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 年以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文本学得到国内学者的研究与讨论，但人们很少重视英语学界对费尔巴哈章的研究。卡弗在2010 年公开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不存在的论文，在2014 年，他又与他的学生布朗克联合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版本的政治史》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呈现与费尔巴哈章的分析》两本书，将陶贝特在2003 年年鉴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去逻辑化编辑原则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完全否定这些手稿最终属于一本书的可能性。
无论是陶贝特，还是卡弗，他们将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者编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工作当成单纯的政治意识形态行为，这种看法无疑是不客观的、鲁莽的;但他们( 尤其是卡弗) 将整个手稿看作一个异质化的文本的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研究《形态》很有帮助。笔者赞同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是异质性文本的观点，但不认为这些异质性文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主流的中日学者都认为2003 年年鉴版的时间排序是主观的，但通过大束手稿( 即陶贝特版本中的草稿和笔记) 和小束手稿( 即陶贝特版本中的誊清稿和残篇1、残篇2) 关于历史前提、历史过程、唯物史观和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几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完全可以认定: 一是2003 年版的时间排序方法大致是可行的，大束手稿形成在先，其原始手稿完全是恩格斯的思想，是不成熟的，马克思对这份手稿进行了很多批评; 二是小束手稿相对比较成熟，其指导性思想是马克思的，但具体的行文仍是恩格斯完成的，这些思想在马克思以后的作品中经常得到重述。国内学者认为陶贝特的年鉴版只重视文本信息搜集，看不到他们对文本思想内容即历史唯物主义生成过程的理解线索。这种批评不能成立。本文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生成过程的角度来比较大束手稿与小束手稿，证明之前各个版本将各个手稿按照某种主观逻辑串联起来的文本化做法，是不能成立的。考虑到广松涉版本在国内流传比较广，马恩笔迹对比鲜明，读者阅读方便，本人主要采用广松涉版本作为《形态》的引用材料，其他版本作为参照。
一、大束手稿与小束手稿中对历史前提的表述
( 一) 大束手稿中对历史前提的表述
在大束手稿中，恩格斯说，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并且说，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在此命题提出之后，大束手稿继续讨论历史的第二个事实第三个情况人的再生产、第四种因素社会关系的生产和第五种因素意识的生产。一般认为，这些观点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奠基性的意义。有学者认为这体现马克思恩格斯不是抽象地看待历史，而是历史地、现实地、具体地去透视历史，并认定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最重要的逻辑思路。但如果我们仔细考虑马克思对这个段落的批语，比较大、小束手稿相关内容的差异，我们就不得不认为，马克思反对这种生产话语。
1. 马克思在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一句的后面，加上一条边注: 黑格尔。地质，水文等条件。人体。需要，劳动。这不是普通边注，而是对原文的批评。马克思用黑格尔的观点提醒恩格斯，将历史的条件仅仅归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不正确的。这些将历史前提归为生产的论述，渗透国民经济学的生产话语，这种生产话语不仅遭到了西斯蒙第等经济学家的反对，还遭到黑格尔等哲学家的反对。通过引用黑格尔，马克思否定生产作为历史前提的地位，强调自然在历史中具有其一定的位置。在恩格斯论述完三种历史事实，准备论述第四个历史因素( 即意识) 的时候，马克思又说: 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命，而且必须用一定方式来进行; 这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人们的意识也是这样受制约的。 这更表明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以生产自己的生命为前提。如果生产自己的生命无需人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自然足够养活人类，那么物质资料的生产当然不会出现。马克思对自然地位的强调是一贯的，在此之前的《巴黎手稿》强调过人是直接的自然存在物的观点; 在晚年《资本论》中，他仍强调人类早年与自然是统一的，在热带地区，人类进入文明非常晚，这是因为，热带地区物产丰富，无需人类劳动。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更是批判哥达纲领夸大劳动的作用，陷入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
