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社会信任又称普遍信任，是指对陌生人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反映了个体对人性善的信赖。社会信任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信任有利于发展和维护民主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效率提高，增进个体身心健康，更关乎社会和谐和文明进步。良好的社会信任可以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是政府善治的润滑剂。
正是因为社会信任的积极作用，其影响研究也广受关注。影响社会信任的相关理论阐释大致可分为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两类，制度论和文化论是宏观视角的典型代表。制度决定论认为某些制度环境比其他制度环境更有利于信任感的产生，包括有效的政府、民主的体制等。有效的政府可以通过健全的法制体系、公正的政治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的社会治安等增强人们对制度的信心从而增强彼此间的信任感。民主制度也有利于增强人们之间的信任。只有当人们沐浴在民主的阳光下时，他们才可能相信陌生人。文化论则将信任解释为一种文化现象，认为如同文化基因一般深嵌于个体中的信任，是来自于遗传的伦理习惯，是本社会共享的道德规范的产物。
微观层面对社会信任的解释聚焦于分析个体水平的差异，侧重于考察人口统计学特征、工作特征、个体经济社会地位、生活态度和受教育程度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性别、年龄、稳定的工作、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会对社会信任产生积极影响。一般而言，男性社会信任水平普遍高于女性; 个体社会信任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慢慢提高; 稳定的工作和丰厚的经济回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个体的相对易损性，从而提升社会信任水平; 积极的态度有助于形成对他人的正向评价从而提高社会信任水平; 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有利于提高个体认知分析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进而提高其社会信任水平。普遍的观点认为，教育作为后致因素，通常与个体认知水平、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具有紧密联系，因此受教育程度也被普特南视为影响社会信任最重要的因素。
国内一项关于高等教育对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细致地检验了普特南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高等教育对个体社会信任产生作用的机制。该研究以2003 年调查期间40 - 50 岁人群为研究对象，将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影响过程区分为经济效应和非经济效应。前者是指高等教育可以通过影响个体若干年后的经济、社会地位从而对社会信任产生经济效应 非经济效应是指高等教育通过增强个体对价值规范及制度安排的认同而促进社会信任的形成。该研究同时发现，相对于经济效应的显著影响，高等教育对于此年龄段的人群并未产生显著的非经济效应。
研究结果为理解我国20 世纪70 年代和80 年代初期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在同属于精英教育大背景的20 世纪70 年代前期及90 年代初期，其研究结果也可进行适当的相似性推论。然而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这一结果并不能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当代高等教育是否存在同样的作用效应。众所周知，过去的十几年高等教育的规模与数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高等教育录取率大幅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资源分配的紧张。激烈的社会竞争、不断增高的大学生失业率等大众化时代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大学的精英价值逐渐剥离，高等教育促进个体经济社会地位上升的程度不断下降。因此，精英教育促进个体社会信任中的经济效应机制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大众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就值得再考究。
二、假设、数据与模型
本研究基于两个目的进行分析: 一是从微观层面上测量扩招前后的高等教育对个体社会信任的作用效应; 二是分析不同阶段高等教育作用机制。基于前文的探讨，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不同时期高等教育促进社会信任的路径不同。( 1) 精英教育时期高等教育更可能通过提高个体经济成功而促进社会信任的形成( 经济效应优于非经济效应( 2) 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更可能通过增强个体对价值规范及制度安排的认同而促进社会信任的形成( 非经济效应优于经济效应) 。我们利用不同时期的同质数据，分别检验两种机制的有效性程度。在既往研究中，人口统计学变量、工作经验、个体受教育程度与当前经济情况、生活状态和认同态度常被用来解释个体社会信任的微观差异。过去的研究常将所有变量一并纳入社会信任的回归方程，这样的处理方法忽略了描述当前状况的变量深受个体教育水平影响的事实，从而影响了对教育与社会信任关系进行因果推论的深入。因此，在社会信任的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过程中，需要将不受高等教育经历影响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和易受高等教育经历影响的变量进行区分，换言之即对控制变量和中介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借鉴黄健等人的处理方法，本文首先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工作经验的前提下，测量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作用效应。在此基础上，再分别将反映被调查者当前经济地位与认同态度的指标纳入回归方程，通过比较高等教育变量在不同方程中的解释份额，考察高等教育的经济效应和非经济效应在不同时期的具体作用情况。
本研究利用201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hina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 的数据，探讨不同时期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形成的影响。研究所使用的2013 年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数据与调查中心完成。调查收集了城乡居民个人、家庭、教育、经济活动、态度价值观等信息。2013 年调查的有效样本个数为11438，样本年龄分布为17 - 97 岁。本研究以中国高考制度恢复的1977 年作为精英教育样本选择的起始时间，以高校收费制度酝酿试点开始的1987 年作为截止时间，按照19 岁上大学算，选取1958 年至1968 年期间出生的群体作为可获得精英教育时期的代表样本，共2472 人。这一时期真正获得高等教育的人数为223 人，约占该时期样本总数的9%。2002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至此进入大众化教育时代。以2002 年为始，按19岁为上大学的年龄计，1983 年以后出生的群体参加高考时我国已进入大众化时期。截止2013 年调查时完成高等教育( 本科) 的群体出生年份大致在1990年。保守选取1983 年至1989 年期间出生的群体作为可获得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样本，共1136 人。这一时期真正获得高等教育的人数为443 人，约占该时期样本总数的39%。因此在本研究中，有关社会信任、经济状况和认同态度的信息，均来源于调查之时年龄介于24 - 55 岁之间的群体所做的抽样调查。
