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属于生活中少数几件真正伟大的、宝贵的、无法用金钱收买的事情。人只能作为馈赠得到它，如同爱情或美丽。①
――卡夫卡
“文格渐卑庸福近”是余世存在考察了贾平凹的创作以后得出的结论。②1993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以哗众取宠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畅销书写作，掀起了文学的商业狂澜。20年前，当世人几乎众口一词地声讨贾平凹的媚俗和商业主义的时候，我却对《废都》有关90年代文化溃败的挽歌式描写表达同情，认为它体现了贾平凹内心的真实，表现了一种时代的症候，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我将《废都》视为贾平凹的天鹅绝唱。贾平凹对底线的大胆突破，使他在畅销书作家中的位置不断上升。去年，我读到了贾平凹最新的长篇小说《老生》。即使有《废都》的阅读经验垫底，却仍然为贾平凹的轻佻和媚俗所震骇。更想不到的是，这样一部轻薄的秽史，却腴评如潮，被冠以“民间写史”的称号。因此，贾平凹的轻狂和媚俗并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现象，它见证了文学的堕落。
一、志怪、变态与“摆阔性消费”
李欧梵在《小说的当代命运》中为志怪小说传统没有在当代延续和发扬光大而感到遗憾：“中国当代小说，在幻想的层面似乎比不上南美和印度，也许是因为中国文化本身的宗教成分较为薄弱，魅力不足，志怪和《聊斋志异》的传统始终不能转化到当代写实小说之中，我认为是一件憾事。”③志怪为中国早期小说的一个重要类型，后来慢慢衰落，清代《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成为这一传统的最后辉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论说：“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诞，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④《聊斋志异》的特殊价值和受到读者喜爱的原因在于，它革新了志怪小说的传统。
我并不认为志怪传统的中断是一件多么值得惋惜的事情。民间文化有着藏污纳垢的特点，而作为民间文化重要载体的中国古代小说往往同样也有这种藏污纳垢的特征。中国古代的长篇小说往往残留了志怪的内容，不仅《三国演义》《水浒传》，即使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也不例外，但是这方面的内容不是提高而是损害了小说的价值。
自从孔子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怪力乱神特别是因果报应保持着明显的疏离姿态和明确的批评态度。代表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戚继光的《止止堂集》有这样的批评：“而杂说中乃多阴骘果报神怪之事，不免偏驳。”⑤有关《震泽长语》有“‘梦兆’一条，笃信占验，亦非儒者之言，未免为白璧之瑕耳”的判语。⑥在中国历史上，巫蛊文化的盛行往往和封建统治者的心理危机以及政治的荒唐、黑暗与血腥联系在一起。作为孤家寡人的专制君主，他们一方面拥有绝对的权力，另一方面又极为脆弱和充满危机感，尤其是当他也像普通人一样面对死亡的时候。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无论早年多么英明，大多晚年屡屡为方士所惑。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是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巫蛊之祸成为两汉盛世和英明武帝政治中最愚暗血腥的一幕。武帝晚年心理变态，从而堕入巫蛊的陷阱。儒家的理性传统确实限制了文学的想象力，然而，中国文学却因此总体上具有明朗与刚健之美。
五四文学革命发生之后，新文学的倡导者纷纷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提倡欧洲19世纪的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文学，神怪和灵异现象几乎彻底被科学的权威逐出于新文学之外。在当代尤其文革时期，这一现代传统发展到了极端，即使根据传统戏曲改编的“鬼戏”也遭到严厉批判和封禁。
20世纪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兴起，阿城的一篇极其观念化、具有明显文化表演倾向的“文化小说”《棋王》获得文坛一致叫好，文化寻根于是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文学时尚。被新文学埋葬的阴阳八卦、灵异神怪被重新发掘出土，并被作为“东方神秘主义”、中国文化的符号和身份象征，以及西方“观看”的对象凸显出来。贾平凹颇有商业经营的头脑，在“对外开放”，中国成为西方的观赏对象之后，他开始有意识地在他的小说里风格化地摆弄这些“中国特色”，并且因此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言，《老生》（载《当代》2014年第5期）在这方面走到了一个极端。⑦《老生》第11页，写了公狗和母狗在屋顶上哭的灵异现象。第17页，出现了面像人脸的猪崽。第19页，叙述一个长着白胡子的人，画了一张符，剪下自己一撮胡子，说这个月村里有灾难，到时把符和胡子烧灰用水冲服，离开村里，就能避过；果然，不久，“李得胜”和革命就来了。第23页，徐老板问老黑是不是猫头鹰叫，寡妇回答是，徐老板感到不吉利，“李得胜”果然死了。第79页，夜里年轻人给的全是阴票子。在《老生》的第一个故事里，用巫蛊灵异现象预言革命的未来：“他们钻的第一个山是有着古堡的虎山。虎山在当月出了件灵异事，有人放牛，忽然雷电四起，云雾把山谷都罩了，就有龙从天上下来与牛交配。李得胜他们随后也到了虎山，李得胜得知灵异还特意去见了那牛，说是祥瑞，这牛要生麒麟呀。放牛人高兴，自告奋勇到山下村镇里散布消息：鲤鱼跳龙门那是秀才要中举的，龙从天而降与牛交配，这是英雄要行世呀，果然秦岭里有了游击队啦！第二年，游击队离开虎山去了熊耳山，受孕的牛生下一头猪，但又不像猪，嘴很长，耳朵太短。”（第16页）贾平凹的小说还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地展览灵异神怪、因果报应，然而，它们却已经丧失了《红楼梦》中的功能意义，它们不再是情节发展内在的要求，而是成为一种孤立的文化碎片，一种纯粹的文化装饰。借用凡勃伦的一个经济学术语，是一种“摆阔性消费”。
其实贾平凹并不是“东方神秘主义”的专卖店，专门贩卖灵异神怪，而是什么好卖就卖什么。贾平凹的店里也堆满了西方流行的文化时尚，例如变态，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同一个动作。如同变着花样贩卖灵异神怪一样，这都是他虚构才能和想象力衰退的表现。《秦腔》里的引生割掉了自己的生殖器，《老生》里的张收成又“故伎重演”。蔡翔主编的“新经典文库”中的“贾平凹代表作”《油月亮》里的同名短篇小说的主人公尤佚人早就有这种割自己生殖器的变态雅趣。在中国这个信奉中庸之道的国家里，割生殖器这种极端变态的行为只有在贾平凹的小说里才可能如此频繁反复地出现。贾郎才尽也表现在细节的胡编乱造上，而这些细节描写往往体现了作者的变态趣味。在《老生》中，不仅人变态，而且连动物也变态。不仅人喜欢吃动物内脏，而且野兽也爱吃内脏，甚至野兽不再吃动物的肉，只有对动物肠子的特殊嗜好：“人喜欢吃动物肠子，豺也喜欢吃动物肠子，它们进了城，会把爪子从牛呀驴呀羊的屁股挖进去，将肠子掏走，经常是天明后主人发现了死去的家畜，呼天抢地：哎咳咳，这×他娘呀，把我的肠子掏去啦！”（第28页）我怀疑贾平凹写作的时候是不是一直把上个世纪80年代初流行的《变态心理学》摆在书桌上当作临摹的秘籍。 二、“无知者无畏”
