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流行尽管得益于妇女地位的上升，但同时也反映并加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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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世纪英国妇女 仍相对卑微的社会地位。“反映”显而易见，“加深”则需要一个前提：即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干预作用。法国批评家福柯有关知识与权力的论述为这个前提提供了 理论 依 据。福柯认为，知识的制度化是权力的工具和载体。主导一个社会的各种力量以及其间 的关系都体现在各类知识中间，知识甚至是这种力量关系的结晶。知识又由各种出版物和媒体传播到个人， 影响 他们的观点，左右他们的行为。所以，人们对书籍和各种媒体 产品的消费是社会权力中心辐射其力量、左右人们言行的重要方式。(注：参见Michele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1(New York:Pantheon Books,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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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一论点也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一论不谋而合。)福柯的理论激励了一大批 评论家，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当推批评家萨伊德。萨氏对欧洲东方学的研究表明，西方诸 强对东方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征服同其在文化领域中对东方世界的表述相辅相成。(注 ：参见Edward Said:Orientalism,lst ed.(New York:Pantheon Books,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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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晚期 资本主义， 经济 与 政治 逐渐融合，生产手段和文化表述手段也日渐统一，这种条件尤其 有利于上述“互惠”关系的存在。当今的美国娱乐业(尤其是好莱坞)是文化、经济与意 识形态融为一体的最佳代表。制片商、电视网、报纸和大银行互相渗透，逐渐演变成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其职能包罗从表演、制作、发行到播放渠道的整个过程。可以想见 ，这一产业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辐射到远在文化娱乐之外的各个领域。我们所处的具有浓重后 现代 色彩的 时代 ，政经力量的施展己不再仅仅(或主要)依赖于对生产方式的控制，而更多地通过对表述手段——“代码”——的控制来实现，因此上述一体化也在所难免 。(注：参见Craig Owens:Beyond Recognition:Representation,Power and Culture,ed.Scot Bryson, 福柯和萨伊德有关文化表述与权力的理论于小说同样适用。当然，小说对现实的影响有其独特的机制与形式。同电影一样，小说有其他文化形式无法比拟的照明(illuminate)现实的能力。这种照明是文学干预现实的主要渠道，因为权力(power)运作 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可视性。在《约束与惩罚》一书中，福柯通过监狱建筑的可视性对改造犯人所起的作用一例，十分形象地证明了可见性(visibility)对于权力作用之重要。 (注：Michele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tans.Alan Sheridan(New York:Vintage Books,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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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需要指出的是，可见性未必等同于视 觉意义上的“看得见”，它同样可用于抽象意义；如小说和电影对于现实生活的描述便 是为读者观众“照亮”了社会现实，尤其是其中各类社会关系以及读者和观众自身所处 的位置。换言之，文学和电影让人们看清了他们自己是什么人。作品的照明把我们每个 人象征性地纳入我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网中，并赋予特定的社会角色。此处所说的“象征 性”指的是法国心理 分析 学家拉康(Jacques Lacan)所称的“象征秩序”(SymbolicOrder)，(注：拉康把人的主体分为“想象秩序”(imaginary order)和“象征秩序”两 部分。)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和 法律 等具有约(规)定性的系统。文学 艺术 将读者观众带 入这类象征秩序中，使其意识到并接受自己的社会角色。同时，小说还通过其“照明” 效应把我们每个人置于社会的共同监督之下，在阅读与欣赏过程中对读者和观众的行为 产生鼓励或抑制作用。有的理论家认为，文学、媒体甚至包括公路边的广告牌都可能是社会监视的形式——倒不是因为它们“看”到了我们，而是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我们自己，我们的投影。法国后现代学者让·波得里亚的比喻十分生动：
