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悠久的华洋杂处历史的上海，目前亦是中国内地最具国际化的大都会，已经拥有了30多万的常住外籍人口。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你，也许对陆家嘴附近每天夹着公文包的西装革履的外国人并不陌生，或许对于那些工作在淮海中路附近领事馆的外交官们，也早有耳闻。
但你知道么，在这些外籍人群中，不少人是因为艺术才来到了上海，他们在这里生活着创作着。他们的作品活跃于各大画廊、展厅和艺术馆，而他们本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给这座城市以及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和启示。
50年代有部著名的歌舞片叫做《一个美国人在巴黎》，而今天，本刊采访到了三位在上海生活和创作的美国女艺术家，一起看看她们的故事吧。
Joy Brown
如果你每天通勤都会经过静安嘉里中心的话，不知你是否留意过一组憨态可掬的陶俑。它们从头到脚，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被塑造成了圆润质朴的形态。它们怪诞、拙朴、生机勃勃地用各种不同的姿势，向行色匆匆的路人致意 ―― 或怡然自得地枕着手臂侧躺在草坪上，或是坐在石凳上乐呵呵地凝视远方，抑或是手托着腮帮无辜地与你对视。这些充满人伦情感的雕塑样式的创作者乔伊・布朗，虽然来自美国的西方世界，但她的人生经历中却有着一抹来自东方的传奇色彩。
“在这片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新领地，我结识了新的朋友，了解了新的文化，并且更重要的是，让我亲身实地地了解了我的家族历史。”
1950年，乔伊出生在日本的千里山，而在这之前的一年，乔伊的全家则刚从中国徐州搬到了日本。乔伊的祖父弗兰克・布朗，中文名彭永恩，和祖母夏洛特・布朗分别在1908年和1910年作为医学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后来相识结婚，并在1915年生下了乔伊的父亲乔治・汤姆森・布朗，中文名取为彭亮光。之后乔伊的父亲和祖父母一家就在徐州生活了近40年。在徐州的40年间，彭永恩为徐州的教育、医疗、赈灾、交通、保护难民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在日军占领徐州时，彭永恩等人借助美国传教士身份以教会学校、医院为避护所，拯救了数千名徐州妇女儿童，后来被人称为徐州的“拉贝”。
乔伊曾经一年制作了上千个清酒杯，但一个也没有拿去烧制。“这个经历其实是训练了我对陶土的敏锐度和直觉，而且我相信我们往往是在工作中越是细枝末节处，越能有最多的收获。我慢慢地把最初学到的条条框框变成了一种和陶土之间的默契，而并没有依据什么具体的想法或者理念，后来我意识到，当初制作的上千个清酒杯对我之后的创作都有着巨大的潜在影响。”
在上海世博会筹备期间，乔伊受邀参加了2010年的静安国际雕塑展。她的作品《都市幻想》里呈现出了三个陶俑，像是三个圆润、自然、闲逸的人在无拘束地思考和交谈。三个人看上去内心安详宁静，彼此在信任地沟通，心灵自由和谐。这似乎呼应了当年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但让城市更加美好的不只是日新月异的变革，更是从外到内，彼此呼应、交融的幸福。“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相信当我们激动于我们所做的事时，我们必定是最开心、最有成就感的。这样一来，我们同样也鼓舞了周围的人去做他们热爱的事情，这样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就能变得更加美好了。”
说到在中国从事创作的感受时，乔伊说她并未感觉到文化差异会给她的工作带来太多的困难。 “唯一的问题是，是我自己不会说中文”，乔伊坦诚地说道，“这是让我工作最困难的地方，尤其是当我和中国的工作伙伴沟通时，他们非常努力地理解我想要表达的，而且对我还相当地有耐心。不过确实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说不错的英语，所以需要的时候我们总是可以借助翻译。”
“互相之间的信任和尊重”，在乔伊看来是她的作品可以在中国完成的最大的原因。 “没有团队的帮助，我自己肯定解决不了那些大件材料，我们在一起工作了五年，而且也对团队的一部分人很了解了，这些都是建立在对彼此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的。“
在一个跨文化的工作环境中，乔伊认为一起工作的过程就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她在工作室的团队里学到了“用铜制的材料怎么才可能做出来作品”、“什么样的形态看起来会更好”，而她的工作室团队也从她那里学到了如何在视觉和触觉上更精妙地感知作品。“我们在如何最好地完成作品上达成了共识和默契，所以虽然文化背景不一样，可依然不会在工作中影响彼此之间的配合。”
