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价值观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十四条、第十九条和二十四条都推崇科学理念，明确提出“国家提倡……爱科学……的公德”。充分说明科学价值观是我国国家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价值观是现代社会的基石，并对意识形态其他部分产生重要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是服务于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思想，是特定民族、国家的主流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维护最广泛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维护少数群体的利益，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任务。如果社会核心价值观从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服务人民群众这个原则，则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将面临挑战。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少数群体也可以是最广泛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但少数群体的利益却不能代表最广泛人民群众的利益。举例来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如果过分推崇强调满足知识分子的好奇心和成就感，推崇知识分子个人成名成家，这样的价值观将背离国家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工作将随即失去正确方向。
国家意识形态当中的科学价值观有两层含义：一个是“科学”是否具有根本性价值？一个是什么样的“科学”更有价值？
一
所谓科学的根本性价值是指科学理念是社会赖以存在的最重要理念，是其他价值判断的基础。科学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实惠使得社会认同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价值，但科学理念仍未占据中国社会生活应有的地位。五四运动请进“德、赛”两位先生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及科学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有长足发展，科学及其衍生的技术给中国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财富。与之相适应的科学精神也在基础教育和科普的旗帜下得到传播，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同时，中华民族在接受科学理念的时候似乎更看重其物化的层面。“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这一心态的写照。中国社会长期贫弱所形成的功利主义观念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用主义观念都对传播科学精神起到不小的阻碍。各种泛神观念、迷信观念不时地对科学精神进行冲击。各种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事件层出不穷，有的形成巨大的社会事件和社会思潮。这些事件和思潮表明，中国社会尚未完全接受“科学”所具有的根本性价值，这主要有以下的原因和表现：
中国社会对政治权威的崇拜削弱了公众对科学的崇拜。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中央政府上世纪50年代曾经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发起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除麻雀运动。我国著名已故鸟类学家郑作新研究员当年怀着忐忑的心情，谨慎地做了全面研究，最终向中国科学院提交了研究报告，后来由时任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执笔上书中央，才为麻雀“平反”。大跃进时期中国依靠独有的苦干精神，取得了一批建设成就，但其时盛行的浮夸风、放卫星（如广西某红旗人民公社稻谷亩产13万斤）等现象，是中国社会严重崇拜政治权威而放弃追求客观事实的基本写照，这种现象的思想根基至今没有彻底改变。
伪科学盛行，挤压了公众对科学的崇拜。诸如水变油、某物致癌、绿豆治病等充斥大众的眼球。目前流行于各种新媒体的有关食补、辐射、污染等与人体健康有关的知识相当多是没有充分科学依据的，有的甚至是荒谬的。但公众对这类“科学”缺乏理性思考，追捧、传播的热情很高。
近些年，传播泛神和迷信思想的现象在中国长盛不衰。各类神仙鬼怪、得道大师不时登场献艺，迷惑了很多群众，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拜神现象也很严重，这时刻提醒我们维护科学精神任重道远。
上述现象表明，中国社会崇尚科学的根本价值观尚未真正树立起来，整个社会科学理性思维的能力尚未真正树立起来。这有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其中一些科学共同体没有承担起相应责任是原因之一。具体表现是，在有违科学精神、伪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重大社会事件面前，国家一些科学机构罕见有组织、有目的的反击行动。一些科普团体的科学传播活动，或由于针对性不强，或由于公信力不够，没能起到应有作用。一部分科学家群体对重大科学事件反映冷漠，效果上纵容了反科学精神思想的泛滥，反映了科学界没有肩负起维护科学精神的责任。一些科学家认为“科普”工作最多是自己的副业，甚至清高地认为科学家参与公共科学事件讨论是“杀鸡用牛刀”“不务正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学界少数科学家以个人努力维护科学精神的行为，就显得弥足珍贵。