事实上这些广告牌能如“监视电视”一样好(或者说一样坏)地观察、监督你。这种电视看着你，你看着里头混杂于人群中的自己。就在观察这一瞬间，这电视成了一面不涂银的镜子。这个游戏通过“分身法”把整个世界包裹在其中。(注：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trans.ShEIla Faria Glaser(Ann Arbor:University ofMichigan Press,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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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76.)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与媒体的监视因带来可见性、透明度而具有潜在的诱惑力。青少 年追随影视明星，模仿其服饰打扮言行思想，这是诱惑使然，因为模仿给人以虚幻的快感，使其满足于被模仿的角色；同时这也是一种抑制，因为它限定了模仿者的选择，成 为规范其行为的途径。这种模仿尤其能使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特别是弱势群体)安于现状、接受现实，因而是维持社会现有秩序、保证社会安定的有利条件。文学艺术的功能之一便是为这些人的社会角色添加一些甜味佐料，使之充满诱惑力，易为人们接受。
对于多数18世纪英国年轻妇女，小说正是这样一面魔镜。由于题材上与女性联系紧密 ，小说在当时拥有大量的女读者群(为中产阶级妇女阅读的主要文学形式)，是妇女读者 了解并接受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有关婚姻恋爱方面的伦理与观念——的主要 渠道，因而也成为当时社会监督年轻妇女言行的“眼睛”。这个时期小说为女性读者塑造出不少贞洁贤惠的同龄模仿对象，这些形象多因其贤德最终获得丰厚的财富与圆满的婚姻。后人将此类小说称为“ 教育 文学”，因其不仅为当时的年轻女子提供了行为准则 ，还积极诱使她们接受和遵守这些道德规范。里查逊笔下的帕美拉就是一例。
帕美拉：贞洁贤惠的典范 在18世纪的英国，前面提到的社会变化加深了宗教衰退带来的不良影响。彼时的英伦 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婚姻危机。在国家向个人中心型社会经济秩序转变过程中，婚姻日益成为一种商业交易。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出现和 工业 化的快速发展，男人对妻子 的依赖较之农耕时代大大减少，妇女的经济价值随之降低，多数男人也不再指望通过获取嫁妆来提高经济地位。这些因素促使许多男青年结婚年龄大大推后，加之一连串战争造成男性人口下降，英国一段时间出现了单身婚龄女青年过剩的现象。(注：参见Ian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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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 137,166,216,222,219,218,137页。)不难想象，在世人眼中，这些为数不少的“女光棍 ”对业已堕落的社会风气无异于雪上加霜。更何况由于基督教素来将女性肉体视作淫乐 与罪过的象征，清教伦理更提倡节欲，美化婚姻，禁止婚外(前)性行为，人们视这些过 剩女性为洪水猛兽。道德卫士们的担忧确实也非完全空穴来风。生活艰辛逼良为娼，英 国当时确有大批妇女迫于生计而沦落风尘，而且数量空前。(注：Robert PalfreyUtter and Gwendolyn Bridge Needham,Pamela's Daughters(New York:McMillanCompany,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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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p.21,33,32,229.)可悲之处唯在于社会变革的受害者反被视为道德沦 丧宗教衰颓的罪魁祸首。(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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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49,151-1 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66,216,222,219,218,137页。) 里查逊显然也持此观点。在他看来，防止清教伦理在这场危机中遭受践踏的最佳途径是教育妇女抵御肉欲的诱惑和驱使。里氏本人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致力于这项事业。他的小说《帕美拉：美德有报》实际上也是一本婚恋指南，旨在为当时身处不利社会经济 条件的未婚少女们指点迷津。首先，小说(以及后来的《克拉丽莎》)提醒青年妇女们，英国是个色狼四伏的社会，象B先生和拉弗雷斯般淫荡的阔佬比比皆是，他们每日伺机 引诱、加害于那些不谙世事的少女。B先生对帕美拉不遗余力的引诱生动地展现出彼时 女性的贞操与美德所面对的严重威胁。而从帕美拉和克拉丽莎两人均为其追求者所囚禁 这一点看，这种引诱实际上是一种迫害。