2. 恩格斯关于为了生活需要吃喝住穿的观点和人们为了生活就必须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观点也不妥当。恩格斯的这些表述完全将生活与吃喝住穿、生活与生产的统一关系割裂开来，将生活当作目的，将生产当作手段，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批判这种观点，他认为将生产当作谋生的手段的观点是异化劳动条件下人类类本质的异化表现，而生活与吃喝住穿区分对立则是劳动过程异化的表现。由此可见，鲍德里亚等西方学者批判马克思是一个生产主义者，把大束手稿的这段话当成其核心论据，许多学者对马克思也进行了辩护，但他们都将马克思批判的对象当成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他们都没有看到这个观点本身并非马克思的观点，而是恩格斯在原始手稿中的观点。
( 二) 小束手稿中对历史前提的表述
因为马克思的批评，恩格斯在小束手稿中抛弃大束手稿的思路。他对第一个历史事实进行完全不同的重写，不再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而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并说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与其他自然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恩格斯接受马克思在大束手稿上的两条边注批评，小束手稿中有生命的个人的生存( die Existenz lebendiger menschlicher Inspanidueller) 的表述中体现出来的对有生命的个人生存的重视是恩格斯在整个大束手稿正文中没有出现的，也是之前恩格斯的各种文章中没有的，这种观点只能来自马克思在大束手稿中关于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命的批语。这样，恩格斯就克服大束手稿中将资产阶级条件下的生产当作人类一般状况的局面。目前的中译本将Existenz 翻译为存在遮蔽经典作家们对现实生存的关注。实际上经典作家们此时已经不再是单纯从生产等经济活动的角度来看待历史的前提，而是将人类现实的生存事实当作历史前提，各种经济活动还基于个体的生存框架才得以开展。
马克思在大束手稿中对自然的强调在小束手稿中产生指导性作用。小束手稿明确提到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而且提到历史科学可以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恩格斯在此之前的著作中没有出现过这种思想，这些思想来自马克思大束手稿中对他的提醒。此外，小束手稿也没有将生产与生活割裂开来，生活不再是生产的目标，而是尽力将生产与生活统一起来。他使用这样的表述: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也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在这个表述中，大束手稿的物质生活资料失去其首要的地位，物质生活变成间接地生产的对象。比较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此前的思想历程，将物质资料生产放到生活资料的从属地位的做法，只有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的异化思想中表达过这种思想。
不过，即使马克思观点已成为小束手稿的指导性原则，小束手稿仍然是恩格斯独立写作出来的，不是誊写或听写，因为小束手稿并未彻底地、完整地把握马克思的自然观。虽然恩格斯在小束手稿中使用生存一词作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但他对马克思的生存论思想还是缺乏足够深入的把握，一方面，他对地质条件、山岳水文条件、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一带而过，以不能深入研究打发掉了; 另一方面，恩格斯将历史理解为互相制约的自然史和人类史的观点也未能准确表达马克思对于人类历史的看法。马克思从没有认为自然史仅仅与自然科学有关系，也没有认为自然史和人类史是并列的，更不会承认自然史和人类史之间有互相制约的关系。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说过: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人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显示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 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在1873 年的《资本论》第二版跋也认同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这一命题，这也表达他晚年对自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认识。二、大束手稿和小束手稿对历史过程的理解
( 一) 大束手稿的历史过程理论是以分工为线索的分工史观
分工在大束手稿的第一、第二、第三部分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恩格斯将它当成区分各种历史形态的重要依据。在大束手稿的第一手稿中，他按照分工的不同，将历史分为三个形态，即最初家庭分工的社会形态，其次是出现家庭利益与社会共同体利益的分裂社会形态，最后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分工的形态。马恩对阶级分化条件下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两种分工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关于分工历史上的第二种历史形态，即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发生分裂的社会。大束手稿认为由于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发生矛盾，国家成为虚幻的共同体，所以它所主张的共同利益就是虚幻的。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这样一种虚幻共同利益当然不具有合法性，所以这种国家政权需要推翻。从这里还可以看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针对这一观点，马克思写了很长一段文字，而且思路完全与上述思路相反，正因为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即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或者说，他们本身必须在这种不一致的状况下活动，就像在民主制中一样。另一方面，这些始终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特殊利益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 。
