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方以智在明清之际倡言“三教合一”可谓独具匠心。本文通过对他晚期二十年内倡言“三教合一”之历程与重要观点的系统梳理，以强调：他之倡言“三教合一”，不但是为其恪守“世出世”（入世即出世）之情怀作辩护，而且是为了确立其崇“学”理念以尽其文化学术上的担当。崇“学”非自方以智始，然而方以智崇“学”却有着时代意义，即它体现了明清之际知识主义的兴起，从本质上揭示了中国学术在那个年代如何从“尊德性”转向“道问学”。
关键词：方以智；三教合一 ；儒释道；反因公因；崇学
中国学术思想，在经唐末到明中叶五百来年的酝酿之后，于明末清初开启了一个转型时代。如何定义这个转型时代的学术性质，学者的见解歧义纷呈，难以统一，但学者们对其显现的认知，却高度相通，一致认为它表现为“三教合一”（三教会通）论一时形成思潮，左右着中国学术思想的未来走向。在明末清初的哲人中，方以智可谓倡言“三教合一”（三教会通）论最自觉且独具匠心者。因此，探讨方以智“三教合一”（三教会通）论之学术旨趣，就是我们探讨明末清初学术转型之意义决不能绕开的课题。本文希望通过对方氏“三教合一”（三教会通）论的分析以阐释明末清初学术转型之意义。
一
就现在已见到文献而言，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方以智倡言“三教合一”（三教会通）论，是在他一生的后二十年。大致梳理一下的话，可以用五个年份来划分其历程：
第一，1651年初冬前于广西梧州云盖寺完稿的《易余》①，以虚构之当士、何生、平公三人对谈方式，表达其“三教会通”之初步思想。在《易余・三子记》中，当士以其穿着主色为黄②可判为系代表道家；何生以其“半裾缁，假锺而赤其足”可判为系代表佛家③，平公以其“被苍发，毳羽b，蹑帧保可判为系代表儒家。“平公吹笙，何生促筝，当士歌海鹤三山之曲，击尺于几以节之。笙具有埙}萧管之声，筝具有离洒房中之声，节歌有锺鼓金玉、H相雅之声，笙入筝而中歌之节，抗坠贯珠，累累若一”，这显然是以三子所奏所歌之音乐调和暗喻儒释道三教的会通“若一”。对于三教教义之精神相通，在《易余・世出世》篇还有一段妙喻：“两楹在今，必以柱史之龙予黄面，黄面入东，必颂金声玉振之书，而送壁雪诸徒上韦编之学”，意谓孔子活在今天，他一定要用当年赞颂老子神秘莫测的话语来赞颂佛祖，而佛祖来到中国，也一定能领会孔子儒家的著作，而将禅宗各派信徒送到儒家那里学《易》学。另外，《易余目录》关于提示《三冒五衍》有云：“大一分为大二，而参两以用中五，从此万千皆参五也，皆一贯也，三教百家，造化人事，毕于此也”，这是以方氏独特的“三一”哲学解释三教会通之所以然，它与《东西均》所谓“一罄咳，三教毕矣”，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1652年冬于庐山完稿的《东西均》，虽然未出现“三教合一”之类的提法，但另一些说法，诸如“孰知又有合尼山、鹫峰、苦、蒙、嵩少之制，而粗则烙之、薰之，精则析之、片之，不废锾酪谷者乎？”④；“孔子复生，必以老子之龙予佛；佛入中国，必喜读孔子之书。”⑤；“栖栖、三绝，习气也，说藐之习气更甚；黑啬、胜牡，习气也，曳尾之习气更僻；桑麦、壁履，习气也，金矢之习气更螫。以恶攻恶，恶难尽化……虽毁坏而习气之种原伏……惟神武不杀以治之，知其先则超五行矣。虽然，超五行者不依然五行中乎？三教百家，有开必先，一切不相坏而大成集之，颠倒五行而法制五行，颠倒世界而法制世界，吾则有此药笼”⑥；“以金刚杵，化庸火宅；以庸甘露瓶，成奇香水海，是曰奇教，是曰庸宗，是曰神奇铎，是曰玄庸椎，是曰玄名教，是曰中庸第一奇义”⑦；“庭柏之法身，犹唐棣之法身也。画藐姑于尧孔之胎，则莲花之法身显矣；画药王于须弥之顶，则杏树之法身显，而报化之形知所以践也矣”⑧，言下之意，莫不是强调三教可以合一，也应当合一。