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在“赶考”征程上砥砺前行的光辉历史。毛泽东“进京赶考”思想的形成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中国共产党面临“崭新时代到来”的形势和任务决定的。深入分析和探讨毛泽东“进京赶考”思想形成的背景、内容及其当代价值，是深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之基、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迫切需要。
关键词：毛泽东；进京赶考；中国共产党
作者简介：曹根记，河南理工大学廉洁文化研究中心、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河南 焦作 454000）
毛泽东“进京赶考”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党的建设任务通俗化、大众化阐释的一种方式。1949年3月，在率领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奔赴北平前夕，毛泽东使用“进京赶考”极其简练而又通俗易懂的话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了中国革命战略大转移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60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赶考”问题，并在“赶考”试卷上取得了优异成绩，促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指出：“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1}。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进程中，重温毛泽东“进京赶考”思想，深刻领悟其内在的精神实质，对于增强全党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执政意识，永葆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进京赶考”思想的形成背景
毛泽东“进京赶考”思想的形成，不是主观臆造和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与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列宁曾经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2}。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毛泽东“进京赶考”思想研究时，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要求正确地认识和分析其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都要历史地，都要同其它原理联系起来，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3}。这就是说，必须把毛泽东“进京赶考”思想的形成背景和历史条件，“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展开考察和研究，才能真正认识它的形成背景、理解它的形成原因、把握它的形成条件。这既是我们开展毛泽东“进京赶考”思想形成背景研究的基本思路，也是我们在分析问题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内在要求。
首先，毛泽东“进京赶考”思想，是在党的工作重心变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4}然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并不意味着丢掉乡村、不管乡村，必须兼顾城乡之间的工作，使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等方面的工作紧密地联系起来。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到城市，必须围绕城市展开工作，必须“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5}。然而，要实现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对于长期从事革命战争的共产党来说，却是一件全新而艰巨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全党上下都必须要学习，重点是要学习并掌握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赶考”的过程就是学习和考试的过程。只有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学习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才能考出优异成绩向全国人民交代。可以这么说，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前往北京，就是一场“考试”，就是要考一考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后，全党学习的情况怎么样；考一考全党运用学过的知识，管理城市、发展生产以及治国理政的能力怎么样。因此，毛泽东提出了“进京赶考”思想，是把全党面临的崭新任务高度提炼和精辟阐释的结果，是在党的工作重心变化的历史背景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其次，毛泽东“进京赶考”思想，是在党的执政地位变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之间，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促进了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在这种形式下，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人民群众当家主的新政权，“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6}。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将从领导全国人民夺取全国政权的政党，转变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长期执政的政党。这种转变经历了一个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从弱小到强大的历史演变历程。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带领全国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逐渐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美好家园。对此，毛泽东明确告诫全党：“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7}。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考试的不合格，就是“赶考”的失败。1943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奔赴北平的当天，“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接着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8}。正是基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凝聚力、感召力和战斗力的背景之下，毛泽东“进京赶考”思想才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最后，毛泽东“进京赶考”思想，是在党员干部思想变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政党，许多党员干部即将走上领导岗位，肩负起领导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历史重任。在这种形势下，“一部分党员、干部中产生了‘革命到顶’思想，认为革命总算熬出个头来了，今后该过几天太平日子，享受一下了。有少数人甚至热衷于建设自己的家庭，不愿意外出过革命的艰苦生活”{9}。但是，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在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力上是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是做人民的公仆还是做官老爷，这是全体党员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10}。为了引起全党高度重视部分党员干部革命到顶的思想变化，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11}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2}面对执政后党内可能出现的这些问题，毛泽东引用中国人民熟知的“进京赶考”，通俗易懂地阐释了防止和警惕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滋长、侵蚀的重要性，号召全党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从而逐渐形成了其“进京赶考”思想，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强的领导核心地位。 二、毛泽东“进京赶考”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进京赶考”思想，不只在一个方面而是在诸多方面以其通俗性、独创性的理论，阐释了无产阶级政党取得胜利后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构建起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体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在中国革命转折的紧要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紧紧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执政党的建设这个主题，对中国共产党将要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进行了正确地分析和判断，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理论观点，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进京赶考”思想。它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展现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无限憧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进京赶考”的目的。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与中国历史上封建知识分子进京赶考的目的，有着质的差别。