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摆脱职务犯罪给自己带来的大恐惧，“我”作为一个尚且存有理智的人走进了安定医院，去寻求“治疗”。面对着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患者，一边在恐惧中回顾自己的人生和恐惧，一边在对别人故事的倾听、旁观中找寻自我。西元在小说《疯园》中为我们讲述了这样的一个略带荒诞意味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谈论“疯狂”实在是一件难事，或者说这本身就是“疯狂”的，充满了危险，尤其是在隐秘的“疯园”中。但西元却以一种别样的姿态潜行于那疯狂者与正常者之间的隐秘世界，并在不动声色中埋下了自己的大悲悯。因此，这样的一次治疗之旅或许更应该称之为一次重生之旅，西元写出的是“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而要穿过虚妄的大门，对于恐惧，需要的不是消除是与之共舞。
可以说，只要用心挖掘，每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神经病，这也正是我们谈论“疯狂”主题的尴尬所在。个体的存在是一座孤岛，要与整个世界对峙。不管是为着鸡毛蒜皮的平庸人生而疲于奔命的小人物，还是纵情声色犬马之中的大人物，都在社会大潮流的裹挟之下身不由己地被拖曳着向前。所以每个人时刻活在一种惴惴不安里，那来自未知的大恐惧，盘踞在脑海里。弹簧如果一次次拉长到极限也会失去弹性，于是当人们如同一张弓时时刻刻拉紧了自己的生命之弦，终究有一天站在崩溃的边缘。西元要表述的不是这种状况的缘由或者表现形式，而是穿过了表象的真实抑或荒诞，对如何与这种恐惧共生来解救自我进行了深度思索。“我”把一只脚迈上窗台，想象着自杀的时候，有他人经过，于是“装作擦去那并不存在的灰尘”。就算是在精神病医院，面对的是一群精神病患者，“我”在谈话的时候也小心翼翼有所保留。“我”是否真的是疯子？显然，在疯狂与正常之间，那一条界线是模糊的。在这里，西元把小说中的人物推向了前台直面这个问题，同时也把这一思考抛向了文本外的读者。
农村出身的“我”，大学毕业后带着最为质朴的人生理想――“能落下脚，不回农村老家，下一代也能成为这个大都市的人”――偶然地进入了研究院，并在若干年之后顺风顺水地走入了权力的光环中，直到“大恐惧”的来临；而与“我”出身类似的女人，也在以另一种方式努力地闯入到这一欲望黑洞之中。不管是主动抑或偶然，“我”和女人的足迹都像是一条人生轨迹的不同侧面。“我”凭借着偶得的权力攀爬到了“十三楼”，而女人则带着罪恶感，“疯狂地腐蚀着那个冷冰冰的世界”，以惨烈的姿态冲向生活的高处。在这背后的是一个难解的悖论，冥冥黑暗中的庞然大物随时都会将个体湮灭，但这也无法阻止一个个的欲望被点燃。
来自生活的恐惧不安缠绕着故事中的每一个人，如同作者所说，那些被称作欲望、贪婪、愚昧、堕落和奴性的都是“恐惧的副产品”，是恐惧让人们无所适从，于是总想要抓住一些东西填补或者暂时压下它。治疗小组的精神病人，在虚幻中得到自我满足，在现实中抓不住的东西，去虚空里自己臆造：股市中栽跟头倾家荡产的人幻想着成为知名小说家而家财万贯；山区遭到家暴的中年女人幻想着看见神灵，得到解脱；北漂小伙子被拜金女友甩后幻想得到包子制作秘方成为富翁；高考前崩溃的年轻人怀疑脑子里被安装监听器，所喝的水里被下毒。每个人都有一种症状，这种症结所在背后折射出的正好是狂热的世相。就像小说中出身底层的“我”，终于爬到了十三楼之上那一间办公室，又想要用物质来弥补过去生命里缺失的东西，物质满足后发现恐惧其实是一个黑洞。不过声色犬马膨胀的体积可能会在让人张皇的夜晚暂时填补洞口，等到黑夜褪尽，白天理智回笼，空虚又将开始新一轮无休无止的侵蚀，让人痛苦却找不到伤口更谈不上敷药治疗。可见，最大的疯园恰是这个充满着形形色色的社会，身处其间的人都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中，身边看似正常的人也许正为欲望、恐惧殚精竭虑，崩溃一触即发。而“我”，意外地从小人物一步步成为大人物，顺应潮流地接受了财物、美色填补自己精神的空虚。取舍之间“我”成为被迫害者的加害者，给那些老板们大开便利之门，也造就了同样进入疯园的那个女人一类人，“我”在剑尖的恐惧下挥着手里的剑做了刽子手。
