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爱玲是一位最难将其置于“国家政治地图”上来加以辨识的作家，她的历史经纬只在一座城市。借助上海中产阶层的“社会地利”，张氏在这座市声喧哗的城市里，为自己营构了一种“于其中但隔其外”的生活形态和心理位置。她将一种最富象征意义的“都市人”――身心俱在城市化过程的中产阶层作为凝眸对象，并经其心理轨迹，触及了中国“现代性”的两个核心问题：社会“合理化”过程中的人性归宿和中西文化调适，并描绘出传统中国在都会上海的一种变易图式――从“家族”走向城市中产阶层。
关键词：张爱玲；家族语境；私人空间；中产阶层叙事；国家逻辑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9017510
作者简介：叶中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235）
通常将张爱玲（1920―1995）划为“沦陷区”作家，这种政治地理上的划分，自然是一种历史叙事的方式，然亦见出文学史背后一个如影随形的框架。事实上，张氏是一位最难将其置于“国家政治地图”中来加以辨识的作家，她的历史经纬只在一座城市。近年来微观史学的兴起，在补充、修正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历史叙事的单一性和空疏感的同时，亦赋予文学史以多种社会人文地理。本文以城市社会史为叙事框架，以人与空间的互动关系为观察视点，对张氏的上海行踪、身份迁徙及其文学意蕴再作征询。
一、家族语境：苏州河边的老洋房
在现代中国，大约没有一个地域性的文人群落，像留居上海的作家那样，会被与其居所联系起来加以认知的。如一批曾跻身上海亭子间的左翼作家，当他们走到了文学史的中心，一个类型学上的名词――“亭子间作家”便诞生了（此称谓一度成了“上海作家”的指符），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特定居住形式与地域社会生态之间的有机联系。但典型的“上海作家”张爱玲却一生与亭子间无缘，她的生命和历史是从一座建于清末的老洋房开始的。
张爱玲的曾祖父张印塘，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举人，官至安徽按察史，太平军兴时，曾助李鸿章建淮军，故张、李两家乃世交。外曾祖父李鸿章，官拜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为晚清洋务领袖之一。祖父张佩纶，同治十年（187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元年（1875）擢升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后又署都察院左副都御使，乃同光年间著名的清流中坚。中法之战，张佩纶被派往福建会办海疆事务，马江一役败后，被革职充军察哈尔。三年戍满，入李鸿章幕，李赏其才，将长女李菊耦（张爱玲祖母）配与为妻。辛亥年，清遗臣及家眷纷纷托庇租界，此时已孀居南京的李菊耦，携张佩纶前妻所生子张志潜，亲生子女张志沂（张爱玲父）、张茂渊（张爱玲姑姑），先避地青岛德租界，旋于1912年南下上海。1915年，张志沂娶前清南京水师提督黄翼升之孙女黄素琼（张爱玲母）为妻。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所辖麦根路（今康定东路）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口一幢建于清末的仿西住宅内。
这幢位于苏州河南侧的红砖洋房，乃李菊耦的陪嫁之一。清之将亡，李鸿章有预感，早在津、青、沪等地租界内置房、购股、储银。据容闳《西学东渐记》：李鸿章“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容闳：《西学东渐记》，徐凤石、恽铁樵原译，张叔方补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李菊耦的陪嫁中，包括沪、青等地房产及原籍安徽地产。这笔丰厚陪嫁，荫及张爱玲的童年和少年。然优裕生活的背后，却是一个华丽家族急速陨落的影子。
辛亥前，一批晚清右族在租界置产，亦将其世家大族的家族形制搬进了上海。张爱玲出生的那幢老洋房极具象征意味：“房间多而进深，后院还有一圈房子供佣人居住”张子静、季季：《我的姊姊张爱玲》，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俨然一个大家族的建筑形态。事实上，早期海派建筑石库门，其设计理念亦未脱中国家族的影子：三上三下，正房带两厢的基本格局，乃长幼、嫡庶、尊卑秩序在居住空间上的投影。在传统中国，家族乃社会结构之基石，世家大族更是耸于基石上之柱梁。但民国上海社会，在本质上已是一个以市场为核心的分工体系。至20世纪20年代，沪上旧家族，部分通过投资工商业，蜕变为新型的资本集团，大部分则通过自然解体（如家族首领逝世后，成员分家析产），或经由一个“社会化”过程（如家族成员进入雇佣市场，成为自立的职业者），被现代型的“核心家庭”由父母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模式。