王朔是新时期一位优秀的作家。他被赐予了语言的点金术，仅仅只言片语就能穿透一个时代。“无知者无畏”，王朔此言一出，震动了文坛。
在《老生》中，老师这样给学生解释青海：
而青海省以海为名，那更是海了。海上有许多山，传说这些山是罗刹女神的骨骼，罗刹女神兴风作浪，为了镇压，才在各个山头建造寺院。后来地壳变化，海水涸去，仅留下一个湖，这便是青海湖。（第66页）
西汉时，贝加尔湖被称为北海，青海湖被称为西海，北魏始有青海之称。直到民国，才有青海省的建制：1928年国民党进入青海并建立青海省。《山海经》是指经历过的山和水，故名《山海经》。《老生》里那位装神弄鬼的老师把青海的海望文生义地解释成大海的海，颇有“无知者无畏”的架势。⑧
贾平凹因为贩卖神秘文化和民俗而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这一次，他把《山海经》这部“奇书”搬进了小说里，颇有奇货可居的味道，使人联想到最近炒得很热的“黄金酒”。像黄金入酒一样，贾平凹把《山海经》搬进小说，也被炒作成了一个“文学事件”。
贾平凹以一种猎奇和炫耀的心理来对待《山海经》，然而，他对《山海经》和中国文化却缺乏基本的理解。贾平凹宣称：“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文化的源头都在《山海经》。”⑨一方面，《山海经》并不是多么古老的书，在《山海经》成书以前，已经有不少文化原典存在；另一方面，《山海经》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一直处于极其边缘的位置。
《山海经》这部奇书使喜欢猎奇的贾平凹又多了一件宝贝；然而，批评家们却不明白贾平凹把《山海经》搬到小说里有什么用意。贾平凹声称：“《老生》中引用一些《山海经》文字，也有小说结构和节奏的想法，却更重要的是寻找中国人思维是如何形成，而对应百多十年来的故事。”⑩他的意思是，中国现代的历史戏剧是《山海经》思想文化的一种演绎。这至少确实道出了贾平凹《老生》的写作意图和方法。贾平凹借古代奇书来发挥他自己的哲学，并且用这种哲学来演绎故事。《老生》中的老师这一角色让我想起“新时期文学之父”刘心武创作的新时期文学经典《班主任》中的张老师。在新启蒙的话语体系和权力结构中，老师代表真理、知识和权力。
《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上发表的著名的《为文艺正名》中说：“群众对粉碎‘四人帮’后的一部分作品的反映是：政治上是反对‘四人帮’的，艺术上是模仿‘四人帮’的。”《老生》的叙述方式未尝不是受到“四人帮”和文革样板戏艺术上的影响。样板戏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已经凝结在贾平凹这一代人的心灵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贾平凹的《老生》完全是抽象概念的演绎，是文革时代那种“公式化”“概念化”的产品。《老生》明显沿用了《奇袭白虎团》等样板戏的创作方法、修辞策略和叙事原理。样板戏《奇袭白虎团》大量引用“毛主席语录”，并且用不同的字体印刷。当然，贾平凹也许不知道，文革的这种文体形式源于中国历史悠久的为经作传，为传作注的传统。
贾平凹用《山海经》的“哲学”（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哲学”）来演绎中国现代历史。然而，《老生》搬弄《山海经》也好，卖弄灵异文化也好，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而贾平凹并没有对《山海经》作出真正“中国”的解释。西方的流行文化作为一种强势符码，被贾平凹挪用作为“阐释的权威”。他搬《圣经》来套《山海经》，用外来文化“解释”中国古代文化。他用来解释《山海经》的先入之见全部是当前中国流行的西方文化观念，因此，与其说他在解读《山海经》，不如说他在曲解《山海经》。
在小说的第一个故事中，老师建构了这样一种宏大叙事：
虎豹鹰隼是食肉的，牛马猪羊是食草的，上天造人的时候并没有安排人的食物，所以人永远是饥饿的，得自己去寻找可吃的东西，便什么都吃，想着法儿去吃，在自然界里突破食物链，一路吃了过来。人史就是吃史。（第7页）
根据《圣经》上帝造万物各从其类的说法，贾平凹想当然地构造出了食肉动物吃肉，食草动物吃草的“食物链”，并且通过所谓人类“突破”食物链的叙述来发表他的“世界观”“历史观”与“人生哲学”。然而，贾平凹所虚构的“食物链”却缺乏基本的自然常识的支持，因为并不只人类是杂食动物，什么都吃，我们身边的许多动物如猪狗鸡鸭等普通的家畜家禽就也都像人一样是杂食动物，也是什么都吃。然而，这些什么都吃的动物并没有“突破”自然界的“食物链”。
《老生》中设置了这样一段师生对话来阐发他的人性论：
问：为什么那时人见了瘅就“多放士”，见了禺就“其郡县大水”，见了猾裹就“县有大繇”？答：发现瘅长有人手吗，禺声如人吟吗，猾裹像人吗？人在大自然中和动物植物在一起，但人从来不惧怕任何动物和植物，人只怕人，人是产生一切灾难厄苦的根源。（第15页）
把人与人对立起来，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思想产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霍布斯的观点。{11}然而，在古代，对人类最大的威胁是猛兽而不是人类，因此，人类最主要的恐惧对象并不是自己的同类，而是猛兽。《老生》中的老师信口开河地发表他的“哲学”，却完全不顾它与小说中所引用的《山海经》本文直接矛盾：
南次二山之首，曰柜山……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其名曰彘，是食人。……水有兽焉，名曰蛊雕，其状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婴儿之音，是食人。（第15页）
老师置《山海经》一再叙述怪兽“食人”于不顾而任性地阐发他的“人只怕人，人是产生一切灾难苦厄的根源”的“哲学”。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敌对，而是人类与野兽以及动物之间的区分和对立才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区分和对立，这是人类最基本的一个叙述。这种叙述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主脉。儒家最重要的经典《论语》以及整个儒家思想最核心的概念“仁”就是围绕着“人”建立起来的。《孟子》中率兽食人的说法鲜明地把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对立起来，从而建构起人类文明的叙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12}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了著名的“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分。“亡天下”的标志是人性沉沦，转变为动物的、兽性的世界：“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13}顾炎武正是延续了孟子以来儒家的思想脉络。