至于为什么会一直以来选择用陶俑作为自己作品的“主旋律”，乔伊解释说：“当我将陶艺人作为生计时，我偶然发现每当我拿到陶土开始把玩时，我开始做的是木偶的头部，然后是动物的形象，接着就开始做起了人像来。于是我渐渐开始让我作品中的形象演变成了它们现在的模样。这些人像并不是来自某个具体的想法，而是一点一点地伴着我那些不自觉的意识，‘成长’为了它们今天的样子。就像我在学徒时做过的那些清酒杯一样，原本那些木偶头和人像都在发生质的改变 ――变成现在圆润可爱的陶俑们。” 乔伊之前收到了一封邮件，邮件里说道：” 我每天上班都会经过嘉里中心，总能看到草坪上的几个陶俑，一看到它们，我一天的心情就会特别好！“ 这对她来说，是最棒的肯定。
“每一个大型人像都要花费很多时间来制作，而且每一件我都尽量亲力亲为，因为它们和我逐渐建立起了一个很微妙而亲近的关系。当我完成了制作之后，我相信我的个人特质会反映在最终成型的作品中，进而人们就会产生共鸣。你可以坐下来，慢慢欣赏，触摸甚至和它们交流。陶俑们安静而平和，在我们这个充斥着现代科技的繁杂的世界中，它们是充满着人性的。”
Maya Kramer
初见玛雅，是在她的工作室。她把工作室设在了远离中心城区的泗泾，要坐地铁9号线，下了地铁还要坐出租车将近10公里才到。
曾经在古根海姆和一些世界级艺术大师们一起工作，也曾学着骑摩托车穿过旧的布鲁克林区，与自己的祖母或朋友促膝长谈。这些经历，在玛雅眼里，都是让她更能深刻了解艺术的源泉。
2009年，初到苏州，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玛雅很惊讶地感受到这个城市新旧时代的交错。传统的中式古典亭台楼阁和现代气息强烈的高楼大厦，这种古典与现代的新旧交织，几乎存在于所有的中国城市。这让玛雅反观起了美国，“美国没有很长的历史，城市的发展也比较单调，这就让城市未来的发展缺少创造性。 ”但另一方面，玛雅也在担心中国会牺牲掉自己的历史，来换取所谓的西方价值，因为那样的发展模式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与乔伊和芭芭拉不同的是，玛雅虽然只来到中国5年，可是中文却已经说得很流利了，甚至对典型的中国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已经是驾轻就熟了。在采访的过程中，一位快递员上门来送货，玛雅很熟练地问快递员：“我把名字签到这儿对吗？”快递员倒是愣住了，说：“你中文说得不错啊！”“哈哈，哪有，我才说了两句话而已！”玛雅似乎已经习惯了有人夸她中文好，并且稍有些无奈地耸了下肩膀对我说：“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只说了句你好，或者谢谢，而他们就理所应当地以为我的中文很好。”不过事实上，玛雅的中文的确很好，因为刚来上海没多久时，玛雅便找到一位大学教师专门来学中文。
“刚开始的两年，对我来说确实很难，我连去超市或者医院这些基本的日常生活都无法搞定，后来随着学到的中文越来越多，我就更加适应中国的生活方式了。现在我已经在上海五年多了，处理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玛雅很自豪地用中文说着。
玛雅的作品常常关注于人与人之间不确定的关系以及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而她在作品中用到的原材料也令人惊讶不已――煤炭、假钻石、旧报纸，甚至还有洗衣粉！煤炭和假钻石组合出了一个繁星遍布的夜空；废旧的《纽约时报》用来塑造了一个热带雨林，报纸变成了繁茂的枝叶，生长在丛林中；而洗衣粉被浇筑成了老虎头骨，并被放在了内镜面反光的蓝色玻璃框内！一切看似夸张、不相关联的事物，在玛雅的作品中被有机组合在了一起，给人描绘了一个比常人眼中更为微妙和难以捉摸的现实。
“其实我的大多数作品都是把日常的生活垃圾作为了作品中的媒介，因为我的作品主要是反映环境问题，我想持续地试验把生活垃圾用在艺术作品里会是怎么样。有一天我在工作室附近的一个便利店附近看到了人们在用煤来烧水，那些煤被装在袋子里，黑暗而闪光，真的很迷人。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煤，但我知道煤在日常生活中真的很重要。我有一次和一个朋友聊天，她的父亲是一个地质学家，我们聊到了钻石是如何由碳转化而成的，后来灵感很快就来了，于是我的下一件作品就是煤和钻石组成的星空，星空的明亮一半来自自然一半来自人为。之后我意识到，煤，这样一种材料，对我的作品显然太重要了，我甚至可以用它来做我的3D作品。” 玛雅向我仔细解释了她的创作动机。
在中国的五年多内，玛雅也接触了大量的中国国内艺术家，并且也参加了不少艺术展。在她看来，在这样一个富有文化和历史的国度里从事艺术创作，身边的事物总是能源源不断地给她带来灵感，就连她正在学的中文，因为是象形文字，也给了她丰富的艺术联想。