恩格斯认为阶级分化社会条件下分工的核心就是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分离，这是私有制社会的重要本质。恩格斯否定共同利益的正当性，把它当作虚幻物，将其论述侧重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体方面的虚幻性上，结论是统治阶级冒充共同利益，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统治，所以，被统治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具有根本意义。马克思的评论完全不同于恩格斯，他从普通民众着眼，强调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即普通人过于重视特殊利益，所以他们才会认为共同利益是异己的虚幻的。马克思基于历史的视角认为，国家是一种历史现象，在生产力水平不够发达的情况下，私有制条件下的共同利益具有正当性，国家也具有正当性; 正因为个人只追求个人特殊利益，而反对共同体利益，所以国家就有必要干涉个体活动，哪怕它是虚幻的。
对于统治阶级冒充普遍利益，用普遍性观念进行统治的观点，在大束手稿第二部分的{ 20} d 中，恩格斯认为其原因是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说，普遍观念是统治阶级最初夺权时为争取群众而制造出来的具有欺骗性的观念。然而，马克思并不这样认为，他在恩格斯的表述旁边加了一段边注: 普遍性符合于:
( 1) 与等级相对的阶级;
( 2) 竞争，世界交往等等;
( 3) 统治阶级的人数非常多;
( 4) 共同利益的幻想，起初这种幻想是真实的;
( 5) 思想家的欺骗和分工。 这也就是说，恩格斯谈到的原因不仅只是马克思谈到的意识形态普遍性原因的五个原因之一，而且还仅仅是最后一个原因。尽管马克思并不否定意识形态中具有欺骗冒充等因素，但他更加突出的是社会生产力条件、社会阶级结构局面等原因，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就是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社会存在的观点，而恩格斯则过于强调人为性的因素。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分工的论述是众所周知的，他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任何人都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都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这样人就不是一个受到限制的人，而是一个全面的人，就不会总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但我们仔细思考马克思插入这段话中的评语和这段话的主旨，就可以发现，这段话的思想只能属于恩格斯，不可能属于马克思。马克思在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之后插入然后晚饭后从事批判，在猎人、渔夫或牧人后面插入一个批判的批判者。一般人以为马克思插入这句话仅仅是为了在众多职业之后加上一个职业而已。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根本性的社会对立已经消失，作为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已丧失作用，虚幻的共同利益不存在了，怎么会需要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呢? 一个批判的批判者究竟要去批判什么东西呢? 所以，马克思故意添加这项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其用心显然不是多增加一个毫无意义的例子，不是为了增添或者修改，而是为了反讽和批评，为了表明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的观念是需要批判的。恩格斯在这段论述中将分工分为自愿分工和自然分工，共产主义之前的分工是自然的，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分工则是自愿的; 并且自然的分工一定是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恩格斯的这种想法将自然与自愿完全割裂开来，完全对立化，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在共产主义实现统一的基本思想。虽然分工是自然形成的，但自然形成的分工在一定意义上也大大促进人类的自由发展; 即使在共产主义中，人类也应该尊重社会的发展规律，并非凭自愿来生活。
恩格斯采用例证也不合适。用猎人、渔夫或牧人的例子去说明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分工没有问题，但不适合说明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中，尽管农业、手工业、商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但猎人、渔夫、牧人等群体仍有其存在空间。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猎人、渔夫、牧人的落后生产力已经不可能通过交换来维持一个固定职业的生活，资本主义的市场消灭了这些个体固定职业。此外，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机器的广泛采用，每个职业的知识和经验门槛越来越低，大部分职业都可以随时改换，更替职业成为家常便饭。所以，恩格斯赞誉的那种随自己的意愿去更换自己职业的做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就已经实现了，所谓强加的特殊的活动范围，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现象。
