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在国外冷冷清清，在国内却人气爆棚。这冰火两重天的局面，也让许多人相信中国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上存在着独特的竞争优势。有鉴于此，一些观点认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有利于中国在打造金融强国过程中弯道超车。一些地方政府提出，打造互联网金融产业发展高地，可以让本地在建设国际、国内或区域金融中心过程中占得先机。众所周知，中国的互联网已进入快速发展期，在移动互联网等一些领域，中国企业正在超越美国同行，开始引领全球潮流。那么，借助互联网实现弯道超车的这一幕，将发生在金融领域吗？
“弯道超车”的理论基础
环顾世界，一些国家总是能在某些产业的国际竞争中持续取胜，而另一些国家则落于下风。对此问题，经济学的几种主要流派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和垄断竞争贸易理论认为，竞争优势的奥秘在于生产成本、劳动生产率、要素禀赋、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然而，这些学术流派的解释力是值得怀疑的：为什么每个国家都会生产一些与进口商品相替代的产品，而不是完全专业化生产？为什么一些劳动力昂贵、资本密集的国家，反而主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什么一些国内市场较小的国家反而成为国际市场的领导者？在新旧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作出了更好的解释，将竞争优势的来源归结为四条：
一是生产要素。本国有什么样的初级要素（自然资源，地理位置，气候，非技术工人，资金等）和高级要素（现代通信、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科研机构等），在生产过程中就要多加利用。当然，建立在初级要素之上的国际竞争优势通常是不牢固的，因为初级要素很容易被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市场网络获得。世界经济发展历程表明，丰富的资源或廉价的成本常常导致缺乏效率的资源配置，而劳动力短缺、资源匮乏、地理气候条件恶劣等不利因素，反而会形成一股刺激创新的压力，促进企业竞争优势的持久升级。若要赢得强大而又持久的国际竞争，高级要素远比初级要素重要。
二是需求条件。本国有什么样的具有“规模差”、“层次差”或“时间差”的消费需求，就应该发展相关产业、生产相关产品。“规模差”是指若国内对某种产品需求大于别国，则本国厂商更容易形成规模经济。“层次差”是指若国内消费者更加老练、挑剔，则厂商本国改进产品质量、性能和服务的压力更大。例如美国消费者对节能环保的忽视使得本国公司的汽车环保性能、节能性能大大落后于日本和欧洲。“时间差”是指若国内有引领世界潮流的消费需求，则本国厂商更容易走在世界前沿。例如德国的部分高速公路没有限速标志，因而本国汽车厂商在满足驾驶人的高速驾驶乐趣方面能做到世界一流。
三是相关产业与支持产业。本国有什么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就应该就地取材，发展相关联的产业。优势产业通常不是鹤立鸡群式存在的，它往往与本国相关强势产业一同掘起。例如美国、德国、日本汽车产业的竞争优势也离不开本国钢铁、机械、化工、零部件等行业的支持。发展中国家在推行赶超战略时，往往有意识地扭曲价格，限制市场的作用，采用进口限额和许可证、信贷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以此调动各种资源来培育和保护其幼稚产业，扶持某些关键性的战略产业。孤军深入式产业政策的后果不仅压抑了其他产业的发展，还往往使得目标产业也无法一枝独秀。
四是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垄断竞争贸易理论将产业和国家竞争优势归结为规模经济和不完全市场竞争，认为国内竞争太激烈将会妨碍规模经济的形成，最佳的国内市场结构是有两三家企业垄断用规模经济与外国企业抗衡，并促进内部运作的效率化。然而，一些国家国内市场不大（如意大利的厨房器具产业），众多厂商将市场分割的支离破碎（如日本的汽车产业），却赢得了国际竞争。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本国的竞争程度越激烈，企业越有动力去进行改进和创新，开拓全球市场，进而赢得国际竞争优势。通过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所培养出来的明星企业，形成不了真正的国际竞争力。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政府在确立产业政策、培育产业集群方面不应该无中生有。以牺牲经济整体进步为代价的少数产业的赶超，不足以支持总体经济的转型升级。一方面，受到抑制的产业缺乏资本，难以形成有效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受到保护的产业利润微薄，无法形成稳定的竞争力（前苏联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当然，政府在培养竞争优势上也非无计可施：放松管制，鼓励私人投资，执行严格的产品、安全和环境标准，反对企业合谋和国内垄断，反对国际贸易管制，发展基础设施，利用市场力量降低成本。
