏温柔敦厚的风格和清真之气，这应当是他终生不能博得一第的原因之一。所以，他越是孤愤，愤愤不平，越有可能逞才使气，越有可能在参加科举考试时偏离时文风尚，越难以考中。 《聊斋志异》中有许多诙谐戏谑的作品。诙谐戏谑，现代人喜欢用“幽默”一词代替。幽默实际上是才能、智慧的表现，没有才能、智慧的人，写不出幽默的作品，蒲松龄正是通过这些作品来表现他的才华。《聊斋志异》中的幽默之作，应当贯穿了《聊斋志异》的整个创作过程，因为这些幽默之作散见于各卷，比如《劳山道士》、《地震》、《快刀》、《狐谐》、《狐联》、《佟客》、《单父宰》等。有些作品纯粹是博人一笑，如《快刀》，头已经落地，口里还在称赞好快刀。更重要的是，有些故事谐而能庄、能悲，如《^鸟》，借^鸟的酒令，讽刺了贪官污吏。不过，《聊斋志异》中有些故事虽然有可笑之处，但不宜拿来取笑，如《单父宰》写儿子阉割父亲，本是骇人听闻的人伦惨剧，作者却拿“单父宰”的双关意来取笑，实在不应该。还有一种情况是在故事中穿插了幽默的片段，如《彭海秋》、《鸽异》。前者写彭好古与友人丘生在西湖岸边游览，后不知丘生所在。彭好古寻丘生不见，只得骑彭海秋赠送的马回乡。到家后，把马拴在马厩，不久却发现丘生伏在马枥边。尤其可笑的是，丘生已经从马变回自身，中夜登厕还下马粪数枚。《鸽异》穿插的一段如下：“有父执某公，为贵官。一日，见公子，问：‘畜鸽几许？’公子唯唯以退。疑某意爱好之也，思所以报而割爱良难。又念长者之求，不可重拂。且不敢以常鸽应，选二白鸽，笼送之，自以千金之赠不啻也。他日见某公，颇有德色;而其殊无一申谢语。心不能忍，问‘前禽佳否？’答云：‘亦肥美。’张惊曰：‘烹之乎？’曰：‘然。’张大惊曰：‘此非常鸽，乃俗所言”鞑靼“者也！’某回思曰：‘味亦殊无异处。’张叹恨而返。” [1] 838焚琴煮鹤，自是大煞风景。雅俗之别虽然判若鸿沟，可以并行不悖，但是缺乏知人之明，终究会自吞苦果。
蒲松龄卓越的创作才能还表现在他能把生活中的小事虚化为鬼、狐、神的故事，如《爱奴》、《申氏》、《霍女》等。蒲松龄在《爱奴》篇末云：“章丘朱生，素刚鲠，设帐于某贡士家。每谴弟子，内辄遣婢为乞免。不听。一日，亲诣窗外，与朱关说。朱怒，执界方，大骂而出。妇惧而奔;朱追之，自后横击臀股，锵然作皮肉声。令人笑绝！” [1] 1188-1189在正文里，蒲松龄将主人一家虚化为鬼，刻画了夫人的仁厚，爱奴的善解人意。蒲松龄在《申氏》篇末叙述一盗贼偷窃，偶遇另一盗贼，结果被骗的故事，而在正文，蒲松龄将另一盗贼虚化为龟精，被前来偷盗的申氏螳螂在后，一棍打死，因而获得赏金，再加上此前增添的夫妻因为家贫而怄气的情节，可读性更强。《霍女》写霍女以美色先后靡耗朱大兴、何氏的家财，诈骗富商的银子，并用骗来的钱为贫穷而“工于内媚”的黄生娶妻室。“霍”实际寓意是“祸”，美女自古被称为红颜祸水，往往使受诱惑者人财两空，甚至家破人亡。霍女身份一直没有解开，但从她在篇末预言朱大兴的死亡以及恍惚已杳的诡秘行踪来看，自然不是人类。《霍女》最能表现蒲松龄的创作由实一步步到虚的过程。
当然，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也可以成为蒲松龄通过《聊斋志异》表现自己怀才不遇的方式，如《叶生》、《贾奉雉》、《司文郎》、《于去恶》等。关键在于这些作品写得好，如果文笔、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描写一般或很拙劣，就难以达到目的。所以，写得好比写什么更重要。总之，蒲松龄主要以小说的精彩来表现其令人称羡的才华，同时流露了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即“孤愤”;至于从小说的内容，如科场、官场、世情和礼教等来论证蒲松龄的“孤愤”倒在其次，而且并非蒲松龄的本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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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u Song-ling's Deep Indignation Unrecognized
ZHENG Zi-yun
（Guizho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guiyang 550002，China）
Abstract： Pu Song-ling's so-called deep indignation unrecognized means nothing but his genius unrecognized.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by Pu Song-ling intensely represents his talents and at the same time his deep indignation of his genius unrecognized on the flip side. Although not his original intention，the exploration for the book from its' contents such as imperial examinations，officialdom and the ways of the world，still accords to the theory of amguity of a text.
Key words： Pu Songling;deep indignation unrecognized;genius unrecognized;original int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