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郑义斋，原名郑少文，1901年7月18日出生于河南许昌城关镇。8岁上小学，因家境贫寒，13岁辍学做苦工。后到许昌城内一家印刷厂当学徒工，勤学苦练，逐步掌握印刷工艺。
1923年2月，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召开。受到罢工风潮影响，在郑少文的发动组织下，许昌印刷厂的工人举行罢工，响应并支持京汉铁路的工人斗争。“二七”惨案发生后，郑州政、警、工、商界联合发出通知：河南境内“如有鼓动罢工者，概行禁止自由”，“必欲置诸绝地而后已”。郑少文因“鼓动罢工”而被资本家开除出厂。
中国共产党努力做好京汉铁路大罢工后工人的善后和安置工作，同时加强在进步青年中的工作。经人介绍，郑少文到京汉铁路做客车检票员。从此，他和中共地下组织有了接触。1924年12月，倾向革命的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主政河南，工人运动迅速发展。随着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河南境内郑州、许昌、信阳、安阳等八个分会的恢复，1925年2月7日，全国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共产党和工会的教育下，郑少文逐渐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鼓舞着郑少文，他寄希望于积极为共产党工作，利用自己在铁路客车上当检票员的工作之便，主动掩护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秘密协助运送党的文件和枪支弹药等重要物资。1927年冬，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郑少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1929年，郑少文被调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做地下交通工作。1930年春，共产党在上海开办“义斋钱庄”，任命郑少文为经理。钱庄一方面为党筹集经费，一方面作为党的秘密交通站。从此，他将姓名改为郑义斋。在敌特横行、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他严守党的纪律和秘密工作制度，坚决执行上级指示，机智勇敢地开展工作。
在上海工作的两年里，郑义斋按照党的指示，在各地党组织的配合和掩护下，经常由上海到北平、天津、大连、青岛、武汉、郑州等地，为党筹集转运经费，为苏区红军购买转运军火物资，为党做调查和传送指示。外出执行任务时，郑义斋有时化装成阔佬，有时是伙计，有时装扮成商贩，有时还当算命先生，一次次骗过敌特的眼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一次，党组织派他到上海法租界看守所，给关押的一位同志送钱，郑义斋化装成普通商人，故意违反租界的卫生规则，让警察抓进看守所拘留一夜，趁机把钱交给了自己的同志。
1931年春，党中央先后派遣余笃
三、刘杞、沈泽民夫妇等到鄂豫皖区特委和红四军工作。郑义斋因在平汉线客车上工作过，又是河南人，了解鄂豫皖区的地下交通线，曾奉命护送党的干部到鄂豫皖特委驻地光山县柴山保。4月24日，参与领导中央特科的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到鄂豫皖区后，在武汉被捕叛变，致使党中央的许多机关和领导人面临重大威胁。根据周恩来等领导的紧急指示部署，郑义斋紧急关闭了义斋钱庄，果断处理好善后工作，迅速转移，及时废止了顾顺章知道的秘密工作方法和交通联络信息。
5月，郑义斋到鄂豫皖苏区工作。新成立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和临时省委为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任命郑义斋为鄂豫皖苏区苏维埃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兼苏区财经学校校长。他认真学习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决议，虚心向政府内务部部长、财经委主任郑位三求教，刻苦钻研财经业务，深入调查研究，全身心投入到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发展工作中。
为培养苏区急需的财经工作干部，郑义斋和财经委经过紧张的筹备，鄂豫皖区财政经济学校第一期于1931年6月在苏区首府光山县新集正式开学。在财经学校第一期办学过程中，郑义斋团结带领教师和学员，克服缺乏教材、学员文化水平低等困难，切实抓好教学工作，培训了一批财经工作干部，取得了办学经验。他在结业典礼上要求财经工作干部要坚定立场信念，工作认真负责，模范遵守财经纪律和规章制度，切实做到不贪污、不浪费，积极完成各项任务，争当“苏区的好管家”。1931年6月，鄂豫皖中央分局指示苏区各地举行“生产运动周”，郑义斋和财经委员会坚决执行这一指示，积极发动组织干部群众参加“生产运动周”活动。同时，提出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大力节省粮食、多种南瓜杂粮、开展粮食互济运动、夺取豪绅地主和敌军的粮食、发展粮食流通买卖、颁发粮食储蓄办法等七项措施，使苏区渡过粮食难关。