三、实证分析
首先将方程( 1) 中的因子纳入回归方程，测算接受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的个体社会信任的差异，回归结果列于表3; 然后通过回归分析测算高等教育对个体当前社会经济地位和认同态度的影响，相关结果见表4; 最后根据方程( 2) 和方程( 3) 对不同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促进社会信任的经济效应和非经济效应的程度进行检验，以验证假设。
表3 所示，方程( 1) 中的高等教育系数，基于接受精英教育群体调查数据的回归估计值为0.164，基于接受大众化教育群体调查数据的回归估计值为0. 157，显著性水平均低于0. 001。这表明，在人口统计学变量、工作经验一致的条件下，无论是在精英教育阶段还是大众化教育阶段，接受高等教育的被调查者其社会信任的程度显著高于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被调查者。这说明无论是在哪种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都促进了社会信任的形成，只不过相比之下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的作用效应略低。
报告了等式其他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对接受精英教育的群体而言，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其社会信任有显著的影响效应，但作用方向不一致。其它变量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我们进一步检验，发现当不纳入高等教育变量时，年龄和工作经验均显著地影响个体社会信任的程度;成长地还显著影响接受精英教育群体的社会信任;当纳入高等教育变量时，这三个变量的影响效应变得不再显著。由此可见，在本研究中，高等教育依然是影响社会信任最大的因素，普特南的观点再一次得到证实。
在同样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工作年限的回归分析中检视了高等教育对个体当前经济状况和认同态度的影响( 为节省篇幅，略去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结果显示，精英教育时期高等教育确实有助于提升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即接受那个时期高等教育的个体生活富裕、成为管理者和非体力劳动者的概率更高。但是扩招以后的几年，特别是高等教育入学人数急剧上升的2002 - 2009 年，高等教育对个体经济社会地位提升的效应出现了变化，接受这一时段高等教育的个体并不比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生活富裕和成为管理者的概率更高，只是在成为非体力劳动者上依然体现出相对显著的优势。在认同态度上，两个不同的样本群体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在接受精英高等教育的样本群体中，高等教育对异质群体是否应被一视同仁的态度有显著影响，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对此持认同态度的比例比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高6. 9 个百分点。对于这一群体，结果没有显示出因为高等教育经历有无所导致的个体对收入分配制度是否公平、公民权利是否平等态度的显著差异。但是对接受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被调查者来说，他们认为异质群体应获得一视同仁、公民应享有同等的权利的概率比这一阶段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分别高13. 1 和13. 6 个百分点，但是对于收入分配制度公平与否的看法则与没有高等教育经历的被调查者没有明显差异。
四、结论与讨论
采用201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接受不同阶段高等教育的个体其社会信任的水平及影响路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不同阶段的高等教育均显著促进了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对二者进行横向比较，发现与精英教育时期相比，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效应在大众化时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研究进一步分析了两个阶段影响的机制路径，发现不同阶段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影响路径也有所不同。在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更可能通过经济效应，即通过提升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而促进社会信任水平; 在大众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则更可能通过非经济效应，即通过提升个体对价值规范和制度安排的认同而对社会信任的形成发生作用。
社会信任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礼记》云: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可以在培育个体社会信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在本研究中也再次得以证实。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高等教育扩招后，随着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不断增多，这种影响却并没有呈同样增长的趋势，反之影响效应有所减弱。这与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对提升个体经济地位的影响式微有一定的关系。同时，高等教育的质量意识开始觉醒，高校到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来适应国家的发展和未来的世界受到了相关学者和管理者更多的重视，并体现于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意识和公民理念，进而培育积极的认同态度来提高社会信任。但这项任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更多的努力去加强和完善。此外，我们也要意识到，高等教育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径促进个体社会信任，而且这些路径并不是非此即彼，它们之间可以共存。换言之，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建设，营造更加公平、开放和竞争的环境，使高等教育既可以通过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输出来充分发挥其促进社会信任的经济功能; 又可以通过加强自身内涵建设，转变教育评价方式，注重对个体价值观和态度的塑造来实现其在提升社会信任中的非经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