小说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在18世纪作一名未婚妇女实非易事：一方面她须竭尽全力找个人嫁；另一方面，她又须时时提防那些貌似殷 勤的色狼。两个女主人公所处的都是这种两难境地，而相比之下，克拉丽莎的处境更为艰难：在父母为她物色的丑陋粗俗的索尔姆斯和她自己错委以身的拉弗雷斯之间，她无法作出选择，最后只能嫁给天堂里的夫君耶稣基督。 里查逊在现实生活中同女性的密切关系为揭开他的写作意图提供了宝贵线索。 历史 材料显示，里氏的社会生活与其意识形态完美融合。他在社交中素来亲近女性，与女读者也频有书信往来，并常“骄傲地以家长身份出现在妇女圈子中”。(注：参见Ian Watt: 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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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 66,216,222,219,218,137页。)对同他密切来往的女性朋友，里查逊也戏称之为其“荣 誉女儿”。(注：“Pamela”,“Richardson”,“Austen”,Bloomsbury Guide toEnglish Literature:the Novel,ed.Andrew Michael Robert(London:Bloomsbury,1993 ).)在一个女子嫁人变得非常重要但又日益艰难的时代，(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Angeles:UC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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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66,2 16,222,219,218,137页。)里查逊的“教育文学”不仅宗教意义深厚，其社会实用价值 也不言而喻。
美德的报应 里查逊的小说当然远不止一个政治宣言。里氏企图以帕女所得之美满婚姻为诱饵，鼓 励其女读者仿效主人公的行为与策略，诱使她们接受帕女所代表的中产阶级清教徒意识 形态。这一写作动机从他的言论中也不难揣测。里查逊曾公开承认，他同女性交往密切 为的就是诱导她们遵循道德规范。(注：katherine Cummings,Telling Tales:TheHysteric's Seduction and Theory(Stanford:Stanford U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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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97.) 里查逊的文 学诱导是理论家阿尔图塞所谓意识形态“呼唤”(interpellation)的一种形式。(注： 阿尔图塞有关意识形态的论述，参见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trans. Ben Brewster(New York and London:Monthly Review Press,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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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种“呼唤”，尤其当其发自文学或媒体时，并不停留于读者(观众)对社会分配的角色的识别。意识形态的“呼唤”需经常佐以各种加甜剂和诱饵，使文学或媒体所描绘的社会角色更具吸引力，更易为读者/观众所接受、认同和模仿。在里查逊所处的时代，由于宗教(尤其是清教)的衰落和其他社会变化，传统道德(及其规定的社会角色)在年轻人眼中已失去光泽，这些诱饵因而显得尤为必要。颇有意思的是，里查逊诱导的对象主要是妇女，似乎其意识形态复兴运动成功与否关键就在能否诱使妇女皈依宗教传统的怀抱． 所以我重申，我确实原谅你。希望上苍也会宽宥你!此时此刻我别无遗憾，唯恨给父母 带去悲伤(你我相识前，他们还是世上最宽容溺爱的父母)，给亲戚造成丑闻，使女人的 名誉蒙尘；自己的失足也败坏了德行。(注：参见Samuel Richardson,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Young Lady,ed.Augus Ross(Harmondsworth:Viking,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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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71-1372页( 488L)，1426页(L510.
4)，37页，1487-1488页(第537信)。着重部分按原文。) 奥斯丁对美德的定义：平衡与节制 是的。但我爱的不仅是他；我很在乎别人的喜忧，所以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感受…我 的鲁莽有没有让人失望我不知道，我一直尽量自己忍受着而不让这事传开。对爱德华所 作所为中的不当之处我也大体不再计较。我愿她幸福；我也相信他会始终履行他的职责 ，虽然他现在心里会有些遗憾，但最终还会那样的…四个月，玛丽安，这些事我一直藏 在心头，从未与人说起；我知道一旦向你和妈妈解释，你们肯定会非常不开心，而我又 无法为你们作一丁点心理准备……我现在终于能够平静地看待这件事，坦认从中获取的 慰藉，是长时间痛苦挣扎的结果；——这不是能自动涌出的东西；——起初也不能给人 带来安宁——不能，玛丽安……”(注：参见Jane Austen:Sense and Sensibiliy(Oxford:Oxford UP,19