1931年8月，因郑位三改任新的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委员长（10月又代理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主持政府工作），由郑行瑞接任苏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兼人民银行行长。郑义斋积极协助郑行瑞贯彻区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财政经济决议，于8月26日至9月3日组织举办了“财政经济政策运动周”，大力宣传苏维埃政府征收累进税的意义和章程，开展税收工作；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政府和群众团体中腐化舞弊、损公肥己的问题；积极开展节省资材、反对贪污浪费的运动，反对投机取巧、谋取私利；鼓励发展生产，切实整顿和发展经济公社、合作社和私营商店；充分发挥人民银行的作用，发行苏区货币。
郑义斋和财经委根据区苏维埃政府的决定，一方面加强自身机构建设，在财经委员会内建立健全了会计科、建设科、设计科、税务局和人民银行等部门；另一方面，督促指导苏区县以上各级政府内设立财经委员会，区、乡苏维埃政府配备专职委员。为加强苏区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还发出了整顿苏区财政的通令，反对各自为政现象，下级财委会服从上级财委会，贯彻财政“集中和统一的原则”。为培养财政收入来源，财经委把发展农村经济作为财政工作的基本方针，在军费开支逐渐增多的情况下，仍挤出资金作为农业贷款，帮助农民恢复发展生产，同时兴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发展交通、邮电，办好经济公社和合作社，支持小商小贩发展商业贸易。经过郑义斋和财经委的努力，苏区的财政经济状况逐步好转。1932年2月2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指出：“苏区政府各部门只有土地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有了工作。经济公社（苏维埃政府办的商店）有五所，合作社到处都有，税务局全苏区已经建立，去年十一月份收税最多，可以收到一万元。” 1932年2月，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改名为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了部分调整，郑义斋担任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财经委员会主席兼人民银行行长、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从1932年1月至6月，红四方面军先后进行商（城）潢（川）、皖西苏家埠、潢（川）光（山）三次进攻性战役。根据鄂豫皖中央分局、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的指示，郑义斋领导财经委员会积极发动干部群众，大力支援反“围剿”斗争，通过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广泛组织力量，千方百计筹集粮食、食盐、衣被、鞋袜、药品等军需物资，枪支弹药等武器装备和必需的经费等，保证了红四方面军和地方武装的需要，为鄂豫皖苏区反击敌人“围剿”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1932年夏，国民党政府调集重兵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下，加上张国焘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反“围剿”中遭到失败，于10月中旬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郑义斋随部队西征川陕，投入紧张而繁重的创建和发展川陕新苏区的工作。