何祚庥是著名的反伪科学斗士。在全国特异功能、气功大师风行之际，何院士牵头给有关部门上书描述了“张宝胜败走麦城记”，引发中央1994年底专门下发《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事实上，在上世纪最后10年，各类伪气功大师在中华大地上风起云涌。一个“著名大师”可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带功报告”，门票上百元，听众万人，形成当时重要的社会风情，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大块阵地。但科学界却少有群体发声，一些科研单位成了职工相信和练习伪气功的“重灾区”。何祚庥院士是科学家群体中的精英，是反对伪科学的斗士。但是，在科学家群体内部，此举却属于小众群体和个人行为。一些科学界人士针对何院士对大众科学事件发表的评论不以为然，他们清高地认为科学家只应该谈论自己所专长的领域，不应该评论自己的非专长领域，即使这种评论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原则性问题。
2007年1月3日，周正龙宣称拍到华南虎照片。1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据此宣布秦岭地区发现华南虎，由此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形成“挺虎派”和“打虎派”大论战。2008年2月，陕西林业厅就草率发布华南虎信息向社会致歉；同年6月，周正龙被警方立案调查，随即承认照片作假。
关于华南虎是否存在于陕西地区并不是一个纯科学问题。在“打虎派”和“挺虎派”论战初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傅德志就依据华南虎照片中部分植物叶片形态，判断出周正龙“华南虎照片”是骗局。他态度鲜明、措辞强烈地要求当事人认错道歉。傅教授此举引起公众舆论的一片好评。引人深思的是，傅德志敏锐的观察、强烈的责任感和无畏的气质并没有赢得科学界同行的尊重，一些同行认为一个植物学家对动物学问题乱发议论是不务正业。在论战最激烈的时刻，公众期待国家权威部门能够表明自己的立场，然而包括某国立动物研究专业机构在内的科学家共同体却集体噤声。由于缺乏责任感和害怕得罪某些政府部门，研究所相关专家多次拒绝媒体采访。唯一被媒体报道的该研究所一个科研人员在接受媒体询问时暧昧地说：“哎呀不能说，真的不能说。”上述话语旋即被媒体引为标题并刊发报道，引起读者一片哗笑。 最近，另一个重要的民众关注话题再次考验科技界的“群众路线”观念：转基因食品安全吗？这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讨论的问题，转基因安全和相关的生物安全已经形成一个专业研究领域。科学界部分相关科学家个人也就有关问题发表意见，参与社会讨论。但时至今日，我们没有看到相关科学共同体集体发声表明态度。由于对相关概念的内涵外延难以统一界定，要形成明确而一致的意见也许是困难的。但让公众明了这种困难本身就是对科学精神最好的诠释；科学共同体还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让公众了解科学家群体内部对科学问题的分歧意见，这样会更有助于公众理解科学理念，减少猜测和恐慌。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传播科学精神的机会，是捍卫科学精神的职责所在。
二
什么样的科学更有价值？在科学家眼里，所有的科学发现都具有重要价值，个人所从事的学科领域都具有最大价值。纵观科学发展的历史，许多重大原始性科学创新成就，都是在没有明确应用目标前提下，经过对“好奇心”的潜心追求而取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精神具有自由的特征。这种小众的自由探索式研究，应该成为社会欢迎和接纳的科学发现方式。在当今科学研究领域，自由探索的假设驱动（Hypothesis Driven）式研究模式仍具有强大生命力；但随着科学发展，依靠大团队、资金密集型的技术驱动式（Technical Driven）科学研究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中国，在人口红利渐失，投资驱动减弱和环境资源不断消耗的情况下，创新驱动发展成为中国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中国科学院演讲时将“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引申为“科教立国”，表达了国家对科技创新驱动社会发展的强烈愿望！
目前中国学界内部，特别是自然科学界，其主流的学术价值判断是基于西方学术价值参照体系的客观价值判断，主要是指以文献计量学为依据，以西方主导的学术期刊体系和基于这些期刊的各类统计因子为指标，其中包括IF（JCR）、IF（Scopus）、H指数、SJR值、SNIP值等。这种客观指数价值判断，看似公正公平，但也蕴藏很大危险。
首先，过分依赖西方学术价值参照体系使中国学术界渐渐丧失了自我学术判断，失去了自主判断学术价值的自信心。而自主的学术价值判断是原始性创新的前提。由于中国学术界长期缺乏严肃学术批判的良好学风，使得中国“同行评议”的权威性一直不高。这迫使中国学术界转而寻求西方学术价值客观参照体系代替同行学术评价。在当今中国学术界，判断学术价值或学者成就，最重要是看他是否在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评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潜规则标准是Nature、Science等“高端”期刊的论文数量；评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行情”也是CNS（Cell、Nature、Science）的论文数量；甚至基层县级医院的医师晋升等级也要考外语、发论文，以至于中国学术论文数量迅速上升为国际第一，其真实价值可想而知。其所造成的人力、物力和资源浪费不可胜数。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学术价值客观体系具有相当合理性，但这不能成为取代我们价值判断的理由。
近年来，中国学界接受类似统计因子价值判断的热情不减。在欧洲学术界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时候，中国科技部已经连续多年发布中国科研机构SCI数据分析结果。这导致中国科技界对SCI狂热追求几十年，其影响至今仍然很大。近年来，随着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学术界推介其价值判断的热情也越来越高。美国高端学术团体如美国科学院更加重视在我国吸纳外籍院士，其中包括更多有官员身份的科学家。收购了美国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的汤森路透公司（Thomson Reuters Corporation），在中国设有近500人的庞大分支机构，不断发布和影响着中国学术的价值判断。英国Nature Publishing Index一经发布，立即受到中国学术界追捧。至于西方学术价值的最高奖项诺贝尔奖，更是被我国各级学术团体奉为终极价值而孜孜追求。
