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中叶之前，词集笺注一般重在注解语辞典故，清中叶至清末民初，词集笺注主要以疏证体的形式出现，重在人事考订，笺注转向注重知人论世，为编年笺注的兴起提供了重要基础。民国时期，随着新学术思想的影响与现代词学学科的建立，以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邓广铭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学人将词集校勘、笺释、编年等内容融为一体，极大推动了词集编年笺注的兴盛与成熟，既体现了词集文献整理走向学术化与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标示着20世纪词别集整理的方向。
关键词：民国；词集；疏证；编年笺注
作者简介：甘松，男，文学博士，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从事词学研究；曲景毅，男，文学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从事中国文学与汉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百年词集编纂整理研究”，项目编号：12CZW053；合肥师范学院“136”人才基金项目“民国时期词集编选与笺注研究”，项目编号：2014136SKC02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6-0130-08
编年，是在考订作品作年基础上，按时间顺序编排作品的一种文献编辑方式，自然要关注文本创作的历史背景。笺注，本为解释疏通文义而发。疏通文义，明了字面文辞，也要兼顾文本创作的历史背景，所谓“知人论世”是也。由两者结合而成的编年笺注，自然也以关注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为自身重要特点。古人解诗，已注意到此。王国维《玉溪生诗年谱汇笺序》评东汉郑玄笺《毛诗》云：“及北海郑君出，乃专用孟子之法以治诗。其于诗也，有谱，有笺。谱也者，所以论古人之世也；笺也者，所以逆古人之志也。……治古诗如是，治后世诗亦何独不然？”[1]（P76）张伯伟指出，自宋代开始“知人论世”就在批评实践中得到大规模的体现，并以“纪事之体”和“年谱之作”的兴起为其主要标志。[2]（P67-68）其实，宋人整理诗歌时广泛使用编年笺注的方法，也是对“知人论世”这一传统文学思想的运用。如鲁《编次杜工部诗》、赵彦才《新定杜工部古近体诗先后并解》等都是按年月编次，另如任渊《山谷内集诗注》，史容《山谷外集诗注》，施元之、施宿父子《注东坡先生诗》等本朝诗集注解，也采用了编年笺注的形式。清人整理诗歌文献，对编年笺注这一方式的认识以及诗史互证方法的运用，达到较高水平，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成果。1总体来看，由宋至清，诗歌编年笺注这种文献整理方式已趋成熟。
词集（本文主要指词别集）编年笺注则明显滞后，直至1910年朱祖谋整理的《东坡乐府》刊行，词集编年笺注才初具雏形。词集缺少编年，原因或许有二：一是早期词作多用于娱宾遣兴，作品所涉之人、事、地线索不明，难以编年；二是词较之诗文，文学地位卑下，文人学者于此道多不措意。然而，民国时期词集编年笺注之兴起又颇令人瞩目，短短二三十年间，就有龙榆生《东坡乐府笺》、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2、梁启勋《稼轩词疏证》以及缪钺《遗山乐府编年小笺》等一批成果涌现，其中不乏典范之作。有学者指出：“编年和笺注是作家作品研究的基础，在具体的资料工作和综合性的理论、批评工作之间架设了桥梁，因此是20世纪词学研究的重要方面。”[3]（P12）而合二者为一体的编年笺注，是20世纪词集（尤其是词别集）整理的重要方式，也是梳理近百年词集文献整理不容忽视的内容。
目前学界对词集编年笺注体例之兴起、发展、成熟的细节、动因及词学意义尚缺乏细致、深入的探讨。词集笺注作为词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组成部分，在漫长的传统词学时期，其发展变化主要体现为自身的完善，如词集笺注的体例与内容由单一性走向综合性，由普及性逐步走向学术化[4]，进入20世纪之后，新的学术思潮的冲击与影响、现代词学学科的建立则成为词集笺注新变的重要动因。编年笺注作为民国时期词集整理的新发展，其背后动因也应主要从这两方面去寻找。
一、词集疏证：编年笺注之先导