然而必须申说的是，对于方以智“三教合一”论来说，《东西均》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清晰地反映了方氏在那个年份如何论说“三教合一”，更在于他在该著中为自己的“三教合一”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换言之，完全可以说《东西均》是方以智“三教合一”论的理论奠基之作。在《东西均》中，方以智架构“三即一，一即三，非一非三，恒三恒一”⑨理论体系，作为其“三教合一”论的哲学依据，并以形象的语言宣称：依据“三一”哲学，一声咳嗽，“三教毕矣”⑩。
第三，1653年于南京高座寺闭关时写成的《象环寤记》B11，以寓言方式，将其祖父方大镇、外公吴应宾、老师王宣，分别称为赤老人、缁老人、黄老人；赤老人代表儒家，缁老人代表佛家，黄老人代表道家，通过赤缁黄三老的论辩，引来“蒙媪B12从空而下”B13，批驳赤缁黄三老欲以儒释道说教救世人之迷失不啻“以迷好浴保“何太迷耶！”B14。为救赤缁黄三老之迷，蒙媪向他们提供其以自然、伦物、典籍为炉灶与薪火“煮爱河艺海而汁之”B15的香药，并问“三老享此味乎？”B16说着，蒙媪从怀中拿出一粒香，对赤缁黄三老道，此香产自大地的中心，“与我同寿”B17。三老闻香，相顾安然地B18说：“公心吐出矣！”B19于是三老弹琴鼓瑟击节而歌之。演奏结束，“香烟化为龙凤环”B20。蒙媪指环说：“这是象征环，将它佩戴在以智身上，珍重珍重！游戏人世间，姑且以技艺谋生，姑且以音讯流传，不要再说出来。说出来的人要蒙冤，不再有生死B21，只能说他‘可怜’”B22。说罢，蒙媪欲行，三老挽留，媪道：“我有个天庭的朋友B23要出来，出来会吓坏人，所以忍着不出”。三老再三请它出来，说：“虽受惊吓又有什么伤害”。蒙媪推辞说：“在我肚中”。听这么一说，三公愈发请求，推辞不了，蒙媪将它一声咳出，随着大地震动，一个婴儿现身。黑嘴红脚，穿着青紫深绿的褶子衣裳。问其名，蒙媪回答：“此儿不能以‘有’说，不能以‘无’说，其名‘震长’，寿不足一岁，每年正月生，九月即死，不懂生死道理，却喜欢以杀人作为让人活，诸公不要惧怕。”B24蒙媪话未说完，婴儿突然向上笔直一跳，霹雳一声巨响，“天人之耳尽聋、目无见，而三老人、蒙媪、婴儿俱不知所在，独有余香袭袭不绝”B25。方以智于是梦醒。 姑且不论方以智是否真的做过“象环”梦，但他藉此梦所想表达的见解，却不难推测：假如儒释道坚持各以其说救世，就是以自己的迷失救世人的迷失，当然不能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对世人之迷失，须三教合力救治。而三教要形成合力，须先消解相互排斥，实现三教会通（三教合一）。三教如何合一？须闻煮才情（爱河艺海）而调制成的药香以确立“公心”。如何确立“公心”？当如“婴儿”，不知生死，以死活人。以死人的方式让人活，咋一看，不啻昏话，然而它却隐含了方以智的一个深刻的思想――消除成见才能带来鲜活的生活。由蒙媪吐出婴儿这个寓言，方以智似乎在暗示人们，要消解三教互诤之根深蒂固的成见，先要像庄子那样，齐是非，齐生死。
第四，1664年付梓的《药地炮庄》，可以反映方以智闭关高座、庐墓合明山、禅游江西期间B26的三教会通思想。《药地炮庄》一方面承续了方氏以前的三教会通思想，对其以前的论述，只是在用语上稍加改动就完事，例如《药地炮庄・总论中》有云：“孔子遇迦文，必移犹龙之叹，迦文入中国，必通周、孔之书”B27。佛祖又别称迦文；犹龙之叹，取典《庄子・天道》，原指孔子见老子后，对学生感叹老子神妙如龙；周公、孔子之书，代指儒家书籍，可见这段论述与上面已引的《易余・世出世》那段妙喻是一样的意思，两者仅仅只是字面上稍异。另一方面，由于著述主题与体裁的限制，《药地炮庄》中的三教会通思想，主要不是集中论述儒释道三方互通合一，而是常常通过论述庄子与孔子及儒家相通、庄子与佛家相通、庄子与《易》相通、庄子与孟子、荀子相通来表达。
