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自己的双脚放逐在大地之上，是为了行走和追梦。那些陌生而充满魅惑的地方，成为我们行走与追寻的下一个目标。而在追寻的路途中，人文景观较之自然景观，更能引发我们内心深处的震撼与感动，因为，它们并不万古常青的容颜，触之却有历史的温度。
人们常把茶峒错认作凤凰，或许是因为写作《边城》的沈从文生于凤凰，或许是因为茶峒和凤凰都有江流宛转，青石板泛着幽冷的光，吊脚楼沉默静好，大红灯笼满含着喜气与诱惑。但茶峒睁着清澈而纯净的眼睛，小巧的身肢似乎单手就可以握住，不似在妩媚和袅娜中接受万人景仰的风情女子。如果说茶峒与凤凰有些形似或是神似，那么茶峒也只是少女版的凤凰，正在成长，尚未长大。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感的解读中亲近了茶峒。
古街巷：一千米色香味
茶峒的千帆万樯终将消散，但由繁忙的水运衍生出来的码头、街巷、吊脚楼，却作为历史符号留了下来，提供给见证者回忆的存根、后来者遥想的凭证。
微雨初停，空气里的清凉和干净直逼肺腑，从中国边城百家书法园的腾挪跌宕中走出来，门外一株夹竹桃在雨后的斜阳里绯红着脸，好像等待丈夫归来的苗家女子。
踏过溪流之上古拙的石桥，再拐过一道弯，便进入到茶峒古街，迎接我的是青石板、吊脚楼、封火墙，和茶峒人民安居乐业的静好。
古街是在茶峒这个小镇的成长壮大中慢慢出现的，如一幅画卷在时光中渐渐伸展，从几户几米长大至现在我们所见的一千米上百户。街面狭窄，仅能容一辆车小心翼翼通过，太大的动静就会惊扰到街两旁吊脚楼里的人家。吊脚楼在常见的湘西风格中透着一些“意外”，那是由于清朝和民国时期外来商贾大量涌入，带来的外来文化与茶峒当地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和渗透，形成了有别于湘西其他地方的建筑特色。穿行在幽深静默的古街巷中，总要被精致的雕花门窗和高高的封火墙所吸引。那些从小巧锋利的雕刀之下渐渐显形的龙凤呈祥、喜上梅梢、福寿双全图案，既是茶峒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更是一种沉于喧嚣与浮华之下的出世心态。蓝天之下巍然的封火墙棱角分明，庄严中透着一丝丝冷淡，不要指望它能够热情起来，它的职责就是隔断，当一幢吊脚楼不小心失火的时候，它可以阻断火势向两侧蔓延。
但冷峻的封火墙还是没能隔断1956年的那场大火，在大风的助纣为虐中半条街被无情吞噬。与这半条街一同化为灰烬的，是近百座古香古色的百年木楼、成长和生活的轨迹、人生的重要物证。
那些被大火洗劫过的地方，一幢幢吊脚楼又重新生长出来，如同第二年春天萌芽的野草，成为茶峒古街新生的孩子。从吊脚楼板壁的颜色深浅，便能够分辨出它们年岁的不同，深茶色的必然年长，深黄色的尚且年轻。不管是深黄色还是深茶色，这些板壁每年都会被主人刷上清亮的桐油，以保护它们不被虫子侵袭。我将脸轻轻地贴近这些一年四季恒温的木质板壁，依稀还能闻到陈年的木头香味。
姓唐的大爷把我领进他家的吊脚楼里，屋内有些昏暗，他指着已经发黑的板壁说，这幢老屋年近百岁，他的曾祖父就曾在这房子里生活，最热闹的时候是四世同堂。百年老屋仍然看不出衰败的征兆，深灰色的封火墙依然把头昂向蓝天，时间一天天流走了，老屋和老屋里的故事还将生动地演绎下去，让外来者体验到别处没有的风景与情怀。当历史的记号被城市化的大手一点点无情抹去之时，对于茶峒这些保留了历史印记的地方，我们应该致以深深的敬意与谢意。
与现时的安静背道而驰，水运繁盛时的茶峒古街两侧，卖青盐、桐油、布匹、砂糖、粉条、炮竹和蜡烛的店铺，终日敞亮着大门。商铺客栈、酒楼茶社、青楼妓馆灯笼高挂，客流不断，从灯笼亮起闹到晨曦初起都正常不过。但不论是繁华似锦的过往，还是恬然自适的今天，茶峒古街都是一样的井然有序，抬头便看到吊脚楼上晾挂的五颜六色的衣服，在微风中袅娜着腰肢，与栏杆上摆放的或黄或紫的花草，高高地伸到蓝天里的封火墙，构成夏日黄昏最温馨动人的生活图景。
