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湖北学前教育的三个全国第一
近代湖北学前教育发学界第一声，既奠定了湖北学前教育的发展雏形，又进一步巩固了湖北新式教育的领先地位。
(一)全国第一所公立幼教机构 湖北幼稚园
1903 年春夏之际，湖北巡抚端方在张之洞的大力支持下，在武昌筹办湖北幼稚园，正式开启了我国学前教育近代化的序幕。该园是在学制系统未予接纳的情况下，创办的第一所公立幼儿教育机构。筹办中，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聘请师资。由于当时国内尚无专才可选，端方专程从日本请来3 名保姆教习参与筹创。为首者为户野美知惠，她毕业于东京女子高师，又有留校任教的经历。9 月，湖北幼稚园正式招生，园长由户野美知惠担任。园内除设有开诱室、训话室、游戏室、陈列图书玩具室外，还于室外开辟游戏场，场内土垒游戏山，山上建有游戏亭，树木花草也一应俱全。该园的师资与设备等，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1904 年1 月清政府颁行《奏定学堂章程》，定幼儿教育机构为蒙养院，首次确立了学前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并要求蒙养院须附设于育婴堂或敬节堂。由于湖北幼稚园开办在前，章程的颁行在后，为与学制系统保持一致，总督府在湖北幼稚园附近增设武昌模范初等小学堂。9 月，武昌模范初等小学堂建成开学，湖北幼稚园于是更名为武昌初等小学堂附设蒙养院，简称武昌蒙养院。
湖北幼稚园的开办创全国幼儿教育机构之先河，使中国学前教育冲破了家庭教育的樊篱。诚如湖北巡抚端方所言，鄂省风气开通在先。全国各地均以此为模范，参酌《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设置幼稚园，形成了兴办幼儿教育机构的热潮。例如，1904 年初，上海务本女塾校长吴馨创办了上海公立幼稚舍。此幼稚舍确立以保卫儿童健康为主，以诱启知识为辅，并不多读蒙书，来学者幸勿专求文字的宗旨，与湖北幼稚园有的办园旨趣颇为一致。与上海公立幼稚舍同步闯入幼儿教育殿堂的，还有京师第一蒙养院。除影响省域外，湖北省内的州县，亦纷纷设园招收幼儿。据宣统二年(1910 年)统计，湖北女子两等学堂内，便设省城蒙养院，教师由女子学校教员兼任，共有2 个班级，幼儿84 人。宜都县设官立蒙养院1 所，有专任教师4人，在园幼儿42 人;长阳县在城内中街仁义里两等小学堂内设蒙养院1所，教师由两等小学教员兼，在园幼儿24人。
(二)全国第一部幼教法律《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
在仿照日本学前教育体制的基础上，《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以下简称《章程》)逐步成型，从理论上勾勒出湖北幼稚园的轮廓。由于是在日本教习户野美知惠主持下拟订的，无论是幼稚园的教育宗旨还是教学内容，都和日本在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公布的《幼稚园保育及设备规定》中的完全一样，甚至对幼儿的教学内容都有日语一项。其受日本的影响，可想而知。[3]《章程》中明确指出，幼稚园因家庭教育之不完全而设，专辅小儿自然智能、开导事理、涵养德性，以备小学堂之基础。其设园旨趣为：一、保全身体之健旺，体育发达基此;二、培养天赋之美材，智育发达基此;三、习惯善良之言行，德育发达基此。总体而言，《章程》强调幼稚园办理主旨为重养不重学。《章程》拟订了七类课程：(1)行仪行为方式的培养;(2)训话教员对幼儿的训导;(3)幼稚园语幼儿言语训练;(4)日语简单外语的学习;(5)手技制作小手工;(6)唱歌歌谣、舞蹈的学习;(7)游嬉游戏及游览。这些科目的设置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教育中重视行为规范的培养，也体现了西方幼儿教育中重视幼儿语言、
动作技能的训练，符合幼儿身心规律。
《章程》还对招生及管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明确规定招收五六岁的幼儿，一年毕业;另招收四岁左右的幼儿，两年毕业，毕业后升入该园的初等小学堂幼儿需健康聪慧，有疾病或身体羸弱者一概不收;幼儿入园须有引证人作保，且登记族贯姓名、出生年月、父母或引证人姓名住所(如住所有变需告知学校)。在管理方面也非常详细，幼儿生病或有事超过三天不能来园，应向学校说明事由。如果要退园，须由父兄及保证人申明缘故。幼儿如患恶疾，应立即退园回家医治。同时，对收费亦有明确规定：幼儿只需备餐饭，一切服装、图书、保育物品，均属官备。本省幼儿入园免交学费，外省小儿入园每月须缴纳学费洋四元，首月学费限于受业后五日内，由其父兄或引证人缴纳;其每月学费则以初十为限。值得一提的是，《章程》还规定：幼稚园添设保育科，本科生徒赖有实地练习保育之方，请求保育，庶有经验。幼稚园充当实习场所，主动担当培养有经验的幼稚园教师的职责，也是开风气之先。可见，《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对设置宗旨、课程设置、管理制度等基本要素都做了相应规定，使初创期的学前教育有章可循，走上制度化的轨道。1904 年2 月，《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第1 年第11 期全文刊载，以供全国教育界学习借鉴。
(三)全国第一个幼师培养机构女子速成保育科
为了促进学前教育发展，湖北幼稚园附设保育科，全称为女子速成保育科。保育科所发布榜示如下：