即使受到顾炎武以及卫道者猛烈攻击的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异端思想家李贽也同样有“存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的说法。{14}因此，人性与兽性、人类与野兽（动物）的对立，而不是人与人的对立，才是中国传统的中心思想。哪怕是李贽这样极端的异端思想家――从血缘上来说，他属于真正的“异族”，其思想也仍然没有偏离中国古代思想传统的基本脉络。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里说：“孟子是以心善言性善，所以当孟子说‘仁，人心也’（《告子上》）的话时，实等于说‘仁，人性也’。这正是继承了孔子人性论的发展。由于孔子对仁的开辟，不仅奠定了尔后正统地人性论的方向，并且也由此而奠定了中国正统文化的基本性格。这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大纲维之所在。”{15} 贾平凹在小说中所阐发的“人性论”完全背离了中国人性论的思想传统，而恰是拾当前中国流行的人性论之唾余，而这种流行的人性论却是刚刚从西方贩来的。如前所述，人与人之间的敌对，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产物。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贾平凹自己亲身参与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一开始仍然把人性和兽性绝对地对立起来，把 “四人帮”的暴行说成是“兽性大发”，将文革法西斯主义宣判为“反人性”。只有经过了1980年代先锋文学的书写之后，“人性”才发生了一次“革命”，先锋文学成为了“人性恶的证明”。贾平凹将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流行的从西方贩来的“人性论”强加于中国远古时代，这并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当解释，而是在用当前流行的西方文化强暴中国的古代文化。如果用贾平凹这种时髦的“人性论”来考量，文革的法西斯主义和“四人帮”的暴行不就成了最合乎“人性”的吗？怎么能说是“兽性大发”和“践踏人性”呢？
让我们回头再来看看《老生》的《开头》：
每年腊月二十三，小年一过，山里人的风俗要回岁，就是顺着这条河走。于是，走呀走，路在岸边的石头窝里和荆棘丛里，由东往西着走，以至有人便走得迷糊，恍惚里越走越年轻，甚或身体也小起来，一直要走进娘的阴道，到子宫里去了。
把山沟想象成母亲的阴道，这种描写初看起来既很“诗意”，又很“哲学”；然而，却是极端概念化和西方化的，不过是弗洛伊德主义简陋、粗鄙的中文版。这是“山里人”的感受和想象方式吗？这种想象有丝毫的中国味道吗？
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师生问答：
问：人是说一种话，这些动物却各不相同？答：人其实也是各说各的话，有英语德语法语阿拉伯语，就是在秦岭里，山阴县三台县岭宁县清华县也不是各有各的口音吗？你知道西方的《圣经》吗，《圣经》里就讲过，上帝为了不使人统一行为，才变乱了人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分散在大地上。西方是这样，东方也是这样，上古时期动物那么多，人的力量还不强大，如果动物们都是一种声，那还有人类吗，所以上天也使它们各是各的声。（第15页）
方言的产生有历史、地理和社会等复杂的原因，晋人葛弘（洪）说：“古书之多隐，未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16}而《圣经》对语言纷歧的解释是一种神话，是古人对世界和宇宙的一种探究和猜想。《圣经》的解释虽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却富于想象力和哲学内涵，因此后世许多语言学家在谈到语言歧异现象的时候竞相引用《圣经》中的这一典故。然而，贾平凹的东施效颦却缺乏任何想象力和创造性，没有带来任何思想的增殖。人类既然是人类，便可能具有共同的“类本质”，拥有“共同的人性”和“共同的语言”并非不可想象，而是合乎人性理想和思维逻辑的。19世纪，柴门霍夫“世界语”的创制正是基于这一理想和逻辑。在同样的共同人性的思想基础上，并且同样也是在19世纪人类交往日益密切的现实条件下，歌德和马克思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然而，贾平凹想象两条腿的动物、四条腿的动物、八条腿的动物、十多条腿的动物和没有腿的动物以及根本就不能发声的动物都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则是一种“思想”的胡闹。
古人云：“不通群经不足以治一经”，“皓首穷经”。贾平凹对待《山海经》的态度则是典型的“活学活用”。实际上，以贾平凹的语言能力对《山海经》根本无从下嘴。他无力进入《山海经》文本的内部，而只是在《山海经》上面刷了一层进口油漆。贾平凹的取胜之道就是，把中国的材料用西方的流行文化符码进行加工，就像充斥着世界市场的“中国制造”基本上都是按照海外的订单和图纸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一样。
三、用“民间写史”颠覆民间传统
贾平凹以猎奇的态度、“新闻报道”的方式选取了1930年代的革命、1940年代的土改、1950年代的大跃进和1960年代的文革以及改革四个不同时期，以政治招贴画的形式做了浮光掠影的描述。
《老生》从黑和白的训诂以及游击队首领老黑的出世写起。作为游击队副队长的老黑是《老生》中最重要的人物，一位评论家这样梳理和评论老黑及其“革命”：老黑参加革命前是国民党正阳镇党部{17}书记王世贞手下保安队的一个排长。老黑命硬，他母亲因他难产身亡。老黑命硬心更硬。一次，王世贞晚上与番禺坪的保长喝酒，村人趴在墙上看稀罕，被老黑一枪打死。王世贞对此深感内疚，但老黑的表现却与王世贞形成了鲜明对照。王世贞说： 你还是去坟上烧些纸吧，烧些纸好。老黑不仅没有烧纸，还尿了一泡，并在坟头钉了根桃木橛。评论家因此评论道：“仅此一端，王世贞之心存仁慈与老黑内心的狠毒决绝，就已经昭然若揭了。”进一步证明老黑狠毒决绝的，是他冒死为王世贞姨太太取蟒蛇皮的情节。对此王世贞和姨太太的评价截然相反。王世贞夸奖老黑勇敢，要擢升他当排长。姨太太则指出：“老黑这人可怕，自己的命都不惜了，还会顾及别人？”王世贞不顾姨太太的劝阻提拔老黑为排长，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姨太太目光如炬。老黑在“李得胜”的鼓动下参加了“革命”，但他参加“革命”既非苦大仇深，更非出自所谓的阶级觉悟，而是“李得胜”巧舌如簧鼓动的结果。老黑参加“革命”是从对自己恩重如山的主人王世贞的背叛开始的。拿自己的恩人祭刀之后，老黑成了“革命”的首领。{18}可见，老黑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恶棍，从里到外黑透了。
