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期间，结合西北地区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统一战线方面开展了一系列艰苦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习仲勋领导西北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体现了他“炉火纯青”的领导才略，为做好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习仲勋；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D231/D232/D6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1―0094―08
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党内外公认的“统战大师”。抗日战争胜利后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期间，结合西北地区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统一战线方面开展了一系列艰苦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策动组织横山起义，给西北国民党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解放战争初期发生在陕甘宁边区北线的横山起义，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由习仲勋亲自策动和组织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国民党部队反蒋武装起义。
1945年10月，刚走上西北局书记岗位的习仲勋接到中共中央关于设立国军工作部、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统战工作的指示。他立即召开西北局统战部干部会议，进行研究部署，确定把陕甘宁边区北线作为统战工作重点。他认为从周边形势来看，北线是敌人的薄弱环节，那里驻扎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和保安团都是“杂牌军”，与蒋介石、胡宗南有矛盾，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与之有过较好的统战关系；我们要尽可能地保持这种关系，利用他们与蒋、胡的矛盾，进一步做他们的工作，争取更多的人站到我们一边共同反对内战。习仲勋决定由西北局统战部和绥德地委统战部具体负责对北线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抽调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干部师源担任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加强对榆林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
随后，习仲勋派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和绥德地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长刘文蔚带着他的亲笔信北上榆林，与他的同乡、老同学胡希仲联系，了解榆林驻军上层的情况，特别是二十二军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部指挥官胡景通和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官胡景铎的动态。根据胡希仲的建议，习仲勋决定把对北线国民党军队策反的重点放在胡景铎身上，并派师源去横山县城东北的波罗堡面见胡景铎。
按照习仲勋的部署，1946年整个夏天，从绥德到波罗堡，西北局围绕胡景铎起义展开了频繁的活动。由习仲勋介绍，经党中央批准，胡景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西北局讨论了胡景铎提出的党员发展名单，批准李振华、姚绍文、张亚雄、许秀岐、李振英、杨汉
三、魏茂臣等人入党。与此同时，由陕甘宁边区延属分区和绥德分区抽调的40多名军政干部，秘密派进胡景铎部，协助做起义的准备工作。习仲勋领导西北局开展的这几项工作，为横山起义的成功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和组织基础。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形势也异常紧张起来。毛泽东指示习仲勋：在胡宗南大举进攻之前，集中力量解决北线问题，一方面要进一步对北线国民党军队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官兵站到我们一边；另一方面要抓紧准备北线战役，用政治与军事相结合的办法解放榆（林）横（山）地区，为我方在反击胡宗南的自卫战争中取得更大的回旋余地。[1]2
习仲勋深知毛泽东这一决策的重大意义，并积极采取措施贯彻落实。7月1日，他在延安花石砭召开西北局常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集中讨论策应胡景铎起义和组织北线战役的问题。习仲勋指出，我们在榆横地区的统战工作已取得了成效，以胡景铎为首的进步力量已经表明了坚决反蒋和积极靠拢我党的态度，在其部队里已经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组织和发动起义的条件基本成熟，加上我们把接应工作做好，起义成功的把握很大。会议分析了可能出现的情况，提出了三套行动方案，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王世泰、副政委张仲良负责北线战役的准备工作，以策应横山起义。7月8日，习仲勋在绥德分区干部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在巩固的基础上开展国民党区的工作，提倡高树勋运动、曹又参运动，欢迎国民党部队中不愿意打内战的官兵起义参加革命。”[2]60
8月下旬，习仲勋向毛泽东呈递了关于北线战役的方针和计划的书面报告。毛泽东于9月2日回信批示：“即照所定方针去做。”习仲勋立即到绥德检查战前准备工作，并指示西北局统战部处长范明带上他的亲笔信去波罗堡会见胡景铎，传达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商议起义的具体计划。10月13日凌晨，北线战役打响，胡景铎率部从波罗堡等地起义。至21日，响水堡被攻克，北线战役胜利结束。
