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谋求发展，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也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和社会融合的测量维度进行文献梳理，得出4方面的基本结论：第一，忽视研究对象的内在差异性。第二，对理论研究不足。第三，在研究方法单一。第四，测量维度标准不统一，且对各测量维度下的指标也争论不一。
关键词 流动人口 社会融合 影响因素 测量
作者简介：郑娴，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社会管理。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农民工不断涌入城市出现了“民工潮”的现象。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更多流动人口为了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和向往城市的美好生活，像“候鸟”一般迁徙到城市，于是就出现了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归纳出学术界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和测量维度选择的研究结论，总结出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一、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
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已有的文献分析发现，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和心理因素。
（一）经济因素
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因素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王桂新（2006）认为外来人口能否在城市里生存，主要取决于两大要素：一是居住，即要有栖身之地;二是就业，即要能有维持一定的生活源泉，这是外来人口能否在城市立足、生存的基本前提和保障。在经济因素中，月收入水平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影响最为重要。把社会融合度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因素（就业状况、职业类型、住房状况、月收入水平）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四个变量对社会融合都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其中，月收入水平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影响最为重要。
但经济因素并非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产生影响。陈湘满（2013）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湖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他认为在经济因素中，工作行业、单位性质和就业身份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具有显著影响，但上个月工资收入、天平均工作时间、周平均工作天数对社会融合影响均不显著。
（二）制度因素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制度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影响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社会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上不健全等方面。
此外，社会管理体制构建的不成熟也是造成流动人口难以融入的重要原因。例如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管理方式的不完善，使得农民工群体为主体的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不能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权力保护体系的不完善使得农民工缺乏政治参与和表达诉求的权利，从而难以有效地维护自身的权益等，这些方面都是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重要原因之一（何增科，2009）。
（三）文化因素
流动人口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社会心理等方面的传统性特征依然非常显著。流动人口面对着社会转型期多元文化思想的冲击和繁重的工作，加上没有经济能力去培养自身的文化素养，使得流动人口容易缺乏归属感、社会交往封闭等精神上的问题，产生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的排斥感。
但流动人口对城市文化持接受的态度，并希望内化为自己的文化，从根本上摆脱“土气”，变为“洋气”。 朱冬梅等（2010）认为流动人口长期在城市务工，原本的“乡土文化”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城市价值观的影响，他们生活方式也日益得到改变，使得对城市的文化排斥感不断减少，逐渐地融入到城市的文化氛围中来。但文化的融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漫长过程，因而在融合过程中，会发生 “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与先进的城市文明相比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调查表明，为数甚多的农民工希望得到广大市民的帮助和支持，在外在的身份上和内在的文化上得到转变，这也是促进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的重要契机或交汇点。
其中语言的影响最为显著。李梅香、王永乐（2013）以浙江省为例，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发现文化因素的回归系数值是最大的，说明文化因素对社会融合的影响较其他因素都要大。其中能否听懂方言或用本地方言进行交流，关系到外来人口在这个地区的社会融入度，听懂且会说本地方言的外来人口会倾向于认为自己就是这个圈子的人，否则总有被排斥的感觉。
（四）心理因素
心理层面的适应是属于精神上的，反映的是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因此，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是社会融入的最终标志，反映了流动人口能否完全、真正地融入到流入地城市生活的有效主观标准。
二、社会融合的测量维度
社会融入测量维度指标是根据影响因素来确定的，因此国内学者主要从经济、文化、心理、权益保障等这几个方面构建测量维度，只是各维度下测量的具体指标等有所区别。
关于经济的融合的测量，早期国内学者只从就业这一维度上来分析。杜鹏等（2005）从来京人口寻找工作的途径、来京人口的职业转换状况来分析来京人口的就业过程。近几年、学者不断对经济融合的测量维度进行完善和丰富。王桂新（2007）分别从农民工求职渠道、职业培训方面、每天的劳动时间、工作环境和个人收入、居住条件来进行经济维度的测量。周皓（2012）认为在考虑测量指标体系时，不仅应该考虑全面性，更应该考虑到指标的简约、代表性及可操作性。
心理融合测量上，杨菊华（2009）认为身份认同是社会融入的重要指标，具体包括流动者与本地人及老家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归属感及对自己是谁、从何处来、将去往何处的思考及认知。孟兆敏、吴瑞君（2011）对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研究后发现社会融合因素与居留意愿相关。
权益保障方面的测量。王桂新、罗恩立（2007）认为测量指标应包括劳动保护和社会福利的参与度、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子女入学和受教育方面、农民工在争取公共服务和合法权益的过程中政府发挥的作用。杜鹏（2005）将收入水平及社会保障状况、工作转换及失业状况、工作时间及加班情况、工资发放状况归入外来人口的权益保障测量维度上。
三、问题与思考
在城市化的背景下，流动人口的数量每年递增，我国对流动人口的研究也呈现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局面，涉及到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等不同学科。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发现，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忽视了研究对象的内在差异性。在研究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时主要针对某一地区的全体流动人口，而不同阶层的流动人口具有不同的特点，需将研究对象做进一步细划。第二，我国对流动人口的研究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对理论的研究不足。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首先，多数采用问卷调查的定量研究方法，而缺乏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其次，缺乏比较研究，特别是对不同区域或同一区域不同时间段的流动人口进行比较的研究较少。第三，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但尚未形成完整规范的社会融合度测量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