特点是简化了家庭人际关系，减少了家庭生活中的矛盾和纠纷，有利于实现家庭中的民主和独立性。参见George Peter MurdockSocial Structure （1949） New York： MacMillan取代。尽管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曾正确指出：此一时期的上海资本家，在经营中依然沿用着东方宗族（家族扩展系统）的伦理资源[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但这仅说明了资本运营的多种文化形态，就租界社会的整体结构而言，已非一个从祠堂到庙堂的同心圆――自20世纪20年代大量出现的新式里弄房和公寓楼（简单、有限空间），清晰地折射出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即便是早期为大家庭而设的石库门，亦被大量涌入的散户或单身居民切割分析。这种居住空间上的再分配，既说明着上海移民（陌生人）社会的特点，复亦演示了宗族关系在上海难成一统的历史图景。
李菊耦去世后，其嗣分家析产。分家后，苏州河边那幢聚敛着最后贵族余晖的老洋房，先被出租，后则空置。然对张志沂这样的遗少而言，昔日豪族的记忆，仍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梦魇。据张氏姊弟回忆，其父“沉疴”包括：
其一，本能地维持着父权（夫权）专制下的“合财共爨”遗规。“合财共爨”是传统家族藉以守望相助的经济纽带，然亦是控制家族成员的物质羁绊。张志沂虽独掌遗产，却仍以分担家用为名，逼迫具有独立、自由思想的妻子磨耗私蓄，以从根子上笼其身心，这最终导致了夫妻离异。家长的专财与偏执，亦压制了子女面向新时代的志趣伸展：“我不能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张爱玲：《童言无忌》，载《天地》第7-8期合刊，1944年5月。这亦是张氏后来宣称自己是个“拜金主义者”（实乃渴盼经济自主）的原因所在。其二，在课子教女上，仍固执地沿袭私塾（家塾）旧例。与家族制度相系的私塾，是传统中国藉以授受知识、传承文明、施行教化的基本场所，然亦是家国一体政治的人才摇篮――从私塾经科举走向庙堂，乃中国士子千余年不易之人生路线。然时移世易，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私塾早已是“明日黄花”――随着一个市民社会关于中国是否出现过“市民社会”，学界一直有争论。日本学者小浜正子以大量“征信录”史料证实：在近现代上海，存在一个以地方精英引领的，以各类民间组织及公益团体所构成的社会网络。这一社会网络在国家与私人领域之间，起着一种斡旋、调节与抗争作用。笔者认为：可视之为一个建构中的市民社会（并非完全西方模式）。详见[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葛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在上海渐具形态，家庭、家族退为社会中的私人领域，而从官私两域中剥离出来，知识结构更新的公共性学校，则取代私塾和科举，成了学子通向社会抑或国家精英的“正途”。封闭的家塾，无疑阻断了张氏姊弟汲纳新知和进入社会化的通道，以致崇尚学校制度的黄素琼，不得不“像拐卖人口一般”，偷偷将张爱玲送进了一所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其三，一种不入城市生活主调的颓靡。一批旧朝遗少，虽已失去了昔日政治特权的庇佑，但依恃祖宗留下的宦囊，仍能在租界过上优裕的寓公生活。曾经的贵族身份，使他们中许多人不屑于取薪自给的职场，亦无意或不擅将财产投入资本运营的轨道。而其日常生活经营，则集中西之奢靡。这种日呈颓势的生活方式，与这座正处于“资产阶级黄金时期”（1911―1937）的城市的精神氛围相去甚远。张氏出生第三年（1922），沪上一位曾作过土行（鸦片行）小老板的文明戏演员郑正秋，将自己的一张烟榻搬进了与人新创的明星影片公司。虽则一榻横陈，这位“超级烟枪”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年版，第97-98页。却为萌蘖中的中国电影开拓出了一片簇新天地。可见其颓靡之中亦不乏与这座城市同调的积极进取。但在张氏心目中，父亲那间飘荡着鸦片云雾的房间“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张爱玲：《私语》，载《天地》第10期，1944年7月。。沉下去的是一个百年家族。 张氏家族的沉落，看似系于家长的冥顽与陋习，其背后实乃社会结构的转型――一个多元空间的“社会”，取代了单一性的家族生态。张家的矛盾与溃散，正来自一种“多元选择”与“执一不化”之间无法缓和的冲突。1934年，张志沂续娶清廷旧臣，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的第七个庶出女儿孙用蕃为妻。后母理家的第一桩“政绩”，即是怂恿张志沂搬回了那座紧锁着豪族遗梦的老洋房。1938年阴历年底的一个夜晚，因与后母发生口角而被父亲殴打，并被禁闭在家长达半年的张爱玲，乘隙溜出了这座深宅。她叫住一辆黄包车，将自己载进了一个“家族”外的大千世界。
