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切尔卡斯克事件性质再探讨
苏联政府将此事定性为流氓刑事犯罪分子组织的土匪行动，事关重大，本文首先来澄清这一问题。
食品涨价决议颁布后，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62 年6 月13 日，先后向苏共中央递交了4 份关于各地群众情绪的报告。其中自然涉及闹得最凶的新切尔卡斯克市。6 月1 日的汇报这样记载 ：流氓分子开始活动，他们毒打两名工人，号召大家进行大破坏。 6 月2 日的报告继续写道 ：22 名领头闹事的人被拘留将近8时，第一班的工人开始上班，但是由于受到捣乱分子的影响停止了工作。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事件的判断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他们认为骚乱是有人挑唆的，流氓捣蛋分子是挑唆者。6 月3 日，亲临骚乱现场的苏共中央书记Ф.Р. 科兹洛夫在新切尔卡斯克地方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同志们，我们有信心查明导致如此严重局势的原因。但是现在就可以断言，一些流氓分子是骚乱的教唆者，这些行为旨在反对人民国家的利益。你们城市一些没有觉悟的工人受流氓分子的挑动，一小撮流氓、酒鬼和挑拨离间者带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讲话都在阐发骚乱是流氓分子教唆的观点。由此可知，在罢工尚未结束、更没有展开深入调查之际，中央就已经先知先觉地对事件性质下了定论。持续了三天的骚乱结束后，7 月13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В.Е. 谢米恰斯内和苏联总检察长Р.А. 鲁坚科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呈递的报告中这样写道：经侦查证实一小撮流氓刑事犯罪分子和贪图私利者利用一些工人提出的合理要求，挑起骚乱在这次有组织的土匪行动中，最积极的教唆者和参与者有在同时递交的公诉书草案中，官方明确地告诉人们，14 名被告是发生在新切尔卡斯克市的大规模骚乱、土匪行为和破坏活动最主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
综合苏共中央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总检察院大同小异的言论，可以明显地判断出官方的立场，即认定该事件是一起流氓刑事犯罪分子组织的土匪行动，旨在损害国家利益。那么，真相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这场运动是不是一起有组织的土匪行动，可以依据苏联政府在1960 年10 月27 日颁布的俄联邦刑法典进行判断。第77 条关于土匪行动的条款是这样规定的 ：组织武装团伙袭击企业、机构、组织或个人，以及参与该团伙并采取袭击行动，判处315 年监禁并没收财产，或判处死刑并没收财产。按照该刑法第17 条第1 款的规定，确定犯罪团伙组织性的条件是这是一个稳定的团伙，为实施一项或几项犯罪预先联合起来。刑法典还解释，把某种行为列入土匪行动的首要条件是被告使用武器。
对于官方认定的14 名组织者，无论侦讯机关的侦查、本人的口供、证人证词，均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为策划这起骚乱预先串联起来、配备枪支弹药准备采取袭击行动，更遑论团伙的稳定性了。相反，事件的起因和进程都表明这是一场群众自发性请愿运动，旨在改善民生条件。
二、事件对苏联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影响
新切尔卡斯克事件规模巨大。据目击者回忆，约有8 000 名群众参与市委楼前集会，而枪杀案过后大街上聚集了约2 万人。这场因民生问题而起的事件强烈震撼了苏联政府，换来了罢工群众物质生活的迅即改善。6 月3 日，在运动尚未结束的时候，长期空空如也的商店里就充满了食品和各种日用品。科兹洛夫还向群众保证，取消刚刚实行的关于降低工资的规定。但这一事件的作用绝不仅仅局限于此，它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苏联领导人从中意识到提高物质福利是人民支持制度的最重要基础，为了稳固执政根基，必须调整社会经济政策，向人民做出让步。此后，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都开始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勃列日涅夫当政后的主导思想之一，就是不断关注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对此，俄罗斯学者也指出，新切尔卡斯克事件后，苏联社会在整整20 年时间里处于特殊的社会妥协时期。
之后，政府开始从国外进口粮食。提高食品价格虽有助于发展农业，但会引发城市居民的反抗。在这个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的时代向农村强迫征粮又是不合时宜的，压缩粮食供应量也是不明智的。为了解决食品短缺问题，赫鲁晓夫被迫决定进口粮食。1963 年，苏联动用黄金储备，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等国家和地区进口粮食，从澳大利亚和南美进口肉类，从新西兰进口黄油，从北欧国家进口家禽。自此以后直到国家解体，苏联的粮食进口量逐年增加，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政府还尽量控制食品价格上涨。为了保证工人的购买力，政府在进口食品的同时，还通过给予补贴将食品价格控制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虽然除大城市外在商店里较难买到商品，但是市场价格的浮动始终受到官方的抑制，食品也时常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
