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主要依靠的是粗放型的增长，面临着高消耗、高污染和贸易条件恶化、贸易摩擦增多等问题。文章回顾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经历的重商主义、比较优势和科学发展观的变化进程，指出在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变化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外贸，增长方式，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发展。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1年我国货物进出口额、出口额和进口额世界排名均为第3。
我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值的比重上升到6.5%，进口比重上升到5.9%。服务贸易出口589亿美元，进口697亿美元，世界排名第9和第8。
但在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外贸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长期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扩大出口的格局没有改变，依靠低效海量消耗能源、资源出口产品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出口规模虽然不断扩大，而出口效益低下，出口产品丰富，但竞争力低弱。如果不转变增长路径，继续按照现有模式增长，那么国内资金、资源、环境乃至国际贸易环境等条件将难以支持中国对外贸易高速持续发展下去。
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对外贸易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进贸易结构调整和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已经成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经济学解释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商业资本的迅速发展和国家支持商业资本的政策实施，要求从理论上阐述这些经济政策，逐渐形成了重商主义理论。重商主义认为，国家必须发展对外贸易，遵循多卖少买的原则，通过“奖出限人”创造贸易顺差以获取利益，最终实现以金银为载体的国民财富累积。
其核心观念就是，福利或财富以国家对金银的持有量为基础，出口越多越能为国家带来更多的财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重商主义的理论内容之一由持有金银变为获取外汇和关注就业，认为出口创造外汇和国内就业机会，进口使外汇付出和工作机会从国内转移到了国外。
毫无疑问，重商主义曾经深刻影响过我国的外贸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对外贸体制进行改革，国家采取鼓励出口的政策，围绕改善宏观管理、下放经营权、促进贸工结合等进行了尝试，这种改革适应了当时国家加快经济建设，释放剩余生产力和获取外汇的要求。
20世纪90年代外贸体制改革从建立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机制入手，将外贸体制改革同财税、金融、投资、计划以及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同步配套进行。为了获得更多的外汇，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出口的优惠政策，如为出口企业提供优惠贷款、贴息、出口补贴、退税等，使得外贸出口高速增长，外贸规模急剧扩大，外汇储备快速增加。
虽然巨额外汇储备使我国具有了进口国内所需设备、资源、生产生活物资的能力，并顺利度过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维护了国家的金融与经济安全，但是推行重商主义的外贸政策并非有百利而无一弊。外贸长期维持出大于进的“顺差”状态，导致过度追求外贸规模和增长数量，忽略了进出口结构、质量和效益，恶化了贸易竞争秩序，打破了国际贸易均衡环境，引起一系列贸易摩擦。
同时，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扭曲了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和国内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也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持续的贸易盈余也使外汇储备居高不下，对汇率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最终也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1817年，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他指㈩，尽管一国相对于另一国在商品生产上处于劣势地位，只要不利程度有所不同，双方利用各自的相对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并自由交易，仍然能够实现比较优势并获得贸易利益。它表明，各国在资源禀赋上存在着差异，一个国家可以在某类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形成比较优势，即低成本、低价格优势。
我国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进口替代战略实施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充分发挥劳动力优势，通过加工贸易、国际投资所带来的各种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训练和培养了大批熟练劳力和稀缺的技术人才与现代企业家。
但是希望通过劳动力或资本投入的增加达到实现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是不能持续的，单
一、低水平、纯粹由于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而产生的经济增长导致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人们对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认识不断丰富和深化，逐步形成了新的发展观。