词集笺注从宋代到清末的发展变化，大体可以清中叶为限，此前的词集笺注主要是通过征引典源以明文辞之工，而清中叶之后，词集笺注则转向注重知人论世，这种转变为词集编年笺注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宋人词集笺注现存傅帧蹲⑵麓省贰⒊略龙《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以及附在《增广笺注简斋诗集》中的胡a注《无住词》。这些笺注本的基本情况，学界已有研讨，本文根据各书序文可以探知宋人对词集笺注的认识与理解。刘肃《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序》云：
辞不轻措，辞之工也；阅辞必详其所措，工于阅者也。措之非轻而阅之非详，工于阅而不工于措，胥失矣，亦奚胥望焉。……措辞之工，岂不有待于阅者之笺释耶？周美成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缜密典丽，流风可仰。其征辞引类，推古夸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来历，真足冠冕词林。欢筵歌席率知崇爱，知其故实者几何人斯？殆犹属目于雾中花、云中月，虽意其美而皎然识其所以美则未也。漳江陈少章，家世以学问文章为庐陵望族，涵泳经籍之暇，阅其词，病旧注之简略，遂详而疏之，俾歌之者究其事、达其意，则美成之美益彰，犹获昆山之片珍，琢其质而彰其文，岂不快夫人之心目也。[5]（P575-577）
刘肃认为，周美成的词措辞工妙，“言言皆有来历”，而一般读者往往不能领会，只能“意其美”而不能“皎然识其所以美”，故而《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笺注的重点就在揭示其成语、典故的来历，以帮助读者欣赏了。傅共《注坡词序》现已残缺，但依然可以看出其大体思路。傅共首先指出东坡词的特点是“寄意幽渺，指事深远，片词只字，皆有根柢，是以世之玩者未易识其佳处”。针对东坡词的特点，傅肿⒆龅搅恕胺蟪蒲菸觯指摘源流，开卷烂然，众美在目”。[6]（P7）可见“指摘源流”正是傅注的主要内容。胡a《无住词注》附《增广笺注简斋诗集》后，无序文，但诗集有序。楼钥《简斋诗笺序》称简斋诗“用事深隐”之处，往往使读者“抚卷茫然”，而胡a之注“贯穿百家，出入释老，旁征曲引，能发简斋之秘”。[7]（P376）可见胡a注简斋诗，正在征引典源、疏通典故。而十八首无住词的注释，也大体如此。 从以上注本序文可看出，宋人认为词集笺注主要是揭示词中典故、辞语的来历，以帮助读者欣赏作者“措辞之工”。因此在这些词集笺注中，多采用征引典源的方法，而注释内容则主要集中在文辞方面。任二北论词集笺注，指出“宋人之所事者，仅文字典实一面”[8]（P67-68），虽不免绝对，但大体不错。到了清代中期，词集笺注主要以厉鹗等人的《绝妙好词笺》和江昱的《 洲渔笛谱考证》、《山中白云词疏证》为代表，人们希望词集笺注能够做到“知人论世”，从而帮助读者“以意逆志”。江昱曾于《山中白云词疏证自序》解释疏证张炎词集的动机：
词自白石后，惟玉田不愧大宗，而用意之密，适肖题分，尤称极诣。率尔读之，虽击节叹赏而作者苦心或未出也。夫集中之题但云某人某地，读者亦仅就其词，臆为人如是，地如是，是人与地因词而见，而不知词实有以确洽其人与地，何啻目眩珊瑚木难而不能名耶？其或实有所指而本题未能注明，则又往往忽略，甚且以为宽泛之语而曾不经意，可胜三叹。间与弟蔗畦涉猎之余，遇可相发明者，辄简之笔端……至其词之取摭宏富，蕴酿深纯，则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处者，读者当自得之，不得鳃鳃为之诠释尔。[9]（P5142-5145）
江昱认为，张炎词作遣词造句皆有为而发，用意极深，如果不了解其创作背景，就无法真正理解其“苦心”，因此他的笺注工作就集中于词作所涉之人、事、地的考证疏通上，宋人笺注时比较专注的典故、成语就不是他关注的重点了。江昱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疏证的目的，陈撰《山中白云词疏证序》云：“（张炎）词一往而深，隐约结啬，使非熟悉诸人之生平与其情事之曲折，则纪其铿锵而不说其义，犹然袭于音者已。今得济阳兄弟疏通证明之……读之UU与诸君子屐齿相蹑，抚麈拂几于一室之中。遂使词之精蕴，挹之而逾以出。”[9]（P5141-5142）陈撰认为，江昱兄弟笺注的创获正是通过对诸人生平、情事曲折的疏通证明，帮助读者克服时空的阻隔，从而明了张炎词“隐约结啬”之“精蕴”。
这种以知人论世为特色的笺注实践和认知并非孤立现象。就江昱本人而言，在疏证张炎词之前，已作《 洲渔笛谱考证》。作于乾隆四年（1739）的《 洲渔笛谱跋》介绍其考证工作主要是将“题中人地岁月，以及本事、轶事，词话倡和之作，凡有交涉可相互发明者，并疏附词后”[9]（P4892）。可见其关注重点也已由文辞转向人事背景。另一部完成于乾隆年间的《绝妙好词笺》也是如此。厉鹗《绝妙好词笺序》在谈到笺注内容时说：“不独诸人里居出处十得八九，而词中之本事，词外之佚事，以及名篇秀句、零珠碎金，摭拾无遗。俾读者展卷时，U然如聆其笑语而共其游历也。”[10]（P17-18）可见其笺注重点和江昱近似。