第五，方以智1655秋破关奔丧至1671年冬逝世期间的语录与短论、杂文B28，在他逝世的翌年，由其二儿子方中通编为《冬灰录》。《冬灰录》中的部分内容，又由方中通与兴斧B29于1676年另编为《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以谋流通。《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主要收甲辰（1664年）冬方以智入主青原寺以后七年间的语录，但有八十三则语录与《冬灰录》重复B30。我曾于拙著《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中判断那些重复是因为编辑时审核不精所致，现在仔细勘核，发现那些重复的语录有些并不是完全照原貌重收，而是在重收入《语录》时有所改动，主要是改动题目，也有将此则语录编入彼则语录的改动，由这些改动可判定那些重复恰恰是编辑者有意为之，而其意在于：主要是为了全面显示方以智禅堂传法而将他在其它寺院上堂、设供、拈香、示众之法语重复收入，再就是为了显示方以智出世而不忘入世的复杂情怀而将其涉及亲情友情的语录重复收入。
就《冬灰录》B31来探讨方以智晚年思想，也不难发现他藉会通三教来阐明方氏“公因反因”说。《冬灰录》的这一用心，早就为方中通所揭示：“老人（原文中指方以智）之时乘也，以无我为过关，以不自欺为薪火，合尼山正示、鹫岭大过、漆园旁击而一之，明乎公因反因，正知遍知，证此五位天然秩序、寂历同时之大符”B32。但毕竟是在佛门中谈三教会通，《冬灰录》中的谈法，较之《易余》、《东西均》、《药地炮庄》中的谈法，其显著的特征就是其言谈之全面的禅化，显示了其禅学之臻于圆熟。即便如此，方以智仍然以“世出世”B33为情怀，坚持以孔子的立场会通三教，而非以禅宗的立场会通三教。“且问麻姑（道教神话人物）、庄子、世尊、资圣四鞭，有同异否？”B34方以智这样设问，不是为了将道教、道家庄子、佛祖、孔子教化世人的用心加以区分，而是为了强调四家用心相同，皆妙在救人不惑。所以在他看来，儒释道各自尊大，互相排斥，“有者以庄子鞭麻姑，有者以世尊鞭庄子，有者以资圣鞭世尊，有者云世尊弄影”B35，“亦是外道”B36。“若到药地者里，不分有无内外中央，各予一鞭”B37。鞭笞三教互斥，为得是明“不二法门”以求三教合一，所以当子宣问“不二法门”，方以智回答：“如此不二排场，一真打滚，且将《中庸》之鸢鱼，《大学》之黄鸟，《逍遥游》之鲲鹏，七金山之金翅，作一个放生会得么？果然亲证到此田地，自然不说二，不说一，不说有，不说无矣”B38。要求“三教合一”，固然要“共闻锺铎”B39，于佛说孔说平等接受，也不妨对道家庄子正眼观之，但这都必须基于儒家立场，决不能变儒家情怀为禅僧情怀，所以“有士问禅，愚者曰：‘信得《四书》及否？’曰：‘安敢不信，只是行不到。’曰：‘既然恁么，何必又来问禅？’”B40从这则问答可以看出，方以智即便身在禅门仍坚信：学禅要以信孔孟儒学为基础，如果不真信孔孟儒学B41，就不可能真正学好禅。
二
上面的论述表明方以智在他一生的后二十年内，尽管流离不定，处境艰难，生活艰辛，精神困顿，却始终以“三教合一”为思想宗旨，从未放弃其会通三教的理论建构工作。现在的问题是，从理论建构层面来看，方以智的“三教合一”论究竟提出了哪些主要的观点？这是个需要认真研读方以智所有著作才能准确回答的问题。在这里，我只能就自己研读其部分著作的初步认识，谈四点：
首先，以方氏“公因反因”哲学作为“三教合一”论的理论依据。方以智自己与其子方中通都曾明确地赞许方氏“公因反因”说乃“破天荒”的学术贡献。此说亦可称“圆∴”B42哲学或“三一”哲学。事物皆对立依存，谓之对待；对待双方相依存，谓之反因；绝待超对待，谓之公因。公因在反因中而又统摄反因，简称之“公因反因”。在《易余》中，“三一”思想还未正式归纳为“公因反因”说，它被直接阐述为“太极不落有无论”B43。待到著《东西均》，方以智正式阐述之，而他阐述这一哲学的纲领性的文章，就是《东西均・三征》。《三征》以“交、轮、几”揭示世界矛盾、运动及其所以然，以为世界之分殊万象与变化不一，只是现象，本质上“不二”。