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男女平等已成为普世的价值观念，在我国也早已被规定入宪法。然而，百年前兴起的女权运动所追求的理想、所倡导的目标，新时代的女性是否能够全部做到?在当今中国社会男女平等的旗帜下，隐形的不平等扎根于社会的每个角落，真正的平权时代还没有到来，因此，回顾过去，重温百年前的女权革命，是非常必要的。
一、旧躯体中的重生之花上海女学堂
一百多年前开办的上海女学堂，存在时间不到两年，学生人数也不过百名，却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可以作为微缩的近代女子教育社会化范本来研读。先从女学堂之创办说起，上海中国女学堂之特殊之处，乃是其为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打破了教会女塾垄断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社会化的局面，也带来了质疑与批评。然而，女学堂的创办人经元善并非视野狭隘之人，并非急躁浅薄之辈，他处于中国新旧交替的历史变革期，有着自己对时代特征的全面而独到的理解，他有着开创者的激情、热血与勇气，也有着实干家的踏实、严谨与缜密。他巧妙地利用了自己早年从事报刊业的经历与经验，在诸多报刊上为上海女学堂做宣传、打广告，这样的运作手段在今天看来也是有效而成功的。他利用报刊对大众舆论的导向作用推动了上海女学堂的开办。在近代中国报刊初创时期，能够订阅且理解报刊内容之人，大多数已具备一定开明之思想与观念，而选择这样一个思想观念较为开放的群体作为主要宣传对象，也更有可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近代报刊的兴起与女学堂的创办，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报刊的大力宣传推动了女学堂的创办，而女学堂影响力的与日俱增也增加了人们对报刊的关注。正是由于创办者经元善的个人经历、开阔眼界以及进步思想，女学堂才得以顺利起步。
然而，上海女学堂空前绝后之创格绝不仅仅局限于报刊宣传一方面，更为人所称道的当属中西女士大会。中西女士大会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上海女学堂的教授内容。创办人经元善的办学方针就是中西并重，偏重西文。在西学这方面，经元善本身有着良好的修养，同时利用人脉关系找寻到良好的师资，因此整体来讲，西学课程的教授这方面是比较系统的，可以说是成功的。然而，在中学这一方面情况却不甚理想，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经元善为表明其摒旧创新之心，明确表示旧学太深者不聘，因此，在传统课业讲授这一方面，师资有所欠缺。第二，经元善并非要彻底与旧学决裂，而是希望剔除旧学中与女权革命不相适应的东西，然而这样一项需要投入巨大精力、时间的系统工程却因学堂存在时间短、结束匆忙而未能完成。因此，上海女学堂中学课程的讲授可以说是失败的。第三，上海女学堂之所以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在于它打破了外国教会女塾垄断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社会化的局面。因此，女学堂自然要与教会女塾有所区别，其最关键的是要对抗教会女塾的基础基督教。儒家思想已深深根植于中国国民之心，以儒家教术对抗基督教不失为解决方法之一，这样的对抗便要求上海女学堂固守中学。在这样三个因素的矛盾纠结下，上海女学堂的课程教授内容似乎变得不甚明晰，既要效仿泰西，又要抵制泰西，既要摒除旧学，又要固守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以防西方势力的渗透，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中学还是西学，都被推到了一个尴尬的处境。
上海女学堂的创办正是在封建整体行将枯朽的躯体中开出的重生之花，虽然先天不足，后天磨难重重，却依旧绽放了自己的绚丽，散播着女权革命先锋的芳香。
二、矛盾与冲突新教育还是旧道德
由上海女学堂引起的女学教育之风，在提高了女性知识水平的同时，也大大冲击了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新教育与旧道德的冲突与矛盾使人感到莫大的可喜与莫大的可悲，也使人感到中国近代女权革命之路艰辛异常。
(一)可喜之处
一是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的现代意识的觉醒。这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全权决定婚姻的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然而，因为新教育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自己应该拥有对自己婚姻与恋爱的自主权，应该自己决定影响自己终生幸福的大事。这不仅仅是婚恋自主方面的巨大进步，也是中国人去除奴性的一大进步;这不仅是女权革命的巨大进步，也是近代化进程中思想解放的重要进展。
二是近代中国青年男女在促进自由交往、自由恋爱方面所进行的尝试。蔡元培对第二任妻子提出：不缠足、须识字、男子不纳妾、女子在夫死后可再嫁、夫妻可离婚。在其感召下，1902 年天津《大公报》与上海《中外日报》两家颇负盛名的南北报纸上同时刊登北来游学的南清志士某君的征婚广告，这位大胆的具有新思想的男青年明显倾向于的理想配偶就是接受过新教育的新女性。接着是为避免登征婚广告招摇而改进的通信订婚法，既是一种较为平和理智的方式，又可以增进男女双方的了解，是促进男女自由交往的方式。