游人在黑色的木门前拍照，或是对着一扇雕花精美的窗格激动，雨后深色的青石板光可鉴人，更是引得他们脱了鞋子，用一双赤脚贴近大地的心跳。吊脚楼前，坐在木椅上的老人平静地打量着这些远方的客人，目光如水，波澜不惊，似乎这是平日里早已看惯的风景。
街口一幢木楼前摆放着一溜竹制品，无人看守，是主人田大爷用自己内心的善良推及对他人的信任。做了二十八年背篓的田大爷今年七十八岁，须发已经完全白了，精神却极好；白色的背心和蓝色牛仔裤都有些年月了，却洗得干净养眼。屋檐下排队似地摆着一排崭新的木椅，田大爷连忙搬了一把给我这个说着普通话的客人。他低声与我说着十多年前去吉首送背篓的故事，那是他炽热的过往时光。他身后的门敞开着，门内有几个人正在看电视，音量却调到极小，仿佛怕惊扰了古街上来去的行人。在他们的内心里，生长于此的他们，既是茶峒的主人，更是茶峒的守护者。
从街角转出来的时候，天光渐渐收回了它的明亮，河街上的夜市已经摆出来了，我在临河的树荫下找了一张桌子，坐看吊脚楼里的灯笼一盏盏亮起来，等着楼里的苗家阿妹送来我刚点的啤酒和小鱼。
古城墙：绿意掩映下的寂寞与坚守
“近山有城墙，临水湾泊小小篷船”。沈从文用《边城》里的文字指引我这个迟来者，去寻一段古城墙。
古城墙卧在茶峒古码头的身后，被夏日里绿意浓浓的树枝遮去了半个身子，很容易被行色匆匆的脚步忽略。若不是因为身在热闹的码头背后，不知道是否有人去刻意寻找这仅余的一小段古城墙？一块小小的金属牌子，悬挂在古城墙深灰色的躯干上，“古城墙遗址”五个黑色的小字标志着它的身份和级数，却不见任何其他的文字讲述城墙的来历。
山水环绕的茶峒，黄昏时夏日的暑气已渐渐消散，青石板街道上坐着纳凉的人们。古城墙下一户人家门前或蹲或坐着五六个老人，见我对这段古城墙又拍又摸的，一位头发已经花白的大爷笑着对我说，这城墙是清朝时修的，老古董了，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呢，可惜就剩这么一小段了。 这段古城墙生于1803年，210年的风刀霜剑，担得起一个“古”字。明清两朝，中央政权经营滇黔，而茶峒凭身处三省边界、水运交通便利成为朝廷扼守西南的重要堡垒。后来由于清政府镇压苗民起义的需要，将军事机构永绥协台衙门移于茶峒，茶峒的军事地位得到突显，清朝嘉庆八年，一座青石修筑的城墙在清水江畔拔地而起。我们从文字资料中可以一窥这座城墙的基本身形：城周围长412丈，高一丈二尺，顺着山水之势而建，城墙上修筑有城垛420个，用于士兵防守和射击。如果你对“丈”这个计量单位没有概念，换算一下，就是城周长约为1374米。沿着这一千多米的城墙，分别建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每座城门上都设有一座炮台。1930年，茶峒的经济因为军事移民和经济移民突飞猛进，有了长足发展，为了客商、水手和居民出入方便，又在西门和北门之间增开小西门，在东门和北门之间增开小北门。
这些城门早已寻不到踪迹，却仍然可以在蛛丝马迹间找到它大约的位置。夜深露重，在茶峒河街旁的一家排档前吃宵夜，抬头看见一块用麻绳吊悬在空中的黄色小木牌，上面写着 ：北门客栈。 黑色，隶书。看管排档的姑娘笑指着面前的石级告诉我，这就是从前的北门。北门和西门因为临清水江，从江上来的人与货都从这里进城，城门便渐渐拥挤了，于是便增开了两个小门。
逶迤如长蛇的城墙，巍然屹立的城楼，都归入的历史与记忆的范畴，今天我找到的城墙就是眼前这十几米，是我们经常说的断垣残墙，深灰色的身躯被挡在居民房之后，只在码头边露出一些头脸，绿色的树枝倒过来给了它最自然的装扮。
战争的硝烟散去之后，城墙作为防守与保卫的功用也渐渐消退，那些筑起城墙的青石城砖也另作他用。国立茶师在战火中诞生之时，茶峒人无私地奉献了曾经带给他们安全与保护的城墙。而1960年修拦河坝，人们为了五谷丰登也拆了一部分城墙砖。茶峒古城墙的命运与其他地方的城墙相去无几，抵御了风雨和战火的城墙，都会这样瘦了身形，似壮年的汉子在岁月里老去，不复当年的结实与壮丽，但它曾经的绵长与巍峨却一直回旋在茶峒人的讲述中。他们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从这里败走四川，穿城而过；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也是越过茶峒城墙，逆清水江而上。解放后，就是凭着坚固的城墙，解放军士兵与茶峒人民携手击退了进攻的数千土匪。这段幸运留下来的城墙，即使被居民住房和荆棘杂树遮蔽，茶峒人民依然对它深怀着依恋与感谢，总会向来此寻找美好的外地人骄傲地说起城墙的身世与功绩。
