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借助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以及其美国译者Evan King的英译本 Rickshaw Boy，文章重点论述了处于西方意识形态下的译者在选择人名的翻译策略时，如何通过采取怪诞的译意策略，带着自己的文化烙印来满足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想象。
关键词：人名翻译；东方学；文化想象
引言
在翻译行为中，文本通过译者，方可到达迥异的另一种文化中。译者，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的产物，由于文化的迥异，世界观，道德观，意识形态等等的迥异，带着自己文化烙印的译者，在选择或者处理一些译文时，会不同程度地带着自己对源语文化的想象，同时，为了迎合目标语读者，也会使译文满足读者对源语文化的想象。文章借助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及美国译者Evan King的英译本 Rickshaw Boy，通过仔细深入地研究译者对原文中人物名字的翻译，论述其翻译如何满足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想象。
一、名字在中西文化中的差异
美国当代知名翻译理论家泰谟兹克提出：“名字在很多文化中不仅仅有词汇意义，还担任着社会语言学的功能符号，表明部落和家庭关系，性别和阶级、种族、民族、国家、宗教身份等等。它们指代着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因此，文本中的名字在翻译的过程中，带来很棘手的问题，部分原因是名字符号常常具有非常特殊的文化意义并且依赖其文化范式。”（泰谟兹克223-224）
在中国文化中，人物姓名，承载着很深的文化内涵和所指。中国的姓名，往往承载着丰富的信息，如：“洛生” “沪生”等这样的名字，传递出孩子出生地方的信息，“秋生”、“春梅”、“晨曦”透露出孩子出生时辰和季节等，更多的中国人姓名，寄托着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和美好祝愿，如名字中含有“福”、“贵”，“安”等等。小说中作者将主人公命名为“祥子”，表达出一种美好的祝愿，而他的妻子命名为“虎妞”，向读者传达出她丑陋的外表。从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中国姓名的丰富内涵，但从翻译的层面也体会出 “中国名字的翻译问题更加复杂，因为在汉语中，声音序列往往和特定字符或者意符甚至书写因素相关联，这些因素往往有他们自己独立的一套规则。”（泰谟兹克240）
那么在英语文化中，名字又有什么样的规则呢？泰谟兹克在他的论著中这样描述到：“在英语中，具有语义的名字好似没有良好的文化声望，在英语语境中，有语义的名字往往带有贬义色彩，因为有语义的名字和殖民地文化有关系------美国印第安人，非洲人，印度人以及爱尔兰人的文化相对来说比较弱势，没有强有力的地位，他们文化的命名总是带着很多的语义，而且，在英语名字中，通常把有语义的名字用来命名动物和女性”（泰谟兹克233）。
含有语义的名字，在中国文化中，往往寓意美好，而在英语文化中，却成了弱势群体的象征。
二、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想象
著名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中，描述了东方在西方眼中的特点：“壮观、专制、残忍、性感、没有自治、艺术、非理性的、不合逻辑、阴谋、狡诈、嗜睡、堕落、幼稚、充满异国情调的、被动的、神秘的、沉默、软弱和黑暗”（鲍德威 69）。在对东方的研究中，因为研究行为的主体是西方，而整个东方处于被研究，被言说的客体，在整个东方学研究中，东方世界处于失语状态，而西方世界掌握了言说东方的话语权，因此，无论东方世界对自己的认可和评价和上面罗列的这些多数为贬义的词有多大的差异，在西方世界中，对东方的想象，正如萨义德描述所用的那些刺眼的词汇。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些词汇多少成分是合理的，多少成分是歪曲的，只是了解东方在西方眼中的特点。这样的了解帮助读者理解翻译中的策略选择，帮助读者了解一下译者如何通过翻译来满足西方读者对东方的想象。
三、译者有意识地满足目标读者对东方的想象
人名的翻译，国际一般的通行惯例是使用译音方法，无论是采用韦氏拼法，还是拼音拼法，更多的是关注名字在生活当中的指称功能。因为在一般的交际中人们而更注重名字的指称功能，而不去过多地关注名字寓意，因此，在不同语言之间的人名翻译大多采用译音法，仅对某些知名人物名字的翻译会按约定俗成或者其他具体情况来特殊处理。
针对老舍作品《骆驼祥子》中的一些人名，美国译者Evan King在他的译本 Rickshaw Boy 中是这样翻译的：祥子（Happy Boy），小福子（Little Lucky One），二强子（Second Vigorous Son），虎妞（Tigress），小文（Little Elegance）。Evan King翻译的名字完全舍弃了通用的译音策略，失去了原文名字的音韵效果。
仔细分析Evan King 的名字翻译，小说中人名在他的翻译中，有种怪异，莫名其妙的感觉，失去了人名的特点和功能。或许译者认为这些名字寓意深刻，并且有意想要读者领悟名字的种种指称意义之外的语义，可以采用某种手段加以再现，但是应在合理的限度内部分再现。所谓合理的限度我们参考一下《红楼梦》杨译本为弥补译音造成的名字意义的损失而采取的合理做法：如：甄士隐Chen Shih-yin，熙凤Hsi-feng。杨先生采取了对部分人名的翻译，采取了音译，但为了弥补涵义的缺失，名字首次出现时以脚注形式加以补充解释，之后就只用音译，不做解释。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人名翻译方法，既注重了人名的指称功能，又兼顾到文化内涵。