90)，227-229页。)
透过上述表白我们不难窥见艾丽娜宽厚无私的为人。这些难能可贵的品质背后是一种 惊人的自控能力：在长长四个月间，家人对所发生的一切竟毫无觉察，更不用说她所经 受的痛苦。在奥斯丁眼中，这种自我控制能力是一切美德之基础。
这类妇女形象非唯《理》书独有；奥斯丁的另一部力作《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 与艾丽娜虽风格不同，两人都是先人后己的贤惠女性。艾丽娜为了妹妹挺身面诘威勒比 ；而伊丽莎白也因姐姐简被迫与宾利先生分开同达西唇枪舌战。伊丽莎白认为达西拆散 了姐姐同宾利的爱情，因此对他深抱“偏见”。这种“偏见”延迟了她同达西的最终结 合。伊艾两女强烈的家庭责任感自然与奥斯丁作品中的其他一些女性人物对比鲜明，其 中尤以《傲》书中的利蒂亚·贝内特和《芳妮》中的朱莉亚·伯特兰为甚。此二女均与 男人私奔，酿成丑闻后仓促结婚以塞人耳目。但是，奥斯丁对这些人物的讥讽并非因为 反对浪漫爱情。事实上，尽管小说中财富之重要似乎超越一切(爱情经常必须靠边)，从 一些人物(如玛丽安·达什伍德和伊丽莎白·贝内特)的言论我们不难发现，奥斯丁仍是 爱情的坚强支持者，只是在她看来，浪漫当由理性来调和，爱情须以责任为指导。利蒂 亚和朱莉亚成人笑柄并非因其追求爱情，而是过分纵情于斯，丝毫不顾家人的利益与面 子之故。即便伊丽莎白也因过于相信感觉缺乏理性而经受曲折。而奥斯丁所指的理性说 到底就是对社会规范、利益的遵从与对个人私欲的克制。她的小说实际上在表明，“个 人只要服从社会，一切梦想都会实现”。(注：Mary Poovey,The Proper Lady and the Woman Writer:Ideology as Style in the Works of Mary Wollstonecraft,MaryShelley
and Jane Austen(Chicago:U of Chicago Press,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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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193,pp.191-193.)
奥氏作品中的年轻妇女同样也因美德而获得幸福。作者最喜爱的人物伊丽莎白·贝内 特就同帕美拉一样上嫁贵族。但奥斯丁对小说人物的奖惩与里查逊的赏罚系统略有差异 。奥氏眼中的幸福并不完全等同于财富的拥有，也不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而主要是一 种充满愉悦的人生。这种愉悦的源泉不是放浪形骸式的淫乐，而是维系人与人的感情纽 带和真爱。(注：Ann Crippen Ruderman,The Pleasures of Virtue:PoliticalThought in the Novels of
Jane Austen(Lanham,Maryland:Rowan & LittlefieldPublishers,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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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7.)这也是作者浪漫主义色彩较浓厚的一面。所以，奥斯丁小说中 的贤惠女性虽未必全能继承丰厚的财产，却都享有非常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较好的名声。 这些女性内能与父母兄弟姐妹亲密相处，外又以较好的口碑出入于她们所属的乡村妇女 小圈子，并常以其学识和为人拥有众多的朋友。她们所受的“奖励”，唯较之于书中“ 不贤”女性所遇的“惩罚”，才显出其价值之丰厚。利蒂亚·贝内特和朱莉亚·伯特兰 的私奔丑闻不仅使自己名声扫地、众叛亲离，也让其各自家庭为之蒙辱。奥斯丁的奖惩 机制可能在玛丽安·达什伍德身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玛丽安命运的每一转折都与她 的行为、选择休戚相关。追逐激情纵情浪漫使这位天真少女初涉爱河即遭挫折，而回归 现实遵从常规又帮她找回一个虽不如威勒比般光彩照人却也踏实体面的“替代品”布兰 登上校。 奥斯丁小说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以及小说的发表时间引发人们猜测，这些作品可能是对1 8世纪末开始流行的女权运动的一种消极反应，也正如今天的电影界对奥氏小说极其忠 实的改编可能是对始于本世纪80年代的新一波女权运动的一个软性反击。(注：此点为 美国学者、亚利桑那大学教授Jerrold Hogle之见解。)奥斯丁的小说完成了与里查逊的 作品极其类似的一个社会行为：为未婚女性提供婚恋上的建议与帮助——只是奥斯丁注 重的是态度与操守，而早查逊则更集中在手段上。
