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不愧为文章高手，同样是写纪念文章，《记念刘和珍君》硬是鹤立鸡群，与众不同。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他纪念文，情感单一，悲贯始终;而《记念刘和珍君》，则情感复杂，多味杂陈――有悲，有愤，有省，有恨。
一、悲
千古纪文（祭文）皆写悲，《记念刘和珍君》当然也写了悲，这是二者相同的地方。让我们先看看历史上的一些纪文（祭文）名篇吧。
中国古代有三大祭文：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宋代欧阳修的《陇冈阡表》、清代袁枚的《祭妹文》。此三文皆以写悲为主，即使文章中有肯定、颂扬，那也是为写悲情服务的。
《祭十二郎文》写悲。作者把抒情与叙事结合在一起，联系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反复抒写他对亡侄的无限哀痛之情。同时，也饱含着自己凄楚的宦海沉浮的人生感慨。全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哀家族之凋落，哀己身之未老先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极写内心的辛酸悲痛。
《陇冈阡表》写悲。读原文我们得知，欧阳修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只有4岁，所以他要想通过自己与父亲的直接接触来追忆父亲是很难的。因此，欧阳修便走了十分巧妙的一条路，即通过母亲之口来追忆父亲、还原父亲的形象。母亲的叙述，可谓娓娓道来、真挚感人。通过其母的叙述，一个廉洁好施、孝敬父母、宅心仁厚的父亲形象便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然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其母亲追忆其父亲的过程中，欧阳修又以神来之笔于不经意间向读者展示了其母亲自身的优秀品质。巧赞父母，无疑是为写悲服务的。
《祭妹文》写悲。作者从兄妹之间的亲密关系着眼，选取自己所见、所闻、所梦之事，对妹妹袁机的一生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渗透着浓厚的哀悼、思念以及悔恨的真挚情感;文章记述袁机在家庭生活中扶持奶奶，办治文墨，写她明经义，谙雅故，表现出妹妹的德能与才华;写的虽然都是家庭琐事，却描述得“如影历历”，真切可信。从而，悲情顿生，悲不自禁。
《记念刘和珍君》当然也写悲。刘和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她各方面都表现出色。她“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思想上进，追求进步;她“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为人处事，和善友好;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她不是像反动派污蔑的被什么人引诱去游行示威的，而“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这证明她有思想，有头脑，有自己的判断力……如此之好的一个革命青年，居然被反动政府开枪杀害了，作为一个路人都会为之难过，何况作者作为刘和珍的老师，能不悲伤么？在文中作者反复地表达以最大的哀痛“奉献于逝者的灵前”，真可谓悲情满满，悲不胜悲。
总之，追怀悼念，悲感伤情，是纪念文的共有特点，即使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亦概莫能外。
二、愤
写纪念文，很少有写愤怒之情的，《记念刘和珍君》却将“愤”（愤怒）作为一种主要情感在写，且悲和愤之情，是建构文章的两种最最主要的情感。
愤的对象，毫无疑问，当然是指向了杀人者，指向反动军阀段祺瑞。他们杀害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他们不是面对面地、光明正大地杀害，他们是蓄谋已久，有组织，有预谋地谋杀、暗杀、偷袭，简直无耻下作至极。作者用了一个极其经典的细节予以痛击：
……从背部入，斜穿心肺……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
子弹“从背部入”，说明了杀人者的确是偷袭;“其一为手枪”，说明有当官的带队指挥，有组织，有预谋;“从左肩入”，说明刽子手早有埋伏，且埋伏于四周……精彩的细节描写，铁证如山般地、无比愤怒地撕下了反动当局的假面具，揭开了反动当局的丑恶嘴脸。
杀人者可恶，无耻文人的谰言更加可恶。“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怒向杀人者，怒向无耻文人也。
鲁迅之愤怒，怒不可遏。这是一股强大的感情气流，灌注于整篇文章中，使读者触手可及，触眼可视，填塞于胸间，挥之不去。
三、省
省，即反省。从没有人写纪念文时，连带着反省自己，鲁迅先生的《记念刘和珍君》却让人明显地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深深的自我反省之情。文中，作者多次写道：
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
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
又给人暂得偷生……
……
作者说自己“只能如此而已”，只能写些纪念的文字，来纪念刘和珍，除此别无他法。把自己的无能、无奈暴露于读者面前。这种自我揭短，当然是一种自我反省，这种反省是要有一定勇气的。鲁迅先生的自我反思，自我反省，几近于残酷。他非常苛严于自己，说自己是“偷生”，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相比于刘和珍，自己简直就是一个“偷生者”与“苟活者”，这是多么无情的自我反省、自我解剖啊。
鲁迅的伟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与他的深刻的自我反省、自我解剖精神分不开的。鲁迅先生认为，必须首先改造自己，必须永不自满，才能永远地前进。比如他早在1918年，就写过：“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热风》）鲁迅先生“的确时时解剖别人”，但在许多方面，如他自己所说的“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坟》）比如，他在《一件小事》中这样写道：“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起来，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地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鲁迅深深地被一个穷车夫的高大形象所感动，以至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他常常在解剖自我的同时，增长了“勇气”和“希望”。茅盾就曾经说过，鲁迅的“深刻的坦白的自我批评”，那批评的深处，是“比慷慨激昂痛哭流涕的义声”更加令人感动的。鲁迅先生为了改正自己前期思想上的缺点，他是那样刻苦、认真地翻译苏联文艺的理论，他翻译这些文艺理论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正如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是拿来“煮自己的肉”。
于纪念之时，相比于刘和珍的优秀，鲁迅一以贯之地无情暴露自己的缺陷，无情地反省自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四、恨
恨，即遗恨。恨铁不成钢。鲁迅先生一生最大的遗恨，就是国人的麻木、愚昧和不觉醒。“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是鲁迅先生对不觉醒国民的双重感情。
在《记念刘和珍君》中，作者同样写了恨：
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
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
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作者在文中反复地提及各种各样的人：庸人、中国人、无恶意的闲人、有恶意的闲人……在这些人当中，一定有麻木、愚昧和不觉醒的国民。作者对这些人怀有深深的遗恨。这种国民虽然没有参与谋杀，没有制造谣言，但正是由于他们过于麻木、愚昧和不觉醒，过于健忘，过于软弱，才使得杀人者更加穷凶极恶，肆无忌惮。
假如国民都觉醒了，都起来斗争，和杀人者进行殊死地斗争，那么，杀人者还敢这么穷凶极恶，肆无忌惮吗？假如国民都觉醒了，人间还会有“非人间”的现象吗？假如国民都觉醒了，革命青年的血会白流吗？可令人遗恨的是：依然是非人间，依然是似人非人的世界，街市依旧太平，忘却的救主迅速降临……对此，作者深深怀恨，恨意四溢横流，充江塞海。
总之，鲁迅先生的《记念刘和珍君》是一篇殊异于以往所有的纪念文，更是一篇抒写复杂情感的纪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