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龄青年过年返乡，总要面对两桩讨厌的事情：被问工资，然后逼婚。时下的主流观点是无论你有钱没钱，是单身的，总归要并且应该要结婚。父母亲戚对单身青年的焦虑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焦虑。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为此写了本书。
在《单身社会》前四章中，克里南伯格仔细分析了单身社会崛起的历史渊源和现状，在后四章中，则提出了单身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包括贫穷和老龄人口独居问题）和预想的解决方案。克里南伯格认为单身社会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们与其从道德方面加以训诫，不如以历史的眼光将之视作文明和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留给我们的宝贵财产，“以现在支持已婚人口的态度和方法，为单身独居者提供相应的社会支持，那么人们的需求必将得到更好的满足。”
克里南伯格将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个人自由主义的兴盛，细化为四个主要方面：一、大规模的城市化容纳了丰富多样的价值观，让那些某个方面的自我在“村落社会”中受到监控、压抑的人，重新实现这方面的自我。而城市多元化的布局与设施，从健身房、咖啡馆，到酒吧、餐馆、俱乐部等，也为持不同价值观的独居人士找到团队和集体，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二、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使人们更方便地与社会保持联络，并且以更经济节省的方式（而非家庭协作方式）进行社交、工作和获得生存所需的资源。城市化和通讯技术的变革有力地支撑了独居生活的现实可能，也驳斥了独居必然“与世隔绝”的反社会性论调。
其余两方面，即女性地位提升和人类寿命（尤其是女性）的大幅延长，是克里南伯格探讨的重中之重。自20世纪60年代起，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纷纷进入职场，经济力量和独立意识的增强，使她们不愿再成为丈夫和家庭的依附者，也不愿意将自己本可以在市场上获得报酬的工作技能，耗费在无偿又不被尊重的家务劳动上。这一波女权运动的浪潮直接推动了晚婚晚育、成年过渡期的延长，以及分居和离婚率的冲高，也让人们重新反思婚姻和家庭在现代生活中的定位。而人们反对独居的理由之一，就是婚姻和家庭为人们提供了抵抗孤独、保障老有所依的前提要件，而传统上认为，独居是不可能提供这些要件的。
克里南伯格援引心理学家约翰・卡西奥普的观点说，“孤独”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心理学概念，感到孤独的人实际上未必比其他人更孤单。婚姻不一定能够克服孤独感，有时孤独感恰恰来自不完美的婚姻，即使完美的婚姻，在配偶一方去世后，也会令另一方陷入更糟糕的境况之中。而独居也并不等同于孤独，“大量的公众调查表明，决定孤独感的并非人际交往的数量，而是质量。是否独自居住并不重要，问题的核心是人们是否觉得孤单”。所以，已婚人士比独居人士身心更健康之类的观点并不成立。
人类寿命的延长是一个更大也更复杂的题目。应对独居老人日益增多的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政策上的迥异性自不必说，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目前也呈现出巨大的分歧和鸿沟：有经济保障的老人因拥有一套完善的“支持性人际关系网”而获得独自生活的能力和空间，这套“人际关系网”涵盖医疗、退休、税收、家庭和市场等资源方面的优惠便利;无经济保障的老人则处处受限于上述资源的缺失，他们的前身即是那些在年老前就因破产、失业、犯罪、疾病、吸毒等原因而沦落到社会底层的独居者，“无缘死”也正是在他们之中大肆蔓延。而美国政府在如何应对这部分独居者、尤其是独居老人的问题上，行动远远滞后于非营利性民间组织的努力。一言以蔽之，个人主义的独居生活必须由家庭、市场和国家联手扮演坚强和隐形的支持力量，且三者缺一不可。
正如克里南伯格所言，和结婚一样，独居也是生活的可选项，视每个人“实现自我”的需要而定。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应受到排斥和歧视，它所通向的则是充满挑战因而也是前景不甚清晰的未来。因此，我们眼下似更应将讨论的焦点从围追堵截的道德批判，转移到更为务实的、亦即更好地迎接单身社会到来的方向上来，未雨绸缪、预作准备，因为它们关乎的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和尊重。而这个人，可能是你的父母，你的子女，或者就是你自己。
关于《京都山居生活》这本书的作者维尼夏，豆瓣上有一篇书评完整地介绍了她。读过那篇书评，我才知道，维尼夏早在13岁就患上了社交恐惧症，每天只和鸟儿、风儿对话，每天唱那首著名的《斯卡波罗集市》，向往着香芹和迷迭香的世界。至此我才能想象，一位名副其实的英国贵族，为什么会欣然接受那种禅意盎然的山居生活。
在《京都山居生活》里，维尼夏提到了她种的香草，有150多种。她用这些香草入菜泡茶，然后有空又去研究养蜂和种梅子，用指甲花染发，用薰衣草做手工皂……平淡的山居生活被她玩得花样百出，从万物生长的春季，到白雪皑皑的冬季，她总是有事情干，总是兴致勃勃。所以故事最后，这名有社交恐惧症女子，就在平凡的京都乡间，度过了她心目中的人生的最好时光。不仅如此，她还写专栏、出书，到各地演讲，成为了某种偶像。
维尼夏让我想起以前接触过的一对情侣，唐冠华和邢振，从2011年开始，他们在青岛崂山的一个村子里创建了一个名为“自给自足实验室”的生活区，自己种地、自己盖房、自己制造各种生活必需品，完全自力更生。他们和维尼夏表面上有一些区别，因为他们不像维尼夏，认为社交是一种折磨，他们自己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也许他们不会和维尼夏一样永远待在山上。但在我看来，他们是一类人，尝试着摆脱霓虹灯下的世俗味道，希望用一种稀有的生活方式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那种人。
我总是很羡慕和崇敬这类人，比起一头扎进世俗、为了成功或生存而用尽一切力气的人，这类人总有一种理想的光环，似乎他们从一开始就要高尚一些，尽管我知道两种人生事实上并无贫贱之分，并且都应得到尊重。
读本书的时候，我始终抱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不安，读到一半才发现是为什么。因为维尼夏说选择去日本山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尺八的诱惑。尺八原本就是中国的传统乐器，“一枝尺八恨难任，吹入胡笳塞上吟”，它却成为了日本和风乐器的代表。其实维尼夏的山居生活方式何尝不是古代中国的一种“传统”？不食周粟的首阳二老、采菊东篱的陶渊明、梅妻鹤子的林逋……有些东西，等到成为别人的专美，才想起曾经拥有，不得不说是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