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是某种还没有完全得出结论，没有被完全发现、找到的东西，它取决于对真理和知识的永无止境的探求过程，取决于研究、创造性，以及自我行动原则上的不断反思。
二、科学是一个整体，每个专业都是对生活现实的反思，对世界的反思，对人行为准则的反思。唯有通过研究、综合与反思，科学才能与苍白的手工业区别开来。
三、科学首先有它的自我目的，至于它的实用性仅仅是第二位的。当然，对真理进行的自由探求，恰恰能导致可能是最重要的实用性知识，并能服务于社会。
四、科学是与高等学校联系在一起的，唯有通过学术研究，科学交流以及对整体世界的反思，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大学生要学的不是材料本身，而是对材料的理解。唯有这样，才能形成他独立的判断力以及他的个性，然后，他才能达到自由、技艺、力量的境界。
五、高校的生存条件是孤寂与自由，这就是“坐冷板凳”和学术自由，国家必须保护科学的自由，在科学中永无权威可言。
大学三原则和科学五原则送到威廉三世案头，他做出了这样的批示：“大学是科学工作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
从1810年开始，普鲁士国家取代教会成为大学的财政提供者。大学成为完全世俗化的机构，自我决定教学科研等内部事务。大学校长由教授们轮流坐庄，只需国家认可。教授有任意的开课权，工资由国家支付，享受社会中上层的生活待遇。同时实行严格的退休制度，不管是谁，到了65岁，都得让位，但退休后仍能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绝不允许大学教授办公司。企业家资助教授的研究课题，经教授与校长联名签字，就可到税务局申请减税。为教授的科研项目出资，或资助创新性课题，还能极大地提高企业的知名度，这使德国教授再不缺乏科学经费。
柏林大学的出现，成为现代化大学诞生的标志。此后，这种模式被德意志30多个邦国竞相效仿，发展趋势如雨后春笋。它们都是综合型大学，与工科或实用学科的专门学院有严格区别。大学成了对世界进行新解释的中心，人文科学摆脱了神学的束缚，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新体系也确立了真正的独立地位。教授们不再像神学院时代那样，只能在一种思想体系中思考。研究不为人知的东西，发现新规律，增长人类的新知识，成了最高的存在形式。只有作为优秀的研究者，才能成为大学教师；照本宣科，拾人牙慧，只能下课。大学成为研究者的共同体。人事的选择，不考虑个人好恶，社会地位，也不是口才、写作能力和教学技巧，而是研究的独立性、独创性和成果。教授是国家公职人员。国家为年轻人设立专门的研究基金。大学设有编外讲师和额外教授，需经严格考试获取资格。他们先拿较少的工资。要想得到教授的位置，必须献身于科学研究，向已形成的舆论挑战，冒着与他人在学术上冲突的危险，实现科学研究上的真正突破。教师不允许在同一所大学里升格。不存在某一所大学毕业出来的人占优势的近亲繁殖现象，扫除了门户之见和裙带关系。大学对于有才能的人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吸引力。大学生的学习有充分自由，可以到任何一所大学里去学习，只要那所大学还有名额可以注册。大学里没有什么教学大纲，也没有什么必修课和选修课，对什么感兴趣就可以学什么。这种流动性和选择自由，使得任何一名大学生都有机会与最优秀的科学家讨论问题。同学之间可以进行结伴式的自由讨论，也可以独立工作，自由进入任何图书馆，查阅已公开的任何资料，绝不存在任何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级别限制。科学自由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校正力量。大学教授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例如社会保险制，福利国家方案，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等，都是为克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弊端所做的努力。
科学与教育的崛起，有力地推动了普鲁士王国的现代化进程。普法之间1870年再度爆发战争，这次法国大败。排除了法国干扰，德意志各邦完成统一，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法国科学家帕舍尔当时就发出感慨：“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是科学上竞争的失败！”
1933年5月10日夜晚，在柏林歌剧院广场上，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主持了一场焚书运动。狂热的大学生将大批“非雅利安精神”的书籍扔进火堆。作者从海涅、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卡夫卡到雷马克、黑塞、托马斯・曼等等，近3000种书籍被列为禁书，从全国所有的公共图书馆中清除。接着，戏剧、造型艺术、音乐、出版、广播、电影、新闻领域里的“非雅利安人”也遭到驱逐。1935年9月15日颁布的《纽伦堡法》，彻底剥夺了所有犹太人的公民权，并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通婚。
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劳尔曾勇敢地站出来，抗议这场清洗运动给德国科学造成的损害。希特勒回答：“即使是为了科学，我们的民族政策也不会因此而撤销或改变。如果驱逐犹太科学家意味着现代德国科学的毁灭，那就让我们在以后的岁月里，在没有科学的状况下，推行我们的民族政策吧！”
在1938年11月9日帝国水晶之夜后，这些被解聘的教授学者，除了逃离德国，没有别的选择。同样的威胁也摆在非犹太裔的、坚持民主思想的、过去积极参与政治并遭到解聘的人文、社会科学家面前，纳粹同样将他们视为敌人。要想求生，只有流亡，否则前面就是集中营与死亡。
这些知识难民为了活命，流亡地多达75个国家，但最后只有美国接收最多，让他们落地生根，并结出科学文化硕果。美国因此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其中的缘由耐人寻味。
知识难民最初首选的流亡目的地是路程较近，文化差异较小的欧洲国家。美国毕竟遥远，中间隔着浩瀚的大西洋，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从欧洲流亡美国并非易事。但某些欧洲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善待知识难民，包括其中的科学文化精英。比如永久中立国瑞士，德语是主要语言，本是犹太知识难民十分愿意选择的避难所。但瑞士当时失业严重，人们害怕知识难民竞争就业岗位，于是政府规定入境的外国人不得从事任何获利的职业，法律禁止雇佣任何外来难民，这就使流亡科学家到瑞士找不到施展的舞台，只能把瑞士当作流亡的中转地。比如加拿大，地广人稀，原来并不拒绝欧洲移民前来谋生，但对移民的选择有自己的偏好，他们愿意接收的是矿山、森林和血汗工厂需要的廉价劳力，而不是知识精英，这就拒绝了大批科学家、艺术家、银行家、教授、律师、医生的避难申请。他们甚至害怕政策有了弹性，加拿大所有的大学会被难民塞满。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赫兹伯格因为妻子是犹太人，遭到驱逐，到加拿大一所大学任教。因为由美国的基金发工资，移民局才允许他入境两年。两年后，又要赶他走，校方千方百计和政府交涉，方获准留下。10年后，赫兹伯格才取得加拿大国籍，1971年成为加拿大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李工真教授认为，国家和大学有3种关系。像美国那样由社会自主发展大学教育，导致国家振兴，“先有哈佛，后有美国”的模式，可称“科教兴国”；像威廉三世这样，集中国家财力投入大学，但充分尊重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模式，可称“国兴科教”；像希特勒纳粹党这样，掌握国家机器，干预大学独立，扼杀学术自由，摧残知识分子的模式，可称“国衰科教”。3种模式的得失，国人都可引为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