横山起义和北线战役胜利的直接结果是，5000余国民党官兵在胡景铎率领下走上了革命道路，解放了无定河以南12万人口、5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建立了榆横新区民主政权，为陕甘宁边区军民以后作战取得了极为宝贵的回旋余地。又一个结果是起义部队经过整训，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胡景铎任师长，成了人民的军队。这支部队在后来进军大西北的时候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成为第一野战军的主力之一，在解放战争中立了不少战功。习仲勋指出：横山起义的“意义不可低估。因为这个起义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北部战线上，发生在直接包围边区的国民党部队中，发生在敌强我弱、敌攻我守、敌人气焰十分嚣张的时候，发生在一些同志和朋友对中国革命前途感到忧虑的时候。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胡景铎将军响应党的号召，率领数千名官兵高举正义的旗帜，义无反顾地投向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这就不能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产生重大的影响”[1]3。
对横山起义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当时就予以高度评价。1946年10月30日，朱德在延安《解放日报》撰文指出：胡景铎将军在横山起义，以及其他无数次的同类事件，“形成了一个潮流”，这个潮流已经“成为人民在自卫战争中战胜反动派而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3]191。12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胡景铎和起义部队营以上干部时说：“你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的船，你选择这个道路是很正确的，你们的革命行动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4]10
二、把土地改革和统一战线结合起来，联合和中立一切可能联合和中立的社会力量
1947年7月，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习仲勋根据中共中央小河口会议决定，从前线回到后方主持工作。他把土地改革和统一战线结合起来，强调要联合和中立一切可能联合和中立的社会力量，及时发现和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差，使陕甘宁边区土改运动和新解放区的各项工作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但在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中，许多地方发生了扩大打击面的“左”倾偏差，一些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被损害，一些地方对地主富农“扫地出门”、乱打乱杀，个别地方甚至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习仲勋在调查中发现，极左错误蔓延造成一些地方农村阶级阵线混乱，破坏了解放区的稳定和群众的生产生活。
针对这种情况，习仲勋1947年8月7日在绥德分区县委书记联席会上强调，领导土地改革运动时，一定要注意“土地改革和统一战线应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土地改革的目的，争取和团结更多的人支持我们。习仲勋指出：“今天统一战线的范围比过去更为广泛，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家及中间分子更靠近了我们，因为蒋介石的法西斯政策、卖国政策，使他们都破产了”；“我们对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一般地是采取孤立顽固派，争取中间派，发展进步势力的方针”。[5]3-4
1947年12月，转战陕北的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中央扩大会议，决定纠正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中“左”的偏向。习仲勋在会上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土改情况，为党中央及时纠“左”提供了依据。杨家沟会议后，习仲勋于1948年1月2日，召集绥德分区党、政、军干部和土改工作团员200余人参加的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特别提出要在土地改革中注意划分阶级。习仲勋指出：“只有正确地分析阶级，才能正确执行《土地法大纲》。我们一方面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平分土地，满足贫雇农要求，以贫雇农为骨干，坚决团结中农，才能胜利完成土改。但同时我们应当注意纠正在划分阶级时把中农定成富农的过‘左’偏向”，“随时发现偏向，随时纠正，使土改运动正确前进”。[6] 1月17日，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党员干部大会上再次强调：“在统一战线中要防止右，同时要反对‘左’，在我们快胜利的时候或者胜利以后最容易犯‘左’的错误”； 对“左”的偏向“这次土改如果不纠正，再过半个月就会搞得一塌糊涂。这样‘左’下去，会把自己孤立起来，一定会失败。”[5]8，6
习仲勋领导西北局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及时发现和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差，适时提出和制定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使陕甘宁边区土改运动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习仲勋经过详细调研全面了解情况，还将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归纳整理，在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的1个多月内，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泽东3次函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情绪。习仲勋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土地改革应与统一战线结合起来的观点，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重视和采纳。毛泽东将习仲勋函电批转全国各解放区，从而为其他各解放区和全国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1948年春夏，随着西北野战军深入国统区作战，解放区不断扩大，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巩固新解放区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为了明确党在新区工作的方针政策，习仲勋于7月14日致电毛泽东，结合统战工作对新区工作提出5个方面的建议。习仲勋认为：“新区解放后，首要任务，是建立革命秩序，宣布解散一切反动特务组织”，“有计划地转入发动群众，进行各种社会改革”。他建议：新区土改不应过早提出；解放县城后要统一管理城市；新区政权初期不宜过急实行民主选举；对敌特、警匪武装，采取政治瓦解为主、军事清剿为辅的方针；新区税收应一律维持原状；新区学校应采取坚决保护政策，初解放时一律维持现状；在新区要重视统一战线政策，要注意敌人阵营内发生了很大变化，把中上层分子中的蒋党党团派、地方派、在野派区分开来[2]82-85。中共中央同意习仲勋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方针，于7月24日将此报告印发各中央局、分局和前委。
