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的土壤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无论是政策关注，资金投入，或是技术支持，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是政策关注度，近一两年可以说是持续升温。现在土壤保护与治理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用健康有利的土壤政策来规划经济发展方向与模式，用生态红线设置污染底线，用补偿奖励机制鼓励土壤生态保护，用强有力的政策、法律做生态土壤修复的后盾。
土壤政策之一
生态红线
生态红线，是指环境功能区划中确定的对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提高生态服务功能具有重要作用区域的边界控制线。红线就是底线，是对生态污染的警示。生态红线是继“18亿亩耕地红线”之后，又一条被提升为国策的红线。
生态红线，
为生存安全划出的底线
在目前土壤环境严峻的情况下，虽然在具体内涵上生态红线还没有详细的解读，但是可以设想，重金属超标就可以是土壤生态的红线。土壤红线同样是不可触碰的底线，也是我国生态安全的最低保障。
监测管控
“红线”不是“虚线”
我国目前土壤污染的严峻程度，可以用四个增加来概括：污染面积在增加，污染物种类在增加，污染类型在增加，污染物含量在增加。如何不使情况继续恶化下去，设置污染红线是必要的，但红线设定之后强化土壤质量监管，减少人为因素带来的严重土壤污染是关键。尽管目前监管手段还不完善，监测网还不健全，但在现有的农业环境监测网络基础上，逐步完善监测功能，完善面源污染定位监测和预警功能，尽可能做到对重金属污染从污染源排放、迁移到进入人体后迁移转化全过程进行详细调查，这对土壤保护，土壤污染控制与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红线”而无监测，那么“红线”就成为悬在空中的“虚线”。
目前全国各省市都已经开始划定生态红线，其中江苏、广东、天津、深圳、沈阳、大连已经完成生态红线的划定，未来我国将有超过20%的国土面积纳入生态红线的保护规划。
土壤不具有再生性，一旦遭到污染，修复难度极大。我们有18亿亩耕地红线，但决不能仅守住耕地保有量这条“红线”，如果只是守住了数量，质量却每况愈下，这个耕地数量也就没有意义。
土壤政策之二
补偿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说：“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只要“绿水青山”，维持贫困状态是不可能的，只要“金山银山”，生活在严重污染中也不可能幸福，但两者兼而有之并非易事，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生活富了，环境承载能力也达到或接近上限，“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从某些层面来说已处于对立状态。
补偿，一种共赢的选择
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有受益者就有受害者，有些地方经济受益，另一些地方就受损失，例如作为北京重要饮用水源基地的密云县，为了保护水源，不仅每年要投入大笔财力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河道整治、农村垃圾污水处理等工程。而且守着“金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密云矿产资源丰富，铁矿储量高达9亿吨，但为了保护水源和生态环境，密云县将境内246个选矿场、2000多个矿点关闭，这样一来，政府财税收入、劳动力就业和农民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国家和北京市给予密云县大量资金补偿，如大中型水库移民项目补助、水库一级保护区群众生产生活困难补助，生态环境建设重点工程补助等。密云县的例子并不孤独，在全国还可以找出不少。生态补偿，已成为保护生态环境而牺牲经济利益的一种奖励弥补，如密云县的例子，虽然看似有些无奈，却是共赢的方式。
化解“青山”“金山”的对立
对目前而言，总体生态政策补偿还不尽如人意，补偿标准绝对量偏低，覆盖范围小，生态补偿政策法规不完善，土壤污染由于其默默无闻，它不像空气污染那样显而易见，本身不易被发现，也就更容易被忽视，污染补偿更无从谈起，土壤安全被忽视，在攀登“金山”时，把“青山”丢到脑后。最终是由全体人类来“买单”。因此制定补偿机制，从保护与保持的角度阻止土壤生态的恶化，是一项迫在眉睫的措施。
土壤政策之三
土壤修复
2004年，北京市地铁五号线施工发生了“宋家庄事件”，事件发生后，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环保部门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防治工作，一旦发现土壤污染问题，要及时报告总局并尽快制定污染控制实施方案。同年，上海为了筹备2010年世博会，专门成立了土壤修复中心，对世博会规划区域内的原工业用地污染土壤进行调查、评估和处理处置，被视为中国土壤污染修复的序幕。
土壤政策之四
保护治理
去年兰州、武汉、江苏、湖南多地爆发的水污染事件令我们再不能保持镇静……但是仍然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脚下的土壤，保护土壤的健康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基。
土壤污染，“修”不如“保”
如果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能够对赖以生存的土壤稍加关注与保护，这些代价与损失或者是可以减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再强的土壤修复技术也不如在土壤未受污染时的保护。我国经济已步入“新常态”，人们开始更加注重发展质量，环境保护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新共识。
立法，给土壤生态最强的支撑
除国家政策导向，保护土壤生态，立法是关键，不论是土壤生态红线，还是补偿机制，或者是土壤修复、土壤生态保护，高瞻远瞩的政策离不开法律的强力支撑。目前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刚刚颁布，“土十条”尚在审议中，虽然在土壤保护方面有国家高度重视，但同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相比，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建设明显滞后。土壤污染和保护方面规定零星分散在《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水土保持法》《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土地复垦条例》《农药安全使用标准》等不同法律法规中，还没有《土壤污染防治法》，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零散、不系统，缺乏可操作性的细则，也不具备法律的威慑力和责任追究条款。无法可依，国家意志在施行过程中就会被打折，为土壤立法是土壤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当务之急。
在加紧土壤立法的同时，土壤保护与治理工作要同时进行。一方面应进一步深化加强对土壤修复的支持，补上“生态欠账”，一方面管严污染企业，提高企业准入“门槛”，注重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整顿甚至关停污染企业。另外，要在转方式、调结构，大力淘汰落后产能上下功夫，不让土壤生态问题成为沉重的污染包袱，在“新常态”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依靠生态资源，发展循环经济，让人们共享土壤保护、生态治理带来的红利，达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