这个“黑”字让我们想起《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老开的台词：“让共产党红的进来，不出三个月，我们叫他们趴在南京路上，发霉、变黑、烂掉。”尤其让我们联想到上海滩上时髦的鬈发女人对赵大大的嘲笑：“唷，这个兵好黑！”还让我们回忆起一到上海就受到资产阶级文化腐蚀的排长陈喜对赵大大的歧视：“算了，黑不溜球的，靠边站站吧！”赵大大遭到优势的政治和文化的接连打击，连长鲁大成鼓励他：“脸黑，脸黑就不能站岗，不能当家作主人了？……脸黑怎末的？脸黑说明你行军打仗太阳晒的，说明你健康，光荣！”通过贾平凹的《老生》，我们可以看出《霓虹灯下的哨兵》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具有类似鲁迅的《狂人日记》那样的经典意义，后来的书写必须不断地对它进行回应。 贾平凹只知道审美的阶级性，却不明白审美潮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变幻。当然，贾平凹的“黑”之一字也并不是审美意义上的，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它来源于贾平凹长期浸淫于其中的官场的厚黑学。李宗吾于民国元年著《厚黑学》，将中国历史提炼为“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的厚黑经。进入1990年代，《厚黑学》成为畅销书，成为官场的学问。在厚黑学流行的同时，“抹黑”成为官场和下流文人的一种绝技。贾平凹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官场流行的厚黑学去诠释1930年代的革命，完全是颠倒黑白。1930年代青年学生从北平、上海奔赴延安，唯一的原因是，与国民党统治下暗无天日的世界，尤其是国民党官场的黑暗腐败相反，“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
中国历史上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往往都是违背和对抗统治阶级和官方的价值标准的。中国文学史上两个最著名的以黑为造型的人物――《水浒传》里的李逵和多到不计其数的包公戏里的包公，都是对官方的政治、道德、审美规范的挑战、批判与否定。金圣叹在《水浒传》第10回的回前评里这样评论黑旋风李逵：“旋风者，恶风也。名柴进曰‘旋风’者，恶之之辞也。然而又系之以‘小’，何也？夫柴进之于水泊，其犹青萍之末矣，积而至于李逵亦入水泊，而上下尚有定位，日月尚有光明耶？故甚恶之，而加之以‘黑’焉。”{19}从地主阶级敌视农民起义的立场出发，金圣叹对黑旋风作出了微言大义却是彻头彻尾官方的政治诠释。可是，如果《水浒传》的作者果真是像金圣叹所解释的这样一种对于李逵以及农民起义仇视的态度，那么，《水浒传》也就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水浒传》，而是成了《荡寇志》了。任何一位热爱《水浒传》的读者都不会像金圣叹一样把它当作是农民起义的谤书，而是相反都把它看作官逼民反的写照。李逵是《水浒传》里面一个深受读者喜爱的性格鲜明的人物。李贽在《水浒传》第93回《李逵梦闹天池，宋江兵分两路》的回后评中把李逵高度道德化：“浮生若梦，人人都做富贵梦，谁似李逵做忠孝梦！”{20}而金圣叹自己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又这样自相矛盾地称颂李逵：“李逵是上上人物，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无一个入得他眼。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语。”{21}金圣叹的艺术感觉战胜了他的政治偏见。而黑脸包公已经成为清官的符号和象征，寄托了中国民众对清官政治的理想。更有意思的是，在《水浒传》里，还描写了一位外貌、身份、性格和道德都与李逵构成了鲜明对比的人物，这就是白衣秀士王伦。与黑旋风的天真坦荡相对照，白衣秀士最显著的特点是心胸狭窄，嫉贤妒能。林冲火并王伦的情节成为《水浒传》中最精彩和最令人快意的著名情节之一。
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最初都是民间文学，不登大雅之堂，被排斥于文学和普通的知识范围和秩序之外。因此，与正统诗文不同，小说包含了底层民间的价值取向，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这些从底层立场出发的往往是无名氏的民间艺人，对于黑与白的看法是与统治阶级以及官方根本对立和完全相反的。在这些通俗文学作品中，不论是李逵，还是包公，黑的造型都代表了一种正面的理想和价值。这些后来成为了经典的作品在有意识地描写以黑为外貌特点的人物的时候，都是站在否定和推翻统治阶级审美和道德标准的立场上，大胆、明确地大声宣布：黑就是真，就是善，就是美。而贾平凹的《老生》则是对这一漫长的优秀的民间文学传统的颠覆，并且因此自觉地站到了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立场上。所以，如果说贾平凹在文学史上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作为文化官僚的贾平凹，做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次颠倒黑白的操作，颠覆了充满血性和光彩、充满了丰富的人民性的民间文学传统。
《老生》把底层农民书写为残暴，并且把地主阶级书写为仁义，这让我们联想起红色经典、著名的新歌剧《白毛女》。《白毛女》中地主的名字叫做黄世仁，农民的名字叫做杨白劳。在《白毛女》中，地主阶级名实背离，名义上仁义道德，实际上伤天害理。而在贾平凹的《老生》里，名与实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地主王世贞是仁义道德的化身，而老黑所代表的底层农民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心狠手辣，忘恩负义。在描写1930年代革命的第一个故事里，老黑对他的主人王世贞的心狠手辣、忘恩负义，与他的主人王世贞对他的关怀和信任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主人王世贞的“大老婆喜欢老黑，每次进沟，总给老黑的褡裢里塞几个馍，还有一疙瘩蒜”。老黑的爹充满感激：“啊给这多的！”而王世贞的大老婆的话语则充满了对老黑的体贴与关切：“他长身骨子么。”在描写1940年代土改的第二个故事里，贾平凹运用“厚描”的手法重复了类似的情节。王财东出于善心送给马生一张金圆券，让他去吃顿辣汤肥肠。第二天，马生拿了金圆券去镇上赶集，发现金圆券作废了。回到村里，马生把金圆券撕了个粉碎，掷到王财东的脸上说：“还给你，我不落你人情！”用评论家的话说：“仅此一个细节，王财东的乐善好施与马生的冷漠绝情恩将仇报，就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22}解放后，马生不仅没有知恩图报，反而利用革命权力强奸了玉镯。在贾平凹那里，封建统治者是仁义的化身，而底层民众身上则携带着恶的基因。可是，在现实中，一面是巧取豪夺的富豪们一掷千金地炫富，一面是农妇周秀云在讨薪过程中被活活打死。一位评论家在评论《老生》时用了“探寻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的标题，这位评论家把一些流行的词语叠床架屋地堆砌在一起，没想到却造成了语言的撞车与思维的阻塞。
贾平凹的《老生》不仅是文学史上一次颠倒黑白的书写，而且也是对历史真实的黑白颠倒。
为了表现老黑的横蛮任性、胡作非为，小说这样描写老黑使枪：
老黑有了枪，枪好像就是从身上长出来的一样，使用自如。他不用擦拭着养枪，他说枪要给喂吃的，见老鹰打老鹰，见燕子打燕子，街巷里狗卧在路上了，他骂：避！狗不知道避开，那枪就胃口饥了，叭的放一枪，子弹是蘸了唾沫的，打过去狗头就炸了，把一条舌头崩出来。