西北局干部会议即陕甘宁边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于7月19日召开，至8月4日结束。习仲勋在会议报告中提出，新区工作的关键是解决好土地问题，对此他从统一战线角度解释说：“新区的主要任务，就是联合和中立一切可能联合和中立的社会力量，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军队。目前新区不进行分土地、分浮财，而把打击目标只限于反动武装力量和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政策。”[2]99习仲勋要求新区工作“打击面要缩至最小”，“必须利用敌人中间的任何一个矛盾，争取任何一个可以同情我们或者中立的人”。[5]19
习仲勋高度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在恢复与发展边区经济以及新解放区土改中的作用。他指出：“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和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中有重要作用，在边区的建设中有其功绩。边区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不论出身如何，只要愿意为人民服务，不做反革命活动的，都要团结并安排在适当的工作岗位上。”[5]13习仲勋结合新解放区土改提出了对知识分子的新判断：“知识分子党员对建立农村党组织是一个很重要的桥梁。”新解放区知识分子如果思想改造得好，“应在其中吸收一批表现好的入党”[5] 21。习仲勋带领西北局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党员的作用，促进了西北新解放区广大农村党组织的迅速建立和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
三、领导榆林和平解放，创造西北地区解决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榆林方式”
解放战争后期，习仲勋领导西北局和西北军区，对陕北重镇榆林的国民党守军第二十二军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在军事围困打击的同时，积极开展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迫使二十二军于1949年6月1日起义接受和平改编，榆林获得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北地区有维吾尔族、回族、藏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约700万。各个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也有较大差异，加上反动派的长期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挑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之间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隔阂。习仲勋在认真分析这种复杂的局面后指出：民族问题“在西北地区来说是最大的实际问题”，“如果丢开民族问题，就是脱离西北眼前最重要的实际” ③；西北地区“如离开民族问题，则‘西北’名词即不足存在”，“如说西北有特点，则此特点为民族问题”，“西北环境的安定和今后的建设，都是搞民族工作，这是一项极繁重的政治任务”[5]35-36；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最重要的是做好民族工作，“就是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和敌人竞争”[2]277。
正是基于对民族统战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习仲勋主政西北期间，“许多工作都是依据统一战线工作这个基础进行的”[2]277。为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搞好民族团结，习仲勋提出了做好西北地区民族宗教工作的基本思路：一是“使各民族都有相当数量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并有意识照顾当地人数较少的民族”；二是“大批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三是“正确地对待宗教问题，确实尊重各民族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四是“一切工作切实照顾民族特点”[5]51-52。习仲勋强调：“要加紧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这是少数民族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如果在各少数民族中真正培养起一批共产主义干部，那民族问题就稳定了。什么时候这个问题不解决，什么时候民族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解决。”习仲勋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着重培养各民族的知识分子；二是把各民族地区社会改革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加以训练。”[5]75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民族工作“谨慎稳进”的总方针，习仲勋提出西北地区“民族工作不要急”，“谨慎稳进的方针是唯一主要的方针”④。习仲勋认为：“宗教问题只能在社会、教育、经济、政治条件完全改变后才能慢慢转变，绝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命令的办法来强行让人家不信。当少数民族的觉悟尚未提高时，不能过急，要善于等待他们觉悟，但是积极的等待，革命的等待，绝不是机会主义的等待，绝不能脱离群众，急躁也是大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但也不能犯狭隘民族主义的毛病。”[5]37习仲勋指出民族宗教工作不能犯急性病，“办一步就有一步成绩，并且可以巩固起来”，“有些事情宁可迟办，不可急办，不怕慢，只要搞对，否则反而要走弯路”。[2]265
