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诗歌已经悄然走过了十余个年头，关于它的论说与评述到目前已有不少，观点各异、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新世纪以来诗歌好得很，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也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诗歌糟透了，全面退步与溃败，濒临（或者已经）灭亡。一定程度上，“唱盛”与“唱衰”新世纪诗歌皆有其道理，可能都说出了它不同方面的特征，正像对于今日中国的评价一样。一种可能的状况是，新世纪诗歌既好得很（某些方面、某些角度），同时也很糟糕（另外的方面、另外的角度），它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级”的阶段，包含了丰富、复杂、矛盾的质素，人们可以由之而得出完全不同的两种判断却皆不失真。它既包含着活力、可能性，也包含着重重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对之的关注是必要的，有更多的讨论甚至论辩，才可能对其长处与不足有更为准确、深入的理解，从而有针对性地扬长避短，获致更为健康的发展。张德明的《新世纪诗歌八问》对新世纪诗歌进行全面观照，讨论了其先锋性、民间性、难度意识、伦理底线、诗歌刊物、诗歌奖项、审美标准、诗歌批评等方面的八个问题，显示了作为一名诗歌批评家的敏锐、识见与勇气。特别是，在当前一团和气、不着边际、“批评”缺席惟余“表扬”的诗歌批评氛围里，他的“说真话”、直言不讳是非常可贵的。张德明认为这一时期的诗歌缺乏语言创新、形式创新、思想创新，因而先锋性极为欠缺①。我希望从另外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表达我对新世纪诗歌的一个观点和态度：新世纪以来，集体性、大规模的先锋诗歌运动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诗歌的先锋性仍然存在，且更为内在、多元，先锋诗歌以更为健康的方式存在着，先锋诗歌还在，活得很好。对于正在发展中的当代诗，不必急着“规范”，且让它自由探索，即使出现一些问题，它也有自行改正、修复的能力。
一
关于近年来的“先锋文学”“先锋诗歌”，张清华有一个影响很大，同时也引起了一定争议的观点，即先锋文学的终结论。他指出：“‘先锋文学’或者‘先锋诗歌’在我看来是一个‘历史概念’了，当年的‘先锋作家’或‘先锋诗人’现在已经不再‘先锋’了，某种意义上，先锋文学作为一个运动在90年代中期以后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支持先锋文学的两个最重要的元素消失了：一是精神思想方面的叛逆性与形而上追求，二是形式与艺术方面的异端与实验诉求。”“‘先锋的时代’已经终结，在一个惯常和平庸的时代‘硬要’成为先锋，也许注定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只能写出一点极端性的文本罢了。没办法，认命吧。”②这其中显示了一名学者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其主要结论是令人信服的。作为运动的先锋诗歌的确已经终结，当年产生先锋诗歌运动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再产生如1980年代到1990年代前期那样的影响巨大的先锋诗歌运动已经不太可能，“先锋的时代”的确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不过，对于先锋诗歌本身来说，这倒不一定是坏事，反而可能是好事，它的发展环境可能更健康、更有利于其长期存在与发展。张清华认为支持先锋文学最重要的元素“精神思想方面的叛逆性与形而上追求”“形式与艺术方面的异端与实验诉求”已经消失，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可能只是作为集体运动方式的消失，而在更个体、更内在的层面上并未消失，反而是更强烈、更深入了，许多的诗人特别是年轻诗人仍然在孜孜探求着诗之先锋和先锋之诗，未曾止歇。新世纪诗歌仍然具有探索、叛逆、实验、前卫、自由、极致性的品质与追求，在不同的层面、向度上进行着探索和创造，也就是说，先锋诗歌还在，虽然时代环境与其自身都已经发生了不可谓不大的变化。
如果我们不是以外在的、“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标准来要求的话，那么新世纪的先锋诗歌不但存在，而且是健康发展的：相比此前的一体化、“一统天下”，它更为多元、分散；相比此前的突发性、事件性，它更为日常化、常态化；相比口号式、宣言式的理念先行，它更重视心灵性、内在性；相比追逐西方的“现代性焦虑”，它更重从本土、从现实出发，更重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有机结合与对话。新世纪先锋诗歌的存在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呈弥散状、碎片化存在，用诗人朵渔的话说便是“不团结就是力量”。或许可以说，先锋诗歌运动已经不复存在，“水消失在了水中”，但是先锋诗歌精神却被继承、发扬了下来，并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获得了实质性的长足发展。
二