早期发展观共同的特点都以经济增长为中心，以吸引资金和技术为手段，把赶超经济发达国家作为目的。长期实施这一发展战略的国家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但诸如贫富差距、失业贫困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得到有效改善，形成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
当前，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世界科技革命突飞猛进，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加入WTO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给经济发展既带来活力和机遇，又面临着新的压力和挑战。
经济对外依存度的提高，说明我国市场空间不断扩大，也提高了经济增长对资源的支撑要求，易引起资源竞争加剧和贸易摩擦，使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增大。从整个外贸发展历程看，我国出口规模不断扩大、贸易结构转变迅速，但依然存在着贸易摩擦日渐增多、净贸易条件恶化、资源约束增强、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这对经济和贸易增长十分不利。
新发展观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以可持续发展协调和沟通发展诸要素，最终使人自身和社会获得更高层次、更全面的发展。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统筹协调和全面发展的观点，高度重视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适应新的形势，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对外开放中趋利避害，切实转变贸易增长模式。
二、我国外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体制方面 目前我国基本形成了与国际规则接轨、完善透明的外贸体制，但与之相联系的诸多方面仍然存在体制问题。例如，地方片面追求外贸发展速度和规模的政绩观，忽略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轻视环境和人力资源，长期利用超低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牺牲了社会利益和劳动者权益，使正常的商品价值得不到反映；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农民工与国营企业职工难以同工同酬，享受平等的医保、养老金待遇；劳动就业的社会服务体系不完善，劳动力供求信息不对称，不利于平等、开放条件下的就业；循环经济的观念尚未深入人心，体系尚待建立。
(二)贸易政策方面 过去出口创汇为核心，多出口、多创汇成为考核出口成绩的唯一指标。政府长期以来采取无差异性的普遍促进政策，如出口补贴、外汇双轨制和留成、汇率调整、对出口基地的信贷支持、对出口货源提供优惠贷款、超亏挂帐的停息等，最终导致出口规模急剧扩张，出口价格下降，而不是产品附加值的提高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据海关统计，2011年我国出口的10座以上的客运机动车辆 (HS四位编码，下同)出口数量指数为203.5，而价格指数为92.8，汽轮机数量指数为318.3，而价格指数仅为59.9，铁矿砂及其精矿数量指数为224.4，价格指数仅为71。
(三)贸易主体和贸易秩序方面 通过不断降低经营准入门槛，实施“大经贸”战略，我国外贸经营主体数量不断扩大，经营层次不断丰富，国有、民营、外资企业成为外贸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成为对外贸易最具有活力的成分。但由于我国仍然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流通市场体系发育不完善，企业的法律意识、道德水准、知识产权战略、自我保护能力有待提高；部分市场主体素质良莠不齐，一些企业利用制度缺失或漏洞，偷税漏税、走私贩私、侵犯其他企业的知识产权，在外贸经营中竞相杀价、无序竞争，给消费者和经营者造成巨大损失，严重破坏了外贸秩序，也损害了社会法治和信用环境，损害了我国的形象，是导致贸易摩擦多发的主观原因。
(四)能源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 我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物质资源的巨大消耗，其直接结果就是进口量过大，对国际资源依赖程度过高，环境污染严重。资料显示，我国建筑能耗超过发达国家2—3倍，工业化国家的平均电力消耗弹性系数在0.8—1之间，而近几年中国电力弹性系数达到1.6左右。
化肥是高耗能产品，我国企业生产1吨尿素约需要消耗 1-2吨煤、1200千瓦时电力，一定意义上讲，出口尿素就相当于出口能源。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使我国乃至世界资源形势日趋紧张严峻。
(五)自主创新能力与配套政策方面 市场经济下，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创新可以减缓、化解对能源、资源高速增长需求的矛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还可以提高资本市场的流动性与稳定性，对服务贸易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资料显示，美国20世纪80年代长达10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35%来自于新兴产业的发展，65%来自于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和生产率的提高。工业化国家科研研发支出在GDP中的比重已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1.6%上升到了2002年的2.1%，我国只有上海市研发费用占GDP的比例达到2.06%。