国家也不再大力提倡增加工作定额。这种通过打破旧定额、创造新定额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举措，始于二五计划时期开展的斯达汉诺夫运动。由于工业体制改革成效甚微，赫鲁晓夫政府于20 世纪60年代初期重拾过去的老办法。电力机车制造厂在1962 年上半年不断提高工作定额、降低计件工资，这成为事件中引发工人不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平息骚乱之后，国家在这方面也进行了调整，不再大力倡导这种竞赛形式，能够容忍相对较低的工作定额。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原因固然是复杂的，但较低的工作定额无疑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从此，直到苏联解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不断下降。官方资料显示，19661970 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是37%，19711975 年是23%，19761980年是17%，19811985 年是16.5%。相较于苏联官方的统计数据，国外学者的非官方资料和统计数据则低很多，19601970 年年均生产率增速为1.5%3.4%，19701980 年为0.4%2.4%，19801987年为-0.1% 至1.1% 。
总之，新切尔卡斯克事件对苏维埃政权最后几十年的民生环境影响颇深。虽然苏联政府并没有透过请愿运动认真反思自己在工农业政策上的失误，所以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推动民生问题的解决，但是，相较于之前几十年人民的物质利益受到忽视的情形来说，这些惠民措施已是一个重大进步。国家动用黄金储备、给予食品补贴、容忍较低工作定额，这是前所未有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切尔卡斯克事件可谓苏联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一个转折点。
三、事件对苏联政府社会调控的影响
在苏联领导人心目中，政府代表了苏联，新切尔卡斯克工人反对政府决议的罢工和请愿行动，就是反苏性质的，应该动用专政力量惩治。在武力平息所谓土匪行动后，1962 年6 月10 日，Ф.Р. 科兹洛夫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汇报了这一事件的处理情况。会议草稿记录显示，Н.С. 赫鲁晓夫、А.И. 米高扬、Л.Ф. 伊利乔夫和Ф.Р. 科兹洛夫都认为我们很好地采取了行动，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大多数人都是支持我们的。这件事暴露出了我们工作中的弱点，巴索夫同志是一名软弱的工作人员。结论是改进我们的工作，加强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从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央对于镇压罢工运动是持完全正面的评价和充分肯定的态度的。1962 年事件中参与阻止火车前进的Е. 埃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事件表明，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掌权者在任何流血面前都不会罢手的。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定性以及对处理方式的肯定，对日后调控社会矛盾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成为苏联当局处理类似事件的标准模式，那就是先将其定性为反苏性质，武力镇压，而后开展更广阔范围的与反苏分子的斗争。
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后，加强与反苏分子做斗争提案起草委员会成立。1962 年7 月19 日，该委员会撰写的关于加强同反苏分子及个别群众骚乱活动做斗争的若干提案正式公布。从这些内容来看，国家的确是改进了自己的工作，它扩大了斗争对象，调动全部强力机器对可能危及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一切活动均严格监控。
首先是扩大特殊身份证区域，加强对有前科人员的管控。鉴于近年来俄联邦南部一些地区集中了大量刑事罪犯，而且这类判刑人员在这些地区的集中趋势将继续下去，提案起草委员会建议苏联部长会议颁布决议，在一些南方城市推行特殊身份证制度。7 月19 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Н.С. 赫鲁晓夫和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室主任Г. 斯捷潘诺夫共同签署决议，将公民身份证条例第40 条中，因犯罪被监禁或流放的人员不予在身份证上进行居住登记的城市再添加12 个，罗斯托夫州的新切尔卡斯克、塔甘罗格和沙赫特都在其列。
