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延安文艺作为20世纪非常重要的文艺思潮，对当代文艺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也曾经一度成为最有争议的文学形态。本文以延安文艺生成机制作为研究点，通过不同于以往“政治性”占主导的研究思路，以文学地理学这个全新学科为切入点，分析延安文艺生成机制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从而对地理与文学形成关系做出全新阐释。
关键词延安文艺文学地理想象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I207.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5-0058-05
文学与地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诗经》中，“国风”就是按照不同的王国和地区来分类的，所体现的就是文学地理的意识，《诗经》中的风雅颂，则是以地理特色为编纂标准的，《文心雕龙物色》言：“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实则阐释了文学与地理之间的关系。而近代学者梁启超先生率先提出了“文学地理”①这一概念，与今天的“文学地域性”有通约关系。可见文学与地理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微妙关系。国外学者对地理环境的作用也十分重视，古希腊时代，希波克拉(Hippocrates)就认为人类特性产生于气候，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EHuntingdon）在其出版的著作《文明与气候》一书中创立了人类文化只能在具有刺激性气候的地区才能发展的假说，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影响。地理对文学的影响，自古就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同一时期，不同地理空间的政治、经济、人文的组合、排列，构成了不同地理版块文学的多样性。空间在文学中的表现，是想象空间和现实空间在文学中的呈现。通过作家这个纽带，把地理运用到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中。当然不可否认，文学地理带有个人主观色彩，以文学家对现实地理空间的想象和重构反映在作品中，并形成自我文学风格。“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双重作用下，文学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现象一样，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特定的地理格局。”②而用文学地理学研究延安文艺的生成同样适用。延安文艺是20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文学思潮之一，其价值一直被学界重估，而其生成机制也成为学界争议的焦点之一，多年来延安文艺都被打上“政治”的标签，虽然新时期以来开始观照其自身的固有价值，但仍然争议不断。延安文艺的地域性曾被提起和关注，但这种地域性显然存在局限。而中国三四十年代，文学处于战时特殊状态之下，在国统区、沦陷区和解放区三大政治格局的影响下，呈现出多元而复杂的特性。随着文学中心的扩大和转移，文学从五四的精英时代，转向“两个口号”的论争和“民间形式”的大讨论，在革命压倒一切的特殊时期，文学地理也随着政治中心的
*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J158）；2014年陕西省社科院青年项目
① 梁启超最早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价刘献庭《广阳杂记》，提出“人文地理”之概念，慨叹刘氏“惜其业不竞，而后亦无继也。”
② 王维国：《抗日战争与中国文学地理变迁》，《河北学刊》2005年第4期。
转移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由不同社会制度支配的行政区域实际上是权力话语对地域分割的结果,生存其间的文学艺术基本上是在这一权力话语下主动或被动的集结,正是这些各方占据的政治区域造成了中国文学的地域性间隔。”王维国：《抗日战争与中国文学地理变迁》，《河北学刊》2005年第4期。文学地理结构呈现为政治地理和空间地理双重作用下的不同的价值导向和文学分野。作为在解放区发展而来的文艺形态，延安文艺无疑是这种特殊时代产生的特殊的文艺形式，与之前一直把文艺作为知识分子阶层内部的话语方式不同，延安文艺对文学的题材、特征和受众等方面都作了一次全面洗牌，彻底颠覆了之前的文学环境。这不仅因为特殊环境下，文学的被动和服从，而且是来自于地理格局变化之后文学的主动适应和调整，究其深层根源，与文学地理中心的转移和地理格局的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14年第5期
战时文学地理与延安文艺的关系钩沉
一、“延安道路”的想象共同体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即想象的共同体：“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又享有主权的共同体。”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论著《想象的共同体：民主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说它是想象的，那是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其成员也多半不了解这个民族。其余大部分人，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他们。然而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团体归属的意识。延安文艺的生成和发展与特殊的时代和环境有必然联系，延安文艺无疑是“延安道路”（用延安道路来代替共产党之路在此更切合、更形象）形成过程中必经之路，甚至可以和革命武器相提并论，延安文人则是“延安道路”的铺路人，是特殊模式的现代性建制的产物，也是政治分野中的必然因素，而地理在其中以纽带形式出现。
延安文艺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和民间形式的集大成者，自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成为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已然生成。而在延安道路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文艺，并非完全是政治意识形态下的产物，实则与政治有着相融共生之关联，并受着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地理因素占据重要的位置。延安时期从文艺的题材、体裁到文艺的受众、方向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文学与政治同时进驻延安之时，文学先于政治表达了对“延安道路”的诉求，并通过地理的影响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艺道路，深刻而久远的影响着后世文坛，在众声喧哗的民间大讨论中最终以“延安道路”的想象共同体大获全胜。
延安作为一个狭小空间内的民族，是“一种想象共同体”存在，而地理优势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延安文艺的形成与当时的共产党要走出的一条“延安道路”密切相关。延安，因地处山区、远离城市，又处于抗战时期，因此文学从“阳春白雪”转变为“下里巴人”，成为为“工农兵”服务之利器。作为革命利器的“延安文艺”要实现“延安道路”的全胜必然要创新一条符合当地百姓需求、受到当地百姓拥护的文学之路，与其说延安文艺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形态之一，不如说是“民族――想象共同体”中地理化了的革命利器。文学地理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逐渐彰显，并最终被政策所认可，成为延安文艺形成道路上的助推手。毛泽东在1938年给“鲁艺”作讲话中就论述到：“我们的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这就有一个团结的问题。……你们演戏要像陕北人。”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69页。不仅如此，毛泽东一直强调文艺要创作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山区，地域广袤而贫瘠，在陕北农村，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不是高高在上的精英文学，而是“接地气”的文艺形式，毛泽东和抗大第三期毕业学员谈话中说道，“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这是第二课；诗歌要用接近群众的语言来写，群众才喜爱。”参见http://www.ya3823.com/index.asp?ActionX=ReadArt&NewsID=368019.文学在陕北这一缩小了的“政治――民族”区域内，通过解放区这一地域特色来形成一个共同体，让解放区的民众，甚至类似于解放区的民众团结起来。因此文学的模式在其中就显得尤为重要。毛泽东敏锐的意识到文学的重要性，甚至把它放在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他提到：“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重庆出版社，1992年，第926页。建立当地民族的共同体，首要通过文艺形式，不脱离群众的文艺作品，让当地百姓认可、接受甚至参与其中，才能让百姓以文艺的形式达成政治上的一致，最终为延安道路的形成奠定基础。秦腔、信天游、秧歌、民间评书、章回小说等形式盛行于此时是因其能够被当地百姓接受，并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