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世纪》2016年第6期孙琴安先生《追忆赵景深》一文中提到，1974年春到1975年冬，为修订《辞海》的文学条目，需参考文献资料而无法借阅，后来是从赵景深那里借到了“《情史》等书”，勾起我曾与《情史》的一段“缘分”。
岳麓书社抛“橄榄枝”
《情史》为别号詹詹外史的冯梦龙选录历代笔记小说以及其他著作中有关“情”的故事编纂而成，共八百七十余篇，约六十万字。目前所见最早的版本是明末刻本，后曾几次翻刻，至清末民初，也仅有石印本问世，仍未见有排印本。
1983年1月3日岳麓书社社长梁绍辉先生给我来信，谈及：“我社经省（出版）局按文化部出版局规定呈报了两种小说，一为《女仙外史》，一为《情史》，并已作了准备。今日接到经国务院批准的1983至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谓此两书已经约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并不印书。所谓约稿云云者，无非是中华书局挟天子以令诸侯，一揽天下。对此我们不服，仍拟按原计划出版。”“敢烦再次打听”，苏州大学“是否有《情史》善本”，“烦请找贵校熟悉版本的同志打听以何种版本为佳”。如有善本，“能否以你为核心，邀集能胜任其事者三、五、七人帮助点校”。此书之出版，“版本务必从优，校点务必从严，我们各项编辑工作亦当从细、从精”。“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校点完毕（寒假在即，此事估计好办）”。
梁绍辉要找我来主持校点《情史》，我没有感到意外，1981年，岳麓书社曾约请家兄朱悦（时为湖南省出版局办公室主任）与我校订《左宗棠年谱》。
这“年谱”中涉及奏议、典故，校点有一定难度。但家兄与我交稿后，经岳麓书社审读后即予通过。1982年初版，即印了6500册。之后，岳麓书社又约我校订陈端生的《再生缘》。这是被郭沫若认为可与《红楼梦》并称的一本弹词作品。我也在出版社提供的作品复印件上校点后如期交稿。大概以此因由，梁绍辉才放心地将主持《情史》的校订工作，托付给了我。
接得梁绍辉先生的来信，即去苏州大学图书馆找到馆长江村，蒙他批准，从特藏部找到了目前所见的最早版本明万历刻印、在清康熙初以原藏版翻印的《情史》，并复印了全书。
我将此情况告知了梁绍辉，经梁绍辉于1月25日来信认可：“贵校所藏《情史》版本，就所见各种而论，此本可谓最佳者。”又说：“寒假中如能集中点校完毕，是为最好。因我们急待出书，越快越好。但望精心校点，保证质量。如岳麓本《情史》能在国内外立起来，公认为定本，当记阁下首功。”
邀请有学之士“加盟”
经此嘱托，我约请了王永健教授、学校《汉语大词典》编写组的胡子远、陈君谋以及尤振中等一起利用一个寒假，包括大年初一也未休息，完成了这一工作。我找的这些校点人员都是学有专长的。王永健1959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又师从南京大学中文系陈中凡教授攻读明清文学，于1962年硕士生毕业后，来江苏师院（今苏州大学）中文系任教。胡子远、陈君谋均毕业于无锡国专，对古文有较深厚的功底。尤振中1960年毕业于南京师院中文系，时在江苏师院古典文学教研室任教。以他们的学识，校点《情史》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情史》在古代小说史上是一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书籍，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其出现，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的。这些故事既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也不乏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内有相当一部分是肯定与赞扬美德、善行的。卷十六中的《散乐女》篇，描叙了散乐女资助穷秀才的故事。冯梦龙在篇末有评论，“须眉男子，拥素封而坐视人饥饿者，视兹妇，能不愧死！”在对比中，高度赞扬了散乐女的善行。散乐女的情操，实质上是对当时社会嫌贫爱富、巴结权贵的一种批判。在故事结尾，秀才为上相而上表拟娶散乐女为妻，以报宿惠。但其初衷，冯氏是评论得很中肯的：“散乐女之不朽千秋也，岂是赠金乞娶也。”冯氏是肯定了这种施恩不忘报的品德的。
与之相反，《情史》中也有不少故事是谴责恶德败行的。卷十六《周廷章》篇，写周廷章先与王娇鸾相好，后又贪慕财色，与富家女成婚，致使王娇鸾含辱身死。当地吴江令得知此事，密访周而棒杀之，使周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冯梦龙在篇末有评：“负心之人，不有人诛，必有鬼谴。惟不遣于鬼而诛于人，犹见人情之公耳！”这一则故事，后被人敷衍成短篇《王娇鸾百年长恨》，并以之改编成多种戏曲演出。
我们为能参与版本校勘工作，很有荣誉感，这毕竟是一项传承中华文化的工作。我把《情史》刻印本的复印件按份分给了王永健教授等诸位参与校点的同仁，我和他们各自在家中自行校点。他们点校后分批次送到我处，我再复校一遍，有疑问时，再找他们分别面谈商议。