但同时，她也认为中国国内目前的艺术创作还有一些局限性，很多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们，有些过度地想“和世界接轨”，因此在作品中就失去原本应有的特色和原创性，并且说到自由和批评的缺失也导致了很多中国艺术创作者的作品平淡而缺乏生动。“我个人最喜欢80年代末的中国当代艺术，那个时候中国的艺术家有着非常丰富的想象和创意，虽然那个时候的物质生活并不如现在这样丰富。而现在选择太多了，干预艺术的力量也越来越强，一些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慢慢变得没那么有吸引力了。”在研究过中国的当代艺术史之后，玛雅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判断。
Barbara Edelstein
生命之水、自然之泉、梦之树、幻园……这些带有自然梦幻色彩的词汇，如果是艺术作品的名称，你会对这些作品有着怎样的期待？水榭楼台还是溪流潺潺？你也许会猜测这些作品出自某位精于传统书画的大师之手，但这些充满东方意味的诗意和幻想其实是诞生在芭芭拉・爱德斯坦――这位地地道道的美国艺术家手中。
2014年末尾，芭芭拉的“自在・自然”系列作品在具有华裔背景的狮语画廊展出。以植物的生长之美为主题，用宣纸、水墨、藤条、竹叶作为这一系列作品的构成元素，这一切让这位出生于洛杉矶的美国艺术家看上去“并不那么美国”。 “没错，我其实不太会去想，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个国家。先前的经历让我对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划分并不那么泾渭分明。”当我问到为何她的作品都看起来如此东方的时候，芭芭拉向我解释了她身上的“跨文化细胞”。
成长于美国华人人口最多的洛杉矶，从小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十几岁时随父母第一次来到了中国旅游，后又嫁给中国丈夫――同样也是艺术家的张健君，而芭芭拉目前又是上海纽约大学艺术学专业的一名教授，这些经历都给她作品中的东方色彩埋下了伏笔。
芭芭拉的作品既有放置于室内的多媒体装置作品，也有展览于城市公共空间的雕塑作品。在她的作品中，水墨是她最喜欢用到的中国元素之一。观者透过墨、墨石构成的浓密的屏障，可以感受到墨水的不断循环。
2002年首展于广东美术馆的一组《自然之泉：墨・石・水》则更加关注“平衡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这个装置作品中代表文化层面的象征是中国的墨：一种在芭芭拉・爱德斯坦作品中出现的新元素。墨呈液体状态从铜管中流下来，滴落在大块木化石的矩形基座上，并如此这般不停地循环往复。这件作品中的所有材料似乎都处于一种介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边缘状态：中国的墨是以人工方式从自然物质中提取的；铜本身是一种自然的元素，但被弯成铜管后则承载了工业化的含义；化石往往演变于自然树种，并按照人类的审美标准进行挑选。
芭芭拉的《自然之泉》系列创作于2001年，该系列包括《自然之泉：杭州西湖》、《自然之泉：深圳计划》、《自然之泉：广州计划》，以及上文提及的《自然之泉：墨・石・水》。其中《自然之泉：杭州西湖》受邀参加了第二届杭州西湖国际雕塑展。
《自然之泉：杭州西湖》中，铜管被弯成弧线，放置在西湖的湖面上，水从铜管中缓慢流向湖面，配合着西湖湖堤的古树，姿态颇为优雅。而《自然之泉：广州计划》则是芭芭拉在看到了广东美术馆门前的棕榈之后，突然闪现的灵感。在南国随处可见的棕榈，被铜管水平地缠绕整棵枝干，从三棵“树”的顶部喷洒出来的水如同雨珠打在茂密的棕榈叶上。
而《自然之泉：深圳计划》则和前两个作品有所不同，整件作品并非置身于室外的自然环境中，而是作为一整个自然的生态系统，被放置于室内。利用多媒体的方式，细致地呈现了自然界的无处不在。铜制的落叶上，有细小的水流在叶脉间流动；墙上的视频录像里有寂静的树林，间或还有一两声鸟的鸣叫。
当问到为何会如此于钟情于自然，还将其作为作品的主题时，芭芭拉说：“在童年时代，我居住在洛杉矶的好莱坞山上，附近还栖居着许多野生动物，而我的家庭对佛教禅学和日本庭院也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耳濡目染地，我自然认为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是必须要和谐共存的。”
在结束了对芭芭拉的采访之后，我走出了上海纽约大学的大楼。环视四周，摆脱不掉的是摩天大楼和钢筋水泥，连大学都被“圈”在其中，没有校园，天空也因为雾霾而显得灰蒙蒙。不远处的上海中心将于今年5月份正式对公众开放，以632米的高度，将中国内地“第一高楼”的高度又提升了140米。
当楼房的高度已经成为反映城市经济发展的一项指标时，留给自然的空间还剩下多少？当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完美和谐只存在于艺术作品时，我们还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多少残留的和谐呢？这位来自西方的艺术家，在充满钢筋水泥的上海，用极为东方的方式，在她的作品中重塑着自然的美与和谐，这对我们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