然而，这完全是今天豪富们“有钱就任性”的性格特点，绝不是上个世纪30年代地主武装的历史真实。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极端贫困。哪怕地主们个个都是“周扒皮”，甚至掘地三尺，也搜刮不出几个铜板。即使在我们梦想中财富的天堂――今天美国这个美丽的帝国主义国家那里，有人在购买子弹的时候也还抱怨子弹昂贵，说是要让人破产的节奏。对于上个世纪30年代农村的地主武装来说，贾平凹的这种见啥打啥，“见老鹰打老鹰，见燕子打燕子”的描写，是贾氏的“魔幻现实主义”特产，说白了，就是任性。根据文献记载，1932年广东省普通高中学生军事训练领用的子弹价格是粤造79步枪子弹每颗一毛八分钱。{23}还有一种参照，抗战时期，三斤小米一颗子弹。另有一种说法是，三升小米一颗子弹。因此，1930年代一个农民一年的收成也买不了几颗子弹，而依靠剥削贫穷到极点的农民装备起来的地主武装绝不可能像贾平凹所描写的老黑那样任性。 除了对革命颠倒黑白的描写，对文革和改革的描写或者是一种程式化、公文式和大众媒体风格的控诉，或者是无中生有地编造。大跃进灾难的一个重要根源是，1957年反右，民主被彻底肃清，因此长官意志和官僚主义横行，文革一方面是反右和大跃进的延续，另一方面是对反右和大跃进的否定。在第三个故事中，贾平凹写文革天天饿死人；然而，实际上，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由人祸造成的大饥荒发生在大跃进时期。并且，从此以后，饿死人的现象第一次从中国历史上消失了。
无论是无中生有的农村劳动营，还是从现实中“照搬”的“周老虎”和“瘟疫”，贾平凹都是采取一种猎奇、“新闻”的态度。现实中的“周老虎”和“瘟疫”曾经震撼了我们，它们具有强大的表达现实的力量。那场“瘟疫”的致命之处，不在凶恶的病毒，而在可怕的官僚主义。就像大跃进一样，“瘟疫”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解放军301医院的一位军医透露了“瘟疫”的真相，从而避免了灾难的进一步扩大。后来，隐瞒疫情的国家卫生部长因此被迫免职。我们在现实中遭遇“周老虎”和“瘟疫”，就好像看到老虎纵跃一样心跳加速；然而，贾平凹从现实中“照搬”到小说里的“周老虎”和“瘟疫”，却好像塞给我们一只死猫，上面写着“这是一只老虎”，并且还加盖了“五套班子”的公章。由于贾平凹写作哗众取宠的特点和缺乏基本的诚实，他似乎“抄袭”和“照搬”现实，实际上却歪曲和掩盖了现实。
余华的《兄弟》把文革和改革作为禁欲和纵欲两个不同的时代来对照地加以表现。20世纪80年代，“本能欲望”作为西方文化一个重要的商标进入中国先锋文学。余华的《兄弟》并没有离开他80年代的思想地基。贾平凹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也发誓要学习西方现代主义，他曾经自夸，尽管没有看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但能猜出它写的是啥。他用西方流行的文化符码来编织中国现代历史，却无法寻找到中国现代历史的内在联络和基本线索。他用一种低劣的政治波普的风格把中国现代史涂抹成吸引人眼球的夸张的政治招贴画和拉洋片。文革结束后，精英们用“普遍人性论”声嘶力竭地声讨“阶级论”，然而，《老生》所表达的却是赤裸裸的“阶级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基因和人性，底层农民有着恶的本能，地主阶级则带有仁义的基因。这是一种极其简单、粗俗、刻板的“阶级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内容则要比这丰富和复杂得多。贾平凹的《老生》中的人物描写，不仅丧失了古典小说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而且比“四人帮”的样板戏对“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描写更加抽象化和概念化，也更加黑白分明、简单粗暴，唯一的区别是他们的阶级立场是颠倒过来的。不仅如此，让评论家感到吃惊的是：“从中我们发现，在戏生这个革命后代身上，发财致富的本能欲望已经取代了前辈们的暴力本能”。{24}评论家阅读贾平凹的小说后得到的结论是，中国人是一种转基因动物，父辈与子辈之间发生了基因突变，父辈的暴力本能到了子辈那里就变成了发财致富的本能。
四、“无耻者无敌”
也许是从新世纪开始吧，“无耻者无敌”显示了纵横天下的威力。1992年，中国转向市场经济。1993年，贾平凹就以《废都》一夜之间蹿红，成为著名的畅销书作家。按照陈晓明的归纳，他写作的特点是道德+色情、政治投机+商业投机。陈晓明预言，《废都》“标示着一次文学末日的骚动”：“它那自欺欺人的行径，它那商业主义的动机和效果，它那白日梦式的自我妄想，它那放任自流的美学趣味和文化态度，总之，它那虚张声势的外表掩盖下的不过是集体性质的逢场作戏。”{25}贾平凹的写作成为政治和商业双重投机，他以卑下的趣味迎合时代的潮流，创造了文学消费的神话。尽管《废都》表现了旧式文人的无端自恋，格局狭小，品格低下，但是，它表达了一种内心的真实，代表了贾平凹再也无法逾越的写作高度。
按照王春林《探寻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一文的说法，《老生》写作的主题和目的是颠覆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概括言之，这些小说中的革命者可以说都是苦大仇深，人格品德高尚，具有突出的反抗性格特征。尽管说他们的走上革命道路未必都是理性自觉的结果，但在参加革命之后，思想觉悟就会迅速获得提高，能够以一种鲜明的阶级意识积极介入到具有突出正义性的革命斗争之中。但所有的这一切，到了贾平凹的《老生》中，却都发生了极其耐人寻味的变化。诸如老黑、匡三、雷布之类秦岭游击队的核心成员，其人性深处不仅潜藏着恶的基因，而且生性无赖，他们参加革命的动机，或者为了满足更高的私欲，或者为了达到借刀杀人公报私仇的目的。更进一步，从秦岭游击队的革命过程来看，他们虽然打着革命的幌子，但究其实质，却也无非不过是打劫富户或者冤冤相报而已，其间充满着极度背离人性的血腥和暴力。如果说当年的那些‘革命历史小说’的确是在以文学的方式‘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的话，那么，贾平凹的《老生》也就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对于这些‘革命历史小说’的解构与颠覆之作。” 贾平凹在《老生》后记里一语道破：“我的《老生》在烟雾里说着曾经的革命而从此告别革命。”《老生》写作唯一的目的就是，通过抹黑革命，达到“告别革命”的目的。
《老生》把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和游击队的核心成员取名为老黑，而把化名“李得胜”的革命领导人描绘得比老黑更黑。小说中化名“李得胜”的革命领导者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和老黑这样的地痞恶棍没有丝毫区别。按照当时还是地主武装身份的老黑的说法：“这下咱俩扯平了，都是背枪的！管它给谁背枪，还不都是出来混的？！”而“李得胜”的“革命理论”就是，要混就混个名堂。作为革命的领导者，“李得胜”比老黑更加心狠手辣。“李得胜”和老黑一起商议起事的时候，跛子老汉外出去摘花椒叶，“李得胜”误认为跛子老汉告密，因此枪杀了跛子老汉。当“李得胜”发觉了这是一个误会以后，不仅没有任何内疚，反而替自己辩解：“李得胜半会没言语，却看着老黑，说：他没让我相信他是要摘花椒叶的。老黑也明白了李得胜的话，就在老汉的头上也打了一枪，脑浆流出来，身子还动，接着再打一枪。”贾平凹把化名“李得胜”的革命领导者描绘成“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大奸大恶。