我们以清末民初版的石印本为互校本，并依据《情史》中所辑录自《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史记》《汉书》《越绝书》《吴越春秋》《北梦琐言》《夷坚志》《世说新语》《搜神记》《青楼集》《酉阳杂俎》等五十三种书，作了个别字句的校正，在1983年2月下旬交稿。
3月9日即收到岳麓书社编务室信，说已收到。不久，又收到岳麓书社总编室来信，说已据我们提供的复印件校点稿在誊写中。回想我们在校点中，对断句有疑问时，也有争论、商讨，但结果均趋于一致，我所约请的诸位，都是学有专长，且都心气平和，以事业为重，而不是意气用事的。
因清除“精神污染”，出版延期
我们于1983年3月交稿时，正值“清除精神污染”，似是又要来一“运动”。
说到这“清除精神污染”，缘起于中央有的领导认为，在改革开放时，也出现了忽视精神文明的现象，出现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倾向。1983年10月，有中央领导人严厉批评了“精神污染”问题，认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于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反“精神污染”的“运动”。
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认为不妥，在实际上有所抵制，因而这一场不称为“运动”的运动在历时数月之后，即告结束，但余波未息。对《情史》到底出版与否，出版社始终没有结论，搁浅了。迟迟没有下文。还有人把《情史》作为“色情书”来论定，十分滑稽可笑。 一直搁置了一段时间后，于1984年4月才做出决定，说经研究，准备在出版时，删去《情外类》《情秽类》两卷。并对其他各卷中的个别篇章也做了删节处理。
出版时定书名没用《情史》，而是定名《情史类略》。初版就印了66000册。1986年9月，岳麓书社终于“恢复原貌”，挺直腰杆，将删去的内容全部恢复重印出版，书名恢复原名《情史》。初版印了61000册。
以全本出版，这无论从文学欣赏角度说，还是从研究冯梦龙的思想来说，都是必要的。实际上，所删部分并无具体的性描写，并非能以“色情书”来论定的。而冯梦龙在《情史》全书二十四卷的每卷卷末托名“情史氏”所写的总评，以及每篇间或亦有冯氏的眉批、夹批，却可见他的道德观、伦理观，是有警世作用的。譬如在卷四“情侠”类《裴晋公》篇末，冯梦龙写下评论：“以裴晋公之人品，而郡牧犹有强夺人妻以奉之者，况他人乎？一分权势，一分造孽，非自造也，代之者众矣！当要路者，可不三思乎？”当然，这种“造孽”也不是全然由人“代之”的，也有很多是“自造”；一个眼色，一个暗示，即会有人“代之”了。而“代之”者有了这“投资”，“郡牧”之类的升发也指日可待了。
在卷六“情爱”类总批中，冯梦龙写道：“桀纣以虐亡，夫差以好兵亡，而使妹喜西施辈受其恶名，将无枉乎？”在三百多年前而能发此议论是不容易的，批驳了“女人是祸水”的说法。在现代，才有鲁迅发表了同样的言论。
冯梦龙在卷十八情累卷末尾批曰：“啬财之人，其情必薄。”又说，“天下莫重于情，莫轻于财。”这是冯氏的伦理观的直接表白。有情才有义，重情必轻财；而重财者，则就把一切之“情”都弃之不顾了。重财轻义，重财轻情，于今还见得少么？
冯梦龙生活于明万历、天启、崇祯年间，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文学家。倡导写“情文字，抨击伪道学，反对程朱理学对个性的禁锢”。他在《情史・序》中说：“情始于男女，凡民之所必开者，圣人亦因而导之。”这是带有思想解放的色彩的。
我做了“生生而不灭”的中华文化传承
这部书的出版，从版本校勘的角度来说，是有一定价值和社会意义的。
《情史》中的篇章，选自历代笔记小说及其他著作，而其中的原书有的已佚失，今天得以见到这些故事，全赖此书得以保存。有的虽有书保存，但文字或与《情史》中所录有异，这也可供互为校勘。
我们做了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回忆起来，非常自豪。正是一代代专家学者的努力，才使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我记得冯氏在《情史序》末之情偈中又云：“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愿得有情人，一齐来演法。”这可以说是冯梦龙的社会观。在他看来，“人生烦恼，种种因情而起”（卷七“情化”类总批）。这也是他编选《情史》的因由了。在他看来，“人生烦恼思虑，种种因情而起”（卷七“情痴”类总批）。而情，又应为人所共有，否则，“人而无情，草木羞之矣！”（卷七“情化”类总批）。我们做了中华文化“生生而不灭”的工作。这也是出版社的坚持的结果，才让这本《情史》未被打入“冷宫”。
2017年6月，由阎维文主演的电影《冯梦龙传奇》在全国公映，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六周年。这部影片以冯梦龙为文而从政、出任福建寿宁县知县的所作所为为主线展开。他抗倭寇，灭虎患，禁溺女婴，倡导文教，反映了冯梦龙爱民、务实、清廉的品格。这是冯梦龙人生的又一生动面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