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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技术与社会关系理论；技术社会互动论；教育技术与教育；互动机制
【论文摘要】技术社会互动理论是诸多技术与社会关系理论中的一种。以此来研究教育技术与教育的互动机制，意味着单独地看待教育技术的进化或者教育的演变都是不全面的。从教育技术和教育互动的历史来审视互动后的教育技术和教育，它们各自改变了什么，并预测它们将以何种方式继续改变。
引言
在现代社会，技术似乎已演变成为一种压倒一切的控制力量，它在塑造着人类社会新的面貌的同时，也在塑造着人类自身。但教育技术，作为教育领域中的一种独特的技术力量，发挥的塑造作用却相形见绌。这是为什么呢？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中，技术并非总是处于强势地位，技术在社会中的应用也受着社会诸多因素的制约。为此，我们有必要探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机制，这种理论自觉对教育技术在教育中良好的运用会提供良好的参照。
一 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关于技术和社会的关系，存在着多种观点，有代表性的主要是技术中立论、技术决定论、技术的社会建构论、技术社会互动论和社会技术整体论。
技术中立论认为技术是中立的，技术只是手段，技术在伦理、政治、文化等方面是价值中立的，没有好坏、对错、善恶之分，即技术本身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对于技术中立论的批判，一直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总的来说，技术负荷价值的观点已被学界广为接受。
不同于技术中立论，技术决定论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都认为技术是负载价值的，但对于技术的价值负载的认识，二者是不同的。
1 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者认为：虽然技术起源于人类社会的需要，但技术一经产生，就拥有了自己独立发展的趋势：技术似乎具备了意识，它总是追逐自我更新，自我进化，做到更快，更广泛，更深入。“技术命令”支配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技术是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的价值独立性， 甚至将现代技术视为一种自主地控制事物和人的抽象力量。埃吕尔指出：“技术的特点在于它拒绝温情的道德判断。技术绝不接受在道德和非道德运用之间的区分。 相反，它旨在创造一种完全独立的技术道德。”[1]
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是技术决定论的两种思想表现，前者相信技术是解决一切人类问题并给人类带来更大幸福的可靠保障，而后者则认为技术在本质上具有非人道的价值取向，现代技术给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带来灭顶之灾。
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认为，科学是对自然实体逐步逼真的描述，技术作为科学的应用，沿着与科学进步相类似的逻辑体现了效率和技术合理性的不断提升，因而由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更多的可能性和更高的效率，反映了一种类似于生命进化的客观自然趋势。由此，技术 进步应该是人性进化的标准，而一切由科技进步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包括各种形式的异化），将为新的科技进步所弥补，科技发展最终将促成道德伦理体系的新陈代谢。[2]
悲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则认为，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有一种非人道的价值取向。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最大危险是人们仅用工具理性去展示事物和人，使世界未被技术方式展示的其他内在价值和意义受到遮蔽；如果现代技术仍作为世界的唯一展示方式存在下去，道德对技术的控制也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悲观论者对技术进行了浪漫主义和意识形态式的批判，呼吁人们反思技术的本质，认清技术对人和事物的绝对控制，以寻找对现代技术的超越。与乐观论者相反，悲观论者对现代技术具有的独特价值取向持根本否定态度。[3]
美国学者怀特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当代对技术决定论的恰当表述。他认为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内部结构的大系统，这个系统由居于结构底层的技术系统、居于结构中层的社会系统和居于结构上层的观念系统这三个亚系统构成，他写道：“我们可以把文化系统分为三个层次……这些不同的层次表明了三者在文化过程中各自的作用：技术的系统是基本的和首要的；社会系统是技术的功能；而哲学则在表达技术力量的同时反映社会系统。因此，技术因素是整个文化系统的决定性因素。它决定社会系统的形式，而技术和社会则共同决定着哲学的内容与方向。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系统对技术活动没有制约作用，或者说社会和技术系统不受哲学的影响。事实恰恰相反。不过制约是一回事；而决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4]