恩格斯对共产主义分工的描述，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他将未来社会当作一种理想化社会。马克思自《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来就一直反对将共产主义理想化的观点，在《形态》{ 8} c 中也明确地做出这样的批语: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共产党宣言》虽然描绘一种体制，但它并非共产主义社会体制，而是作为过渡形式的民主主义体制，而共产主义的规定性是什么，马克思始终是在面向未来开放性的视角中去把握它。
恩格斯无论是对私有制条件下的分工，还是对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分工，都仅仅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考虑，都未考虑生产力的发展问题。这一点也体现在他对消除分工、消除私有制方法上的考虑中。在讨论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时，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夺取政权，并且要在意识形态上把自己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无产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当然要夺取国家政权，但无产阶级要获得统治权，是否只是要夺取政权和做意识形态工作就可以了呢?这些是否是最重要的呢? 夺取政权是否具有首先的意义呢? 夺取政权和做意识形态工作都只有主体行动上的意义，都没有客观历史中的限定性。如果真如大束手稿所言，夺取政权具有首要的地位，那么这种观点与布朗基等人的革命观点区别又在哪里呢? 马克思没有直接否定恩格斯的夺权思想，但是他重点地指出无产阶级的夺权也是有条件的。他用两个段落来否定恩格斯夺权是首要性条件的观点。马克思明确地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历史运动，其实现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第一，要使夺权成为可能，就必须有夺权的无产阶级及夺权的心理。马克思认为这种无产阶级及其夺权心理只有在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才有可能。第二，异化的极端化本身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综合看来，共产主义的首要条件就不是恩格斯所说的夺权，而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马恩之间的这种差别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清楚地说明恩格斯当时虽然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种种恶性，但其思想仍然是不成熟的，仍然受到很多无政府主义和民主共和主义者的影响。
( 二) 小束手稿中的历史分期理论是以所有制为线索的
《形态》中{ 3} a、{ 3} b、{ 3} c、{ 4} a - b，即关于各民族之间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以后的内容，尽管也属于小束手稿，但在广松涉版本中则排在大束手稿的第二、第三部分之间，完全将它看成与大束手稿同一类性质的材料，有国内学者也坚持这种看法[13]; 而巴加图里亚的新编俄文版、中文《形态》( 单行本) 和《马恩文集》则把这部分材料与其他小束手稿编排在一起，排在{ 1?} c - d 和{ 5} a 之间，放在大束手稿之前; 2003 年年鉴版将这部分内容( 残篇1) 与{ 5} a( 残篇2) 放在一起，放在所有大束手稿之后。而广松涉的方案没有顾及它的编号性质与大束手稿完全不一样，与大束手稿的前后相关内容也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笔者认为， 2003 年年鉴版的处理方式是合适的，它本质上是对大束手稿中分工史观的重新改写，否定原来的分工史观，采取以所有制为线索的历史形态理论。小束手稿采用所有制线索作为区分历史形态的依据，这并不符合恩格斯之前的历史观，它只能是马克思的历史观。虽然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大纲》《英国状况》等著作中也重视私有制问题，但他只是将私有制当成一种制度框架，从来没有将私有制当成一种历史运动形式。而将私有制当成历史运动形式的思路，是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早就表达过的观点，他反复地使用私有财产的运动等词汇，还说: 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与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在《手稿》中，马克思完全是依靠所有制概念对整个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状况进行分析和批判，而且对未来共产主义的分类和分析讨论也完全是根据私有制概念展开的。尽管马克思也经常提到分工，但整个分工问题都是在所有制的框架下进行的，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协作也是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的。
