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60年来，石油与天然气作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血脉，越来越深入国人，牵动着人们的神经，尤其近十年来，油价的波动和调整，几乎振憾着每一个国民。传统石油天然气也好，以及现已列入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的幔源石油天然气也罢，此类世人宝贵的矿藏均是“地质尖兵”的传世杰作啊！他(她)们是永远被人们所不会忘怀和永久被纪念和铭记心中的。
为此，在迎来新中国诞辰60周年前夕，我专程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康玉柱同志，一直工作和无私奉献在祖国的油气勘查战线上。寻找和评价油气远景区及富集带，发现油气田，探明地质储量并提供开发基地，是油气勘察工作者的责任和天职。
康玉柱说：“查明油气资源在地下的赋存和分布情况，必需从实际出发，要在先进的地质理论指导下，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现代化的综合性技术手段，遵循科学的油气勘察程序和方法，进行合理的部署，以较少的投入，获得最佳的油气地质成果和经济社会效益。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勘探、开发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此反复探索地下油气奥秘，并不断认识油气地质规律的全过程。
作为世界上发现和利用石油天然气最早国家之一的中国，其先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不断发现了分布在各地的石油和天然气。由于当时社会和技术的限制，以致于19世纪中期直至新中国诞辰前，投入过开发的只有台湾苗粟、陕西延长、新疆独山子、甘肃老君庙等几个油田；还有四川自流井，石油沟、圣灯山，台湾锦水、竹东、牛山、六重溪几个油田。
康玉柱说，从1904年至1948年的45年中，累计生产原油(台湾、新疆外)只有278.5万吨，原油年产量最高的1943年仅32吨，1948年大陆原油产量仅8.9万吨。“中国贫油”的论调从何时传出的呢？那是在1914年～1916年，民国之初，所聘用的美孚石油公司技术人员，在陕北延长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石油地质勘察失败后，便传开了。
但是，李四光先生明确提出了不同看法：“美孚的失败，并不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中国西北方出油的希望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
据说热河也有油苗，四川的大平原也值得好好研究，和四川盆地类似的地域也不少，都值得(进行)一番考察。”之后，一批抱着“科学救国”志向的地质学家们，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不畏艰险地进行着油气资源的勘察活动。
如1935年，李四光在英国讲学预测，我国东部的新华夏系沉降带可能找到石油，1941年，潘钟祥发表了“论中国陕北和四川白垩系非海相生油”的论文提出了陆相生油的观点，1947年黄汲清等也提提出了陆相生油和多期多层生、储油的观点。谢家荣、阮维周、孙建初等先后编制了中国油气田分布图，而且，谢家荣、李春昱、翁文波等先后预测了中国的石油资源前景和储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我们引进了地球物理勘探方法进行油气勘查，翁文波、赵仁寿、童宪章等先后又在四川、甘肃进行了一些开拓性工作。康玉柱说：“中国近代的油气钻井工作，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1907年至解放前，总计钻井169口，井尺约6.7万米(不含土法钻井)。
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在用石油钻井只有15台，分散在台湾(6台)，陕西、四川、甘肃、新疆等地，直接从事石油地质工作的仅十余人。“旧中国的地质先驱者用辛勤的劳动和探索，提供了一些可贵的地质资料和独到见解，因而，那时便造就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代地质人才。
他们对我国地质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以及艰苦奋斗、不畏艰险、勇敢开拓的精神风貌，给后来人留了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康玉柱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以及原地矿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公司共同努力下，油气勘探工作大发展，成就卓著。储量、产量快速增长。
2008年，我国产原油1.89亿吨，天然气761亿方。成为世界产油气大国之一。
甩掉两个帽子康玉柱院士自豪地对我说起60年来油气勘探领域的重大进展，首先是甩掉了两个帽子，即“中国贫油”和“中国古生界海相无油”的论点。今年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教授诞辰120周年。
他创建了地质力学和提出了构造体系新概念，为我们今后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规律开辟了新的途径。为了解决经济建设中能源紧缺问题，上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初，李四光运用自己创建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方法，组织和指导石油地质工作，在分析中国地质构造特点的基础上，指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具有广阔的找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