互联网金融的中国优势
对照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可以辨析中国互联网金融竞争优势的实与虚、厘清互联网金融弯道超车论的真与伪。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互联网金融的比较优势主要在于国内需求和关联产业，而不是生产要素或同业竞争。
互联网金融，依托于互联网技术等高级要素。在此方面，中国互联网企业普遍存在短板。正如马云所言，阿里巴巴不是一家拓展技术边界的科技公司，靠的不是技术创新，而是一个涵盖了信用体系、金融体系、物流体系、小企业工作体系和大数据体系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模式的优点是联动了产业链上下游、改善了用户体验，缺点是易于复制、盈利能力不稳定（例如同样依靠生态系统的Amazon亏损多年，即便盈利也是微利）。与阿里巴巴市值相匹敌的Microsoft、Yahoo、Google、Apple等美国互联网巨头，无一不是靠技术创新成就霸业。究其缘由，技术由于受到专利保护，能带来更加稳定、可观的商业回报。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互联网科技创新普遍不足。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曾在美国国会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一篇报告中被称为Chinese Amazon、Chinese Twitter、Chinese Google。其中深意，不言自明。当前中国几种活跃的互联网金融业态（如互联网支付、P2P网络借贷、非P2P的网络小额贷款、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等）均形成于发达国家。当然，仅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概念来搪塞中国的创新不足，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毕竟，中国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差距，一些省市无论是经济总量、人均GDP还是人口规模都已经接近了许多发达国家。中国互联网金融在技术等高级要素上的差距，有着深刻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根源。 在企业同业竞争方面，中美两国互联网行业大相径庭。一方面，中国互联网“沙漠化”趋势日益明显。中国互联网行业已经从自由竞争阶段逐步过渡到寡头垄断阶段，尤其是搜索引擎、即时通信、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当前盘踞寡头地位的巨头，不过是创业最早的那一批企业的佼佼者，市场上缺少能与之相抗衡的新生力量。互联网行业的老霸主对新秀的打压、抄袭、吞并等现象，在国内屡见不鲜。实际上，2006年以后，中国再未涌现过新的大型互联网企业。另一方面，美国互联网新兴企业蓬勃发展。美国互联网先驱Yahoo、Amazon、Google、Netflix并没有在国内形成寡头垄断，Wikipedia、Linkedin、Myspace、Facebook、eBay、Youtube、Spotify、Hulu、Zynga、Twtter、Dropbox、Groupon、Instagram、Square、Pinterest等新型产品和企业不断涌流。究其原因，在于美国司法部、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等机构对于垄断的严厉打击和制裁。即便是Microsoft、Yahoo、Google等巨头企业，都曾经遭受过数次反垄断调查。其中，Microsoft虽然侥幸未被拆分，但被判支付巨额罚金，以至于其后来成立了反垄断达标委员会，加强内部对反垄断法律、内部检测、应诉等方面的管理。正是对于巨头们垄断行为的严厉打击，美国开放的互联网创业氛围才得以形成。
在国内需求方面，规模庞大的、挑剔的、碎片化的金融需求，为中国互联网金融企业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发达国家之所以鲜少提及互联网金融的概念，是源于其拥有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健全的金融机构体系，较高的金融服务水平，以及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对于美国的小微企业和个人而言，融资成本虽然不及大公司便宜，但融资渠道是畅通的。中国金融体系历经多年的改革发展，金融机构、产品、市场等不断创新，但同日益增长的多样化融资、投资理财、支付、风险管理等金融需求相比，金融供给数量和质量都还严重不足。从金融覆盖面看，中国大中城市金融网点密集、竞争激烈，但偏远农村和山区金融网点还处于空白状态，即便有网点，通常也只能提供简单的存取款服务。从金融服务对象看，在总体供给不足的前提下，传统金融面对“二八定律”流露出尤为突出的“嫌贫爱富”倾向：在融资上，国有、大型企业无论是从银行贷款还是上市融资、发债融资都较为容易，而面广量大的“三农”、小微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投资理财上，大客户享受到VIP、私人理财通道等便利，享受私人银行财富管理服务，而普通百姓则需要排长队，受理财门槛的限制不得已地选择银行存款服务。与传统金融“西装革履”不同，互联网金融穿的是便装，凭借草根性以及低门槛、小品种、个性化的金融服务，融入到寻常百姓尤其是年轻群体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弥补了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当然，中国互联网金融消费群体也是“挑剔”的，他们普遍对收益率敏感，对品牌忠诚度不高。曾经独领风骚的余额宝，在年化收益率大幅下跌后，客户大量流失。
