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动物福利”理念的起源，是建立在环境和谐才能造就人类可持续发展前提下，对动物本身也具有的情感与行为的一种关注。但部分发达国家利用“动物福利”对进口所作的人为限制，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农产品，尤其是畜产品贸易的发展。中国应在和谐社会发展理念下寻求因应之策，关注农业和农民利益在贸易中的体现，最终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和谐发展观;再议动物福利;中国农产品贸易
Abstract：Wi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oughts only harmonious environment can help human being， the origin of the concept “animal welfare” is based on a concentration on the feelings and the behaviors animals themselves have. But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use animal welfare to restrict import， which greatly affects trade development of our agricultural products， especially of livestock products. In line of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social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seek for appropriate contermesures， pay close attention to expression of interests of agriculture and farmers in foreign trade， and finnal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Concept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Review on Animal Welfare;Foreign Trade of China'
一、动物福利的起源与动物福利法
动物福利(Animal Welfare)是1976年休斯(Hughes)提出的，它是指饲养农场中的动物与其环境协调一致的精神和生理完全健康的状态。现在其含义扩展为人类在考虑动物感受痛苦能力的基础上，尽量减少或者避免对其造成伤害，反对和防止对动物的虐待。但实际上早在1789年，英国人边沁(J.Benthan)就提出了“保护动物权利”的理念。他在其所著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提出“动物具有免遭无端折磨的权利”，并要求结束对动物的残酷行为。在此后的100年中，动物保护运动在西方不断壮大。19世纪20年代，动物保护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过动物保护运动者的不懈努力，1822年由爱尔兰政治家马丁说服英国议会通过了人类历史上首部以保护动物权利为目的的《禁止虐待家畜法案》，即《马丁法案》。根据该法案，在全国范围内残酷对待动物的行为都将被视为犯罪行为而受到惩罚。“马丁法案”虽然只适用于大型家畜，但这是在动物保护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动物保护运动浪潮在西方全面兴起，并波及到世界其他地区，有关思想已深入人心，其保护的内容也不断丰富。
① 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社会发展程度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动物福利法都有类似的主旨：尊重动物权利，保护生态，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合理保护利用动物资源，发展经济。动物福利的提出是基于保护动物的尊严及其内在价值的考虑，笔者认为，这种内在价值首先表现为自然界和谐发展意义上与人同等重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分子，而且对动物福利的关注即是维护人类自身的道德观念，体现了人类的情感，是人类进步的表现。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加大对动物福利的关注本身就体现了和谐这一思想;同时，它也是基于人类健康的考虑。
②当然，在国际贸易中也明显体现出基于本国贸易利益的考虑。 所以，自马丁法案后，欧美大部分国家陆续基本完成了防止虐待动物法的立法，
③而且这些国家对动物福利的立法随时代的变化也在不断的补充和改进中，并逐渐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可，于是还出现了一 些国际性动物保护公约，要求各国的法规必须与国际公约相匹配。国际上各种动物保护协会也十分活跃。这些组织通过扶持世界各地的本土成员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改善动物福利的状况，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制定动物福利的统一标准。
④ 总之，笔者认为，“动物福利”理念的起源，是建立在环境和谐才能造就人类可持续发展前提下，对动物本身也具有的情感与行为的一种关注。国外动物福利的发展也越来越表现出法制化、高标准化、贸易的壁垒趋势等特点。从国家发达程度以及立法的角度审视和关注动物福利的起源和发展，对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应该大有帮助。
二、动物福利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
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关税的大幅削减和传统的非关税壁垒如配额、进口许可证的逐渐拆除，用关税和传统的非关税壁垒来限制进口的余地已经很小，于是各种新的贸易壁垒应运而生。西方国家认为以动物福利为理由来限制国际贸易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他们不断向国际社会施加影响，要求把动物福利问题纳入到现行的国际贸易体制中。他们在进口活体动物时，利用已有的动物福利的优势，将动物福利作为进口标准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此判断是否准予进口。他们不但在动物饲养、运输和屠宰过程中，要求执行动物福利标准，而且对于进口的动物产品也要求符合动物福利法规方面的技术指标。
欧盟在这方面表现尤为活跃。①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动物福利已经影响着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2003年2月，WTO农业委员会提出的《农业谈判关于未来承诺模式的草案》，已吸收了某些国家的意见，将“动物福利支付”列入“绿箱政策”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已承认动物福利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作为WTO成员，这必将对我国农产品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受动物疫病“技术壁垒”及部分国家对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和禽类产品禁运的影响，“十五”期间我国畜产品出口整体不如市场预期，出口增速低于园艺产品和水产品增长。畜产品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16.5%下降到2005年的13.1%，下降3.4个百分点。尽管在贸易壁垒有增无减、检测标准越发苛刻的情况下，国家对促进农产品出口推出了相关政策措施使得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在2005年达到558.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57%，但畜产品贸易逆差却从2000年的6 814万美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62 555万美元。② 究其原因，在当今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中，明显看出不同国家之间因动物福利引发的矛盾呈现上升趋势。中国企业也毫无例外。