1932年底至1933年初，以徐向前为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陕南越过大巴山，迅速占领了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2月上旬，在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郑义斋被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委员。接着，又担任川陕省工农民主财政委员会主席兼省工农银行行长、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后改为总供给部）部长，兼兵工厂和造币厂厂长。随着根据地和红军的迅猛扩大，财经后勤工作任务极为繁重。郑义斋领导的部门所属单位众多，分别掌管着全军的粮秣、被服、军火、财经等工作，实际负责的只有其一人，郑义斋勇挑重担，为尽快开辟新局面，保证苏区和红军的供应和给养，坚持不懈地工作。
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仓促撤退，千里转战来到川北，吃饭成了突出而紧迫的问题。通南巴地区靠近巴山，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水田少，旱地多，产量少，穷人家里没有粮食，多以杂粮、红薯、山芋为食，但地主家里存粮较多。郑义斋详细调查了解情况后，向方面军总部和省政府提出建议：打土豪破仓取粮时，只把一部分粮食分给最穷的人家，大部分粮食集中起来运往后方。这样，总经理部在全苏区遍设粮食站、转运站，并动员苏区群众参加运输，保证部队无论在哪里作战都有饭吃。同时，也使敌人在苏区得不到粮食，致敌以极大困难。郑义斋还建议，红军各级政治机关要协助政府，发动组织军民开荒造田，毁烟种粮；号召苏区群众捐助粮食，派人到白区购买粮食。到1934年，在省委、省政府关于“多种粮、多种蔬菜、多喂牲畜”的号召下，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粮食、棉花、油料、蔬菜、猪牛鸡鸭都获得了丰收。郑义斋还领导总经理部带头坚持勤俭节约，实行计划供应粮食，大米主要供作战部队和伤病员，后方多吃杂粮。当红军离开川陕苏区时，除了部队带走几十万斤粮食外，把剩余的大批粮食分给了军烈属和群众。
红军刚入川，食盐曾一度是个严重问题。仪陇南部战役后，红军占领了部分盐场。郑义斋亲赴盐场，组织职工灶户恢复生产，还在通江县挖出三口盐井，组织商人从白区贩运食盐，总经理部把大量食盐运往后方，既供军需，又作向群众换取粮食布匹之用。穿衣问题也是当时的一大困难。1932年秋天，红军从鄂豫皖出发，只穿随身衣服，千里转战已破烂不堪，入川时已是隆冬时节。郑义斋与各军、师商定在各军、师经理处均成立被服厂，总经理部成立了三个被服厂和纺织厂，统一筹划分工制作冬夏衣服。棉花布匹来源除利用缴获的之外，主要由总经理部在全苏区设站收购土布和棉花，一部分向边沿地区商贩采购。经过努力，1933年和1934年的冬夏服装，做到了统一供给。
为了解决红四方面军的武器弹药问题，郑义斋也费劲了心血。红军的武器弹药主要是从敌人手中缴获，而修理各种武器便成为保障作战的主要任务之一。郑义斋提出大家动手、分级负责的办法，部队每到一处均召集当地的枪炮工人到军械修理所工作。红军解放达县后，郑义斋立即组织运输队，把缴获的敌人兵工厂、被服厂的大量机器设备、原料器材等全部运到通江，并向工人、技术人员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动员他们参加革命，壮大苏区军事、民用工业的工人队伍和技术力量。郑义斋提出对原有兵工厂进行重组，建立炸药厂、子弹厂、机械厂、制药厂。扩大后的兵工厂拥有1400余名工人，各种机床138台，对红军弹药的补充、枪械的制造和修理起了重要作用。
郑义斋还重视通过统战关系，解决红军物资供应困难。1933年6月，在白区党组织的大力配合推动下，红四方面军同驻陕南的国民党十七路军杨虎城部达成了互不侵犯协议。在郑义斋的大力支持下，开辟了由陕南通往川北的红色交通线，并在通江坝加大力量从白区采购、收集的无线电器材、汽油、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军用物资，及时安全地云送给川陕红四方面军。
为革命为人民理财，郑义斋十分爱护财力物力，反对贪污浪费，积极厉行节约。在张国焘“左”倾政策影响下，红军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财物，没收豪绅地主的贵重物品等往往付之一炬，造成很大浪费。郑义斋对毁坏财物的做法非常气愤并加以制止。他在一次干部会上指出：“一切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我们缴获的那些东西，又回到人民手里，应当珍惜，才能做到一切缴获要归公，不能再焚毁砸烂，而要物尽其用，让人民享用。”
郑义斋在财政经济理论和工作实际中的显著成绩，受到大家的肯定，被誉为“红色理财专家”。
1937年3月13日，在随西路军西征途中，为保护红军财产，郑义斋牺牲于祁连山脚下，时年36岁。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在甘肃省高台烈士陵园为西路军英勇牺牲的将士建立纪念碑，徐向前为碑文题词：“振堂、海松、厚发、义斋及西路军牺牲的诸位烈士们：你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坚韧不拔、自我牺牲的精神和英雄气概是我军的无上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