女性：诱惑者抑或被诱者? 依恩·瓦特颇有见地地指出，里查逊似乎想借克拉丽莎漫长的死亡过程(尤其是对葬礼 十分细致的描写)来说明，“反击思想日益世俗化最有效的 方法 是向世人展示，唯有相 信来世才能免受死亡的恐怖”。(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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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49,15 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66,216,222,219,218,137页。)依 瓦特所见，克拉丽莎则是里查逊复兴宗教振兴道德这一伟大计划的一个工具；她之死是 地道的宗教牺牲。女主人公对父权和贵族的反抗因而也成为对另一种父权形式——以耶 稣为代表的宗教神权以及该小说人物的创造者(文学意义上的父亲)里查逊及其意识形态 ——的屈从。当然，就是上述反抗也最多是象征性的、有限度的。一些批评家更指出， 帕美拉和克拉丽莎其实都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反抗精神。(注：帕美拉就在婚后温顺地 服从她的“主人”所有“甜密的嘱咐”。详见Jerry C.Beasley,“Richardson's Girls :The Daughters of Patriarchy in Pamela,Clarissa and Sir 对于肩负这一使命的妇女本身，能否接受并 遵从主流意识形态自然至关重要。文学艺 术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传播渠道，是诱使妇女 们接受意识形态的理想工具。在18世纪的 英国，小说作为当时最重要的文学形式成为社 会中心力量向女性传达“命令”的便捷手 段。与以往各种文学体裁不同，小说是一种商 品，其销售好坏主要取决于能否取悦于广 大读者，能否迎合其口味。小说的商品本性使 其“天生”具有美化、装饰和传播作品所 代表的思想立场的倾向。里查逊身为成功商人 ，自然熟谙市场的运作。在《帕美拉》一 书的序言中，他承认写作此书旨在“用一种轻 松愉快的方式描绘宗教和道德，使其不仅 令人愉悦还能从中获益”。(注：Samuel Rich ardson,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4 vols.(New York and London:Garlan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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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页(第一册，第一封信)，序言22页， 正文4，220页(即第二册，第二封信)。着重处按原文。)就此两点，里查逊确实相当成 功。小说《帕美拉》的销售数量今天虽已无从查考，但里查逊之后书信体小说数量急剧 上升，也足见当时里氏作品之热门及其影响之深远。据文学评论者阿特与尼汉(Utterand Needham)称，《帕美拉》一出版即成抢手货。瓦特将该书之流行归功于对广大妇女 读者产生的吸引力： 从上述文字不难想见一部作品如何影响其意识形态之传播。小说的广泛流传无疑为里 查逊和奥斯丁等作家向妇女读者推销其思想意识及对社会的构想(尤其是有关妇女行为 品德方面的观念)创造了一个必要条件。当然，畅销本身就说明读者多少已接受了作品 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确实，18世纪的这些流行小说在美德、妇道等观念上在当时社会产 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评论家称，在确立新的清教婚恋规范中里查逊就扮演过举足轻重 的角色。(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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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49,151-152,139-141,141-14 4,48,161,170,151-154,137,166,216,222,219,218,137页。)看来，里氏针对年轻妇女 的“以书复德工程”如同他的言传身教一样经历愉悦，果实丰硕。虚构的克拉丽莎已离 开人世，但她的死去却在现实中造就出千万个活着的克拉丽莎，为里查逊赢得无数贞洁 贤惠的“荣誉女儿”(里查逊语)。 单在性行为这层意义上，B先生无疑是小说中的引诱者，而帕美拉则是被诱者；然而从 道德角度讲，帕美拉才是真正诱导B先生弃淫从良的人。人们固然可以以实用主义的眼 光看待帕美拉对B先生的引诱，但即便帕美拉果真有意勾引B先生向她求婚，她至少也因 此改造了一个荒淫无度的纨绔子弟，在道德上无可厚非。里查逊在小说中暗示，经过这 场软较量，B先生已洗心革面，成了一名清教徒(至少在其姐姐戴弗斯夫人眼中如此)。( 注：Samuel Richardson,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4 vols.(New York and London:Garlan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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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页(第一册，第一封信)，序言22页，正文4，220页(即第二册，第二封 信)。着重处按原文。)如此理解，帕美拉则成了里查逊及其意识形态地地道道的征丁人 。《克拉丽莎》主要男女人物间也存在类似关系。在小说序言中里查逊称拉弗雷斯为一 个“可以理喻者，对来世的奖惩不无信仰(也准备来日改造)”。(注：参见SamuelRichardson,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Young Lady,ed.Augus Ross(Harmondsworth :Viking,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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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71-1372页(488L)，1426页(L510.