江昱、陈撰等人认为，词集笺注的任务是通过考证诸人生平、情事曲折，以帮助读者理解词旨，领会作者用心，词集笺注的重点由此转向知人论世。其实，宋人傅帧蹲⑵麓省泛徒鹑宋旱烂鞫浴睹餍愦省返募阕⒅幸嘤猩婕爸人论世的内容，如《注坡词》卷一注《满庭芳》（归去来兮）中“坐见黄州再闰”一句，引苏轼《黄州安国寺记》、《与陈季常诗序》二文参互考证作者行迹，以明“再闰”之义。[6]（P18）魏氏笺注《明秀集》，对题序所涉之人、事，也作有简略注释，如魏氏于卷一《水调歌头・送陈咏之归镇阳》题下注曰：“镇阳，汉东垣县，赵地。在恒山之阳，唐曰镇州，今为真定府、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按《蔡大学墓表》，陈沂字咏之，大学子伲天眷中官承德。”[11]（P282）从整体看，这两部注本的重心都在文辞典故，而非知人论世。相较而言，江昱等人的实践以及表述，则清楚表明了词集笺注重心的转向，因此，有学者认为江昱的疏证开创了具有“去文学化”特点的词集笺注模式[12]。实际上，江昱疏证在去除对文辞的关注后，重点已经转向“知人论世”，这似乎更能概括江昱笺注实践的特色。
清中叶词集笺注转向知人论世，与当时的学术风气密切相关。有学者已注意到清代词学和乾嘉学术之间的关系，认为吴中、扬州既是乾嘉学术的兴起之地，又是浙西词派的大本营，当地学者一身而出入两派，促进了文学和学术的互动，而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乾嘉时期考证方法在词集整理中的大规模运用，并以总集、词话编撰作为例证。[13]其实，乾隆年间问世的《绝妙好词笺》、《山中白云词疏证》、《 洲渔笛谱考证》等词集注本也鲜明地体现了考证方法的运用。厉鹗与江昱都是扬州学术圈内的成员，带有一身出入两派的特点1，如此看来，词集笺注与乾嘉学术之间也应存在互动关系。
从笺注疏通文义的本质要求来看，宋人单纯关注文辞无疑过于简单了，特别是当词体文学摆脱了娱宾遣兴的角色，日益成为抒情诗体的时候，这种做法就愈发不合时宜。所以，词集笺注转向知人论世当是其内在发展的必然要求。龙榆生在《饮水词笺序》中指出，宋人笺词，不似笺诗精审，而之后“金人魏道明为《萧闲老人明秀集注》，于征引故实之外，兼及同时赓和诸人仕履，以逮遗闻逸事，足补史之阙文，而与词旨相发，始斐然有述作之意。清代广陵江昱，取周密之《 洲渔笛谱》，张炎之《山中白云词》，博采旧闻，作为疏证，于是词林乃有笺注之学”[14]（P1）。龙氏将江昱注重知人论世的“疏证”体视为“词林笺注之学”成立之标志，正表明这一转向是词集笺注的应有之义。
清末民初是词集笺注的一大高潮。此期的词集笺注，主要继承了清中叶江昱疏证词集注重人事考订的传统。朱祖谋于1914年和1917年分别将江昱《山中白云词疏证》和《 洲渔笛谱考证》刊刻行世，扩大了其流布范围，以考订为主的疏证体例由此为学界所注意，并对词坛产生了示范意义。朱氏本人在从事词集校勘的同时，也注意进行笺注工作。1908年，朱氏重校《梦窗词》并作《梦窗词集小笺》附于后，他曾交代小笺的经过：“词中本事，洎其朋友游迹，浏览之顷，随有采获，不忍挥弃，辄复录存，以为笺释张本。”[9]（P6）可见笺注的重心正是“本事”而非文辞。此外，他在刊刻《山中白云词疏证》时，针对其疏漏之处，为之补笺五十余条。 受朱祖谋《梦窗词集小笺》启发与影响，夏承焘于1932年完成《梦窗词集后笺》，笺吴梦窗词五十阕，主要考证词作年代及作品所涉名物。此外，沈曾植《稼轩词小笺》、陈思《白石道人歌曲疏证》也值得注意。沈曾植《稼轩词小笺》自其手批四印斋本《稼轩长短句》中录出，刊于1933年《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沈氏卒于1922年，《小笺》当成于此前。陈思《白石道人歌曲疏证》有1933年《辽海丛书》本。据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31年2月18日记所记陈思书信，信中提及白石诗词注已写定，则其撰成当在此前。沈、陈二人之笺注，重点在于考订词中涉及之人、事、地，体例近于江昱疏证。
总体来看，清代中叶以至清末民初，词集笺注主要以疏证体的形式出现，以人事考订为主，表现出对文本生成之历史背景的重视。而编年和笺注的结合，其特点也正在于此，因此疏证体例的出现，实为编年笺注体例之先导，如果再进一步，编年笺注便呼之欲出了。
二、传承与裂变：词集编年笺注之兴起
词集编年笺注虽出自清末老一辈词人之手，但其兴起与成熟却是由新一代学人在新的学术背景下推进并完成的。刘扬忠曾以“裂变”来描述新词学和旧词学之间的关系，强调20世纪初的三十年中，新的文化思潮对现代词学成立的巨大作用。[15]考察词集编年笺注在20世纪上半叶的兴起与发展，适可见出新文学思潮对其产生的巨大影响。
