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海派小说的发展过程中，雅俗因素并不是平分秋色，而是不同时期互有消长。大致来说，海派小说中雅俗的流变可分为三个阶段：20年代的由雅趋俗；30年的雅俗互动和40年代的雅俗合一。可以说，正是雅俗的互动推动着海派小说的发展，同时，也正是在西方现代文学与传统通俗文学的双重作用下，海派小说形成了介于雅俗之间的审美特质，这包括世俗化与现代性融合的价值取向，雅俗共赏的审美情趣和新旧杂揉的文体特征。
关键词：海派小说；雅俗流变；新感觉派；张爱玲
一、20年代：由雅趋俗
20年代末、30年代初，旧派小说与新文学虽仍处于对峙状态，但双方的态度己经发生了变化，已出现了衍生的趋向，理论上主要是体现在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而在创作中则具体表现为雅俗的互相移位。20年代末30年代初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虽高举“大众化”的旗帜，但其实只是一次形而上的“化大鑫，它只不过表现了雅文学自觉向俗文学移动的一种愿望罢了，而“真正具备由‘雅’向‘俗’移动的实践性的，是新文学内部产生的海派”。“原先的纯文学作家如张资平、叶灵凤等，嗅闻到这种气息，便脱离社会小说的轨道，带头‘下海’”。[1]海派作家张资平、叶灵凤还有曾朴父子、章克标、林微音、曾今可等创作的性爱小说构成了初期海派的内容。在这一时期，海派小说的特点是世俗化和商业化气息浓厚，但新文学底蕴的存在又使这些作家在创作中体现出了一定的现代质。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海派创作代表着文学与商业的联姻，张资平等人的创作正体现了新文学的庸俗化和商业文学获得某种新文学性的雅俗交流的趋向，因而有着过渡的特征。
作为新文学作家，在创作有媚俗倾向的婚恋故事时，张资平等人本身具有的新文学传统并未完全泯灭，甚至可以说，他们作品的言情主题正是从此中衍生而来的。张资平、叶灵凤原是创造社的成员，创造社历来就有写作青年受经济压迫、性压抑的基本主题，到了张资平、叶灵凤的现代性爱小说创作时期，他们继续书写着性欲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五四文学所宣扬的个性解放有着一定的联系。
20年代末，受文化市场影响的张资平、叶灵凤等海派作家创作出的性爱小说可以说正是现代市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生存境况的写照。在他们的小说中，既有旧派小说的风貌，又有现代西方小说技巧传递出的五四的回声，半是新半是旧，雅俗混杂，而为获取读者市场，他们新文学作家的身份也逐渐向职业化作家转变，至于他们作品中驳杂的面貌更是无一处不体现着这一过渡时期的特征。
二、30年代：雅俗互动
30年代，海派内部产生了一支充满探索意识与先锋意识的现代主义流派，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因热衷于表现独特的都市感觉，作品带有浓郁的现代主义气息而被称为新感觉派。这一时期，海派的现代性得到了真正的体现，新感觉派一改张资平等人的媚俗化写作倾向，以前卫的写作姿态赢得了读者市场的青睐。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海派刊物也与以往大不相同，新感觉派作家创办、编辑的期刊，如《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等都大力推介外国文学作品和现代思潮，或多或少体现出纯文学期刊的倾向。由于新感觉派的出现，海派所具有的雅文学品性得到了展示，但这并不意味着海派己完全超越了文学商品化的规约，终究新感觉派的创作还是面向市民大众读者。30年代的海派创作是在雅与俗的互动中完成，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市民读者的欣赏水平得到了提升，而新文学也“为自己开辟了先锋文学的大众市场”。[2]
海派发展到30年代，已经完全抛弃了先前性爱小说家营造的市侩气，而代之以一派洋气的现代风格。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杜衡、黑婴等新感觉派作家以开放性的眼光谛视着上海社会的风景，显现出了一种叛离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的特异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而他们对艺术形式的先锋探索与创新，都使他们的作品较多摆脱了俗性特征的纠缠。新感觉派作家对现代都市的沉醉、迷恋是以前作品所未曾出现的，这些高度都市化、洋化的都市之子们在上海的喧嚣声中寻找、发现着现代生都市特有的美，对都市独有的现代生活充满了欣赏和留恋。与张资平等人相比，新感觉派的先锋诉求不但是在对待都市有了别样的眼光，更在于他们对都市人现代情绪与心理的把握。雅文学与俗文学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前者具有后者所不具备的对人的精神历程的关注。
三、40年代：雅俗共赏
40年代，为扩大读者面，包括《万象》《春秋》《大众》在内的几乎所有海派刊物都形成了文化综合型的模式，不再像以往只局限于一面，而是包罗万象，出现了小说为主的时事科学文艺杂于一体的拼盘现象。具体到创作中，这时期的海派小说没有了新感觉派拗口的不中不西的语句、前卫的叙述方式，而采用了大众化的叙述模式，在新感觉派作品中己存在的对现代人迷惘心灵的探索，到张爱玲、徐舒和无名氏等人的作品中则朝着更深处发展。这时海派所反映的都市生活没有了舞厅酒吧的喧闹，而展现出琐碎平凡、有质有感的日常人生，并进而上升到对人性、生命哲学层面的探讨，这是以往所有海派作家所达不到的高度。以俗的笔调进行生命与存在的追问是这一时期海派最突出的特点，张爱玲、徐舒等人的创作体现着海派最终打破了中与外、古与今、雅与俗的对立，无论是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艺术手法上，都表现出全方位的融合。
海派这一时期的创作在传统与现代即古今文化的融合中达到雅俗的融合。张爱玲、苏青、予且等海派作家都是以都市人情世态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他们的人物都带着被夹缠于新旧世界之间的特征，通过对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的描绘而透露了上海新旧兼容的真相。其中，真正做到新旧交融、雅俗共赏的，或者说将传统与现代融合得最好的无疑就是张爱玲。张爱玲的创作是“把西方的性心理学说和东方的
旧家庭制度牵合在一起，在‘洋场风味’和`东方固有文明’的缔盟中，追求一种纯艺术的道路。”[3]可以说，张爱玲是在写“俗”，同时也是在写“雅”。就题材而言，无论是她的《金锁记》《十八春》还是《倾城之恋》，恋爱婚姻等言情故事是最主要的题材。我们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4]张爱玲曾经如此坦白地承认过自己与时代的距离。在比较单一的题材处理上，她不追随时代气息，不掺杂说教腔调，而是在貌似老旧的氛围里，描述着现代都市人生命的跳跃。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30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21.
[2]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20.
[3][4]静思：张爱玲文集（四）[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172.
[4]静思：张爱玲文集（四）[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