即使这部分小束手稿的核心思路来自马克思，但这部分仍是恩格斯独立完成的，而非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誊写或听写，因为这部分文字仍有大束手稿的思想痕迹，有很多表达不符合马克思思想。首先，{ 3} a 的开头有一个原理: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如此重要，以至被认为是公认的原理。但我们对比同时期马克思对分工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将分工与生产力和交往并列起来是错误的，因为分工本身就是生产力的内容之一，马克思在大束手稿中对恩格斯生产方式的批注中就说道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由此可见，马克思并不认为生产力与分工是并列的关系。
恩格斯延续大束手稿中将分工与私有制等同起来的做法。他在大束手稿中说: 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产品而言。 而小束手稿则有这样的表述: 分工的各种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从来没说过分工= 所有制类似的表述，在《手稿》中，他明确地认定，抽象的分工观念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术语，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观点，现实的分工总是与劳动的现实状况联系在一起的，但它并不是劳动的本来状况，而是劳动外化的一种状况，劳动只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所以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但是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直接将分工等于劳动，将劳动也等于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才会被认为是财富生产的一个主要动力。
马克思这段话表明: 首先，国民经济学所理解的分工才具有如此巨大的社会意义，但国民经济学中的分工是与私有财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外化劳动的表现= 分工私有制，而不是分工= 所有制 其次，分工的本质在于劳动，撇开劳动，将分工当作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这是国民经济学对分工的讨论极不明确并且自相矛盾的原因。在整个《形态》中都没有将分工与劳动联系起来，似乎分工与劳动完全没有关系，这说明恩格斯并未完全跳出国民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语境。马克思尽管也讨论分工，但分工的地位远远没有恩格斯论述得那么重要，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对普鲁东分工观念进行批判。对比普鲁东和恩格斯分工思想，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恩格斯的局限性。尽管《形态》的分工思想比普鲁东的分工思想要丰富得多，谈到手工业分工和现代大工业分工的区分、世界市场对分工体系的意义、城乡分工的历史等，但是也犯了普鲁东类似的错误，即将整个私有制条件下的分工都压缩到一个范式中，没看到分工本身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更没看到分工与协作之间的辩证关系。对照《资本论》阐述过的分工观念，这一点就更明显，手工作坊的分工和大工业中的分工是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导致的，这些分工也导致一定的社会协作，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企业内的分工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企业外的全社会大分工则与市场条件下的社会化生产联系在一起。三、大束手稿中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表述大束手稿{ 9} a 至{ 9} d与小束手稿{ 5} a 到{ 5} d，这两部分内容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念进行表述，但是这两部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并不完全一样，有些地方甚至有很大冲突。
( 一) 大束手稿中对历史本质的说明和对历史目的论的批判
恩格斯认为历史的本质就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这种世代交替的历史就是每代人在客观历史条件下( 即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 ，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这个观念得到恩格斯的一再强调，他又解释这种客观历史条件就是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也就是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 而客观的历史过程则是双向过程，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总结起来，这种历史观的核心就是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国内有学者将这种历史观形象地称为社会历史主体与客体的双向建构观念，认为这是哲学新视界与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极重要的双重分界点。