1910年朱祖谋《东坡乐府》刊行，全书三卷，其中编年词二卷，未编年词另作一卷，以调类编。此书是第一部以编年形式出现的词集笺注，沈曾植将其特点概括为“以史例治词”：“以事系日，以日系月，史例也。宋人以之治诗，而东坡、山谷、后山之情际，宾主历然，旷百世若披帷而相见。彼谓诗史，史乎史乎！沤尹侍郎乃今复以此例施之于词，东坡其乘苇也。”[16]（P3612）评价可谓精当，不过论及这种体例的意义，沈氏仍未能脱离“知人论世”之范围。沈氏认为，“以史例治词”，可使读者和作者“旷百世若披帷而相见”，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厉鹗对自己笺注的评价，“读者展卷时，U然如聆其笑语而共其游历也”，以及陈撰对江昱《山中白云词疏证》的赞誉，“UU与诸君子屐齿相蹑，抚麈拂几于一室之中”，这都是“知人论世”的形象表达而已。
1934年，龙榆生在乃师朱祖谋编年本《东坡乐府》的基础上重加排比笺释，编成《东坡乐府笺》一书，夏敬观为《东坡乐府笺》作序曰：“诗文集非出手定，为后人所辑录者，往往次序凌猎，读者不得寻迹相证，以窥其旨，于是乎有编年；ぴ迩泊牵字有来历，校正伪舛，必详其源，于是乎有笺注。”[17]（卷首）编年的作用正在“寻迹相证，以窥其旨”，也就是确定词作的背景，并以此作为理解词意的凭借。显然，“寻迹相证”与“知人论世”意义相通。
虽未见朱祖谋自己发表有关编年笺注的意见，但沈、夏为其友朋辈，他们的观点想必为朱氏所认同。再则，考察朱氏在词集笺注方面的一系列工作，似乎也可看出一些端倪：
表一
[年份＼&工作内容＼&是否编年＼&1908＼&《梦窗词集小笺》＼&否＼&1910＼&《东坡乐府》＼&是＼&1914＼&刊刻并补笺《山中白云词疏证》＼&否＼&1917＼&刊刻《 洲渔笛谱考证》＼&否＼&]
从表一提供的信息可以看出，在朱氏为数不多的词集笺注活动中，编年笺注一体仿佛昙花一现，并未得以普遍运用，似乎也表明这种新笺注形式的特点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总体看来，清末以朱祖谋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学人对编年笺注的认识，仍以知人论世为主。一方面说明这一体例和清代中期以来“疏证”体例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视为后者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老一辈学人尚未能充分意识到编年与笺注结合的意义，一定程度上将其和“疏证”体例混同。然而，20世纪30年代前后，词集编年笺注蔚然兴起。
1928年，不以词学为专攻的梁启超却开始了词集编年的工作。据《梁启超手批稼轩词》（中国书店2011年影印本）一书信息，早在1925年梁启超就已经开始批注稼轩词的工作。1928年，梁启超开始利用“涉园影宋淳熙本”校勘手中的四印斋影元信州本，同时对一些词的作年做了初步考订，以朱、墨两色笔批注于该书的页眉处。梁启超在研读、批注基础上发现四卷本具有编年的意味，在同年撰成的《跋四卷本稼轩词》中说：“此本最大特色，在含有编年意味……此本阅数年编集一次，虽每首作年难一一确指，然某集所收为某时期作品，可略推见。”[18]（P21）由此，他确立了辛词编年的基本原则，即以四卷本所提示的粗略线索为基础，“将各时段游宦或家居时之地与人互相证勘，其年份明确者隶于本年，不甚明确者则总载或附录于某地宦迹之末一年”[19]（P9）。可惜的是，编年原则虽然确定，但梁氏却因病于1929年去世，所撰《辛稼轩年谱》未能完成，辛词的编年工作也没有全面展开。梁氏去世之后，其弟梁启勋在乃兄《辛稼轩年谱》和辛词眉批中有关作年考证的基础上，依据梁启超所确立的编年原则，很快撰成《稼轩词疏证》，此书将辛弃疾的623首词依照作年编为六卷，成为最早的稼轩词编年笺注本。
同样是在1928年，夏承焘也开始关注词集的编年笺注。本年他在严州获睹江昱《山中白云词疏证》，赞赏其“广辑事实，不注文句”[20]（P29）的体例，而“惜其尚未编年”[20]（P30）。1929年，夏承焘在撰写词人年谱时，制订了名为“十种宋人词疏证”的词集笺注计划。由于时间、精力等多种原因的影响，十种疏证中只有姜夔词集疏证一直在进行，并最终完成《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书稿。这部著作一直到1958年才正式出版。1夏承焘1943年1月4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发陈从周杭州书，嘱抄白石各稿改易各条。……平生著述，此为最精。张孟劬、赵斐云过誉为非今人所能为，固不敢当。若持较江宾谷周张词疏证，自谓不但不愧之而已。”