中国学界失去自主判断学术价值自信心的另一个表现是越来越多地强调和开展所谓的“国际评估”。近年来，由于对国内自行组织的同行评议信心不足，许多科研机构和著名高校，都聘请海外专家委员会专门负责评估相关领域的机构和学者的学术水平，并对相关机构和人员的学术发展提供咨询。在非保密领域里，这类海外专家委员会均要求其成员大部分必须是“长期旅居祖国大陆以外的国家与地区”（摘引自某机构内部规章），有的甚至要求海外专家委员会成员中“有一半以上为非华裔”。必须承认，国际评估专家组成员一般都会秉持更高的科研道德伦理标准，较少顾及被评审人员或机构的面子和关系，同时又具有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因此具有更高的公信力。笔者认为，中国学界应努力寻找有效的方式强调自我净化、自我约束，重塑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一味寻求外援，会进一步摧毁我们的自信，长期来看，也会从某种程度上限制我们自主创新的步伐。
其次，过分依赖西方学术价值参照体系导致中国科技界习惯于追踪国际科技热点。曾几何时，我们在制定各类科技发展计划的时候，无一不是从援引、分析西方各大国已经公布的各类科技计划展开论述。1986年3月，面对世界高技术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我国著名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这就是有名的“863计划”。“863计划”为我国高技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当时中国国力和科技实力而言，跟踪发展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实力增强，跟踪发展已经不能获得最大的原始性创新效益，进而不能满足创新驱动发展的需求。
在笔者熟悉的生命科学领域，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最有影响的成就仍然是上世纪60年代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当时中国科技界相对封闭、经费有限。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成果，与当时科技界自力更生的原创意识、原创自信心有关；也得益于国家集中高效的资源配置模式。这充分说明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才是正道，任何跟随模仿都是没有出路的。时至今日，中国学术界习惯于跟踪模仿西方科技前沿的现象仍然存在着。 率先享受“独立自主”巨大收益的首先是中国制造业。2014年珠海航展，我国自主研发的运-20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国跻身世界大飞机制造大国之列。事实上，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立项和试飞了运-10。但之后，由于指导思想发生偏差，有人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思路，幻想可以用中国巨大的市场换取我们所需要的核心技术，从此走上和麦道、空客、波音的合作之路。事实证明，这样的合作之路是失败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也没有人会真心培养一个竞争对手。在大飞机发展过程中，中国逼出来的共识是：自主创新才是中国科技发展之路。2007年，中国大飞机项目重新上马。短短几年间，中国大飞机就昂首起飞。同样的例子是中国高铁，2008年2月26日，科技部与铁道部共同签署了一份《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合作协议》。启动自主设计、制造和运营时速380公里的新一代高速列车的宏大计划。短短数年，高铁已经作为一个中国符号，走出国门，赚取自主创新的红利。
最后，过分依赖于西方学术价值参照体系导致中国学术界价值取向错位和学风进一步恶化。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是学习苏联体制，对国立研究机构实行计划性、机构性稳定支持。1978年以后，我国开使学习西方体制，国立科研机构预算的主要部分转向基金制或称为项目申请制。西方项目申请制体现竞争，极大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积极性。但由于我国在机构设置、人员管理和科研文化等方面和西方差异较大，该体制的弊端逐渐显露。不体悟西方经验的精髓，不深谙中国国情之特征，不讲求实效而进行的科技体制层面的模仿可能是我们不成功的最大原因。这种体制导致争取科研经费逐步成为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的首要任务。有的单位甚至还将争取经费多寡作为科研人员绩效考核的内容，进一步弱化了“创新为民”的科技价值观。在以西方科研价值参照体系SCI为导向的评价标准引导下，科研选题的功利性被强化。“我热爱真理，但我更热爱论文”成为科研人员的“潜在价值观”。如果强化执行这种标准的评价体系，就会导致科研管理的结果是：“防止出现差的，不鼓励出现好的。”这当然不会有利于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的产生。一些潜在的原创性研究，可能在追求发表的过程中放弃或修正了对真正学术价值的追求。
必须强调的是，由于中国科学总体上较西方仍有很大差距，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继续虚心向西方学习仍是我们的基本思维方式之一。但我们不能缺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信念。还应该强调的是，中国学术界之所以在科学价值观的上述两个方面都出现偏差，并不能简单问责于科学家本身，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科技资源分配部门、文化意识形态的政府主管部门都或多或少地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正是相应的政策和环境将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引向了偏离。
综上所述，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有力指引下，在政府部门的有效干预下，中国科学家群体应自觉地担负起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理念的社会责任。科研机构，特别是国立科研机构，应以捍卫科学精神和国家科技价值观为己任，及时反击伪科学和反科学的各种思潮，并以此作为回馈社会、服务社会的重要方式之一。中国国家层面亟需以“创新为民”为价值导向，以严谨可行的“同行评议”为基本手段，以科技资源有效配置为应用目标，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的科学价值评价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动员科学界的有生力量，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