2 技术社会建构论
与技术决定论相对应，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认为，技术发展根植于特定社会情境，技术演替由群体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因素决定。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强调人在支配和控制技术方面的主体性地位和责任。在现实社会情境中，技术的相关行为主体（相关社会群体）是有具体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具体人群。不同行为主体的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一方面，可能使某项具体的技术成为相关社会群体价值妥协和利益制衡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使某项技术成为处于优势的相关社会群体所追求的东西。从整体和长远发展来看，各项技术的相关社会群体之间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使技术决策成为一种分立性的行为；因其往往不顾及整体和长远后果，加剧了由主体认知局限性和其它复杂性因素造成的技术后果的多向性、复杂性和难以预测性。[5]
以上的两种观点，社会建构论强调的是技术的社会属性、技术价值的社会赋予，技术决定论强调的是技术的自然属性、技术规则、技术价值的内在禀赋对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用。技术决定论者承认技术的社会属性存在，但是它过分强调了技术的自然属性对于技术的社会属性的决定性作用，没有看到技术的社会属性对于技术的自然属性的制约、导引作用。如果说，技术的中立论割裂了技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二者间的联系，那么，技术的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则是过分夸大了技术两种属性中的某一方面，没有注意到它们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
3 技术社会互动论和技术社会整体论
技术社会互动论和技术社会整体论是对技术社会决定论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进行调和后产生的两种观点。 社会技术整体论则把技术社会这种复杂现象看作一个整体来加以理解，认为这个整体处于不断的演进过程。技术系统理论和操作子－网络理论常常被列入弱社会建构论， 但由于它们不排斥自然或工艺因素在解释技术社会现象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实际上是社会技术整体论的两个重要代表。“技术系统”概念是托马斯•休斯在其《电力网络》一书中提出的，它是一种由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工艺设备和社会因素（如制度、价值、利益群体、社会阶层和政治经济力量等）组成的连贯结构，当一个要 素发生变化时，技术系统的其他部分也必须调整以使系统继续运转；技术系统之外是环境，技术系统与整个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处于相互塑造与影响之中。休斯虽然集中于研究电力系统，但他提供的技术系统范式也可应用于诸如运输（铁路、公路、航海等）、供水、通讯、计算机网络等系统。拉图尔、劳、卡隆等人最早提出了操作子－网络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克实际上也从强社会建构论转向了该种理论方法。这些学者把技术社会关系或者“社会技术整体”（social technical ensemble）看作一种“无缝之网”（seamless web），认为人们虽然可以从这种无缝之网中辨别出技术与社会因素，如机器与操作者，但这只是一种抽象分析的结果，而非自然所使然。为了解释社会技术整体 的变迁和发展，他们使用“操作子－网络”（actor-network）、“技术框架”（technological frame）和“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logies）等术语代表技术因素与非技术因素的关联结构， 如信息通讯技术就是这样一种包括企业、政府机构、社会群体、消费者组织、标准化实体、监管人员、在线系统、软件等多种异质因素在内的操作子－网络。该理论 强调构成操作子网络的诸多异质要素的相互联系，并参照“转译”（translation）来说明这种相互联系。“转译”在于这样一种思想，即网络中的诸操作都会相互“注册”（enroll）（意指操作或者强迫）以使其各就其职。当一个操作子成功地组织其他操作子为其目的服务时，就可以说它对它们进行了 “转译”。这样，当采用操作子－网络理论考察社会技术整体时，技术就不再是经过先验的工艺、经济、社会和文化要素建构的产物，而是由众多要素构成的无缝之网，并处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物理的永恒流动之中。[7]
综观技术社会互动论和技术社会整体论，可以看到，技术社会互动论虽然被批判为坚持技术与社会分立的二元论（dualism）方法，陷入“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两难境地，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对于社会和技术的互动机制是有深刻的分析的，在探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上是有独特贡献的；社会技术整体论的意义在于解构了技术与社会的二元论方法，因而不仅可以解释前现代技术无法脱离社会来加以说明的特殊历史情形，更能对后现代复杂的社会技术现象进行整体的理论解释。社会技术整体发展的解释不再包含任何技术或者社会的还原主义概念，而是坚持一种“普遍化的对称原则”，即人与非人要素可以置于同一概念框架下来加以分析。