[20]（P449）可见此时关于姜夔词集的笺注已经完成，而且自信较之江昱笺证有过之而无不及。 民国时期，令人瞩目的编年笺注词集还有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1936年夏，邓广铭于北京大学完成毕业论文《陈龙川传》，在指导老师胡适启发下，开始注意与陈亮关系密切的辛弃疾。邓广铭对时人所撰之辛氏年谱与《稼轩词疏证》都不满意，于是动手收集资料，考查辛弃疾的生平经历，并最终撰成《辛稼轩年谱》和《辛弃疾传》二书。由于辛弃疾的诗文集未见流传，邓广铭的工作就从编年笺注辛氏词集开始，于是一位历史学研究者与词学研究结缘。在初版《稼轩词编年笺注・例言》中，邓广铭称，“兹编参考所及，四部诸书，综计已不下千种，远逾万卷”[21]（P2），足见搜讨之勤。丰富的材料加上严谨的考据，使其研究工作迅速获得学界认可。1937年他发表《〈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获得陈寅恪“精博”的评价。迨全书初稿完成，夏承焘更是推许其“考证部分，用力最勤，远胜二梁之作”[20]（P128）。《稼轩词编年笺注》一书后来又经多次修订，成为词集编年笺注的典范之作。
郑骞研究稼轩词的工作也值得注意。1931年郑骞于燕京大学读书期间，就已着手《辛稼轩年谱》、《稼轩长短句校注》等书的撰著。1937年《辛稼轩年谱》完稿，次年以《辛稼轩先生年谱》为名，自费印出。[22]《稼轩长短句校注》一直未公开出版，难获其详，其内容也应涉及辛词编年。1除大部头的著作外，1936年缪钺在《词学季刊》发表《遗山乐府编年小笺》一文，篇幅虽不大，却是元好问词的首次编年笺注。
将20世纪30年代前后完成的编年笺注词集与朱祖谋的《东坡乐府》一起制成图表，可以清楚看出词集编年笺注的兴起、发展的时间轨迹。
从时间分布看，自1910年词集编年笺注略具雏形到20世纪30年代词集编年笺注走向兴盛并趋于成熟，这个过程曲线并不平缓，而是在1930年后出现一个突然的上扬，这个变化，正是词集编年笺注发展过程中“传承与裂变”的直观体现。
三、词集编年笺注兴盛之原因及意义
词集编年笺注之兴起，朱祖谋等人可谓开风气之先，而词集编年笺注的兴盛繁荣，则是由以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邓广铭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学人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后推动完成的。编年笺注的突然勃兴，并非传统词集文献整理的简单延续，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因素作用下催生的裂变。
在传统词学时期，无论是宋人征引典源，以明作品辞藻之美赡，还是清人的知人论世，其目的主要是帮助读者“读”词，这与传统词学以“创作”为旨趣的特点一致。现代词学之旨趣则有根本不同，其间差别正如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中所言：“取唐宋以来之燕乐杂曲，依其节拍而实之以文字，谓之‘填词’。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23]（P87）目的不同，对词集笺注的要求也就不同。简而言之，即由传统词学视野下注重“读通”，转变为现代词学视野下之注目于“研究”。20世纪头三十年，人们对“学词”与“词学”的概念尚未分清界限，直到龙榆生1934年在《词学季刊》发表《词学研究之商榷》，将词学研究分为图谱之学、词乐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等八个方面，揭示词学研究的基本范围后，人们才开始将词学作为一门学问或学科来看待。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着现代词学学科体系的形成[24]，词集笺注这一传统治词方式，日益走向学术化与现代化，有了与编年紧密结合的需求，即便并非以编年为体例的词集笺注本也明显体现出这一趋势。例如，杨铁夫在朱祖谋指导下研读、笺注梦窗词，三易其稿，于1936年出版《吴梦窗词笺释》，其体例较之疏证体更进一步，鉴赏、考证、校勘、编年均有所涉及。詹安泰于1936年完成《花外集笺注》初稿，笺注内容亦涉及校勘、考订、注解、集评等多项内容，此后还不断修订。2唐圭璋的《南唐二主词汇笺》于1936年刊行，融校勘、版本、年表、笺注于一体，赵尊岳之序盛赞其体例之精：“唐氏乃追踪樊榭，综覆诸家。申以汉人治经之法，用立学者笺词之型。举凡版刻、年表、雠校、笺记，但故籍之可搜寻，片言之可撷采，莫不甄录，备著于篇。学者手此一卷，珍重灯窗，微特于二主之词，多所启益，即就其体式，以治他家，亦无不然有当。”[25]（P2）这类词集笺注以其资料的完备与精审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早已超越疏通词意的层次，赵尊岳称其为“学者笺词之型”，可谓恰切。