然而，恩格斯的上述表述有个关键问题是，他所承认客观性是独立于人类的客观性，它所说的物质结果，即生产力、资金和环境，是人类遇到的现成的东西，而不是人类的创造物，他制约着人们的进一步的历史活动，而不是确证着人类现实的自我创造能力。这种观点是任何市民都不会反对的，因为它恰好是所有国民经济学都承认的命题。但马克思正好是要反对这种观点。在《1844 年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异化劳动的情况下，人类劳动成果才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形式存在，才会展现出与人类完全相对立的物质性，这种条件下的物质结果才会成为人类活动的制约性条件。如果撇开异化劳动，撇开市民社会，从人类劳动和人类社会的角度出发，我们就能看到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是人类劳动的对象化，是人类本质力量的确证。恩格斯的这种所谓双重建构观念与《提纲》的第三条也完全不同，《提纲》第三条的重心并非肯定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 因为当时学术界都接受这个观点) ，也不在于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具有一致性( 因为黑格尔也不会反对这个观点) ，而是对这种一致进行解释，即用一个一元论的基础来解释这种所谓的双向互动模型，即它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按照大束手稿的这种历史观，历史的一代接着一代，无休无止地演化下去，我们不可能知道历史的未来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历史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虽然每一代人都在前一代人的基础上进行活动，但每一代人进行的活动性质如何，我们完全无法确定。他们既可以在前一代人的基础上做出适合于人类发展的事，也可以做出毁灭人类发展的事情。这样一代人代替另一代人的无休无止的演变历程，这样的历史观，完全就是黑格尔所谓的恶的无限性。这样的历史观本质上就是休谟和斯密等英国经验论的历史学说，他们否定未来的可知性，属于一种温和的怀疑论思想。
他据此批判历史目的论。在他看来，历史目的论就是主张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的历史观。在他看来，实际情况并非目的论所说的那样，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等观念只是一种抽象，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唯心主义的历史目的论当然需要批判，自我意识批判等概念也需要否定，但恩格斯关于历史目的论观念只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的判断，只是基于经验论思维从怀疑论角度上对独断的目的论进行批判，在康德以后，目的论与人类的自为观念联系在一起，完全克服经验论和独断论的对峙状态，这绝非用各个世代的依次更替的观点否定得了的，因为各个世代的依次更替的观点忽视人类自为活动的重大意义，也完全否定历史的实在性。
( 二) 大束手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念的总括性介绍
大束手稿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表述是这样的: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一段话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形式非常近似，它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非常相似。
不过，马克思在这一段话后面加了一个批注费尔巴哈，并且在费尔巴哈下面加了下划线。我们认为，马克思在此做出费尔巴哈的批注并非批判所谓的费尔巴哈的隐性唯心论，而是告诉恩格斯，他关于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的观点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本质是一样的。从斯密、李嘉图和近代各种形形色色的经济学家都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解释历史、解释国家和观念，都坚持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费尔巴哈哲学就是这种经济学家观点的哲学表达。马克思在《论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旧唯物主义的基础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的观点说明，大束手稿中的这段话仅仅属于旧唯物主义，而不是新唯物主义，所以它不是出自马克思的手笔，只可能出自恩格斯。对新旧两种唯物主义进行区分，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两种不同理解的区分，是我们把握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差别的关键。梁赞诺夫在编订《形态》的时候做出的分析直到现在仍然值得我们充分重视，他批判贝罗、桑巴特所谓的唯物史观，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不同于之前经济学说史中的唯物主义，在1845 年恩格斯还想与费尔巴哈结成盟友，马克思却把他拉开了。
大束手稿对唯心主义( idealism) 和观念( idea) 的理解也非常消极。他认为历史唯心主义就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唯物主义则反过来，是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按照这种表述，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认识是完全对立化的认识，似乎只要将唯心主义的命题颠倒过来就是唯物主义，正是这样的思想方法，他才对唯物主义观点做出不合适的阐释，对唯心主义也做出完全否定性的、不合适的批判，这使得他不能合理地看待观念的历史作用，他竟然错误地认为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将批判与革命割裂开来。恩格斯的这些想法与国民经济学家们的想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知道，无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是在《论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肯定唯心主义在突出人类的主体能动作用有着积极的价值，并且一直强调思想的批判具有重要意义。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早就批判过忽视理论的纯粹实践派是对哲学的批判是搏斗式的批判，既表现了自大又表现为自卑的狭隘性，明确地提出理论与物质力量的统一关系命题(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强调历史运动共产主义的运动，既是现实的产生活动( 即其经验存在) ，同时也是又是其被理解和被自觉意识到的运动过程。即使在后来的革命运动中，马克思也数次退回书斋，从事理论活动，《神圣家族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更是以批判为题。这些都表明马克思重视行动与理论、观念的统一性。