不二即一，此“一者，无有无不有也”B44，谓之“大一”B45。“一因二而两即三”B46，“大一”又非对立物（二）之外的存在，它就寓于对立物（二），是由对立物（二）显现出来的不同于“二”的“三”。由此可见“三”无非是指“大一”转化为统贯“二”者B47，它原本就是“一”B48，所以说“三即一，一即三，非三非一，恒三恒一”B49。世界观与方法论是一致的，当“三一”哲学由世界观转为方法论时，方以智便确立了他处理问题、解决纷争的“统”贯“随”（视世界为纷繁，即以“三”言世界）、“泯”（视世界为简单，即以“一”言世界）之方法，亦即化解现象的观世界（随）与本质的观世界（泯）之对立，以把握现象与本质的一致。在《三征》开篇，方以智将其“统”贯“随”、“泯”之方法的运用形容为“开顶门、背、面之目，照不落有无之镜，而覆存、泯同时之帱”B50。盖上随、泯同时的帐子后会发生什么奇迹？如同魔术士演魔术时的情景，“一罄咳，三教毕矣”B51。方以智当然不是在搞笑，他之一声咳云云，无非是以生动的语言强调：一旦信服方氏“三一”B52哲学，则“三教合一”之道理立马明白。 其二，依据“三一”哲学，强调三教百家学说，各自皆有偏向，够不上大全，惟孔学“大成明备”。在方以智看来，三教百家，莫不以其学说收拾人心，变化风俗，这就好比陶工莫不以甄均制陶坯，乐师莫不以均钟木调节钟（乐器）声之大小清浊。正是从以其学说统一人心这个意义上，方以智将中印学说通称之为“均”，以呈现中国学术思想之分殊与大全：
开辟七万七千而有达巷之大成均，同时有混成均，后有邹均尊大成；蒙均尊混成，而实以尊大成为天宗也。其退虚而乘物，托不得已以养中者，东收之；坚忍而外之者，西专之；长生者，黄冠私祖之矣。千年而有乾毒之空均来，又千年而有壁雪之别均来。至宋而有濂洛关闽之独均。独均与别均，号为专门性命均。而经论均犹之传注均，惟大成明备，集允中之心均，而苦心善世，以学为旋甄和声之门，弥纶乎大一而用万即一之一，知之乐之，真天不息，而容天下。后分专门性命、专门事业、专门象数、专门考辨，皆小均，而非全均也。B53
春秋到明中叶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在方以智看来，就是三教分殊而孔学独享大全的会通交融史。先是孔子与老子，共同开启中国的学术时代，然后孟子继承孔子，庄子继承老子，但庄子学说B54，实际上却以尊崇孔子的学说作为最高的宗旨B55。然而庄子本人的学说，却被三派各自所取，一派取他的“养中”思想，一派取他的“坚忍”思想，此两派之外的“道教”，则取其“长生”思想。道教产生之后，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流行千年，又传来达摩禅学。到宋代便产生了理学。理学与禅学，只是专门以“性命”道理教化人的学说；而儒家的义理之学则如同章句之学，然而它们都非大全之学。唯有孔学才“大成明备”。孔学持允中心态、善世情怀，以学问为手段调和诸学，以大一统摄一切的思想方法B56化解纷争；以快乐的精神状态求“知”，永葆生命的纯真，宽容善待所有的人。后儒则将孔学精神分裂，或专注修心养性、或专注功利事业、或专注图书象数、或专注训诂考辨，然而它们皆偏在一隅，都是小均，而非全均。
其三，既然三教百家都是“专门之偏”B57，只能达到“小全”，则依照“惟全者能容偏，惟大全者能容小全”B58的道理，要由“小全”通向“大全”，在方以智看来，三教百家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以互补求会通。这也就是说，方以智认为，三教互补之必要性就在于唯有通过互补三教才能消解三教各自的偏颇，实现思想上的全面性；而关于三教互补之可能性，他的论述则主要强调这是因为三教原本就存在着思想上的差异。三教有什么差异？方以智引用其曾祖方学渐语论道：“孔子之教，尊上用中，详于下学，以前民也；有大过人之才，而不尽用。佛以无上教人无住；有大过人之智，而多半谲权。老子专惜之不用。