从技术决定论、社会决定论、技术社会互动论到社会技术整体论，体现了技术社会理论由片面到全面理解技术社会现象的辩证发展过程。对这一过程的梳理是有利于我们理解教育技术与教育的关系的。
由于在现代教育中，教育技术远未发展到和教育融为一体的程度，而在中国的教育实践中，教育技术正在逐步地进入教育领域，因此，应用技术社会整体理论是不合时宜的，尽管在未来，教育技术与教育有融为一体的趋势和实现。下面，本文借鉴技术社会互动理论来研究教育技术与教育的互动机制。 "
二 教育技术与教育的互动
教育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程度远远不及媒体技术在社会中的应用程度，这是无可置疑的。因为教育技术远不及媒体技术那样成熟。那么为什么教育技术不能在教育中做到普遍而深入呢？ 因素有很多，但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是教育技术与教育并未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所致。在教育技术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的确需要与教育实践形成良好的互动。然而什么妨碍了这种互动呢？教育实践者的隐性认识、显性目的、教育技术学界的狂躁、教育研究的迷失等。
这里的教育技术是专属于教育的技术，因为笔者要探讨的是教育技术与教育的互动，而不是技术与教育的互动。在技术的范畴里，教育技术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对于教育来说，教育技术是支持其发展的核心支柱。在杨开城的有关教育技术本质探讨的系列论文里（如《论教育的技术学本质与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使命》、《一种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方法--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法》和《教育技术学视野中的教育理论研究》等），教育技术是由作为一种技术系统的教学系统、课程系统以及它们的构建技术的教学设计和课程开发技术构成的技术体系。这是一个随着教育实践的发展自然形成的技术体系，其中教学设计和课程开发是核心技术，也是最稳定的存在。笔者赞同这种观点，本文即是基于此观点而展开的。
此外，尽管媒体技术一直在教育中运用，如黑板、粉笔、教科书从17世纪以来就占据了课堂教学这个场所，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也极大地提升了教育教学的技术含量，但是媒体技术不是教育技术的主体，更谈不上是教育技术的核心。再则，媒体技术实际上各自隶属于自己的技术体系，如黑板、粉笔是从现场书写或者临摹发展而来的，如果探讨媒体技术与教育的互动作用，实则探讨技术与教育的互动作用。技术和教育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另外研究。
1 教育技术从萌芽态发展到原型态
历史地看，教育实践对于教育技术的需求是一贯的和延续的。最初是对教育教学方法和策略的需求，近代则是对媒体技术的需求，继而在当代产生新的对教育技术的需求，这些需求一直持续发展至今。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产生的需求促进了教育技术的萌芽、发展和进化，而由于这些需求的满足，教育也得以发展进化。
笔者认为，在漫长的古代教育时期，教育技术和教育的互动，使得教育活动变得更有效，而教育技术则一直处于萌芽态，并在萌芽态期间获得了多样化的进化。
对教学活动如何变得更有效的思考，其产物是各种教学方法的产生，这些教学方法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教育技术的萌芽之所。
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从古代教育发展到近代教育，教育技术才从萌芽状态发展到原型态，这一历史可简要叙述如下：
《学记》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专著,它在教学方法中的讲授法、议论法、练习法、类比法等方面提出了“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比物丑类”的要求，孔子和苏格拉底则以“启发法”和“产婆术”而著称。 十九世纪中叶，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把人的全部精神归结为观念，认为教学就是建造学生观念体系的过程。因此，把教学过程分成四个阶段：
清楚——提供给学生的教材尽可能明白、确切、详细。属于静态钻研。
联想——学生用旧经验来解释新事物，教师用谈话法帮助学生联想。属于动态钻研。
系统——新旧观念发生联系，寻找结论，学生心理上属于探究过程。属于静态理解。
方法——学生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新的事实、现象上去。属于动态理解，也就是教学中的练习阶段。
后来赫尔巴特的学生尉尔曼和莱因等对上面的四个阶段进行修改，提出“五段教学法”，即：预备；提示；比较；总括；应用。