4)，37页，1487-1488页(第537信) 。着重部分按原文。)克拉丽莎经受的折磨和她最终的死亡很可能触动了这个恶棍较为 善良的一面。小说接近尾声时，这个曾经满口污秽的放浪贵族似有祈求上苍宽恕之状。 不过，如同他的受害者须于来世受赏一样，拉弗雷斯只能指望在死后悔过自新： 在两篇小说中，女主人公帕美拉和克拉丽莎都是清教意识形态的诱饵，她们以魅力或 言行诱使男人接受这种宗教及其认可的行为规范、政治体制和社会关系。其中以帕美拉 一例更接近色诱，因为驱使B先生最终改邪归正的非为他物，正是占有帕美拉肉体的强 烈欲望。B先生其实从未放弃这一欲念，只是一开始企图以引诱得逞，后不得已才通过 明媒正娶来满足这种占有欲。从这个意义上讲，帕美拉这个形象是清教意识形态及其捍 卫者里查逊用以诱使人们上钩的娼妓。这个比喻虽略嫌粗俗但很形象地描述出女性与权 力之间的关系。当然，主流意识形态对女性形象的利用在文化表述中以多种形式出现。 简言之，男人主导的社会经常通过在文学艺术中塑造女性形象达到控制和利用女性力量 (the power of female sexuality)的目的。这些力量——生理的抑或是文化的——于 任何一个人类群体都不可或缺，但若任其自由放纵又有潜在的破坏性。(注：此两点均 出自Barbara Babcock,“Taking Liberties,Writing from the Margins,and Doing It with a Difference”,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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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2;FromaZEitlin,“The Dynamics of Misogyny:Myth and Mythmaking in the OrestEIa”,Are thusa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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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8。)在18世纪的英国正是这种潜在的破坏力量使单身女性人口被视为 威胁社会安定的一大隐患，引发正确教育、控制妇女人口以防全社会道德沦丧的呼吁。 奥斯丁通过《理智与情感》一书中几个女性人物的际遇表明，女人的欲望和激情是一种 自然的、非道德的力量，如不加以控制不仅使自己深受其害，也常会累及他人和社会。 (注：Mary Poovey,The Proper Lady and the Woman Writer:Ideology as Style inthe Works
of Mary Wollstonecraft,Mary Shelley and Jane Austen(Chicago:U ofChicago Press,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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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193,pp.191-193.)里查逊和奥斯丁也正是希望通过小说的奖贤 惩恶这一文化机制将女性的潜在破坏力转化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
以是观之，女性既是引诱者，又是被诱者。帕美拉的故事非常具有代表性。乍看是B先生在费尽心机设法勾引帕美拉；然而细读小说，正如一些评论家指出，实际上帕美拉可能在以天真纯洁的假象诱使男主人向她求婚：她的行为至少是一种被动式的引诱。在另 一层面，帕美拉赢得的却不止是一个丈夫，还有道义上的胜利，因为B先生的求婚表明 他已向宗教道德力量屈服(不管是否情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帕美拉对于诸如B先生之类的男人而言是涂于宗教伦理和传统道德之外的糖衣。而帕美拉因恪守宗教道德规 范而获得的幸福婚姻，对于18世纪那些思夫如渴的英国年轻女读者，更是一个难以抵御的诱惑。从前面所引的瓦特的描述中也可以想见，贞洁贤慧的帕美拉定是当时无数少女艳羡不已的偶像。而引诱这些涉世未深的女读者的是于层层诱惑后面躲藏着的作者里查逊．
当然，细究谁引诱谁可能并不重要。值得文化 研究 者注意的是，在小说这种文化表述 形式中，女性的形象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文学艺术对女性的描述也是社会权力中心将 意志强加于斯的过程。这种利用的背后自然是一种不平衡的权力关系。所以，正如有些 批评家指出，文化表述可能是一种强奸；对于女性(几乎是所有社会的弱势群体)尤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