其次，改进、加强国家安全机关同骚乱和反苏分子做斗争的技术手段，增加监控力量和扩大监控范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В.Е. 谢米恰斯内下令，要求国家安全机关积极利用侦讯技术设备及户外监视仪器装置，加强揭露并制止国内反苏分子的敌对活动。还要求各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边疆区和州国家安全委员会管理局负责人在一个月之内必须亲自审查下属机关在侦讯行动方面的动员准备情况，每个机关均应制定应对群众骚乱的计划。计划要同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及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负责的坚决制止发生骚乱的预定具体措施协调一致，可以动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机关内所有人力和财力，甚至预备役国家保安人员及人民纠察队。为壮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监控队伍，中央批准其将克格勃本土部门反间谍分部现役军人编制扩大400 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还指示，要在一些重要的企业中组织好情报侦讯工作，注意力集中在及时制止反苏分子煽动群众骚乱，进行公开的反苏活动上。第二总局，共和国、边疆区、州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分局应加强在高校、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中的情报机构的工作，特别是在那些有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留学生学习的学校。由这些内容可知，从中央到地方的安全委员会系统协调一致，动用一切刑侦设备和安保资源，全力制止骚乱及反苏分子的敌对活动。对重要的企业甚至中高等学校都要侦察。
最后，提高检察机关的主动性。苏联总检察长下令，各共和国、边疆区、州检察长要亲自去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机关及内务部熟悉有关材料，共同拟定措施加强同犯罪行为做斗争。
四、苏联社会出现民心转向
在政府采用暴力手段处理请愿运动的过程中，二个因素促使社会心理发生了变化。一是苏联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从电力机车制造厂厂长Б.Н. 库罗奇金让工人吃下水馅烤饼的嘲弄话语，到软弱的罗斯托夫州委第一书记А.В. 巴索夫照本宣科被罢工群众轰下台，再到多位中央主席团委员亲赴骚乱现场，却自始至终没有走到群众中去的做法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特别是市委大楼前的枪杀案后，群众高呼让米高扬到这里来!让他看一看这里的血!尽管这样，米高扬还是没有出现。只有一架直升巡逻机在广场上低空盘旋，然后飞走了。苏共各级官员的不亲民表现让罢工群众非常愤怒，使人民认识到他们不是我们的公仆，他们与我们不是同路人。二是苏联政府调集坦克平息运动。当时的青年人只有在关于法西斯敌人的电影里才会看到坦克，而政府却把坦克开到了一座和平的城市，对准自己的同胞。坦克的出现使人们感到，苏维埃政府不是站在人民一边，相反，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上，成为了人民的敌人。
二是市委楼前请愿时军队向人民开火。执政者枪杀的不仅仅是罢工者，他们枪杀的是苏联工人政权的神话。在骚乱之初谴责罢工者、衷心拥护政权，后来被政府开枪的消息震惊，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人们这一普遍的心理过程揭示了新切尔卡斯克事件最重要的影响：甚至连那些从未有任何反苏倾向且起初也谴责罢工者的人，都脱离了政权。在罗斯托夫州的泽尔诺格勒市，关于新切尔卡斯克的传闻给机械厂磨工М.П. 巴斯卡科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6 月4 日和6 日散发传单，谴责政府用坦克和武器镇压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及在沙皇俄国时期才会采取这样的做法。政府害怕自己勇敢诚实的俄罗斯人民我们的政府应该感到耻辱和羞愧。这个污点拷问你们的良心，你们无论怎样也无法洗刷掉它，最终将不得不向全体人民交代。能源工业国家设计院新切尔卡斯克分院的高级工程师Н.П. 布列季欣也是一例。按政治忠诚度来说他是一名标准的苏维埃人，工程师没有参加骚乱。但是，在几位同志相继讲述枪杀事件后，他从桌子后面站起来，摘下了赫鲁晓夫的画像，把它扔到院子里。北高加索军区副司令员、老共产党员、苏联劳动英雄М.К. 沙波什尼科夫于1962 年7 月在自己的住宅里撰写了反苏内容的呼吁书。信中谴责对新切尔卡斯克的枪杀，指出必须建立布尔什维克工人党的政治组织用和平道路夺取政治权力。
由以上史料可知，政府对事件的处理做法确实触及到了人民的内心深处，无论是普通工人还是高级知识分子、精英阶层，都因此开始发生心灵的转向，与政权渐行渐远。
从对新切尔卡斯克事件性质及影响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在这起民生事件中，苏联政府对其错误定性，将群众自发性的请愿运动判定为流氓刑事犯罪分子组织的土匪行动，从而将事件的主要矛盾由人民对政府的问责转化为中央及人民大众对流氓分子的惩治。通过这种移花接木之术，政府回避了关键问题，掩盖了自己经济政策的失败。而在武力镇压运动之后，政府同样没有认真反省导致骚乱的根源，相反，它充分肯定了自己的镇压方针，还加大了对社会的管控力度，继续采用高压手段。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并没有换来社会的安宁。在苏维埃政权以后的年代里，群众反抗运动仍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