每个人的疯狂都由自己对“欲望”的执念而来，当放下执念，那位神秘老人就是一个看透了世事沧桑，洞悉世间奥妙的资深智者，当他紧握不放，则又重新回到了那个并未远去的疯狂年代中；而“我”呢，经历了十三楼的惬意与战栗，又重新“回归”了社会。“十三楼”作为那缕欲望执念的象征，代表着权力、地位、财富……也是“我”陨落的地方，同时它也是这次“重生之旅”的开始。这也正是西元想要揭示的隐秘真理，他借着那位老人的口吻，向“我”和我们传达着：对于恐惧最好的方法不是躲避而是直面。“干净的东西变成现实的时候，可能会有些不干净，但最终会变得更干净。”这就是老人所谓的“历史的辩证法”。“我”最后的出院，亦即“出园”，在放下了心中对于“十三楼”的执念之后，“我”打碎了疯狂的表象，找回了内心祥和与惬意存在。人一旦穿越了虚妄的大门，就能获得灵魂的新生，生成一种新的希望，在虚妄之中孕育着希望的种子，这无疑正是面对这狂热世相时作者给予芸芸众生的一份大悲悯。
而西元的这份大悲悯显然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当下个体的观照上，他亦将厚重的眼光投向了历史幽深处。福柯曾说：“就一般情况而言，疯癫不是与现实世界及其各种隐秘形式相联系，而是与人、与人的弱点、梦幻和错觉相联系。……或者说，它是一种人类与自身所维持的微妙关系。”他进而指出疯癫形式的一种乃是“寻求正义惩罚的疯癫”，疯癫在施以惩罚的同时也揭示出了真理。疯园里那位神秘的老人，一直在疯狂与正常之间转换。在他的身上显然背负着那个疯狂年代的烙印，老人在回忆往事时说“我们曾经迫害过她”，用的不是当时的“郭队长”，而是“我们”，这一群体性的指认无疑是一个有意味的隐喻。老人最终如狂人一般发现了自己乃是那“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中的一员，罪恶的实施并不来自于某一个个体，而是由无数个无名者默然践行，于是他陷入了间歇式的疯狂――人格分裂。或许，神秘老人的发狂，又或是“我”在大恐惧之下的失控，从某种隐微的角度而言，恰恰是一次有价值的、对于固有陈规的挑战。它打破了坚硬的现实外壳，让我们得以触摸到真实的（历史）温度。只是老人的结局耐人回味，他“接受”了一劳永逸地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手术：切除某处病变器官，这对于老人来说似乎是一种解脱，或者是拯救，但这一处病变又何尝不是他能够保持着似清醒似痴狂的思考之源呢？将之切除，无疑是一次精神上的阉割。在这里，西元又一次把对于“疯狂”的悖论式反思推向了历史深处。老人在曾经的那个年代里，像所有正常的人们一样，用最真挚的热情操演着疯狂；而到了现在，当他真的陷入疯狂之后却又获得了一份清醒，他穿过虚妄的大门，到达了真实的彼岸。只不过他于疯狂之中获得的这一份对于历史的清醒在正常人眼中却又是完全疯狂的，以至于最后在正常人善意的“帮助”下消除了，这样的荒诞是如此触目惊心。在这里，西元完成了由“一个”到“一群”这样一次对历史的检视。
尽管大恐惧无边无际，但是在这大恐惧的背后永远有着大解脱，而这样的拯救之道背后当然就是作者贯注于其中的深沉的大悲悯，正如鲁迅所说的，“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疯狂/死亡证实了生命的意义所在，这也正是生命中的大欢喜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