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用这句话提醒人们，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原因在于城乡发展长期不平衡不协调，根源则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
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时期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冲刺的5年。然而，城乡失衡这个长期累积的历史顽疾，仍然制约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为推进城镇化、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巨大挑战。
素有“江城”之称的武汉，正在谋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与许多地方一样，这座华中地区最大的工业、商业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上也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被认为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城乡发展格局。从武汉近年来的发展可管窥改变城乡失衡到底有多难。
农村包围的城市
从武汉三环路附近的壕沟公交站上车，需要经过21站，才能抵达终点站兴新街公交停车场。这一路，高楼大厦不断往后退，人也在公交车上被颠得前仰后合，逐渐逼仄的街面提示郊区到了。
要去郑店街关山村，先得叫一辆面包车，这也是附近村民最常用的交通工具。水泥路已经修到了各个自然村，经常有摩托车和自行车呼啸而过。摩托车不能进城，关山村民进城要在关山桥菜市场等公交。从村里到公交车站，这段路步行至少得花去四五十分钟。偶尔有人买辆面包车，大多也是用来跑黑车赚钱。
冬日的阳光照耀着村庄，二三层的小楼房散落在村道旁。举目能见到的几个人，正围着桌子在太阳底下打牌。63岁的黄启幼推开自家大门，后院厨房里的牌局正热火朝天，儿媳抱着两个月大的小孙女一旁观战。“这里的人都是上午出去做事，下午打牌。”黄启幼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村里人均只有0.3亩地，青壮年出去打工，剩下的老人和妇女们就经常打牌消磨时间，“他们也想做事但没事做。”
在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夏春萍的印象中，这些村子大多常年萧条，没有人气和活力，“主要还是没钱”。以黄启幼一家为例，36岁的儿子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在附近做泥瓦匠等小工，一年能挣一两万元。黄启幼作为村民小组长，同时兼任集体林场场长，每年工资收入7800元。黄家的经济状况在村里算是中等水平，但两人的收入要养活一家六口人并不宽裕。事实上，关山村因为离城近，经济等各方面并不算最差的，村民也大多可以就近务工。
二元结构难平衡
像关山村这样的村庄，广泛分布于武汉市的蔡甸、江夏、黄陂、新洲、东西湖、汉南6个远郊区（也被称为新城区），与武昌、青山、洪山、江岸、江汉、~口、汉阳7个主城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明显。
“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然突出，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有待进一步改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制度障碍亟待破除。”武汉市原市长唐良智在最近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再表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此番表态的背后，是城乡二元结构痼疾难消的烦恼。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农补工”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导致“重城轻乡”的城乡隔离政策，形成二元城乡分治格局并在各种制度下不断得到强化。这其中，尤以城乡有别的财政投资信贷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为甚。
建立在重工业基础之上的工业化城市武汉也不例外。2008年时任市长阮成发指出，武汉在实现两型社会改革中，首先要完成城乡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劳动就业、社会管理和人口素质提升六个方面的一体化，加快武汉市新农村的建设。这六个一体化发展是形成城乡一体化体制的关键，该机制也已成为武汉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定位。
“要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等，还需要相关各部门的更进一步工作。”湖北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12月10日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全省正着手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户籍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因户口性质产生的差别。他说：“下一步将以农村农民为重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工作。”
困难不只于此。武汉市经管局土地科科长王文才也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证实，受制于抵押物的缺乏等，贷款难依然是农村发展普遍遇到的问题，近年兴起的家庭农场中，不少人甚至不得不求助利息较高的民间借贷以解燃眉之急。
这些难题也绝非武汉独有，虽然找到了新型城镇化这个破解之道，但真正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也绝非一朝一夕。
“二三十年的快速城市化之后，大量的人口将会转移到城市，国家再给予农村一定扶持，使得农民可以获得不低于城市的收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现在不要着急，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把城乡差异带到城市演变成城市内的二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