但张氏的这一“出走”，并未一刀切断其身后的历史。若干年后人们发觉：苏州河边那座弥漫着鸦片云雾的老洋房，并非仅仅聚敛着昔朝遗少的颓靡和家长的暴戾。将张氏多篇文章中一些散断回忆连缀起来，则又见：那间“永远是下午”的房间里，还摞着《红楼梦》、《儒林外史》、《海上花列传》，英文版的《大美晚报》、萧伯纳的《圣女贞德》，以及《胡适文存》。此外，还有四处乱摊的小报和一部刻录着家族符码的线装书――由张志沂自费印制的《张佩纶全集》（张佩纶乃江西诗派继承人）。这个杂烩式的阅读世界，与张氏的学历――私塾、教会小学、中学加英美式大学，及其最后贵族家庭的特殊经历，日后统统转化为一种无以复制的文学禀赋。1943年5月，张氏的成名作――《沉香屑・第一炉香》，在周瘦鹃主持复刊的《紫罗兰》上发表。人们由此逐渐发现了一位能将中西、古今、新旧、雅俗，毫无困难地揽在一起，并“参差的对照”地织入文本，使之与这座城市品性相契的民国女子。
二、公寓：城市中产阶层的“社会地利”
1942年，张爱玲由港归沪，与姑姑合住爱丁顿公寓（今常德公寓）6楼65室。自此，公寓不仅成为其在上海的主要栖所，亦成为其演绎个体生命的一个重要空间。
自20世纪20年代始建于沪上的公寓和新式里弄，乃城市中产阶层的物质符号。张氏所居爱丁顿公寓，建成于1936年，钢筋混凝土结构，阿黛可（art deco）装饰立面，楼高八层，层载三户，户分二室和三室，室偕客厅，厅置壁炉，东侧阳台贯通客、卧两室（公寓阳台乃张氏驻足观望、遐思的地方，它提供了一个贴近“市声”，又得以俯瞰的地理位置）。正是在爱丁顿公寓，张氏开始了职业作家生涯，并出版了代表其文学成就的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
在民国上海，公寓是一种最具多元文化格局的居住生态。张氏的记实性散文《公寓生活记趣》乃一感性注脚：当夏季各家大门洞开，隐匿的公寓居民便露出了各自面孔――“底楼”教日语的俄人；“二楼”弹奏贝氏音乐的太太；“对过”窥听邻家电话的仆欧及其德籍小主人；“隔壁”不耐楼顶溜冰声而气势汹汹上楼干涉，却因对方乃美丽女性而嗒然下楼的“异国绅士”…… 无疑构成了一幅“杂居”和“共处”的移民地图。公寓亦是一个生产中产阶层人格的地方――它被视作一种体面、优雅生活的象征。在爱丁顿公寓，即便是那位司电梯者，亦“是个人物，知书达理，有涵养……再热的天，任凭人家将铃揿得震天响，他也得在汗衫背心上加上一件熨得溜平的纺绸小褂，方肯出现”。公寓更是一个“社会人”藉以维养个性的庇所：较之独户连排的新式里弄、显眼出挑的花园洋房和“七十二家房客”式的石库门，公寓的匿名性特征无疑是最强的――户外没有半公共空间式的弄堂和其他合于交流的地方――群聚而边界分明。《公寓生活记趣》所呈示的一种“偷窥”视角，正来自作家对公寓日常私密性的好奇。在一个过路人眼里，公寓里的住家显得遥远而神秘；在一个反“现代性”的社会学家或人文学者眼中，公寓在建筑学上的一种“区隔”效应，正可用来印证西美尔（Georg Simmel）式“大都市精神生活”的“裂隙”（疏离、孤独、冷漠）Peter Saunders，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London： Hutchinson，1981，pp83-91。然实际生活又有自己的辩证法：对一个喜欢离群索居以持个性的文人而言，公寓无疑是一个去“角色化”的地方。深谙公寓精髓的张爱玲道：
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载《天地》第3期，1943年12月。
这是从其所居环境，推衍出了一个现代城市社会的隐喻：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分离。而前者的占有正是进入后者的条件――没有“私人”又何来“公共”。这无疑改变了乡村社会不存私人空间（亦无所谓“公共空间”）的生态格局。
正是借助公寓这一上海中产阶层的“社会地利”，张氏在这座人口稠密、市声喧哗的城市里，为自己营构了一种“于其中但隔其外”的生活形态和心理位置。
（一）于其中：一个世俗的张爱玲
张氏的两篇实录式散文《道路以目》和《中国的日夜》（后者乃其从爱丁顿公寓去往静安寺旁亚细亚菜场买菜路上即景），类似两组移动镜头，扫描了其穿越这座城市街衢时的所见所闻。事实上，巡观即一种下意识的“筛选”――这为我们进入她心目中的“城市”提供了一条视觉走廊。试将两文合编、摘绘如下：