把吊脚楼修在古城墙边的大爷，就对城墙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情感。他指给我看西门的具体位置，告诉我西门曾经的繁华与拥挤，他经常和玩伴们在西门边的小巷子里玩耍，城墙根里卖油饼、卖糖葫芦、卖米豆腐的小贩带给过他们开心的大笑和大人无法懂得的快乐。从大爷满怀眷恋的话语中，我看到了一位老人心底对古城墙的情怀，那是一种孩子对家园的不舍，就像沈从文先生所描述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古城墙在青年时代就像一个荷戟把戈的卫兵，日夜守护着茶峒这方小小的城镇，深夜里寂寞中听取清水江清脆的涛声。现在，被称作“古城墙”的它已然老了，残缺的身体再也担不起当年的职责，但它仍然站立在它原来的位置上，在坚持与坚守中传递着始终如一的精神。我把手按在长满青苔的古城墙上，把耳朵贴在透着凉意的古城墙上，久久不愿回身离去，好像贪念一种从未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的情份。
古码头与拉拉渡：渡古今有缘
同乘一条船，是一种什么样的缘份？传说中是要修炼五百年，这五百年的说法来自于船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古代。而今天，船运作为交通形式之一已经式微，同乘一条船的概率便小到极限。
我想在茶峒乘一回船，并由此深深探入它的内心。
晌午早过，黄昏将至，这是夏日里最为慵懒的时刻。沿着清水江东岸的河街逆水而行，穿过吊脚楼和屋檐下静默的灯笼，我看到近岸的水里泊着数十艘小船，码头到了。
除了一块写着“茶峒古码头”的石碑，并没有其他的符号可以证明它的身份，不像身后的古城墙，依然是清朝时留下的青砖，可以客观证明其出生的年月。但我深信这里就是2006年晋升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古码头，因为它上演着乡土中国最常见的码头风景，繁忙喧闹与画卷般的山水景色水乳交融。
从对面过来的渡船到岸了。怀抱着小孩的年轻父亲，背了游泳圈的十岁少年，披散了一头湿发的母女，缓缓下船， 一脸的轻松和悠闲，好像坐船是他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不是我从前在别处见过的慌忙与着急。
这船，名叫拉拉渡。而乘一回拉拉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我用一元船费便轻易地实现了它。
“桥建了，车通了，飞机上天了，飞船都上月球了，可有一只船，从久远的岁月里摇曳而来，苍颜未改……”与拉拉渡初识之前，我在论坛里看到有人给了拉拉渡这样诗意的解读。这一解读，加重了我对拉拉渡的好奇，也加速了我来寻它的步伐。
上船，接过工作人员手中的救生衣，在船的一侧坐定，看船缓缓移向对岸。拉拉渡不知道始于何时，何人发明，却把物理学原理在木棒的滑动之间运用得出神入化。拉拉渡的船头船尾各有一个铁环，铁环紧紧扣住一根直径约为一厘米的铁索，而铁索的两端，则固定在清水江两岸的码头之上。发已花白的掌船师傅手执一个特制的木棒，中有缺口。缺口卡住铁索，来回滑动，带动船向前移去，这就是我们平日里说的“四两拨千斤”。发明了这种行船方式的那个人或许并不知道，他的这一发明契合了多年后低碳环保的观念。