中国历史上的赶考是中国科举制度中的重要环节，是历朝历代通过考试选拔优秀人才的重要方式。中国的科举考试始于汉，形成于隋，完善于唐，发展于宋，鼎盛于明、清，终结于清末。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赶考，其目的在于它“是最主要的做官途径，要想取得官职，要想享受高官厚禄，参加科举考试是最主要的手段”{13}。但是，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的目的，是要继续革命，是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是要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了使全党进一步明确“进京赶考”目的，毛泽东强调：“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奋斗。可不要以为进城了，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了，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了。那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14}。这就要求全党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继续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和优良传统，“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15}。从本质上来看，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是在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之后，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美好未来而不懈奋斗的永远“考题”。
“进京赶考”的考生。毛泽东“进京赶考”思想中的考生，不是指一般的知识分子和一般人民群众，而是指全体共产党人。其中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所有共产党人，都是“赶考”的考生，都必须在“赶考”中认真地对待、思考和应答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赶考”的主力军是无数的知识分子，这些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大都参加过科举考试，从未赶考的人少之又少。众所周知的历史人物，如唐朝的王维、柳宗元、白居易等，宋朝的欧阳修、司马光、包拯等，明朝的杨慎、汤显祖、海瑞等，清朝的纪晓岚、翁同和、林则徐等，都曾经进京赶考。这些人中，曾经产生状元700多名，进士11万多、举人数百万。他们通过进京赶考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一举名扬天下，成为治国安邦的一代英才。尽管都是考生、都要经历各种考试，但毛泽东“进京赶考”的考生不同于封建社会科举考试的考生。他把中国共产党进京执政，生动形象地比喻成“进京赶考”，把全体共产党人当做“考生”，把全中国当做共产党人“赶考”的考场。在“赶考”过程中，最忌讳的就是考生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情绪必将导致居功自傲、不思进取，甚至贪图享乐、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为此，毛泽东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6}，共产党人决不能在“赶考”中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进京赶考”的内容。中国共产党进京执政以后，将要带领全中国人民开展一场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的伟大技术革命，既要建立全新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结构，还要学会并掌握管理国家、管理城市、管理工农业生产的能力。而这一切，都是“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都是全新的东西，也都是中国共产党人“赶考”的内容，这与古代中国科举考试的内容截然不同。无论在哪个时期、哪个朝代，科举制度的考试始终都围绕着儒学而展开的。然而，毛泽东“进京赶考”中“赶考”的内容，主要是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和执政业绩等。面对“进京赶考”的艰巨任务，全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17}。这就要求全体共产党人，“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18}。同时，“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19}。在这种形势下，“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20}。为了取得优异的“赶考”成绩，“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21}庄严的使命和任务。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22}，也就不能完成中国共产党肩负的“进京赶考”神圣使命。
“进京赶考”的考官。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的考官，他们时刻关注着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共产党人的言行举止等是否真正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革命战争时期，“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利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23}；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要富强、人民要富裕、社会要和谐，人民又把权利委托给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共产党人。共产党人有勇气也有能力担当起这个历史的重任，“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24}。为此，共产党人必须对全中国人民负责。毛泽东强调：“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25}。这就要求全体共产党人在“赶考”历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永葆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与检验。因此，“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6}。正是在全中国人民的监督下，中国共产党才在“赶考”的征途中，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抗美援朝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创造出一次又一次辉煌的成就。 “进京赶考”的评判。中国人民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的考官，也是对共产党“赶考”成绩好不好、合格不合格最有资格、最有发言权的评判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共产党人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利拥有者和实施者，而是人民群众的公仆。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27}。即使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执政地位，还“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28}。从这个方面来说，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最有权威的评判者只能是全中国人民群众。为此，只能把人民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作为共产党“赶考”成绩高低、优劣的最根本评判准则。
三、毛泽东“进京赶考”思想的当代价值
尽管毛泽东提出“进京赶考”思想的时代日渐远离我们，但“赶考”精神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前启后，不断开拓，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历史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在“赶考”中考出了优异成绩，不仅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而且获得了全中国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仍在继续。因此，重温毛泽东“进京赶考”思想，对于新时期共产党人认真应答“赶考”考题、谱写光辉篇章，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是理想信念的导向价值。所谓理想信念的导向价值，是指毛泽东“进京赶考”思想以其方向性、科学性为特征，能够使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明白树立坚定而正确理想信念的重要意义。坚定而正确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旗帜，是实现中国梦宏伟目标的向导和根本。毛泽东“进京赶考”思想，告诫全体共产党人执政以后，必须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其目的“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29}的坚定理想信念。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党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30}。然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必然要经历社会主义社会，并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好一切条件。在长期革命和建设进程中，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在我们党九十多年的历史中，无数共产党人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这种信仰，为的就是这个理想”{31}。但是，坚定而正确的理想信念不会自发产生、自发生成的，必须依靠教育和引导才能形成。毛泽东“进京赶考”思想把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建立在对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性认识之上，建立在对当时世情、国情、党情的正确认识之上，从而对筑牢共产党人坚定而正确的理性信念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从这个方面来说，“理性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不坚定，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32}。因此，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途中，全体党员干部要想取得优异的“赶考”成绩，就必须树立坚定而正确的理想信念，“就应该去拼搏、去奋斗、去贡献出全部精力乃至生命”{33}。