寒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了一只“小火炉”（上海普通人家的煤球炉），炉中冒出一种“香而暖”的烟雾。一辆自行车飞驶而过，骑者身后，“十有八九”坐着一位风姿楚楚的年轻女人。偶见一个绿衣邮差的车后载着一位看似其母的小老太太，则“此情此景，感人至深”。一个女人郑重其事地捧着一只朱漆盘子，盘里耸着一堆折叠有序的寿面。一个小女孩拎着一只盖锅，人锅之间似有一种“心连手，手连心”的“切身关系”。一家肉店的学徒在柜上橐橐地剁着肉，柜外是一个色衰的妓女，她“显排”似地跷起两只带有金戒指的手，却不意露出了指甲上斑驳的红蔻丹。肉店老板娘坐在八仙桌旁，向一个乡下来的亲戚大声宣讲着小姑的斑斑劣迹，而邻店的一台无线电则娓娓唱着申曲，唱词同样是“入情入理有来有去的家常是非”。街上封锁了，一个买菜归的女佣，被羁在离家不远处。她企图冲过防线，挣扎着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一种执拗的日常生计，切断了战乱背景下人所“应有的”思维逻辑，遂引起旁人一阵哈哈大笑。夜幕降临，路边靠上一辆人力车，车中是一个“斜欠”着的女人，车夫伏下身，点亮了女人脚旁的一盏油灯。路边是一只黯淡的土红色烘山芋炉子，和一家煮着南瓜的小饭铺，热腾腾的瓜气和“照眼明”的红色（约是炉火），予人一种“暖老温贫”的感觉。一条黑沉沉的长街里，突然传出一声炒白果的叫卖，循声望去，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守着一口锅，蹲踞地上，满怀火光。 这即是张氏在行走这座城市时，所闻所见的“中国的日夜”――它几乎同时掐断了人们通向这座城市的亮丽地点，抑或“邪恶地狱”的路径（即如我们在“新感觉”书写和左翼叙事中常见的两种“城市”图式）。但切莫以为作家仅是在绘制一幅市井风情画，她亦在向一个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的世俗社会认同：“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在精英主义叙事中，上述画面是一个避之不及的“小市民世界”；是一个需要加以疏离以彰显自我身份的“城市领域”。但在张氏心目中，这却是一个从“汉唐一路传下来的中国”张爱玲：《中国的日夜》，载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页。；一种由“万家灯火”连缀起来的“安稳人生”，是“存在于一切时代”的人生最“素朴的底子”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载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第110-113页。。她甚至自标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张爱玲：《童言无忌》。
然问题是：一个明明有着显赫家世，经由教会贵族学校和西式大学培养，居上海中高档公寓，惯在典雅的文字世界里冷观人生，在时人眼中独标孤高的“大家闺秀”，何以与这个凡俗世界产生情感连结，并作出了一种看似“跨阶级”的自我归类？
“日常生活中人”的自觉，或是一个重要原因。她高居爱丁顿公寓6楼，却喜欢听楼下的“市声”，而“市声”似亦在频频召唤这位中产阶层女性：“我喜欢听市声……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电车声外，尚有遥遥传来的卖草炉饼的呼声，古代更鼓般的卖馄饨的梆子，以及在黄昏时分踅过街头的卖臭豆腐干的吆喝。即便在“全上海死寂”的封锁期间，亦有一种“市声”照常袭来：“今天的一份小报还是照常送来的，拿在手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是亲切，伤恸。就着烛光，吃力地读着，什么郎什么翁，用我们熟悉的语调说着俏皮话，关于大饼、白报纸、暴发户。”张爱玲：《我看苏青》，载《天地》第19期，1945年4月。她甚至不避酷暑，缘梯而下，去看“低级趣味的”蹦蹦戏，并夷然声称：“将来的荒原下（意指文明毁灭――引者），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活下去。” 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载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第186页。
对张氏而言，城市生活中的这些鄙音、微食、卑语，堪比沈从文“湘西”世界里的腐草、死蛇、屠户、土窑的气味，以及沅水舟子的野唱、鸦拉营的傩戏和吊脚楼里的喘息，同为一种人类文明之底基：“至少就我而言，这是那时代的‘上海之音’。”张爱玲：《草炉饼》，载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第473页。事实上，撇开“城里人”和“乡下人”、“海派”和“京派”的身份指认，在张爱玲和沈从文的作品里，我们可见一种相同的“沉到底”式的审美思维――两者对生活的反映，直指人性底部和俗世悲欢。
但上述自我“归类”，亦来自一种对所事职业的体认：“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大众]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而且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个抽象的。”张爱玲：《童言无忌》。这无非再次强调了自晚清以来，中国文人转型与一个现代城市社会及其市民阶层共生互长的“原理”。或许，正是这种筑底而扬的“世俗的进取心”张爱玲：《我看苏青》。，孕生了张氏一种有违“大叙事”的文学观和美学观。1944年，她在初版的《传奇》上题辞：“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而普通人之重要，乃因“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载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第112页。。