他把这一段描写当成他的大手笔。“李得胜”误杀跛子老汉的情节剿袭《三国演义》第四回曹操杀吕伯奢的故事。《三国演义》第四回的描写翻转了前面曹操忠臣义士的崇高形象。在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一语后面，毛宗岗评点道：“曹操从前竟似一个好人，到此忽然说出奸雄心事，此二语是开宗明义章第一。”{26}《老生》剿袭《三国演义》，但是，在思想和艺术上，二者却天悬地隔。在思想上，《三国演义》拥刘反曹，并不是简单地因为曹操是“汉贼”，作为“汉室之胄”的刘备代表了封建正统，罗贯中把刘备塑造成为“仁君”，体现了一定的人民性。在艺术上，一方面，曹操杀吕伯奢这一恩将仇报的灭门之戮的情节塑造了曹操猜忌狡诈、大奸大恶的形象；但是，另一方面，曹操灭绝人性的行为又被描写得既惊心动魄又“合情合理”。曹操杀戮吕伯奢一家的行为是在特殊的心理状态下和特定的环境中发生的。曹操在刺杀董卓失败后一路逃亡，如惊弓之鸟，漏网之鱼，简直到了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程度。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他投奔到了结义兄弟吕伯奢家。而吕伯奢过分的热情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吕伯奢不仅远道去买酒，而且还打算杀一头猪款待惊魂未定的曹操。曹操在黑夜中听到磨刀霍霍，还听到要“缚而杀之”，按照毛宗岗的批语，此时的曹操只两个字，就是“吓杀”，因此，曹操先下手为强，杀了吕伯奢全家。当曹操在继续逃命的路上遇到买酒归来的吕伯奢的时候，本来已经放过了吕伯奢，但转念一想到吕伯奢发现真相以后再也没有活路的后果，才又回过头来杀了吕伯奢。曹操杀吕伯奢这一情节，人物的行为逻辑和环境气氛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人物的性格、心理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情节的推展可以说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本来是忠臣义士的曹操被一步步推到了忘恩负义的杀人凶手的位置。然而，《老生》却将误杀的场景由黑夜转换成白天，把误杀的对象变成了一个跛子，把时间变成了到屋外摘花椒叶的瞬间，本来想表现“李得胜”无端猜忌、忘恩负义的极端程度，但是，却使得“李得胜”的猜疑和误会完全失去了心理依据，真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罗贯中和贾平凹，一个是文学创造的天才，一个成了拙劣的剿袭者和低级的诽谤者。萨瓦托和博尔赫斯政治观点不同，但都具有不凡的艺术修养，相互之间充满了敬意。有一次，在讨论艺术问题的时候，萨瓦托提到一个人们普遍熟悉的例子，莎士比亚通常采用二流作家用过的题材和情节，他用平庸的素材写出了伟大的悲剧。因此，萨瓦托说：“这就意味着情节几乎等于‘零’。”{27}同样的情节，在不同作家手里，可能会造成完全不同的艺术效果。也正是这样，才可以真正分出艺术水平的高下。 五、正史・野史・秽史・投名状
贾平凹的徒众替他挑起“民间写史”的幌子。贾平凹也把自己妆扮成司马迁，把《老生》比附成《史记》。他说：“《史记》现在是我们最相信的，而当年司马迁却因此受了宫刑。”{28}司马迁不是因为《史记》而是因为替李陵辩护而遭受宫刑，这是初中生都知道的历史常识。贾平凹连初中的历史常识都不具备，却侈谈良史、信史，这样的勇气和胆量令人生畏。贾平凹把《老生》当作投名状，相反，司马迁的写作不是为了邀功讨赏，讨好当时的权势和流俗，而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追求永恒的正义。
贾平凹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以搜集和展览小脚、巫蛊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渣滓作为门店特色，依靠贫乏而病态的想象，从《废都》的虚矫和自恋走向了《老生》的狂妄和轻薄，在“民间写史”的幌子下，写出了低劣的谤书和荒唐的秽史。贾平凹简单地以道德化来审判革命，就像通常的野史将农民起义妖魔化一样，贾平凹把革命者彻底妖魔化。在《老生》中，如果说“李得胜”和老黑这些革命者多少还有些英雄豪杰气味的话，也正因此，他们都早已死于非命，那么剩下的最后摘取革命果实的匡三之流则完全是一种尿裤子的货色。
1919年4月，鲁迅的小说《孔乙己》在《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4号发表。鲁迅感慨于我国利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的风气，在篇末《附记》中写道：“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可叹可怜的事。”
《老生》中的唱师穿越阴阳两界，活了一百多岁，阅尽了人间沧桑。有人被唱师这个无所不能的叙述者迷惑和震服，然而，实际上，一方面，唱师这个叙述者根本承担不了这部小说所要求的复杂的叙述功能；另一方面，正像书中的老师一样，唱师也只不过是贾平凹自己的一个化身。因此，唱师一方面像贾平凹一样装神弄鬼、狂妄无知，另一方面也像贾平凹一样趋炎附势、庸俗不堪。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同样，大智若愚是国人耳熟能详的成语。因此，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学富五车的人绝不会卖弄自己的学问，只有半桶水的妄人才会夸耀自己的知识。我第一次从唱师这里听说了“五套班子”这个充满了“权威”和“威望”的名词。唱师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对权力系统更是了如指掌。
唱师讲话的口气根本不像一个跨越了阴阳两界的世外高人，反倒有点像《红楼梦》第四回里揣着“护官符”的贾雨村官衙里那个势利的门子，尽管同样势利，但不同的是，官衙里的门子谨小慎微，而唱师则狂妄自负到不知天高地厚。《红楼梦》里的“护官符”只有简单的几句诗：“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官，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玉金如铁。”仅仅几十个字就高屋建瓴、提纲挈领地描述了四大家族的势力，揭露了封建统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官官相护的本质。不仅如此，它还是《红楼梦》情节发展中重要的一环，为一介寒士穷儒的贾雨村走进《红楼梦》的故事中心起到了接榫的作用。相反，《老生》中的“护官符”既繁琐累赘，夸张失真，又不能对社会结构和人物关系作出真正深刻的画龙点睛式的描绘，更重要的是，唱师如此繁琐的“护官符”却对小说的情节发展并没有任何推动作用，而仅仅只是映照出了贾平凹自己热衷势利的内心世界。模仿是向大师致敬的一种方式，贾平凹从《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等古典小说里偷得了一些粗浅的技艺；但是，如果把门子或者师爷的衣服偷来给唱师穿上，就弄巧成拙，成了张冠李戴，不伦不类。贾平凹对古典小说的模仿令我们想起1958年的大炼钢铁，把铁锅敲碎了放到土高炉里，炼出来的是铁疙瘩。
在写作《老生》的时候，贾平凹曾经赋诗言志：“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风起云涌百年过，原来如此等老生。”他在小说中通过老师之口作了如下自笺：“神或许是人中的先知先觉，他高高能站山顶，又深深能行谷底，参天赞地，育物亲民。”（第28页）百年等待的结果，就是“先知先觉”的文人或神贾平凹的横空出世。贾平凹把自己描绘成了神。