三是在新式婚姻观念愈来愈深入人心之时，传统的婚姻道德仍在新学界受到尊重，在文明结婚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具体到女性身上，就是她们仍接受女德教育，在学校课程中开有一门修身课，大部分女性仍能很好地恪守女德。有些人可能会斥责修习女德的行为说明女权革命争取婚恋自由的努力仍不能跳出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圈子，然而，此举实为争取婚恋自由的努力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让人不得不敬佩倡导女权革命者的长远的全面的考虑。若是一味只提倡婚恋自由，长期备受压迫的女性的束缚一下子被松开，难免会出现一些反常之举，因此，女权革命者采取的中西兼采的治疗方法，既引导形成婚恋自由、交往自主的新观念，又以中华传统美德辅之。
(二)可悲之处
一是理想的丰满下现实的骨感。在恋爱自由、婚姻
自主的现代意识的觉醒下，现实生活的变化显得极其微小。一方面是理念上对交往自由的推崇与向往，一方面却是行动中对于师生或是同学间交往的小心谨慎。在种种现实的担忧之下，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之路举步维艰。二是新式的婚姻结合虽然已逐渐脱离父母专婚的束缚，然而父母主婚依旧是一大特色，且媒妁之言的作用似乎有与日俱增的趋势。对于没有多少经验及阅历的青年男女，大多人还需要介绍人即媒人从中牵线搭桥，这时的介绍人其实是父母认可的隐形代表，他们往往根据家中长辈的意愿为青年男女介绍对象，对象如幕后的操纵者，看似自由的婚姻恋爱大多是形式上的，还是难逃父母意志的控制。
三是对于女性贞洁近乎病态的控制欲望。无论是登征婚广告还是革命志士的择偶标准，无一不是以男性为主体，而女性似乎只是被选择的对象。女性团体希望通过义卖画作的方式得到捐款，也会被斥责为抛头露面，不惜贞洁。这是何等可悲可哀可叹之事，在女权革命的重要改革领域，女性不是主体，只能任由他人以旧观念评判。
三、这是谁的革命
(一)《女子世界》还是男子世界
在晚清妇女报刊中，《女子世界》这份报纸历史最久、册数最多、内容最丰，无论是研究晚清报刊史，还是考察晚清女性的生活与思想，该报都是最重要的文本。《女子世界》创刊之时的定位是女性教育的补充材料。然而，作为女子教育读物《女子世界》的撰稿人、编辑却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男子。他们在《女子世界》的文学天地中展开了关于女性作用之争、女权与女学之争等探讨，大大推动了女权运动的发展。
倡导女学优先于女权者并非是反对女权，而恰恰是因为特别支持女权，要更好地培育女权。然而若是单单提倡女权，积极赋予女性以权利，那么没有接受过系统女学教育的女性必然是有获得权利之资格而没有驾驭权利之能力。正如蒋维乔所说：夫惟有自治之道德、之学识之女子，而后可以言女权。之所以强调女学优先于女权，实是因为视女权为最终目标，视女学为达成目标之手段。吾之所以言之长太息，而知女权萌芽时代，不可不兢兢，恐欲张之，反以摧之也。这样的考虑是全面的、稳妥的，不急躁、不冒进，又蕴含着深层的关怀。可称之为脚踏实地派。
倡导女权优先于女学者也并非是急躁冒进的思想不成熟者，他们是对备受压迫的女性怀有着深沉的同情的，他们看到当时之中国女性的权利被剥夺得不剩分毫，这些女性终日无一日之可离之权利现如今却无一日不离，这是怎样的悲哀。如果不尽快将女子的权利还给她们，她们的命运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善，因为她们永远低人一等。而中国二万万之女性的独立自主和这个国家的独立自主有着太大的关系，因此，怎么能不将权利还给她们?
这样的争辩，事关女子的切身命运，然而争论之初，却不见女子的身影，直至后期，才有了先进女性代表张肩任的自觉反省。这样的女性自己的声音加入到《女子世界》之中，带来了性别因素的介入与视角的转换。如果说之前的《女子世界》是男子的《女子世界》，那么之后的《女子世界》便在一定程度上名副其实了。张肩任进行了对女性的深刻反省，认为现世之女子，犹不知自振，徒怨男子压制，不能平等，她希望通过教育达到对女性能力与性格之培养，以拔倚赖之性质，振独立之精神为要，具体来说，即是：尽个人之义务，与男子等;谋家室生计也，与男子共;享一切天赋之权利也，无不与男子偕。如此不争而自争，不平而自平。张肩任强调了在争取女子平权平等过程中的女子
自主性，并且强调不要将责任尽数推于男子，要有独立之精神，在对权利的迫切渴望方面，观点是近似于女权派的。然而，她又认为在人格的后天养成方面，教育学习的作用至关重大，在这一点上，又类似于女学派。因此，可以视之为女权派与女学派的折衷调和。这样的调和无疑是令两派都可以接受的。原因有二：一是张肩任身为先进女性代表，是在为女性代言，是女性的切身要求，因此具有说服力;二是张肩任的意见蕴含着女性特有的温和安定的力量，不偏激也不低落。
(二)缠足谁之痛
尽管张肩任的开明见地代表了《女子世界》中的女性声音，但是女性作者的论述还是居于边缘地带。然而，女性作者对于身体的特别关注，还是让人印象深刻，其中以倡导放足最为典型。
反对缠足的声音中一直以男性舆论为主导，然而由舆论转为实践，其中的甘苦只有女性自己体会最深刻，放足过程中血液流通带来的胀痛之感、天足女子在婚姻中会遇到的麻烦，都只能由女子自己来承担。在一个国家危亡的时代，女性身体解放的私人性一面被忽略，而与国家利益相关的公共性一面则被凸显和特意强调。男性论者更多地申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对于女性的要求。关注到缠足对于女性身体影响的男性论者认为缠足是人种遗传之大罪状，进而引申出缠足使女性不能很好地履行生产国民之义务，归根到底还是以国家利益为至上原则，忽略女性之切身感受。反观女性作者，她们在拥有着高尚的国家思想的同时，又融入女性利益、女性意识，较之男性作者，不可不谓一大进步。无论是缠足的痛还是放足带来的身体不适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愉悦，女性都是最有发言权的，因此，在这样一场论证中本应有更多女性的声音。
女性与女权之争，缠足与放足之痛，这不是他人的战场，这是女性自己的革命，每每思及近代女权革命中女性主导权的丧失，都感到深深的痛心。只愿这样的历史不要再重演，反思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女性，惟愿坚定地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把握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