因为拉拉渡连通茶峒和对岸的重庆洪安古镇，便由两镇委派船工轮流掌船。我乘坐的这班船次的掌船人是湖南人，六十多岁了，在这江上往来了十多年。他言语不多，虽然风雨里来去，却始终一副风平浪静的表情。当被我问及用这样的工具和这样的方式操控船是否很省力时，他笑着告诉我，这木棒是用硬度和韧性都极好的檀木所制，但两个月也必须更换一个。 船很快靠岸了。茶峒与洪安，虽然分别归属湘渝两省，却只隔着清水江这一条河流的宽度，由我乘座的这艘木船每日里反复丈量。一元船费，便可以将人们从彼岸送达此岸。而对拉拉渡来说，船的使命就是不停地变换着此岸与彼岸，把人们带到他们想去的地方。
仅仅几分钟时间，我便从湖南的土地抵达了重庆，我的双脚停留在洪安古镇的码头上。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上写着三个墨绿色的字：拉拉渡。
洪安码头黑色石碑上的“义渡”，让我明白这个渡口非同寻常，有别于我从前见过的任何一个渡口。
这个渡口，有着温暖人心的故事。
清朝咸丰年间，这个被称作“西门口渡船”的码头已有两只渡船，供行人往来江上，规矩是先交钱再过渡。而因家贫缺乏船资的穷人，就只能望着悠悠的清水江感叹。那个姓吴的年轻人就是其中之一。因为不愿继续忍受村里豪绅的压迫，他离开父母，告别家乡，想外出当兵求得一条生存之路。行至茶峒，清水江阻隔了他的行程。再三请求过渡不被接纳的情况下，年轻人只得低头来到茶峒街上乞讨渡船之资。后来，这个年轻人凭着自己的聪明与勇敢，渐渐升至“都司”一职。获得了一官半职的他，并没有忘记当年在茶峒受辱和受惠的经历，他将二百两纹银寄给茶峒协台衙门，叮嘱修造渡船，购买田土出租收谷，以作渡工薪水，对往来过渡者不收分文。
从此，“义渡”这一称呼取代了“西门口渡船”。过往行人为感念吴姓青年的义举，特意立碑著文以记述此事，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石碑破损，不知流落何处。但有关义渡的故事却顺着时间的方向流传至今，让今天的人们仍然能够触摸到深潜于历史深处的人性温暖。
我想，那个姓吴的年轻人，也是这个渡口上的有缘人，一如今天执意要来坐一趟拉拉渡的我。他坐过的木船早已不复存在，当年的流水也早已汇入了大海，而我乘坐的船却再一次重新掠过他当日的线路，抵达彼岸。他的抵达，像很多有志于把自己的前途交付给未知的年轻人一样，只是漫漫人生长途中的一次短暂的靠岸，他要从这里再次出发。而对我来说，这样的一次抵达不过是一个梦想的终点。
码头上的阴凉里坐着七八个大人小孩，大笑着逗弄一条黄狗。他们把空的矿泉水瓶用力扔向清水江的激流之中，再让黄狗游到江中心叨回来，乐此不疲，仿佛这是安享日落时光最开心的游戏。黄狗身形略肥，把水瓶讨好地交给主人之后，总要喘息着用力甩落满身水珠，然后听从主人的指示开始新一轮挑战。我伫立在码头的台阶上回望时，只见又一个水瓶箭一般飞落江心。此时此刻，对岸茶峒古码头后面的山壁之上，绿草掩映之下，沈从文先生手书的“边城”二字浸在落日余晖里，红色的大字泛着耀眼的光芒。历史的沧桑与现实的鲜活，在这里组成如此完美的图画，让我一次又一次频频回首。
《边城》里那个写满了爱恨与离合的码头却并不在这里，沿清水江而下约三里地，才是被人们称作“翠翠码头”的下码头。下码头是清朝时茶峒与洪安居民为方便生活与生产，共同捐资筹建，修造有渡船一只，渡工薪水由两岸住户以秋粮的形式支付。昔日人来人往的下码头，今天已变作一个河滩，码头已经废弃，站在滩涂上凝视暮色中的那一江烟波，仿佛正朝我的方向划来的小船便是翠翠的那一艘，只是船后那两个结实如老虎的身影已经渐行渐远，终至不见。
高玲，曾用名高菱，湖南常德人，毕业于湘潭大学经济学系，现供职于常德日报传媒集团，为常德市文联第四届委员、常德市诗歌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1995年开始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学作品，著有散文随笔集《菱歌清唱》，获常德市2013年首届原创文学奖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