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公众争议也非空穴来风，比如内蒙古自治区原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王素毅，受贿1073万元，被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相比之下，王素毅归案后主动交代有关部门尚不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赃款赃物全部追缴。而季建业判决报道表述中则为主动交代部分受贿事实。两者判决的差距之大难免引发争议。贪官刑期如何认定自然也成了公众最关心的问题。
从法律规定上看，对于罪名的认定并无太大争议，各个罪名的刑期也规定明确，但贪官的受贿数额间的差距已非立法时所能想象的。广东省统战部原部长周镇宏受贿6100万元，是量刑分水岭10万元的610倍。
法律规定立功也可以减刑期。但检举他人立功的李达球似乎没有享受到这一待遇，受贿少于季建业的他仍被判15年。值得注意的是引发争议的“前车之鉴”王素毅系中央纪委首轮巡视首位落马高官。
从法律上看，刑法给予了法官对刑期的自由裁量权，在法定刑期内的任何量刑都无非法之虞。但是，随着贪官判决结果的大量公开，不同贪官之间的刑期比较自然需要法院做一个合理的回应。
在判决书的公开上，近年来，法院已有长足的进步，无论是薄熙来案的全文判决，还是季建业、廖少华的判决要点都显示了司法公开的决心。另一方面，这些公开信息也引发了一定争议。比如薄熙来案中滥用职权情节影响十分恶劣，但最后获刑无期，再如开头的王素毅同季建业刑期的巨大差距。这些争议的产生并不是说法院的判决一定存在漏洞，而是反映了另一个问题：判决的说理性。从公开的案件信息中可以看出，受贿事实的认定是大头，但是从受贿事实乃至其他情节到判决结果的作出其中的理由和法律上的推理只是匆匆带过。公众只能凭借有限的事实和媒体的侧面报道来理解判决结果，猜测和质疑也就随之而来。如何破解这些“传言”和“谣言”，自然不应退回连判决结果都不公布，而是进一步的司法公开。假若法院将判决建立在坚实的法律基础和推理上，那么有什么理由去隐藏这一基础呢？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戴斯曾说：“公开是社会病症的解药，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另一方面，明示判决理由实质上又制约了作为案件决定者的法官的裁量空间。因此，在一个法治国家，司法裁判应当脱离乱世用重典或是棒打出头鸟式的量刑，这要求司法机关在反腐风潮和舆论争议面前具有一定的定力，保持判决的大体连贯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树立民众对司法系统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