葛兆光在论述被以往历史叙事屏蔽的“沉默的大多数”时说：那些“边缘的、日常的记载……在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历史叙述里面往往被忽略，这些缺乏激动人心的事件和绝少关键作用的人物的作品中，历史似乎处在凝固和停滞之中，使得习惯于描述政治大变化和社会大动荡的历史学家，总是觉得它‘无关紧要’”葛兆光：《本无畛域――从〈我之小史〉说到资料的解读》，载詹鸣铎《我之小史》，王振忠、朱红整理校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然则张氏却偏偏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既是“普通人”的传奇，自然缺乏“超人”式的完满，这就引出了张氏的一个美学原则――“参差的对照”：“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载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第111页。“参差的对照”既是一种美学原则，亦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拒绝了非此即彼的二分思维，同时亦为文学和人性的丰富作了合法性辩护。
（二）隔其外：一个“潮流”外的张爱玲
尽管张氏在其“自叙传”式的散文里，或以“小市民”居，或作“普通人”言，但一旦走近其社会圈，则又发现了一个孤僻自隔、不苟于群的张爱玲。她自称：“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张爱玲：《天才梦》，载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第3页。
在胡兰成的那支“生花妙笔”下，张氏之孤隔，被形诸一种贵族气息：“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站在她跟前，就是最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胡兰成：《评张爱玲》，载《杂志》第13卷第2期，1944年5月10日。而当年在沪的女作家潘柳黛则抑之：“张爱玲的自标高格，不要说鲜花，就是清风明月，她觉得好像也不足以陪衬她似的”，“其实这点关系（指张与李鸿章之关系――引者）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话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潘柳黛：《记张爱玲》，载陈子善编《私语张爱玲》，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8页。。然两者“看张”，皆不脱个人情感绊羁：胡曾是张恋人，其语不免溢美亦以自美；潘与张先为文友，后则有隙，故语含讥刺。但撇开语言浮沫，仍能见出这个有着独异禀赋、阅历，且经济独善的民国女子的不群个性。 前文已述，从爱丁顿公寓走向亚细亚菜场，是张氏主动向一个世俗社会认同的过程。但其心理前提是：“上街买菜去，大约是带有一种落难公子的浪漫的态度吧？”张爱玲：《童言无忌》。可见：她与她所认同的那个“城市”依然是有距离的。一种潜意识中的身份自觉，使其在穿越这座城市的街衢时，恰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笔下的那个“闲荡者”，取的是一种打量者抑或旁观者的行走姿势。其情感世界与所察对象，是一种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关系。因此，尽管她对弥漫街头的人间烟火充满了一种感动和敬意，且在日常生活中充分地享用着诸般世俗乐趣，但她依然是爱丁顿公寓中那个习在自己的文字世界里冷观人生的中产阶层女性。
事实上，张氏不群，非仅限于日常。借助私人化的空间，她不仅屏隔了喧哗的人群，亦挡避了各种“潮流”的冲击与裹挟。在一篇题名《谈音乐》的文章里，她语义双关地描叙：
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成了它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张爱玲：《谈音乐》，载《苦竹》第1期，1944年11月。