顾彬因为“垃圾论”在中国一时间成了新闻人物。我们不必把洋人神化。不过，顾彬的“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当代文学是二锅头”的说法却还有点意思。贾平凹使我想到现代文学史上的郁达夫。在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以所谓色情和变态描写著称，郁达夫和贾平凹既有某些相似之处，同时又有天壤之别。“酒醉曾经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显示了现代文学的才情与风流。“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风起云涌百年过，原来如此等老生。”竭力装腔作势，却又空空如也。鲁迅死后，郁达夫曾经写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29}
回到顾彬有关当代文学的说法，贾平凹的《老生》不是顾彬所说的二锅头，而是假酒，是当代文学里冒着气泡的可乐。他把小说当作泼洒污水、讨好权势与取媚流俗的工具。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文氓”。文人无行，此之谓也。黄宗羲在评论明末著名公子和文人侯方域的时候有言：“夫人不耐寂寞，则亦何所不至？”{30}
“告别革命”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思想，而是已经流行了20多年的文化滥调。为什么在贾平凹那里“告别革命”突然成为一个重大的抉择？这是他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得到的“天启”。当许子东公布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六个幸运号码”之后，他急切地投入了《老生》的写作。有的人用墨写作，有的人用心写作，有的人用血写作，而贾平凹则是用鼻子写作。他有着灵敏的政治和商业嗅觉。他的《废都》最早触碰到了市场的G点，掀起了1990年代文学的商潮。他以写作追逐着意识形态的流行时尚，然而，在根本上，却一直都是一种扭曲和变态。用许子东的话来说：“与其说他当时‘纯真’，不如说他的创作个性在一开始就是‘扭曲’状。”{31}
作为文革之子，贾平凹永远追逐着潮流，他的名字写在潮水上。和《老生》这部小说的叙述者唱师一样，贾平凹骨子里透着势利，甚至他的小说《老生》里的石洞也只有“贵人”来了才出水。他在一次访谈中说：“我其实是最喜欢时尚的。”而接触过他的人也都惊讶于他的“摩登”。他永远追逐着潮流和时尚，随时站到人多势众的一边。他对语言的态度也同样表现出他媚俗的本性：“汉语原来是古汉语，但现在用古汉语写作是不适应形势的，如果现在还是写词或旧体诗，永远不可能成为主流的东西，引不起更多的人关注。”{32}他需要的仅仅是受到关注，成为主流。然而，胡适当初提倡白话文的时候，当时有势力的、通行的正是贾平凹所谓的“古汉语”，就连胡适自己首倡文学革命的论文《文学改良刍议》和最早起来响应他文学革命主张的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也还都是用“古汉语”写的。如果胡适和陈独秀也像贾平凹这样势利从众，那么，我们今天就仍然还在用“古汉语”写作。博尔赫斯被许多人当成文学神话，而曾经被萨特称作“资产阶级的看门狗”。当博尔赫斯要求加入保守党的时候，人家惊骇地看着他说：“可是我们毫无胜出的机会呀。”博尔赫斯的回答是：“绅士只对败局已定的事业感兴趣。”{33}博尔赫斯的例子说明，一个作家之所以能够称得上作家，在他的内心深处，必定有一种抵抗力和批判性。 文化大革命以批判封资修的名义摧毁了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化，以野蛮的暴力毁灭了人类的伦理、秩序和文明，却没有带来更先进的思想、道德、知识和文化。这种野蛮和暴力肆虐的结果就是，作为文革之子的贾平凹不仅无力吸收西方的优秀文化，而且对中国自己的思想和文化传统失去了基本的理解能力。
中国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不过，史的地位远高于文。史一直是中国文学追求和切近的目标，是衡文的重要标准，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杜甫便被冠以“诗史”的称号。贾平凹的写作，离文质彬彬的文还相距甚远，如果轻易地用史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就是对史的一种轻侮。
注释：
{1}卡夫卡：《谈话录》，《卡夫卡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29页。
{2}{25}多维编：《滋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第26页。
{3}李欧梵：《小说的当代命运》，《东吴学术》2013年第3期。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页。
{5}《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78集部31别集类存目五明戚继光撰《止止堂集》五卷，四库全书整理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75页。
{6}《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22子部32杂家类6《震泽长语》，四库全书整理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32页。
{7}“走向世界”，给老外看，这是贾平凹一种“写作的自觉”，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新时期作家的写作与此前的写作的最大和最根本的区别（也许被当时的作家视为买办作家的林语堂是唯一的例外，因为他本身就是用英语写作）。贾平凹曾经说：“作品是中国人写的，但精神内涵，作品的境界已经和西方接轨。这样，作品才有厚度，别人才会来看。”（贾平凹、王尧：《我的血管里面没有贵族的血液――贾平凹访谈录》，见王尧：《在汉语中出生入死：关于汉语写作的高端访谈》，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
