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息跟着降准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之后必然要降息，成为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规律之一。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卢盛荣在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来说货币供给增加以后，反应资金的价格应该下降，但事实上，中国降准之后，社会融资成本并没下降，如果不跟着采取降息的措施，降准就是无效的。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国际贸易格局的转变。“我们过去增加投放货币的主要渠道是外汇占款，但2014年由于我国的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外汇占款增速降低，去年一整年，仅增加1340亿美元。因此，通过降准来解决融资成本问题很难。”卢盛荣认为，也正是这个原因，公开市场操作、再贴息、再贷款成为过去一年中国的主要货币政策调控工具。
2月28日的对称性降息侧面说明了此前的非对称性降息效果不佳。“这次将存款利息上线提高到1.3倍，收窄了银行的息差，挤占了银行的利润。”卢盛荣说，表面看来，存款利率提高提升到1.3倍使得银行融资成本上升，但这种提升是有必要的，上升有利于居民储户提高财产性收入。同时，贷款利率下降，相应地逐渐将拉低企业社会融资成本，贷款利率下降也能刺激消费，仅从个人住房贷款来看，减少利息可以释放出部分消费空间。
降息对拉动出口、投资、消费需求都有效果。在卢盛荣看来，2015年，仅仅这一次降息对稳增长是不够的，下一步还将继续既降准又降息。“因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时滞，必须要提前，预调才能使经济波动更小，更平稳，在这方面，就要求央行的货币政策具有前瞻性，对政策进行预调微调。”
金融改革也需同步
这样的货币政策调控节奏也有别于其他国家。就中国而言，在货币政策调控空间打开之后，往往需要进行连续动作才能发生作用，也就是常说的货币政策梗阻问题。卢盛荣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数量与价格的传导不畅，而正是金融体制的不完善才带来梗阻问题。
卢盛荣指出，目前中国金融体系主要载体是国有大中型商业银行。它们存在明显的信贷偏向，即偏好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对于银行来说，这些企业没有信贷资料的收集成本，易于辨识风险，而民企、中小企业却很难辨别。这一方面是由于小企业的信用、财务等各方面数据不完善、一方面则是银行不愿意深入调研，付出成本。
“对发展前景好、有技术含量、在管理上不断完善的中小企业应该更加关注。”这方面国有银行执行得并不好，以至于需要政府用行政上的定向货币政策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很有限。
此外，国家鼓励大众创业、大众创新，这不是一句口号，在国外创业创新都有配套的资金跟进，根据不同的风险偏好，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财税体制改革固然重要，但金融体系也需要同步改革。”卢盛荣说。
对于时下互联网金融，卢盛荣表示，互联网金融今年是拐点，P2P在监管没跟上的情况下，遇上经济形势下滑，风险就会被放大。在目前情况下，传统金融的运转依然好于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是金融发展的趋势，但应当谨慎推进。
存准制度需调整
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初衷是防止银行出现挤兑风险而留存部分备用金。但今年年底存款保险制度推出以后，存款准备金率设置得那么高就没有意义了，存款保险制度覆盖了准备金制度的初衷。
“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控效果的确很直接，但对经济造成的波动大，容易造成负面影响。我国的调控需要从数量型工具转向价格型工具，比如利率。”卢盛荣说，这次存款基准利率上浮幅度调到1.3倍也是为利率市场化作准备，这与汇率市场化逐步放开的节奏类似从万分之三，到万分之五，再到百分之一，扩大到百分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