这倒并非对“五四”意存否定。在《忆胡适之》一文中，她将这位自己尊崇的长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并置，并云：“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荣格Carl G 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但她讨厌千篇一律的“洋八股”式的新文艺腔，并称：“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张爱玲：《忆胡适之》，载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第305、 306页。这与自“五四”以来的一些作家，亟亟乎将自己的作品乃至世界观嵌入一个“中心”或“主流”，适成一对照――这亦注定了她一度从“现代文学史”中出局。然则，“孤独地走在人群中”，却是一个真文人应有的心理位置。
这种“遗世独立”的个性，缘诸其特殊的人生阅历，但其存身空间――城市中产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无疑为其个性（包括文学个性）的维扬，提供了一个物质与精神的立足点。
三、中产阶层叙事：一种逸出“国家”逻辑的历史走向
从表象上看，张氏的“普通人”是一个宽泛的能指，若对其作品细加分析，则又见出：“普通人”者，只能是一个与其站在同一社会、历史维度上的城市中产阶层，以及向此一阶层过渡的旧家族人。
中产阶层（抑或中产阶级）历来是一个定义纷纭、边界模糊的社会群体。具体到民国上海，则收入较丰的职员、中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当为此一阶层的主体。其中，尤以中高级职员为代表，其成分包括市政雇员、公司白领、银行员工、医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建筑师、教师、记者、编辑等职业人员。这一特殊群体，本是近现代城市化运动的产物，在本质上与城市社会有“血缘关系”。据1938年出版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统计：抗战前上海的职员人数达20―30万人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页。。其中，又以金融从业人员为翘楚――这显然与上海作为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有关（张氏作品中亦多银行人物）。
城市中产阶层因其较体面的职业、较高文化素质和较丰经济收入，致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一般市民眼里，有一种可望可及的楷模意义。中产阶层亦因其“中间性”的社会、经济地位，而被认为具有挽系社会两极，整合、表述市民价值观的社会功能――其不上不下、亦上亦下的社会地位，使其情感天平常在贫富、尊卑之间摇摆，亦时在两端之间持平。换言之，城市中产阶层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多元市民阶层的“平均值”，是一种最富象征意义的“都市人”。另者，城市中产阶层――就其职业性征而言――又是一种分工理性的产物。因此，他们既是现代理性社会的践行者和受惠者，亦是它的负荷者和被限者。
在民国上海，中产阶层往往呈现出一种与其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复杂的“中性人格”（非极端化，亦非理想化的人格）。一方面，从现代化要求观之：他们自立、务实、敬业、尚智、崇理、守法，是社会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和稳定因素。另一方面，从人格完善的要求看：他们患得患失、明哲保身，价值理性往往服膺于工具理性，心性要求常常折于循例从众（这显然与其被雇地位有关）。在他们身上，集中地体现了转型社会中，个体心性与社会理性、传统规范和现代人格之间的冲突与调适。
为了感性地说明张氏“普通人”之社会属性，及其本人文化立场，笔者重新解读其两篇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和《封锁》。先看前者：
小说主人公佟振保，出生寒微，出身“正途”――他留洋得了学位，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外商染织公司居得高位。他工作勤奋、奉母掖弟、待友以义，“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然他在英国留学时不免青春期的荒唐：一次去欧洲旅行，将童贞草草地交给了一个在巴黎街头偶遇的黑衣妓女。懊悔之余，他决心为自己创造一个“对”的世界，“随身带着”――从故事发展看，这是一个混溶中西价值观的理性世界。毕业前，振保与一个叫玫瑰的混血姑娘相恋。他虽喜之，但他已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深知像玫瑰这样在异性前“随随便便”的女性，在“外国或是很普通”，若是将其“移植”于家乡社会，则是劳神伤财的事。因是初恋，故铭之甚深。他后来将自己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分以“红玫瑰”（代表个人性向）和“白玫瑰”（代表社会理性）名之。――这是小说的一个引子。