( 三) 小束手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总结
小束手稿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述( { 5} a 至{ 5}d) ，广松涉将它们当作大束手稿{ 7} b 至{ 7} d 的异稿。这是错误的，因为两部分要讨论的主题完全不对应，要实现目的完全不同。这部分对应的是{ 9} a 到{ 9} d 和{ 10a} 到{ 11c} 的内容，尤其与其中{ 10} b 严格对应。在小束手稿中，大束手稿基于历史目的论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攻击完全消失了，批判的要点不再是历史目的论，也不是德国哲学某个观点的正确与错误，而是对德国哲学整体思路的否定，它强调新历史观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而德国哲学历史观的思路则是从天国降到人间。
小束手稿再也没有谈论市民生活是整个历史的基础的命题，市民生活概念被现实生活和生活两个概念取代，物质生产也和人的自主活动统一起来。它强调: 社会结构和国家产生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而这个个人的现实性就体现在它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个人，而历史条件的客观性也不再是小束手稿中强调资金、生产力等市民社会中常常强调的那些因素，也改为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这样一个包容性更加丰富的论述。之所以会有这种修改，显然是因为马克思对大束手稿中历史唯物主义总结部分的批评。
小束手稿对观念的理解也与大束手稿完全不同，其重点有以下三个。第一，日常观念与日常行动的实在性问题，观念与行动是交织在一起的，没有无观念的行动，也没有无行动的观念，不存在哪一个实在哪一个不实在的问题。小束手稿强调，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现实生活的语言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关于意识的这种论述是我们哲学教科书完全忽视的内容。第二，非日常的观念与物质行动之间的优先性问题，行动先于非日常观念。不同于日常观念中的思想、观念、意识，非日常观念讨论的是想象、思维、精神和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它们与行动之间就不是交织的关系，而是生产与产品之间的关系。它明确说道，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也是这样。第三，正是因为日常观念和非日常观念的上述差别，二者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就有很大不同，虽然二者与存在都具有统一性，但意识形态与存在之间的统一性是颠倒了的统一。关于前者，小束手稿诉诸意识( Bewutsein) 一词的构词法，Bewutsein 由bewut( 意识到的) 词根和sein( 存在)后缀构成，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而关于后者，就只能比喻的方式说明，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在两份手稿的原理性总结部分，小束手稿完全抛弃大束手稿中不区分意识与意识形态的笼统、抽象的做法，也没有讨论大束手稿非常重视的观念的虚假性因素，而是强调意识形态与日常意识的分离，以及分离后的意识形态受生产力的遥远的制约，与现实之间是倒立呈像的反映关系。在小束手稿中，意识形态批判并非要彻底否定意识形态，否定它们的普遍性，而是要强调作为普遍意识的意识形态的生活根源，否定它们的独立性，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所以，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就不是指意识形态内容的虚假性，而是要指出其外观的虚假性，即独立于人类生活的虚假的独立性。对于意识与意识形态的上述看法无疑不是恩格斯的观点，而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巴黎手稿》《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统一行动与理论的观点，是与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的观点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四、几点结论
我们对《费尔巴哈章》的去文本化处理已经得出三点结论: 一是费尔巴哈章的大束手稿是恩格斯的作品，它还不成熟，马克思对这个手稿进行许多的批评，恩格斯依据马克思的批评意见重写了小束手稿。国内普遍不区分大、小束手稿的情况应该纠正过来。二是马克思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提出者，而恩格斯在小束手稿中将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文字，做了连贯表达，是马克思思想的合作者。三是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成熟时间晚于马克思，而不是早于马克思。不但广松涉等人对恩格斯的评价是错误的，而且阿尔都塞所谓的恩格斯1844 年的近路说也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