这五段教学法使五段形式化、固定化，在教学史上称为“教学形式阶段”。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欧洲出现“现代教育”学派，主张教育活动应以儿童为中心，尊重儿童的个性，让他们自动、自学、自由发展、自我表现，认为教育就是生活。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出现了许多教学方法，如蒙台梭利教学法、德可乐利教学法、设计教学法（最早由美国人杜威提倡“问题中心教学法”，后来由他的学生克伯屈发展成为“设计教学法”）、莫里逊单元教学法等。
二十世纪初现代教育派认为传统的班级授课制，不能适应学生的“个别差异”，不便于培养“优才生”，于是主张按能力、成绩分班分组实行个别教学。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主张“结构课程”，提倡“解决问题法”，又称“发现法”。[8]
20世纪60年代，香农（Shannon）创立的信息论引入教育、教学领域，产生了视听传播学。视听传播学主要涉及学习过程的信息的设计和使用。传播学的产生，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物”引向从信源（教师或视听材料）到受者（学习者）的信息传播过程上来。人们开始意识到，教学效果的好坏不只取决于教学媒体这一个要素，教学是一个涉及信源、内容、信道（媒体）和信宿（受者）的过程，教学效果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9]
在传播学向视听教学渗透的同时，系统理论也开始对教育、教学发生作用和影响。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由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媒体、教育方法、教育设施以及教师、学生、管理人员等组成的有机整体。教育系统整体功能的最优发挥，不仅需要各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更取决于系统中各要素的最优配合和协调一致。因此，只有用系统的观点对教育的各个部分（包括媒体）进行综合的、整体的考虑，对教学过程进行系统设计，才是实现教育最优化的根本途径，于是逐渐由媒体应用转向了系统设计，由媒体技术进入系统技术阶段。[10]
自传播学、系统论、系统设计渗入到教育教学领域，一直到现在，教育技术的原型态才开始形成并进一步演化。到了这一阶段，人们才认识到教育教学系统是一种技术系统，继而用技术分析的方式来探索它们与其他系统（如文化）互动以致耦合的细节，文化传递与人的成长规律之间的矛盾才可能清晰地以信息流动的方式表现出来。更深入的分析见杨开城《从技术的本质看教育技术的本质》。
顺着历史的逻辑，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在未来某一个阶段，教育技术的原型态会发展到完型态。到那时，具备了完型态教育技术的教育者就能从系统整体出发，理解各种教育教学问题，并基于这种理解灵活地选择媒体技术工具来解决问题，而不会陷入唯媒体论的泥淖，更不会对媒体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所引发或者可能引发的技术报复效应视而不见或束手无策。
2 教育的进步
需要指出的是，每一个时代对于效果、效率和效益的看法不是固定不变的，通常的情况是，某个时代所认可的一种教学方法的优点往往变成了后面时代提出的教学方法攻击的目标，是必须加以克服的缺点。事实上，效果、效率和效益是无法在每一方面都达到最大化的，通常的情况下，达到其中一方面的最大化是以牺牲其他两方面为代价的，而历史经验表明，效果效益效率适中的教学往往能够培育具有创造性人格的学生。因此到了近代，原型态教育技术的形成并被掌握，人们才认识到教学系统中每一个方法性要素多样性存在的必要，不再非此即彼地选择某种教学要素。又到了现代教育时期，由于对于教育教学效果的评价，才把焦点集中于教育教学是否能培养出具有创造性人格的学生上来。同时，教育技术从萌芽态发展到原型态并进一步进化的过程，也就促使了教育的进步——从仅仅传递文化知识提升未促进学生成长。 "
3 原型态的教育技术与教育的互动水平与趋势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教育对象的不确定性——此外还有其他因素，但主要是教育对象的不确定性——即使最初的教育实践就产生了教育技术的萌芽，即便到了近代，原型态的教育技术得以形成，教育技术仍然未能达到体系化的程度，完型态的教育技术似乎还遥不可及。但教育技术的发展方向就是它的体系化，教育技术一旦达到体系化的程度，它必须由教育技术效应件、教育技术系统和教育技术产品组成。当然，还是由于教育对象的不确定性，教育技术的体系化不可能达到像技术体系化的高度。首先，反映在教育技术效应件上，教育技术效应件很难做到技术效应件的标准化，如教学设计技术的效应件学习者分析框架、教学目标分类框架、学习内容分析(比如层级分析、知识建模等)、教学方案的结构框架、目标与教学方案某些成分的映射等等，虽然已达到了原型水平，但若进一步的提升还是存在相当难度的。从这一点上来说，要实现教育技术与教育的良好互动还是有相当长的道路要走的。
4 完型态教育技术与教育的互动机制
基于目前这种现状，笔者只能原理性地运用技术社会互动理论，试对教育技术（完型态教育技术，下同）与教育的互动机制做一探索。
教育的历史已经表明，教育在技术环境下运作，在历史的某一阶段，教育的技术环境是特定的，可能这种技术环境是稳定的，也可能这种技术环境在或快或慢地变化着。但是，无论是何种教育技术环境，也无论这种教育技术环境如何变化，对于这种环境里的教育者和学习者都是无差异的，可是教育的效果效率效益却各有差异，有时候甚至截然不同。对于这种差异现象背后原因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但当我追索到最后，我们会发现，真正的原因实际上是教的能力的差异，而教的能力的差异则是教育技术具备程度不同的体现。