近年来虽然我国企业的研发经费逐步提高，例如华为公司投入研发的费用2011年超过其营业额的10%t21，但众多中小型企业因为实力弱、意识不到位，投入的研发经费少之又少。不重视自主创新的结果就是企业普遍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产品科技含量不高，开拓国际市场的牌子不硬。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国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良好环境还没有完全形成，还存在着国内外企业待遇不平等、信息服务不充分、法律法规不完善、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在财税、金融等方面需要做系统、扎实的下作：
(六)贸易服务和监管体系方面 市场经济条件下，贸易服务越来越多地由中介组织承担，而监管不仅是政府部门对具体商品的监测分析，更是对企业的事后管理与追踪；通过对企业信用的管理达到规范秩序的目的。 目前，我国外贸中介组织发展较快，但是某些行业协会由政府指定或直接组建，并非应企业需求产生。
一些协会自治性不足，功能作用力差，管理体制不适应发展需要，导致中介地位尴尬，企业行为无法规范和自律，无法全面代表行业和企业利益，真正发挥为会员企业服务和协调的作用。信用在微观上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速度；在宏观上可以促进商品和资源流动，提高经济效率。
企业没有信用，会提高交易成本，降低经济效率。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结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信用法律法规不健全，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而经济活动主体日益增多，活动的范围迅速扩展，随之出现的少数企业抽逃资金、拖欠账款、逃废债务、恶意偷欠税、产品质量低劣等信用问题，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小企业的整体信用形象，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没有良好的信用监管体系与制度，政府部门监管难度加大，将难以保证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宏观经济政策的顺利实施与对外贸易的正常运行。加强信用管理已成为提高中小企业信用意识、增强企业辨别真伪能力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迫切要求。
目前，外经贸、财政、金融、税务、工商、质监、海关、外汇管理等部门都在积极探索建立企业信用信息征集与信用评价体系，但是部门间信用管理系统尚未建立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机制，需要逐步摸索、探讨和建立信息发布、信息共享和社会化、网络化的外贸企业信用体系。
三、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措施与建议
(一)转变观念，从依靠数量和规模转向依靠质量和效益发展贸易 地方政府要树立科学的政绩观，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按照WTO和外贸法的要求，不把出口规模作为衡量成绩的指标，清理与规模挂钩的出口鼓励政策，取消不分结构、不考虑效益的普惠性出口奖励政策。要强调保护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把传统依赖资源消耗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发展的经济，提高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能力和科技转化能力，提高集约化水平、资源循环转化和生态环境建设能力等。
维护职工权益，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提高人口素质，推进劳动服务体系的建设，形成透明、公平的就业氛围。
(二)完善贸易政策体系，从普遍性的出口促进向重点突出转变，从只重视出口到向重视进出口转变 1.继续加强出口商品质量建设，强化大宗资源性商品的经营资质准入，提高资源商品的可持续利用水平，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提高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制定科学统一的行业商品生产标准。加强对食品添加剂、农产品有害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残留等的科学测定。
支持轻纺和高科技产品的市场开拓、研发咨询，倡导绿色贸易，逐步健全环境贸易立法，对损害或者可能损害环境，有损于人体健康的贸易行为予以限制和禁止，对有利于环保的贸易行为给予政策性扶持。 2.对进出口关税、出口退税率实行动态和结构性的调整。
对一些资源性产品、国内需求大以及对国外市场冲击较大的出口产品，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参照纺织品出口的做法，征收出口关税或者临时性关税，甚至自主设定临时性的出口配额，以减少恶性竞争，保证国内供应，保护贸易利益；对国内供应不足的资源、能源、短缺的技术和关键设备，实行较低的进口关税、暂定税率甚至零关税。对具有较大竞争优势产品、供给垄断产品、低价竞销和易引发反倾销产品、资源性产品和高耗能高污染产品，采取降低甚至取消出口退税的措施，提高出口价格、保护贸易利益和资源环境。
3.加强对进口的监测和调控，加大对重要资源和能源产品进口的调控，继续鼓励国内急需的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结合当前国内经济发展和供求形势变化，进一步搞好对钢铁、石化等相关产业的宏观调控，采取更直接有力的措施，应对国际市场上铁矿石、石油价格大幅上涨的问题。
通过行业协会和进出口商会的协调和自律，加强重要资源和能源产品进口协调和管理，整顿和规范进口经营秩序；同时通过联合采购、集体谈判、签订长期协议、增加期货采购品种、发展期货交易市场等方式，提高进口商品定价权，提高规避国际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的能力；调控好粮食、棉花等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的进口与出口，加强石油、天然橡胶、化肥等重要商品的进口监测；利用关税配额、国营贸易和自动进口许可等世贸组织认可的管理手段，实施对大宗商品进口的合理调节。
(三)优化贸易政策环境和贸易秩序，扶持中小企业，做大做强贸易主体 1.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清除针对民营企业的各种歧视性待遇，完善各方面政策，抓紧提出相关具体措施和配套办法，创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充分释放民营外贸企业的潜力，促进和提高其开拓国际市场和自主创新的能力，形成国有和民营企业、国内外企业公平的政策体系和技术创新环境。 2.进一步实施“科技兴贸”战略。