孔子尽性、知命而罕言，言学以正告者也；老尊命以殉性，反言者也；佛尊性而夺命，纵横倍仵者也”B59。这一论述是说，孔子有超人的才能，但他不尽用其才，只是以形而下的学问引导民众；而佛祖则将其超人的智慧多半用在欺诈行权上；老子则吝惜其才智而不用之。三种态度，形成了对人之性命的三种觉悟，从而造成了三种说教方式：孔教“正告者也”，即从正面教导人；老教“反言者也”，即从反面教导人；释教“纵横倍仵者也”，即以非寻常的理论教导人。三种说教方式，又带来了三种相应的后果：老之说教，因其强调“坚忍”，其“流为惨”B60，成为无情斗狠者残酷寡恩之借口；释之说教，因其欺诈行权，使“后人沿其偏上权救之法迹，多所回避”B61，使人“蟠死窟”B62，不思奋为；孔之说教，“诚迷于发愤之乐也”B63，固然可以使人“循序门堂，道德寓于文章，学问事功，皆不容以多伪”B64，却也因过于执仁用中，造成流弊，使后儒“迂而拘，华而荏；以故鲜能神化、通昼夜而知者寥寥”B65。既然三教各自都不能自免其弊，那么三教各自若想消除其弊，除了“补救其弊”B66――或“以禅激理学”B67，或以理学“激禅”，或“以老救释”，或“以释救老”B68――即以互补求其会通的办法外，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当然没有更好的办法。那么，三教如果拒绝互补以求会通，会有什么后果？方以智回答说：“每笑高卑虽分，所依即迷。自玄拨之旨，点眼之笔，以至鲁恭之壁、灵山之花，皆迷药也。而皋比座、曲录床，一据不可复舍，迷药犹毒”B69，意思是说三教百家若拒绝互补以求会通，仍一如既往地互诤自高，其无论如何翻新说教花样它还是“迷药”，它之迷惑人的危害仍难以消除。方以智强调说：“以后儒之、释之、老之，皆不任受，皆不阂受”B70，提醒人们要拒绝未经会通的三教说教的影响。
其四，方以智不但强调会通与否决定了三教的前途、三教的出路在会通，他还就三教如何会通提出了方法论原则。其原则，主要有二点：（1）三教会通，当以孔子的立场与情怀集大成；（2）三教会通，当“以《易》为镜，以《庄》为接机”。关于第一点，用方以智的话说，既这样说：“佛好言统，老好言泯，大成摄泯于随、贯而统自覆之”B71，意思是说，佛学之好抽象、老学之好否定之思维片面性，只有通过孔子透过现象把握本质、透过具体本质揭示世界普遍本质的辩证思维方法才能克服；也这样说：“三教百家，有开必先，一切不相坏而大成集之，颠倒五行以法制五行，颠倒世界以法制世界，吾则有此药笼”B72，意思是说，以孔子的立场会通三教百家，就是要将三教百家之思想中“不相坏”即相通的那些合理的思想汇集贯通为一种“大全”思想，而这种“大全”思想，决不是三教各自合理思想的简单拼凑，它是通过“颠倒”B73手段重新创造三教思想的产物；还这样说：“成均，空均与众均之所以为均，皆与我同其大小偏全，我皆得而旋之和之”B74，意思是说，三教百家，所以能被会通，取决于两个因素：就被动者而言，三教百家自身思想上有相通处，可以被会通；就主动者而言，我（大尊）能会通三教百家是因为我的思想与三教所以能会通的那个思想原本相通。
而关于第二点，方以智的说法，诸如“庄子实尊六经”B75、“易庄原通”B76、“华严者，易之图也”B77、“老得《易》之体，庄得《易》之用”B78、“庄子为尧孔真孤”B79“以《易》为镜，以《庄》为接机”B80，十分零散，但各种说法之间，似乎形成了这样的内在联系逻辑：三教百家思想，与庄子相通，而“庄《易》原通”，所以会通三教，固然要以《易》为旨归，但也要以庄子为“接机”。镜子有如实反映事物的功能，以《易》为会通三教之镜，无非是强调，只有依据《易》才能如实地把握三教合理的思想，因为《易》乃“天人性命之消息B81，三教之说教难以超越其范围；“接机”意指把握时机，以《庄》为会通三教之接机，无非是说以庄子的逍遥精神，才能破除三教各自尊大自高之局限；以庄子齐是非之思想才能化解三教各自自以为是之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