2002年，某欧盟国家的一家进口贸易商准备从我国一个饲养5 000万只肉鸡的公司购买大量的活体肉鸡，但是由于进口商认为鸡舍“不够宽敞舒适”，未达到欧盟规定的一些动物福利标准而取消了交易。欧盟是我国传统的禽肉产品出口市场，由于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对我国禽肉产品进入欧盟市场已经封关多年。近几年来，为了使我国禽肉产品重返欧盟市场，我国曾多次邀请欧盟来我国进行检查。每次检查都对肉鸡屠宰、运输的动物福利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
1997年7月欧盟曾禁止进口我国养殖扇贝(当时我国产量占世界产量80%);我国鳗鱼因恶喹酸事件遭日本进口商拒绝;2001年9月，欧盟因氯霉素残留问题将我国的冻虾产品纳入快速预警机制;2002年1月，欧盟正式通过决议，全面暂停从我国进口水产品(包括动物源性产品);由于我国水产品的氯霉素含量超标，2003年，在食人鲳事件中，国际动物福利组织发表了一份言辞激烈的声明：如不尽可能退运食人鲳，就应对食人鲳进行安乐死，否则将呼吁各国抵制中国的水产品贸易;2005年，来自国际上的一系列有关于“中国虐杀动物取皮”、“中国没有动物福利”的指责，以及“封杀中国皮衣”的呼声，正在将这个行业卷入一场风暴中心。 动物福利问题频频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特别是动物福利问题已经影响到我国动物和动物产品出口，日益明显地成为动物源性食品国际贸易的一个新的壁垒。我国是农产品贸易大国，动物源性产品出口一旦受阻，不但损失会十分巨大，其他与动物密切相关的产业，如医药业、服装业、食品加工业等等也很难置身度外，其带来的损失将无法估计。而且更应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影响涉及在发达国家看来都值得补贴的农业，在开放经济和贸易主体日益多元化条件下，它也影响着我国和谐社会发展过程中农民利益的获取。
三、未来我国应对动物福利问题的对策
如何从实际情况出发，在顺应国际社会重视动物福利问题大趋势的前提下，减少 和避免动物福利问题影响我国禽肉产品出口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自然和谐发展的角度看，我国无论从国内外，还是从经济、社会角度都应积极应对国际社会呼声日强的动物福利问题。 首先，立法是和谐之根本。作为农业或者农民利益的维护在对外贸易中更需要立法保护。要加快和完善立法与执法工作，并通过立法改变国际社会对我国动物福利重视程度不真实和片面的认识，从而创造动物福利客观的和谐环境，有计划地使我国相关的动物产业逐渐与国际标准接轨会对我国的农产品贸易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立法的方式来保护和提高动物福利，其核心与本质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它体现着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状况和水平。
目前，即使像《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单行法也只是重在保护“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价值的野生动物”，受保护的动物要么是珍稀种类，要么对人有用，普通的野生动物并不在保护之列，其他更只是散见于《森林法》、《渔业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若干零散条文中，并无一部专门的、完整的动物保护的总括性法律，动物保护的法律体系存在着明显缺陷。立法是一方面，让法律真正发挥作用却更加重要。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值得欣慰的是，动物福利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法律界的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11年5月，我国对《实验动物管理条例》(修订稿)进行了修改，新增了“福利”一章，明确规定了实验动物所应享有的福利。这是我国首次将动物福利列入法律条文中。
另外，《野生动物保护法》也正在修改，部分条款将体现动物福利的理念。 第二，要加强我国的质量控制体系建设。近年来，在我国出口的动物产品中遭国外退货或销毁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其中的原因之一就与我国在执行动物福利标准不足方面有关，如随便在饲料中添加违禁药物、饲养管理条件差，动物在饲养、运输、屠宰的过程中，不能按照动物福利的标准执行，导致动物产品质量下降，达不到出口标准。为了改变农产品生产中片面追求数量不求质量的做法和执行动物福利标准不足，建立产品加工质量控制体系。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实施的“从农场到餐桌”战略——食品加工业在管理上实行“良好生产操作规程(GMP)”，在安全控制上普遍实行“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和ISO9000族标准体系。 第三，要加大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的宣传力度，要从和谐发展观提高社会各阶层提高动物福利和动物保护的意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动物福利意识和动物福利工作比较落后，特别是食用畜禽动物主要饲养在经济尚不发达的农村，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仍占主导地位，动物福利问题十分突出。
因此，从动物福利角度促进农村和谐社会发展的意识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这可以在农村从大力推广绿色畜产品生产技术，改革传统的宰杀方式入手，并建立农村公共信息平台，及时向他们传达最新农业政策和动态，让他们及时了解国外对进口家禽和禽类产品的动物福利要求，逐步改变不符合动物福利要求的做法。要充分发挥我国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以及企业的共同作用，采取不同渠道、不同方式做好宣传工作，通过直接交流、实证说明、现场考察等方式来改变企业的认识。 第四，要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参与动物福利研究。动物福利的改善是有条件的，不论是改善所需的投入，改善过程本身，还是改善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它都需要大量的研究成果作为先决条件。
国外动物福利条款、标准的制定是建立在科学的实验、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的。在资金与设备允许的条件下，我国应当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参与动物福利方面的科学研究，形成我国自己的标准体系。一方面，作为具有国家顶尖科研实力的高校、科研机构应当对动物福利这类新兴课题具有高度的敏感度，及早地加入到对该课题的研究中，以获得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国家应当在政策上给予适当的鼓励，推动我国在动物福利问题上形成自主的科学认识。 第五，要积极同他国进行谈判，争取有利的贸易条款。由于历史、文化、经济上的原因，各国对动物是否存在权利以及享有什么样的权利仍存在争议。发达国家没有权利单方面将动物福利标准强加于他国。而我国短期之内也难以改变现有的生产模式与消费理念。对于不合理的道德壁垒我国有必要据理力争。为了给国内企业创造一定的适应期，也为了争取合理的利益，我国在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中应积极加强与他国的谈判，争取对我国有利的条款。 总之，动物福利是一个复杂、多方面的公共政策问题。
虽然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文化、社会发展程度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动物福利法都有类似的主旨。当动物福利的贸易壁垒作用已见端倪，说明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为应对利用“动物福利”名义设置贸易壁垒，我国在很多方面做了努力，但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动物福利问题的提出、重视与解决，将十分有力地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从而推动农产品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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