从新世纪诗歌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现实条件看，较之此前是更为宽松、自由了。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文明和开放程度的不断发展，诗歌所受到的外部限制更少，更有利于其创造性和“生产力”的解放。“先锋就是自由”，自由是先锋诗歌最重要的品质和至高追求，在一个更为自由的环境中，无疑是更有可能进行自由的追求，并追求到更多自由的。新世纪以来诗歌所处的环境，正是一个逐步松绑、更为自由的历史阶段，这其中不容忽视、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网络。网络之于新世纪诗歌的意义大概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其在20世纪末进入中国，到新世纪之初快速发展，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改变了人们的生存、交往方式，也为近年的诗歌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网络诗歌在价值观念、诗歌语言、诗歌形式等方面都有其独具的特征，促成了新的诗歌美学的生成，有着不可替代、甚至堪称革命性的意义。关于网络新媒体诗歌，诗评家吴思敬谈到：“新媒体给诗人带来了新的感受方式、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改变了诗人的审美趣味，使诗人的审美心理结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为诗人的艺术想像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网络诗歌写作给了诗人充分的自由。年轻诗人有可能利用网络‘去中心’的作用力，消解官方文学刊物的话语霸权。与公开出版的诗歌刊物相比，网络诗歌有明显的非功利色彩，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淡薄，作者写作主要是出于表现的欲望，甚至是一种纯粹的宣泄与自娱。这里充盈着一种自由的精神，从而给诗歌带来了更为独立的品格。”③网络的确为诗歌带来了全新的开放性与可能性，使其“豁然开朗”，呈现出了与此前大为不同的，更丰富、多元、别致的面目。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于网络作为一种“民主化”力量，创造了一个新的传播、交流的平台，改变了诗歌的生产、传播、评价体系，释放了被压抑的创造性与生产力，从而改变了此前诗歌的格局。一定意义上网络时代确实是一个“诗歌的‘去编审’时代”④，“去编审”本身即是一种解放，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当然，当今时代的网络诗歌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这个时代的病症甚至严重的问题，但应该看到的是，其革命性意义是首要的、主要的，这一点不容否认。在这样的情况下，先锋诗歌“大发展”的外部、客观条件已然具备，它没有理由不大步向前，更没有理由自行退却、消泯。 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诗歌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整体而言也有所改善，加之网络新媒体所提供的“低准入”、便利、快捷，这一时期诗歌无论是写作者还是写作数量都非常之多，堪称壮观。如果说认为这一时期的诗歌空前繁荣属于过于乐观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也不应过于悲观，认为其一无是处。实际上，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方面，新世纪诗歌都有颇多可圈可点之处。在这其中，诗歌民刊与网络诗歌成为新世纪诗歌创新性的主要载体，笔者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其构成了一种“崛起”（这其中自然有与新时期之处的“三个崛起”相呼应的意味），指出：“诗歌传播方式和存在方式的这种变化保证了极大限度的艺术探索和自由言说，除了特定的政治领域外，诗歌可以任意地发言，自由度极高，它所包含的艺术向度更多，思想强度也更为激烈，其复杂性和可能性是前所未有的，这与艺术的先天本性相契合，也应该是出现优秀和伟大作品的有利条件。”“（诗歌民刊与网络诗歌的）‘崛起’代表一种新生力量的生成、成长，很大程度上它是‘民间’‘异质’力量对于‘官方’‘主流’‘秩序’的冲击、突围、颠覆。”⑤这种诗歌传播方式的变化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也不是“非诗”的，它是有深刻的、全局性影响的。麦克卢汉曾有著名观点“媒介即信息”，而一定意义上所接触到的信息即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个人的观点与表达方式，因而网络的意义显然并非仅仅是媒介、媒体那么简单，它同样还和思想观念、艺术方式等有内在的关联。对于新世纪诗歌的先锋性问题而言，一定意义上它是历史所赋予的前所未有、千载难逢的机遇，在这样的前提下，新世纪诗歌将先锋的触角伸向了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方向，进行着卓有成效的探索。
三
如果我们从新世纪诗歌的“内部”来观察的话，会发现它的确发生着诸多积极、深刻的变化，它实际上是更为先锋了，无论是在观念、语言、形式、美学等方面，都有着令人欣喜的进步与拓展。对新世纪诗歌的批评，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对之抱有更高的期待，是“恨铁不成钢”，是“爱之深、责之切”，而不是真的认为其一无是处、一无可取。张德明对新世纪诗歌所做的批评当如是理解。与之类似，评论家罗振亚也曾对新世纪诗歌提出尖锐批评，但如他自己所说：“（这）绝不意味着我从根本上否定新世纪诗歌，或者说我只是有意强调了新世纪诗歌的一个侧面，以期引起诗坛‘疗救’的注意。事实上，新世纪诗歌尽管存在着不少缺憾，却始终能够在边缘化的文化语境中顽韧地坚守，非但没像有些学者预言的那样走向‘死亡’，反倒以一系列的创作实绩不断传递着突破的信息，昭示出了种种生长的可能和希望。”⑥实际上，新世纪先锋诗歌的确是有突破、有开拓、有超越的，这一点应该是讨论诸多相关问题的前提。
关于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美学变化，笔者曾有过如下的表述，大致也可代表我对这一时期诗歌先锋性的理解。其原因在于，这里面所谈到的美学变化，同时也是具有先锋性的。
