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五年，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普路通”）再次进入IPO预披露大名单并过会。
再闯IPO，普路通问题依旧。
但蹊跷的是，在中科曙光2014年财报中，普路通公司并没有出现在其前五名供应商名单之中。
根据规定，企业拟在中小板发行股票并上市，公司最近3个会计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应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
2014年，普路通服务费率仅为0.36%，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去甚远;同时，公司当年对小米提供服务实现的营业收入为9630.43万元，占同期服务类营业收入的比重高达75.86%，寄生模式引人担忧。
《证券市场周刊》记者发现，相对于公司宣称的供应链管理业务而言，投资收益才是普路通利润的真正来源。在所谓的供应链管理服务中，公司通过交易类业务扩充营业收入;以低费率的服务类业务吸引客户，获取大量的经手货物;最终，以经手货值作为担保抵押，通过组合售汇业务实现套利。
但是，企业经营不应该是押大押小的赌博游戏，所谓的“无风险套利”也只是短时间内定价失衡下的附属品。随着市场内在力量的不断推动，利益的缝隙终究会被时间所填平。届时，普路通又将何去何从？
交易类业务营收蹊跷
资料显示，普路通是一家专门从事供应链管理服务的现代物流供应链服务商。公司为客户提供包括供应链方案设计、采购、分销、库存管理、资金结算、通关物流等一体化供应链管理服务，帮助客户提高其供应链的运作效率并降低其运作成本。
普路通的盈利模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为交易类业务，另一种为服务类业务。其中，交易类业务是指企业在进行供应链服务时，以买断销售形式获取定额收益的获利方式;服务类业务主要是按经手货值的一定比例向客户收取服务费来实现收入。
按照普路通的介绍，以上两类业务既有类似又有差异，虽然在执行过程中所涉及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工作流流程基本相同，但由于两类业务受不同的法律关系约束，公司在提供服务过程中的角色也不尽相同，导致两类业务在执行过程中所涉及的商流存在差异。
2014年，普路通交易类业务实现营业收入30.03亿元，占总营业收入的95.85%。但与高额的收入相比，公司交易类业务的毛利却仅为0.76亿元，毛利率不足3%。
然而，颇为蹊跷的是，在2014年财报中，普路通公司并没有出现在中科曙光的供应商名单之中。
中科曙光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对外采购的商品主要包括CPU、硬盘、内存、主板四大类。
而且，2013年，中科曙光向上述三类产品第五名供应商支付的采购金额分别为995.43万元、489.34万元、80.34万元，合计1565.11万元，远低于普路通对中科曙光确认的销售收入。
涉嫌虚增营业收入
在上市供应链管理公司中，飞马国际（002210.SZ）同样拥有“买断”业务，但与普路通相比，飞马国际的“买断”业务仅是“形式买断”。
所谓贸易执行业务是指在国内、国际贸易中，由飞马国际先“形式买断”供应商产品，通过飞马国际自身的物流网络将货物配送到供应商指定的产品经销商或代理商所在地后，经销商、代理商按预先约定的采购数量付款提货的综合物流服务。 招股说明书显示，普路通的投资收益主要来自于组合售汇产品和内保外贷项下的保证金收益。其中，组合售汇是通过贸易融资和远期外汇合约的组合运作对外支付外币，组合售汇产品投资收益来自于组合售汇产品项下签署的DF/NDF合约到期实际交割收益，扣除上期期末已经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差额;内保外贷项下的保证金收益是公司采用内保外贷的方式购买银行相关理财产品作为保证金所致。
就其具体操作而言，国内客户会将人民币货款支付给普路通，由普路通向境外供应商支付外币款。公司将货款作为全额保证金存入银行后，以质押方式向银行申请等额外币贷款，并签订贷款合同和质押合同。之后，公司香港子公司瑞通国际与境内银行设在境外的分支机构或境外合作银行签订NDF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合约，境内银行通知其设在境外的分支机构和境外合作银行将等额外币贷款支付给瑞通国际，由瑞通国际向境外供应商支付货款。货款到期日，存入境外银行的全额保证金用以偿还外币货款，同时结算NDF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合约损益。
普路通表示，在不考虑贷款利息的汇兑损益和手续费支出的情况下，上市组合售汇的收益=人民币保证金×人民币存款利率-外币贷款×外币贷款利率×即期汇率+外币贷款×（即期汇率-NDF合约约定的远期汇率），除了人民币保证金规模、外币保证金规模和即期汇率事先已经确定外，公式中涉及到的人民币存款利率、外币贷款利率、NDF合约约定的远期汇率均通过与银行签订相关交易协议时即已锁定，不受协约签订后汇率波动的影响，是一种无风险收益。
而这也正是普路通前次IPO被否的重要原因。
如今，普路通问题依旧。
无风险套利存不确定性
事实上，无风险收益是否真的完全无风险，其答案或许是否定的。
从普路通的介绍可以发现，其所谓的无风险套利，核心思想在于提前锁定即期汇率与远期汇率协议之间的利差，以达到远期套利的目的。所谓的“无风险”，究其根源不过是利用不同资产或同一资产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下的定价失衡。
然而，根据供需平衡的基本原则，价值被低估者和价值被高估者最终必然会达成平衡。市场的内在推动力会推动“无风险套利”走向“无风险无利益”。
证监会在此前的审核意见中也明确表示，由于组合售汇业务收益受人民币存款利率、外币贷款利率、外币对人民币的即期汇率、外币对人民币的远期汇率、银行组合售汇产品设计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波动等因素影响，因此在不同会计期间分布不均并具有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此外，如果仅从单个企业或银行着眼，无风险套利似乎确实是个双赢的生意。但如果上升到金融安全和国民经济稳定的层面思考，无风险套利则很可能是零和博弈。企业的风险套利实际上将风险转移到了整个国民经济。
建设银行的专业人士指出，由于企业完全用外汇贷款取代了即期购汇，从而直接导致结售汇顺差持续大于国际收支顺差，进而导致外汇储备扩张加速，货币投放也随之被动增大。一方面，高速增长的外汇储备不得不投资于收益极低的欧美国债，蒙受长期的重估贬值风险;另一方面，大规模的货币投放又直接增加了国内的通胀压力，就这样，企业层面的“无风险”最终转化成国家层面的“高风险”。
随着人民币汇改的推进，市场对人民币未来走势的判断日益趋于中性，大幅升值或大幅贬值的预期都将明显弱化，套利交易市场前景黯淡，但已经习惯于无风险套利的企业却很难在短期内转变经营思路。
而且，在人民币远期报价持续贴水的情况下，如何有效拉大人民币存款与美元贷款之间的利差会成为企业的本能冲动。通过结构性存款或者人民币理财产品规避较低的法定存款利率自然成为企业的理性选择，而这必然促使银行寻求更高收益的人民币投资渠道以弥补支付给客户的高利率，否则既要遭遇存贷业务萎缩，又很难维持中间业务收入的稳定。
但是对银行而言，投资的高回报大多意味着高风险，例如为满足高收益债券类理财产品的收益率要求，商业银行必然加大对低评级债券的购入，这样就把客户的“无风险套利”转化为银行的高风险投资。于是，企业的套利行为和银行业绩考核指标的刚性最终会共同导致风险在银行体系中扩散。较为保守的大型银行在“高息揽储”的竞争中往往不如中小银行激进，但这却恰恰容易导致实力较弱的中小银行快速集聚风险，进而增大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
显然，企业经营不应该是押大押小的赌博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