进一步看Evan King的人名翻译，即便是译者通篇使用译意的人名，《骆驼祥子》中人名丰富的文化内涵也丢失很多：比如 “小福子”中的“福”字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深刻内涵的字眼，包含有：幸福，福气，美好，顺心，丰收等等美好涵义，而Evan King仅用一个“lucky”来翻译，损失了太多“福”字丰富内涵。 那么，Evan King采取通篇译意的人名翻译策略，仅仅是因为语言的差异性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萨义德认为 “每一个欧洲人，不管他显示出对东方什么样的态度，最后，他几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和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中心主义者。”（萨义德 260）Evan King生活在英语语言文化中，他深知“现代英语文化中的名字很少有明显的语义。”（泰谟兹克 230）因而充满了语义和内涵的中国名字给他以及这些英语文化中人们一种新鲜和奇异的感觉，同时也符合西方世界眼中的东方处于弱势的想象。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中，对翻译的操控有很多因素，比如赞助者，目标语读者，译者的文化意识形态等等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到译者的翻译。译著的出版，赞助商必须要考虑市场的接受和销量，销量来自读者的接受，在选择译者时，赞助商和出版商会有意选择符合他们利益的人选，因此，被选中的译者Evan King采取这样的翻译策略，明显是考虑到目标语读者，为了让读者接受这本来自东方的文学作品，就必须满足读者对东方的想象：非理性的、不合逻辑堕落、幼稚、充满异国情调的、神秘的等等。
四、译者无意识地满足自己对东方的想象
美国译者Evan King对《骆驼祥子》人名采取译意的翻译策略，更深层的因素还有他所处的文化意识形态。
西方国家和东方世界无论在文化价值观，道德观，还是经济发展阶段都有很大的差异。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东方诸多国家都遭受到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殖民的历史，以及经济发展的差距，再加上不同的意识形态，在西方世界看来，东方属于一种“他者”形象，和“他者”相关的想象还有贫穷，愚昧，丑陋等特点。译者Evan King生活在这样的西方世界，成长于这样的文化意识形态中，那么审视东方世界时，他和他的目标读者都会带着一种有色眼镜来观望东方，包括中国。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的偏见无论我们想怎样有意地避开，都会是一种徒劳。无论我们怎么做，“无论走到哪里，我们的社会或道德价值观永远形影不离，摆脱不掉。”（Freud 69）因为这种偏见经过文化上千百年的承载和重复已经存在于西方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当然也包括译者Evan King的无意识当中。
译者有意用这种不符合常规的名字翻译策略除了有意为目标读者营造一种东方的奇异怪诞感，以吸引读者，同时，作为所属的西方文化中的一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对待原语文化的态度往往是其所身属的文化对待原语文化的态度，是其身属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的体现。”（孙会军67），因此，可以说译者在“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下，采取这样的翻译策略，也满足了他对东方世界的想象。
五、结语
通过Evan King 对《骆驼祥子》中人名的翻译，可以看出处于西方世界的译者，为了满足目标读者，会有意识地满足西方读者对东方的想象，而同时，成长于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当中，也会被“集体无意识”影响，满足了自己对东方文化的想象。从中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翻译不仅仅是文字的表层传译，翻译是受各种超越文字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包括译者对源语文化的想象。
【参考文献】
[1]鲍德威.文化研究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泰谟兹克.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早期爱尔兰文学是英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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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老舍.老舍小说全集（第四卷）[M].舒济/舒乙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5]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M].车文博主编.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6]孙会军.普遍与差异：后殖民批评视阙下的翻译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李玉娜（1975-），女，河南洛阳人，商丘工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