有文章称[11]，技术进入教育，会使教育由有序状态转变为无序状态，并在经受住实践考验之后重新转变为有序状态。但事实上，无序状态并一定会发生。技术环境的改变固然会让教育者已有的习惯受到冲击，让教育者感到不适应，但是一个掌握了教育技术的教育者并不会因此而处于混乱无序状态，相反，他会积极主动地接纳教育状态的改变，基于自己的教育技术灵活地选择媒体技术工具进行教学，而不至于受技术的支配与摆布。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教育技术与教育的互动过程中，教育的变化是具备了缓冲功能和解构功能以应对媒体技术进入教育时带来的冲击和教育进一步的发展，而教育技术的变化则是更为多样化的发展和进步。
教育技术能够并且已经开始去完成它诞生之初就承担的宿命般的任务——探究教育教学系统的技术学原理，并通过对教育教学系统技术学原理的探究来理解和构造教育。在教育学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中，媒体技术学研究和教育现象学研究并不是没有作用，媒体技术学研究和教育现象学研究至少还是提供了丰富的可选择的教学手段，但是可选择对象的丰富性并不等同于选择的正确性，以往的这种作用是没有教育技术学的理论来统摄的，以至于在走向实践的过程中常常“顾此失彼”，比如，考虑了现代教学媒体却忽视了传统媒体，考虑了心理学原理却忽视了社会学原理，等等。而有了教育技术，则大大不同，教育者选择的正确性会大大增强，相应的“教育生产力”（具体表现为教育教学系统设计的能力和开发能力）也会显著提升。而如果教育者的教育生产力得以提升，教育者也就能够避免沦为“教育工人”的待遇，不再盲目听从“教育专家”和领导的安排，而且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坡上实现自身教育实践和教育发展大势的辩证统一，彰显自己的独特价值。
同样，由于教育内在质量提升的迫切要求也会教育技术发生作用，促使其多样化的发展和进步。以往的教育学走向教育实践的重要武器是：模式、结构和策略等，但这些武器的特征是抽象概况，即将鲜活的教育实践抽象概况为各种教育教学模式和结构、教育教学策略、教育教学方法等，去除了教育实践中作为主导成分的目标和内容。因此，这些武器的应用就造成了教育教学式和结构、教育教学策略、教育教学方法等与教育教学目标的直接联系。杜绝了直接联系，自然造成了间接联系，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必然造成对某一武器的偏重甚至崇拜，比如对教学模式的追捧。同时，间接的联系往往造成武器在教育局部的应用，即使有一定的教育教学效果，付出的也必定是高成本。而教育要想提升自身的内在质量，必须要做到教育学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直接联系的同时降低教育实践的成本，这就对教育技术的存在和发展提出了要求，教育技术不但要能构建教育教学系统，而且要低成本的构建。在这样的要求下，教育技术必须进行多样化的发展和进步，比如借鉴软件工程学的研究成功，用面向对象的方式开发教育教学系统的组件，利用组件可重复性来构建教育教学系统，等等。
我们不能假定学生是完美的，更不能假定教师是完美的，更不是可以进行机械操作的机器，让这些不完美的一群人去追求某种完满的结果（教育目标），唯一可行的不是限定他们的行为模式、限定他们的行动方法、限定他们的技术工具，而是提升他们理性思考的水平，将知识“权力”下放给他们。学生获得了权力，自我发展才能从自发走向自觉；教师获得了权力，他们才能树立自己的教育理想。然而这些都取决于他们拥有权力之后，到底掌握着什么水平的技术，特别是知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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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2][3][4][D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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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北大在线研讨班课件. [DB/OL].
[9][10] 教育技术学发展.[DB/OL].
[12] 杨开城. 论教育的技术学本质与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使命[J].中国电化教育,2005.5.
Discussing on Interactive Mechanism between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ZHAO Guo-qingZHANG Fei-fei
(Department of Modern Media, Lanzhou City College,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echnology/Society Interactionism, reviewing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 after their interaction from their history, so we know what they have changed respectively and forecast what they will change with what way.
Keywords: Theory of Technology and Society Relations; Technology/Society Interactionism;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 Interactive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