幼稚园为蒙学堂之本，保育科又为幼稚园之本，故办蒙学堂、幼稚园，必须先办女子速成保育科。诚以此科成后，家庭教育由此兴，学校教育之施功亦因以易，所关实非浅鲜。今将各府投考女生，命本科监督任令会同堂长就试文义，取其文理清通者，为正额前列，粗通者后之，定六十名;其文理未顺而有志向学者，录为旁额十名，即旁听科是;再次则为备取三名，暂不入堂听讲。正额有缺，旁额补之;旁额有缺，备取补之。该榜示将设置保育科的性质、重要性及如何招录都作了说明，类似于当今的招生简章。湖北幼稚园附设保育科的开办，是在1904 年2 月。当时招收青年妇女达六七十人之多，由日本教习讲授必要的保育知识，是中国成批培养幼教师资的创举。由于此时在公立学校领域尚未开放女禁，故女子结队入学便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地方新闻，不仅引来路人的围观，甚至多有好事者尾随至学校，并与学校门卫发生纠纷，从而被守旧派指责为离经叛道之举。封建遗老遗少或上书攻讦，或撰文诋毁。迫于各方压力，官方遂于1904 年秋明令，原设幼稚园内附设之女学堂，即行裁撤，有愿学习女子师范、家庭教育及保育教导幼儿之事者，准其分别附人敬节、育婴两学堂内一体教授，每堂不得过三十名;其未出嫁之室女，即勿庸附人此两学堂，以示限制而昭区别。当湖北幼稚园于1904 年9月依制附设于武昌模范初等小学堂后，所附女子速成保育科即行停办。其中已婚女子多转入敬节学堂和育婴学堂;而未婚女子，则又待字闺中。中国第一所学前教育师资培养机构就这样夭折了，但是其在培养幼儿专业师资方面的有益尝试，却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从幼稚园的设立到《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的颁行，再到女子速成保育科的开办，湖北学前教育体制的雏形已基本构建完成。这个体系的建立对于中国系统学制的影响，是无可限量的;对于湖北新教育系统的形成其贡献是不言而喻的。诚如湖北巡抚端方在光绪三十年(1904 年)二月在奏折中所言：近日中外教育家，往往因过鄂看视学堂，半皆许为完备，比较别省所立，未有逾于此者。此湖北省筹建学堂，次第开学之实在情形也。湖北学前教育开全国风气之先，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空谷足音，打破了数千年幼儿培养以家庭为单位的格局，最早实现幼儿教育的社会化、学校化，符合世界学前教育发展的潮流。湖北学前教育的启动是中国学前教育近代化发轫的重要标志，既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产物，也是向东西洋学习的结果。湖北学前教育在全国的领先地位的确立，正是张之洞督鄂期间的重要成就之一。
二、张之洞重视学前教育的社会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步解体，加上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民用企业成长壮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资本主义国家都忙于战争而无暇东顾，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了短暂的春天，得到了迅速发展。纺纱厂、织布厂、缫丝厂等数量的激增，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为了维持生计，许多妇女纷纷走出家门，赚钱养家，这使得她们的家庭角色和社会地位渐渐地发生变化。幼儿由母亲亲自教养的传统幼教模式受到挑战，在家庭之外建立和发展社会幼教机构成为近代学前教育的一般趋势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长期从事洋务事业的张之洞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时代要求，逐步将学前教育也纳入到新式教育体系当中。
在此之前，中国近代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在考察国外教育情形时，也纷纷提出创设学前教育机构的设想，这为张之洞推行学前教育作了理论准备。例如，郑观应于1892 年就在《盛世危言》一书中提及西方各国的教育初训以幼学康有为则在《大同书》中为3 岁至5 岁的儿童规划了慈幼院。梁启超也在《变法通议》中强调人生百年，立于幼学，随后又在《教育政策私议》中积极倡导仿效日本学前教育体制，建立招收5 岁以下儿童的幼稚园。这些理论设想开阔了张之洞兴办新式教育的视野，为他实践学前教育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时，张之洞重视学前教育也与他幼年受教育的经历密切相关。他出生于官宦世家，自幼便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其父张锳中举后屡试不第，为了弥补自己的遗憾，对子侄的教育十分严格，鼓励他们向科举仕途发展。张之洞幼年时的中国正处于重大变化的前夜。张之洞出生后3 年鸦片战争爆发。在这一年，其母亲也不幸辞世。在早年丧母、社会动荡的环境下，张之洞幼年的启蒙教育并没有荒废。他4 岁入塾接受启蒙教育，其父不仅花重金礼聘名儒，还拿出几乎全部的俸禄，购买数橱图书供他阅读。此外，其父以自己为官的正直、俭约，知礼的品行、孜孜治学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幼的张之洞，对他后来的人生和治学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幼年受教育的经历使张之洞切身体验到学前教育对个人成才的重要性，并坚定其设立专门的幼教机构，聘请专业人士，以更有利于幼儿早期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