真正的故事发生在上海的一幢公寓里。归国后的振保，租住一位“够不上交情”的老同学――富家子弟王士洪在公寓家里的一间余房，由此得识女主人――一位亦曾留英的新加坡华侨王娇蕊（红玫瑰），娇蕊恰如玫瑰转魂，天真、娇媚，在两性关系上具有主动性。因在英国放恣了几年，便“手忙脚乱地抓了个士洪”。振保入居次日，士洪远适，于是，一场“孤男寡女”式的恋情，便在公寓的客厅、穿堂、阳台、卧室间展开。娇蕊因嫁富，“是个没事做的人，但却偏偏瞧不起没事做的人”，而眼前的振保，是“一等一的纺织工程师”。振保性喜娇蕊那种“热的”、“放浪一点”的女性，但理智告诉他：这是一个“娶不得的女人”。直到某天从公事房踅回取大衣，无意中瞥见娇蕊将其大衣作偶像观，方才大敞情闸。但理性对心性的压抑，几乎贯穿他的恋情，诸如：“阔少爷小姐的安全，因为是承袭来的，可以不拿它当回事”，“他全靠自己往前闯，这样的女人是个拖累”。这种理性自警，随着士洪归期将近而增强。当娇蕊欲将两人恋情知达士洪，以作易嫁计时，他意识到这场感情历险，已逸出了他的“对”的世界――他本应“一贯地向前，向上。第一先把职业上的地位提高。有了地位之后”，除报母恩外，还“要做一点有益社会的事”。但此刻，这个“对”的世界，正“眼泪汪汪”地看着自己。――自然，这场恋爱的“结局”已在它的“过程”。 离开娇蕊后，振保娶“身家清白，面目姣好，性格温和，从不出来交际”的孟烟鹂（白玫瑰）为妻。但他很快觉到：烟鹂虽合其“对”的原则，却在实际生活中有着许多令他感到“不对”的地方：她无所用心，惟夫是从，遇事愚钝，连“最好的户内运动”亦不喜欢（暗指性冷淡），以致“变成了一个很乏味的妇人”。而烟鹂“爱”他，则“不为别的，就因为在许多人之中指定了这一个男人是她的”。振保开始宿娼。记忆中的混血姑娘和娇蕊则合二为一：那“是一个痴心爱着他的天真热情的女孩子……而他，为了崇高的理智的制裁，以超人的铁一般的决定，舍弃了她”。某天，振保中途回家取雨衣，一如他当年回公寓取大衣。开门后，他发现了一对神情异样的男女――烟鹂和一个男裁缝。于是，振保更形堕落。一天，振保晚归，先自上楼睡觉，他听见烟鹂进来，随手将台灯座子向她掷去，烟鹂急逃。“振保觉得她完全被打败了……静静的笑从他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一脸。”半夜，他起身开灯，见：
地板正中躺着烟鹂的一双绣花鞋……像有一个不敢现形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央求着。振保坐在床沿上，看了许久。……他叹了口气……无数的烦忧与责任与蚊子一同嗡嗡飞绕，叮他，吮吸他。
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成了一个好人。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载《杂志》第13卷第2-4期，1944年5-7月。
一般认为：张氏刻画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的“伪君子”。然“道德制裁”并非解读机杼参见水晶《蝉――夜访张爱玲》，载陈子善编《私语张爱玲》，第102、103页。。在这篇小说中，张氏不仅颠覆了男性社会关于“坏女人”和“好女人”的道德设置，且亦刻画了一个靠自己单打独斗跻身城市中产阶层的“中国现代人”，抑或，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而成的“上海人”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载《杂志》第5期，1943年8月。。
在佟振保背后，我们能见出一个不断“合理化”的社会，这一“合理化”过程，系通过一系列有形无形的规范和价值的生产（包括文凭、职业、职位、角色等），形成了民国上海的一种主导性社会价值――此一价值模式，并不受制于自身逻辑之外的乌托邦构想，它仅指向一个不断建制化的现代社会。另则，在佟身上，又见出一种“子孝、兄慈、妻贤”的传统伦理，亦在参与此一“合理化”过程，它与现代理性，共构了佟振保之“对”的世界――即“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之社会典范。这让我们得窥民国上海中产阶层的某种面相：一种斡旋于现代理性与传统规范、游移于个体心性与角色担当之间的社会“中性人格”。无疑，这自有其积极一面――它体现了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对现代化历史要求的自觉投入和能动回应。然则，作品的反讽性亦在此：佟振保之挫败，恰恰来自其双重理性的破产：“一贯地向前，向上”之现代典范，和娶一位符合男性社会标准的贤妻的传统典范，共同压抑了其心性自由的选择。佟振保无力“打败”这个亲手缔造（实乃社会赋予）的“对”的世界，所以他最终只能做个“好人”。在此，习将自己放逐于人群外作超然观的张爱玲，以其惯常的冷诮和喜窥人性底部的眼光，嘲弄（或自嘲）了一番“传统的中国人”在“合理化”途中跋涉的窘相。