二是纯洁党性的规范价值。所谓纯洁党性的规范价值，是指毛泽东“进京赶考”思想以其前瞻性的高度，告诫共产党人必须做到廉洁自律，强化责任意识，切忌骄傲自满，切忌贪污腐化，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言行具有重要的规范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全体党员干部必须从思想深处正确认识为谁执政、为谁掌权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34}，也是纯洁执政党性修养的根本所在。毛泽东提出“进京赶考”，其目的是要求全党以李自成为鉴戒，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也不能因为执政而腐化。共产党执政以后，“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奋斗的情绪，可能生长”{35}。在这种情况下，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成为摆在执政党面前的重要任务。新的历史时期，尽管我们党在“赶考”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我们自豪而不能自满，决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36}，必须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政治本色。“进京赶考”既是对全体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考验，也是对党风廉政建设的考验。面对“赶考”的历史重任，全体党员干部必须增强清正廉洁意识，自觉以党纪国法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言行，做到慎欲、慎权、慎微，做到功名利禄心不动，灯红酒绿眼不迷，不义之财手不伸，歪风浊流冲不垮；做到为民掌好权、用好权，决不能因为进了城，执了政，当了官，有了权，就要享福了、腐化了、堕落了、忘本了，这是“赶考者”考试成绩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志。全体党员干部只有不断增强“赶考”意识，强化“赶考”责任，自觉抵制各种落后的、腐朽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和侵蚀，“才能更好地战胜精神懈怠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37}，从而确保“党永不变质，红色江山永不变色”{38}。从这个方面来说，毛泽东“进京赶考”思想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依然具有重要的规范价值。 三是优良作风的传承价值。所谓优良作风的传承价值，是指毛泽东“进京赶考”思想强调共产党执政以后，必须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等。这些党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党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制胜法宝，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传承的重要作风。毛泽东“进京赶考”思想，“反映着党的性质，关系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关系到党的领导实现”{39}，是对党的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指出，执政党作风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全国人民。也即是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40}。在这段话中，毛泽东明确地把党的作风同民风有机地联系起来，激发全体党员干部不断传承党的优良作风的积极性，增强全体党员干部改造社会风气的使命感。共产党人“进京赶考”，考的是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如何才能考出好成绩，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上，对全体党员干部无疑有着更高的要求。当“赶考”的接力棒传到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手中之后，大力弘扬和传承党的优良作风，是历史、时代和人民赋予全体党员干部的重要任务。传承党的优良作风，核心是保持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内在必须，也是我们党宗旨的根本要求。如果疏离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出现“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41}。因此，2014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强调：“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骄傲自满，党不能骄傲自满，国家不能骄傲自满，领导层不能骄傲自满，人民不能骄傲自满，而是要增强忧患意识、慎终追远，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42}，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满怀百倍的信心接近和实现“中国梦的宏伟蓝图和壮丽景象”{43}，才能在“赶考”征途上向全中国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注 释：
{1}李斌：《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再访西柏坡侧记》，新华网石家庄，2013-7-13。
{2}{3}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页，第785页。
{4}{5}{6}{7}{11}{12}{18}{19}{20}{22}{23}{24}{25}{3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6-1427，第1428页，第1438页，第1428页，第1438页，第1438-1439页，第1427页，第1428页，第1480-1481页，第1427页，第1128页，第1128页，第1128页，第1438页。
{8}（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46页。
{9}陈至立：《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3页。
{10}李文静、谢佳奇：《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的实践及经验启示》，《理论导刊》2014年第3期。
{13}韩国磐：《唐朝的科举制与朋党》，《隋唐五代史论集》，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272页。
{14}何虎生：《告别西柏坡的日子》，《大地》2001年（12、13合期）。
{15}{16}{27}{28}{29}{34}{4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4页，第948页，第1094-1095页，第1096页，第1059页，第857页，第812页。。
{17}{2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0页，第350页。
{26}《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46页。
{3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6页。
{31}{32}{33}{36}{37}{38}{4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0页，第159页，第160页，第158页，第158页，第159页，第166页。
{39}张启华、张树军：《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30页。
{42}潘珊菊：《习近平：领导层不能骄傲自满要慎终追远》，《京华时报》2014年10月1日。
{43}曹根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价值理想与中国梦的三重价值意蕴》，《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On Mao Zedong’s Thought of“Going on a Journey to Beijing to Attend a Great Civil Examination”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CAO Gen-ji
Abstract：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 glorious history of constant marching on the journey of attending civil examinations.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Thought is not something out of thin air，but decided by the situation and tasks fac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 in the advent of a brand new era. In-depth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the background，contents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s of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Thought of “Going on a Journey to Beijing to Attend a Great Civil Examination”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in-depth practice of the CPC’s mass guideline，and also a pressing requirements of consolidating the ruling foundation and ruling ability of the CPC as the ruling party in China.
Key words：Mao Zedong；Journey to Beijing to Attend a Great Civil Examination；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