（1）身体观念、身体意识的变革。这其中既包括感性、欲望的苏醒，重新建立起身体本身的合法性，又包括身体作为独立个体，对加诸己身的道德、伦理、政治、意识形态等归约性力量的反抗，寻求更为自由的身体状态。（2）本土特征增强。更多地汲取与借鉴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不再唯西方马首是瞻，自信心与自主性增强。诗歌写作更接地气，立足此时此地，深入“泥土与骨头”，直面现实、时代以及自我的内心。（3）公民意识的兴起。创作主体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自由意识、反抗意识更为明显，个体自我真正建立起来，诗歌对于社会现实有更强烈的介入、批判作用。特别是在年轻诗人的写作中，这一特征更为明显，体现了新一代诗人价值观与审美取向的位移，昭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4）后现代特征更加明显。与社会发展层面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同时并存相一致，文化上也是多种样态并存，众声喧哗，蔚为大观。写作风格、技法方面异乎寻常的丰富与混乱，统一性彻底丧失，无限生机孕育其中，“不团结就是力量”。⑦
这其中所讨论的问题，身体观念、身体意识、公民意识、公共性、后现代特征等与先锋性的关联相对比较明显，容易理解。本土性与先锋性之间的关系或许会引起一定的疑虑：凸显本土特征也是先锋性的体现吗？在我看来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先锋”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动态、历史的范畴，指作品中具有超前、探索、实验特征的艺术因素，它是“少数派”，但却与艺术的本质更为契合，能够引领潮流、代表发展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当诗歌脱离现实、脱离本土，而沉湎于狭隘、精英的小圈子的时候，对于诗歌本土性的强调同样是具有先锋性的。在新世纪之初的现实语境中，对于本土性的强调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及物性，使其在“历史”与“美学”之间更具平衡感，这本身使得诗歌的先锋性步入了更为健康的轨道。
如果从语言、形式、技艺、思想等方面对新世纪诗歌进行总体性观照，其成就也应该是大于问题的。语言方面，由于网络的助推，新世纪诗歌的语言呈现快速更替的态势，新陈代谢的周期很快，口语化写作占据上风，诗歌语言更为生活化、日常化，更有弹性、有活力，恢复了语言自身的主体地位，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此前的革命化、政治化、贫乏、苍白的状况，现代汉语变得更优雅、纯正、富有生机。形式方面，自由体早已成为现代诗的主流，并无定式，形式的“创新”不可谓不难。这里面真正的问题是，自由诗每首诗都有其独特的形式，最重要的是写作者是否具有“形式意识”，每首诗是否找到了最适合自己、最完美的形式，是否已做到了“一字不易”。这样来看的话诗人们还是注重诗歌的形式建设的，大多有比较明确的形式意识，诸多优秀的作品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融合，相得益彰。此外，一些图画诗、抽象诗、超文本诗歌、多媒体诗歌等新的诗歌形式，也是有益的探索，有一定的先锋性特征。在诗歌的技艺、艺术手法方面，总的来看其“现代化”“现代性”程度继续推进，后现代特征更为明显，诗歌的技艺、技法更为丰富、复杂、圆熟。思想、观念方面，这一时期的诗歌更为独立、自由、多元，新世纪诗歌中公民意识更为明显⑧，主体精神更为强大，观念更少束缚，诗歌有着更强的现实性、介入性与批判性，除开少数哗众取宠的炒作之外，诗歌所传达的价值观念总体来看也是更为理性、成熟、稳定的。总的来说，新世纪诗歌是在“前进”的，新的语言、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美学风格等在形成，诗歌未改其先锋属性。
当然，这么说绝不代表我完全认同新世纪诗歌的历程与现状。实际上，它的确存在着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其问题可能一点也不比其优点与成就少。但应该看到，这些问题的确是前进中的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应该相信，诗歌是有着强大的自清洁能力、免疫能力的，它所暴露出的问题，会在此后的时间中去克服、规避、修正，而不至于酿成大错、万劫不复。故而，对它所存在的问题不必过于悲观，先锋诗歌的本质在于自由，而自由不可能全部是“正确”的，自由本身即是对“正确”的边界的勘探，同时也包括了“犯错误”的自由。先锋诗歌仍在，它仍然是探索与光荣的代名词，它对得起它所处的这个时代，也值得人们进一步的瞩望、牵念与奉献。
注释：
①张德明：《新世纪诗歌八问》，《创作与评论》2014年6月份下半月刊。
②张清华、黄咏梅：《认命吧，先锋已终结》，《羊城晚报》2012年4月15日。
③吴思敬：《新媒体与当代诗歌创作》，《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④龙扬志：《诗歌的“去编审”时代》，《星星》（诗歌理论）2007年第10期。
⑤参见王士强：《诗歌民刊与网络诗歌的“崛起”――诗歌传播方式变化之于新世纪诗歌的意义》，《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⑥罗振亚：《新世纪诗歌：在坚守中突破》，《艺术评论》2012年第6期。
⑦杨森君、王士强等：《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现状考察》，《诗潮》2012年第7期。
⑧比如张德明曾敏锐而富有见地地指出新世纪以来网络诗歌与公民意识发展的关系，见张德明：《网络诗歌与公民意识的培养》，《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