在关联产业方面，互联网企业的跨界式发展，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奠定了坚实基础。对比阿里巴巴和Amazon、eBay可以发现，虽然它们商业模式一致，但所处环境不同，因而发展态势迥异。究其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中国的商品流通环节过多。中国传统零售企业仰仗渠道优势，习惯于用向供货商收取通道费、占压货款的方式，来赚取后台利润，加上其他不合理的体制机制障碍，中国的流通费用占GDP的比例达到18%，而发达国家的比例通常在10%以下，因此网络购物相较于实体店购物的价格优势十分突出。二是中国线下产业不发达。美国的线下行业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具有相当的竞争力，对互联网技术和渠道的引入也十分成熟，而中国的线下产业大多起步于改革开放，发展和竞争并不完全充分，互联网对这些行业的跨界和渗透，实际上是形成了更强的竞争模式，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三是中国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趋势难以逆转。在集权型体制下，中国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社会福利等必然向大中城市的中心城区集中，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聚集趋势，再加之中国劳动力成本较低，因而本土电商企业的配送和运输变得快捷而方便。四是中国消费者受到的法律保护较少。美国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成立消费金融保护局，保护消费者的金融权益。相比之下，消费者在中国不如在美国受法律保护，因而中国电商企业无论在退货还是客服上，都占有强势地位，为此节省大量的成本，并从制售盗版商品上谋取额外利益，进而企业快速扩张。
结语
总而言之，面对借助于互联网金融打造金融强国或金融中心等言论时，我们应该保持谨慎的态度。因为互联网金融“弯道超车论”包含两大前提假设：一是中国本土企业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上存在绝对的竞争优势，二是互联网金融可以覆盖或替代传统金融。不难发现，这两大假设并不成立。
首先，仅仅依靠国内需求和关联产业还不足以实现弯道超车。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例子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生产基地，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手机消费群体，消费者在某些方面的要求也较为苛刻，但与Sumsung、Apple等国际巨头比起来，中国本土手机厂商差距明显。尽管不能简单地根据历史推测未来，但互联网金融的某些发展趋势确实可能延续下去。比如，互联网金融创新业态和模式将继续在互联网技术的策源地国家率先实现突破，然后引进到中国完成商业化运用和大规模生产，中国本土互联网企业在其中扮演的是生产制造而非设计研发角色。可以预期的是，当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突破临界点，那些促使本土企业在互联网金融热潮中大放异彩的金融保护主义政策必将淡出历史舞台。一旦全球互联网巨头或者其他企业能够借助更高级的金融概念进入中国市场，那么无论是现在的本土互联网企业或者传统金融机构，都将面临巨大的冲击。
其次，互联网金融的作用还不至于颠覆传统金融。传统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集中体现在大额和个性化服务方面。互联网金融的实质是用批量化的方式解决共通性问题，因而成本较低。大额金融服务意味着单位收益能够覆盖单位成本，个性化服务意味着批量化生产的失效。对大额和个性化客户而言，具有高度专业性、风险对冲能力、资本实力雄厚的传统金融机构显然是首选。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金融批量化的生产，依靠的主要是大数据。而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大数据虽能帮助互联网企业降低风控成本，提高风控效率，但未必能保障风控质量。因为互联网金融企业此前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设计出的风险控制参数的有效性衰减，如不能及时、恰当地调整参数，批量放贷必将带来天量坏账。而另一方面，如果从严放贷，则找不到太多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