在《封锁》中，张氏则刻意安排了一场让“佟振保”们出逃“合理化”进程的放恣游。她虚拟了一个超时空的场景――封锁警报响起时正行进于上海大街的一辆电车。“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然而封锁了，铃声“切断了时间与空间”，于是车停街寂。坐在车厢一角的吕宗桢――一位大学商科毕业的银行会计师，手托一包刚从银行附近弄堂里买来的菠菜包子，心里则在抱怨不知体谅的妻子。试想：让“一个齐齐整整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事皮包的人”，抱着热腾腾的包子满街跑，“实在是不像话”！他的侧对面坐着相貌平平的未婚女子吴翠远――一位大学文科毕业的留校英文助教。她在家是个好女儿，在校是个好学生，“一步一步往上爬，打破了女子职业的新纪录”。她的家庭亦“都是好人……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故“翠远不快乐”。宗桢忽然瞥见了车上一位令己生厌的远亲，遂移坐对排，借身旁的翠远挡住了亲戚的视线。于是，两个都市理性节奏中的“好人”坐在了一起，先是探身份、询工作，继则谈家庭、论婚姻。随着话题的深入，翠远眼中的宗桢，由陌生人、好人，落实到了一个“真的人”。宗桢的心境则是：“平时，他是会计师，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是家长，他是车上的搭客，他是店里的主顾，他是市民”，但此刻，他只是一个卸脱了各种社会角色的“单纯的男子”。在交谈中，他断定翠远是一个可爱、宽宥的女人，就“像冬天里你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于是“他们恋爱着了”。正在此时――也许张氏认为两个“真的人”放恣够了，必须复位――“封锁” 解除了，“电车当当当往前开了”，城市社会的节拍重新击响。宗桢突然起身，挤入人丛不见了踪影。踵后场景是：
电车里点上了灯，她[吴翠远]一睁眼望见他[吕宗桢]遥遥坐在他原先的位子上。她震了一震……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一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张爱玲：《封锁》，载《天地》第2期，1943年11月。。
在民国作家中，我们确难找出如张氏那样附骨贴肉式的都市书写者。她将一种具有综合性意义的“都市人”――身心俱在城市化过程的中产阶层作为凝眸对象，并经其心理轨迹，触及了中国“现代性”的两个核心问题：社会“合理化”过程中的人性归宿和中西文化调适。这是当时许多新文学作家未及或不屑与问的“社会问题”。
然则，尽管张氏讥嘲了上海中产阶层的“理性”，但综其创作，又很快发现：她从未打算让其笔下人物走出这一社会层级。张氏写于上海的小说，几乎下意识地囿了两类基本人型：一为前清遗少及旧家族女性；二为新进的城市中产阶层人物（多为男性）。前者的活动空间多在黯昧的老式洋房，后者多居公寓、“花园里弄”、“洋式石库门”。前者无一不处于没落凋敝状态，后者则成了前者“改换门庭”的对象。
在《花雕》中，遗少郑先生的女儿们“为门第所限”，不能进入普通职场，但为小女川嫦的婚事，郑家迎来了曾留学维亚纳的医生章云藩。在《鸿鸾禧》中，出生凋落大户的邱玉清，以“高尚仕女”之身份，走进了父子皆在银行供职的娄家。在《金锁记》中，昔日望族姜家的后裔，年近三十仍待字闺中的长安，渴望嫁给从德国留学归来的童世舫。在《创世纪》中，那位“戚文靖公”之后（小说中以“姑奶奶”称之），因姑爷是金融界的红人，而成为衰败大家族中惟一“粉光脂艳”的人物。在《倾城之恋》中，那位在上海“白公馆”（旧家族）中已成累赘的二十八岁离婚女子白流苏，“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注”，远征香港，去俘获在英国长大，继承了父亲留在锡兰、马来亚产业的范柳原。而当其“凯旋”，白公馆内又起风波：原先一直讥非流苏的四奶奶，决定与四爷离婚。众人由此在背里“都派流苏的不是”，因其离婚再嫁，“竟有这样惊人的成就，难怪旁人要学她的榜样”。从这些“家族女性”的基本走向中，可见出传统中国在都会上海的一种变易图式：世家大族让位于城市中产（抑或中上）阶层，昔日簪缨不敌现代文凭。但旧时王谢堂前燕，亦可飞入“中产”家（即如出生贫寒之家的佟振保，其努力跻身并悉心维护的亦正是中产阶层地位）――历史由此呈现出一种非极端式过渡。事实上，城市中产阶层，成了张氏笔下“家族”的主要去处。不能不说：其后隐伏着作家本人的生命路向和价值取舍。
但这样一种历史走向，显然逸脱了当时的“国家”逻辑――“正常的”中国近现代史书写（及至文学史书写），应从“家族”走向“国家”，即建构一个从政令到日常生活高度一统的“现代民族国家”，而非走向一座多元生态并存的“城市”，亦非走向一个以中产阶层为表征的，处于家国之间的“社会”。换言之，近现代上海城市社会的出现，即如中国历史“打了一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然这一历史走向，在今天“重建社会”的呼声及“阶级”话语再度纷起时，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解读、省思、剔选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