当时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干部还没有培养起来，党的影响还比较薄弱，群众觉悟也不高；相反，由于历史原因和宗教关系，王公、贵族、千百户和活佛等上层人士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大。据此，习仲勋和西北局要求民族地区的各级干部， “坚持团结争取上层的方针”[5]74，主动团结上层人物，在阻力较小的条件下开展群众工作。习仲勋强调，在少数民族地区“不应过早强调阶级矛盾和社会改革”， 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上层分子，先通过他们，减少阻力，增加助力，对进行群众工作十分有利”[5]120。按照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确定的方针和任务，各级政府一方面在政治上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一方面在组织上安置有影响的民族上层人士，发挥他们的作用。
通过团结争取上层，习仲勋领导西北局妥善解决了西北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叛乱问题。对这些叛乱事件，习仲勋坚持民族团结和平解决方针，在军事上适当地防止事态发展，主要在政治上积极进行争取工作，争取少数民族中有威望的上层人士协助。在处理西吉事件和阿木去乎问题时，习仲勋注意发挥回族上层人士马震武、藏族上层人士黄正清的作用，使叛乱很快得以平息。为平息青海藏族昂拉部落叛乱，习仲勋先后17 次派人争取昂拉部落千户项谦，正确运用党的民族政策，经过反复细致的工作，终于争取其真心投诚。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10]
争取广大少数民族基本群众，是习仲勋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一环。1950年底，习仲勋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稳住各民族，把关系搞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深入各民族劳动群众中，建立直接联系，逐渐把他们发动起来。”习仲勋认为，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主要是在政治上广泛争取和安置，对下层群众则需多从经济上想办法，“大的社会改革仍不能急，但必须着手一点一滴的帮助群众去解决需要和可能解决的切身问题。经过这些具体工作和各种各样的方式，吸引各民族劳动群众中积极分子出来参加工作。这一步更艰苦，时间也长，并且绝不能放松。”[5]58-59习仲勋针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落后、群众生活困难的实际情况，积极帮助民族地区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特别是畜牧业生产，大力开展自由贸易。甘、宁、青、新4省陆续建立贸易专业机构211个，组织各种形式的流动贸易组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贸易活动，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当地群众的皮、毛、药材等土特产品，以较低的价格向他们大量出售茶叶、布匹等日用生活必需品，使少数民族地区工农牧产品交换比率发生了极大变化。“青海皮、毛价格较解放前提高了十几倍到二十倍。宁夏蒙旗今年五月统计驼毛换小麦的比率，较解放前增加了三十八倍！阿拉善旗的蒙民出售二斤驼毛，就可以换得一身单衣，出售二十斤驼毛，就可以换取一人全年所需的食粮。”[11]8西宁的藏族群众解放前用100斤羊毛换1块砖茶，解放后用同样多的羊毛可以换45块砖茶，他们高兴地说：“毛泽东来了，羊毛值钱了！”各族人民歌颂共产党是“既光明又温暖的太阳！”
六、结束语
习仲勋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期间，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不断开创西北地区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促进新中国建设，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正确、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作出了重要贡献。习仲勋领导西北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充分体现了他“炉火纯青”的领导才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理论宝库，为做好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注释：
①见《西北局讨论榆林（横）特委工作记录》，1947年1月4日至6日。
②见《西北局致刘（长亮）吴（岱峰）朱（侠夫）并报中央电》，1949年2月15日。
③见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1950年6月29日。习仲勋《关于传达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1950年7月1日。
④见习仲勋《关于传达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1950年7月1日。
参考文献：
[1]李凤权.横山起义[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2]习仲勋文集：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3]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史料选编（陕西境内）[M].陕西省军区政治部1984年编印.
[5]习仲勋论统一战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6]边区群众报.1948-01-08.
[7]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解放：上卷[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
[8]毛泽东关于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致彭德怀等电（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J].党的文献，1990
（5）
[9]习仲勋革命生涯[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10]齐心.忆仲勋[N].人民日报，2013-10-18.
[11]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1951年1月至10月工作报告[A]//西北政报：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