{8}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认为海的本义是湖，海的今义是后起之义。《汉语大字典》“海”的第一个释义是这样的：“本指承受大陆江河的地球上最大的水域；后指邻接大陆而小于洋的水域。（见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缩印本，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683页。）李学勤主编的《字源》也采此说：“从水，每声。百川汇聚处。本指地球上最大的水域。后指小于洋的水域。”（李学勤主编：《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74页。）《王力古汉语字典》第一条释义里并列了“海”和“大的湖泊”两个含义。（见王力主编：《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9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古汉语字典》（新一版）海之释义一：“大洋边缘靠近陆地的部分”；释义二：“指大湖。如：青海；洱海。”（《古汉语字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9页。）许慎《说文解字》：“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从水，每声。”（见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版，第229页。）后来引申为荒远之地。《尔雅・释地》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的说法。（见郭璞注《尔雅》，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3页。）《说文解字段注》在引用了《尔雅》的这一说法之后说：“此引伸之义也。凡地大物博者，皆谓之海。”（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段注》，成都古籍书店影印1981年版，第577页。）《荀子》卷五《王制篇》：“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杨注：“海，谓荒晦绝远之地，不必至海水也。”（见荀况著、杨注，耿芸标校《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6页。）刘熙《释名》卷一《释水第四》：“海，晦也，主承秽浊，其色黑而晦也。（见毕沅《释名疏证》（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页。）《孝经注疏》卷一释“刑于四海”：“经典通谓四夷为‘四海’。案《周礼》《礼记》《尔雅》皆言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谓之四夷，或云‘四海’，故注以四夷释‘四海’也。孙炎曰：‘海者，晦暗无知也。’”（见《孝经注疏》，李隆基注，邢m疏，金良年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总之，海本义指大的水域，由其晦暗难测的性质和特点引申为超出于古人知识范围的荒远之地。古人常常赋予不同的方位以不同的价值等级，因此，在古代，“海”也同“鄙”一样既有地理意义，也包含了价值上的区分。“四海”与“中国”既有地理上的不同，也有文明程度上的区别。
{9}孔令燕《：为内心的历史画像》，《光明日报》2014年11月7日。
{10}{28}刘心印：《贾平凹谈新作：写苦难是为了告别苦难》，《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1期。
{11} 霍布斯被视为近代第一个政治思想家。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性最重要的内容。霍布斯著名的《利维坦》一书是有关国家论的巨著。霍布斯一个重要的假说是人性恶，他认为最坏的君主制也要好过自然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国家是现代政治思想生产出来的人造怪物。除了生产方式之外，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此前的社会的一个巨大区别就是，国家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到了自己的手中，尤其是垄断了所有合法暴力。按照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的观点，所有现代民族国家在本质上都具有极权主义的性质。比如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宗族和国家一样拥有行使暴力惩罚的权力，父母也同样如此，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而在现代社会里，大义灭亲就变得完全非法了，并且会因为冒犯了国家所垄断的权力而遭到惩罚。
{12}《孟子》（卷一），焦循《孟子正义》，《诸子集成》（第1册），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37页。
{13}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590页。 {14}李贽眉批，见施耐庵、罗贯中著，金圣叹、李卓吾点评：《水浒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48页。
{15}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徐复观文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16}葛弘：《抱朴子》外篇第三十卷《钧世》，《诸子集成》（第8册），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55页。
{17}姚雪垠为了写作历史小说《李自成》，读过的明代史料比一般的明史专家还多，堪称敬业。这种敬业精神应该让号称“民间写史”的愚妄轻佻无地自容。国民党的基本单位和基层组织是县党部之下的区分部，并无所谓“镇党部”。“民间写史”竟然可以出现“国民党镇党部”这种想当然的机构。既然号称写史，就请稍稍专业一点，稍具基本常识。
{18}{22}王春林：《探寻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贾平凹长篇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1期。
{23}《令知领用枪弹价目》，《广东省政府公报》第209期，第91页，1932年12月31日。
{24}何言宏：《讲述中国的方法――贾平凹长篇小说读札》，《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1期。
{26}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
{27}奥尔兰多・巴罗内整理：《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对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29}郁达夫：《怀鲁迅》，《郁达夫文集》（第4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页。
{30}黄宗羲：《思旧录》，《黄宗羲全集》（第1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59页。
{31}许子东：《寻根文学中的贾平凹和阿城》，《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
{32} 贾平凹、王尧：《我的血管里面没有贵族的血液――贾平凹访谈录》，见王尧：《在汉语中出生入死：关于汉语写作的高端访谈》，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184页。
{33}丽塔・吉伯特：《豪尔赫・路易丝・博尔赫斯》，理查德・伯金编，王永年译：《博尔赫斯谈话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