出台更有效的财税、金融、保险、退税鼓励措施，支持国内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出口和技术创新。加快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制订和完善，切实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推动我国知识产权的管理体制与国际接轨。
尽快建立知识产权专项资金，加大知识产权人才的培训力度，为我国企业知识产权的申请和保护提供法律、政策支持和人才、信息服务。 3.实施出口品牌战略，提高企业和出口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制订国际品牌发展战略，建立有效的出口品牌建设政策支持体系，培育自有出口品牌，提高商品附加值，推进名牌展会建设，为中外企业提供开拓国际市场的信息、采购和合作平台。 4.促进企业构建和谐社会的意识，遵守劳动法，遵守税务、外汇、海关、进出口法律法规，尊重员工合法权益，保护农民工利益。
加快制订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按照城市职工标准，逐步建立企业为农民工交纳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制度；严格规范劳动强度、劳动环境保障制度和卫生安全制度。促进企业担负起保护自然环境，防治环境污染的责任，合理反映出口商品的劳工成本、环保成本和资源成本，自觉维护诚信经营的规则。
5.完善调整加工贸易和外资政策。对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加工贸易和外资项目，严格限制甚至取消，提升加工贸易的发展水平和档次，发挥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和产业带动效应，鼓励发展和提高产业配套能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
根据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完善加工贸易管理模式，推动加工贸易沿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向上下游延伸，提高我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增加研发投入，通过技术转移、合作开发等形式自主创新。
制订有效政策，调整区域布局，引导加工贸易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6.鼓励国有和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改变重外轻内、重国轻民的观念，鼓励国有和民营企业走出去与拥有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完善的营销网络和管理经验的国外企业合资，促进企业消化、吸收，提高自身竞争能力。通过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资金资助、国际市场信息提供和服务、人才培训、市场推广、国外参展推介宣传等方式，鼓励国有和民营企业建立自主国际营销网络，深度开拓市场。
取消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审核，放宽投资用汇和人员出入境管理，提供全面的境外投资信息服务和境外权益保障。 7.大力促进服务贸易发展。
服务业生产效率是一国经济活力的重要因素，它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发达的服务业为货物贸易的快速发展创造条件和提供了保证。要顺应国际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新趋势，推进服务贸易的立法，大力发展来华旅游、承包工程、设计咨询、技术转让、金融保险、国际运输、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国际服务贸易，加大我国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海外金融网点建设，增加对重要贸易伙伴的运输航线。
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和对外开放，提高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比重，抓住国际服务业外包快速发展的机遇，创造条件，积极承接新一轮的国际服务业转移。
(四)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完善有效的法律和服务体系 1.制订和完善符合国情和国际标准的贸易、环境、技术标准法律体系，以法律手段加强对企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宣传和引导，鼓励企业采用国家和国际标准，低耗高效，厉行节约，促使企业提高出口产品的综合竞争能力。 2.改革和完善口岸管理体制，加快“大通关”建设。
继续抓好电子口岸平台建设，建立跨部门联网协作体系，进一步简化报关手续，提高通关速度。推进部门间加工贸易联网监管，落实和完善深加工结转税收政策，提高深结转比例。
完善和探索通关模式，构建严密高效、物流顺畅、便捷快速的现代海关监管体系。 3.推进涉证商品的无纸通关试点。
《电子签名法》的颁布和实施，为涉证商品无纸通关奠定了法律基础，尽早建立科学、安全、高效的涉证商品无纸通关制度，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和政府管理职能与服务效率，提升我国贸易竞争力。 4.深化中介组织体制改革，建立社会化的中介组织。
推动中介机构的法律法规建设，明确其法律定位。促进中介组织从半官方地位向民间组织转变，鼓励企业自发建立新型中介组织。
强化外贸中介组织的协调、对外交涉和行业自律职能，规范外贸经营秩序。政府提供财政资助，将国际市场信息服务体系的建设从政府转交给中介组织，加强驻外经商机构与中介组织交流信息，同时鼓励中介组织在国外设立信息收集机构，与国外相应中介建立信息交换机制等方式完善信息服务。
5.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大部门、行业间信用信息的共享与交流，建立违法违规经营企业公告制度，严格执法，保护诚实守信经营的企业，惩治非法经营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