“学者笺词之型”和之前的词集笺注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是在“研究”的视野下进行的。上文所举夏承焘阅读江昱《山中白云词疏证》，惜其“尚未编年”，正体现出研究的自觉。唐圭璋笺注南唐二主词，虽难以一一详定其作年，却附录二主年表，以相参照。与唐著类似，1937年李勖作《饮水词笺》，也在书前列有《饮水词人年谱》，这显示出新一代学者将编年与笺注结合起来的意图。
词集编年笺注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兴起，还因其受到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文学史观的影响。有学者指出：“以进化的观念为指导，对古典文学进行系统的归纳考察和文体分析，是‘五四’之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这是一种强调科学实证的文学进化史的阐释方式。”[26]（P590）在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文学史观这一新的学术思想的冲击下，“词史之学”兴起，促使笺注与编年愈发自觉地结合起来。如梁启超说：“欲治文学史，宜先刺取各时代代表之作者，察其时代背景，与夫身世所经历，了解其特性及其思想之渊源及感受。”[27]（P1）而要做到这一点，作品编年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梁启勋在《稼轩词疏证序例》中说：“人之思想变化，每与时代及环境为因缘。若作品不编年，则无以见其迁移之痕迹。”[28]（P1）梁启勋认识到，对作品进行编年，不但使词作的时间坐标得以确定，也可以展示词人创作、生平思想的变化及其交游网络等诸多信息，这使历史地描述和解释词人创作情况成为可能，词学研究可以摆脱主观印象式评价，更趋准确与深入。
夏承焘的笺词工作，可视为典型案例。夏承焘深受传统词学影响，对新的学术思潮又异常敏感并予以自觉吸纳。早在1920年，他就赴南京高等师范开办的暑期学校旁听胡适等新学巨子的课程，此后一直密切关注着学术界的新思潮。1929年7月，他“再阅胡适治学方法与材料”，认为是“洵有价值文字”。[20]（P104）正是因为受到新学的影响，夏承焘治词之时就有一种方法的自觉。1929年9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国文学待垦植掘发之地尚多，止看其方法当否耳。”[20]（P119）而方法则必须“科学”。1929年他阅读《容斋随笔》，注意到“其论史诸节，用科学方法，已开赵翼之先矣”[20]（P102）。同年3月，他的朋友给他写信，谈到词学研究，力主“须以治学方式行之，精确翔实，勿落时人寻尸改殓之窠臼”[20]（P84）。1929年8月，夏承焘撰写词人年谱时，制订了词集笺注计划：“作子野年谱，翻书三四种（十种宋名家词疏证）。拟仿江宾谷注山中白云词、 洲渔笛谱例，为白石、稼轩、山谷、淮海、片玉、乐章、龙州、后村、东坡、六一诸大家词作疏证，名十种宋人词疏证。唐、宋、元各总集，如花庵词选、中州乐府，则以余力及之。期以五六年，词人年谱成，此亦可夺脱矣。”[20]（P116）可以看出，夏承焘的词集笺注是在撰著词人年谱的基础上进行的。词集编年笺注能够充分反映词作的具体背景、词人创作的变迁历程，一部经过编年笺注的词集也就俨然成为具体而微的一部“词史”。可以说，编年与笺注的融合使得词集笺注具有了“史”的意味，这对词史研究、词学批评建设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词集编年笺注属于词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范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词集刊刻、整理的情况并不算理想。就词集的校勘而言，明代毛晋在刊刻词集的同时，已注意到校勘的问题，但不过随手为之。清初朱彝尊颇重校勘，表现出一定的自觉意识，但发凡起例，确定一系列校勘的规则，标志着词集校勘之学成立的，是清末王鹏运、朱祖谋等人。[29]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现代词学学科的建立与建设，以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邓广铭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学人将词集校勘、笺释、编年融为一体，极大地推动了词集编年笺注的兴盛与成熟，体现了词集文献整理走向学术化与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标示着20世纪词别集整理的方向。
参 考 文 献
[1] 姚淦铭等：《王国维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2]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
[3] 王小盾等：《词曲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4] 丁放、甘松：《中国古代词集笺注、评点的演变及功能》，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5] 吴昌绶等：《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北京：中国书店，2011.
[6] 刘尚荣：《傅肿⑵麓省罚成都：巴蜀书社，1993.
[7] 胡a：《增广笺注简斋诗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8] 任二北：《词学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9] 朱祖谋：《村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0] 厉鹗等：《绝妙好词笺》，北京：中华书局，1957.
[11] 魏道明：《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12] 夏志颖：《江昱〈山中白云词疏证〉析论》，载程章灿：《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五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13] 陈水云：《乾嘉学派与清代词学》，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
[14] 李勖：《饮水词笺》，南京：正中书局，1937.
[15] 严迪昌、刘扬忠、钟振振、王兆鹏：《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
[16] 沈曾植：《菌阁琐谈》，载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17] 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北京：中华书局，2009.
[18]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四四下），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
[19]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九八），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
[20]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夏承焘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21]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22] 之远：《词家郑骞先生学术年表新订》，载《中国韵文学刊》2012年第1期.
[23] 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4] 彭玉平：《词学的古典与现代――词学学科体系与学术源流初探》，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25] 唐圭璋：《南唐二主词汇笺》，南京：正中书局，1936.
[26] 刘扬忠：《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
[27]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九六），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
[28] 梁启勋：《稼轩词疏证》，台北：广文书局，1977.
[29] 张晖：《论清末民初词籍校勘之兴起》，载曹虹、蒋寅、张宏生：《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