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类对世界史体系构建的客观条件，至今尚在成熟的过程中。
先看中国。
古代中国史学固然有着悠久的传统，但作为一门前近代的学问，其观察外部世界的眼光，一直停留在“天朝”观的水准上。只知中国，不知世界，这就当然谈不上什么世界史。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间，中国积贫积弱，首要的任务乃是救亡图存。一切近代科学，根底均十分薄弱，其中，世界史学尤甚。可以说，除少数几位学者如雷海宗先生等前辈，有着相当的世界历史方面的造诣，整个中国，几乎谈不上世界史研究，更遑论体系?!
1949年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中国史学界开始在薄薄的基础上构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体系。从学科建设的规律上看，这是一种超前行为：学问的根基还未夯实，就忙着搞体系。可惜，就连这一马克思主义世界史体系的构建，从一开始就在“五种生产方式”等禁锢之下，误读而且偏离了马克思。以后，又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被进一步推上了歧途。其悲剧，是一个巨大的反弹。结果，反复地将孩子同洗澡水一起倒掉，最后连本来应该相信的也不相信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学术视野大开，资料、外文功夫大进，对于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史学研究、史学理论与方法甚有了解。这样，世界史体系的问题，就自然提上了日程。然而，实事求是地说，无论从理论、方法还是学科研究基础方面考察，世界史体系构建任务的客观条件，仍然相当单薄，尚在成熟中，需要一个相当长过程的静下心来，认真积累。在可比的领域内，同国际学术界进行世界史诸问题的核心对话。
再看国外的状况。
西方史学，上溯希罗多德。中国地大，我太史公足不出大汉国界；希腊地小，“历史之父”则动辄出国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世界史传统，从根上就比较发达。自近代以来，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行列的西方，一切近代科学均处领先地位，史学也不例外。西方的世界史研究，积数百年的基础，早在那里构建其体系了。
但那体系并不科学。由于“欧洲中心”论的支配，西方的世界史体系，谬误甚多，亟待重建。二战以后，西方学者不断有人从此一体系中杀出。这一类“反戈”理论，尽管均各有其精彩，但从总体上看，只能说西方的世界史学仍处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阶段。就西方史学界整体而言，“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至今还难说已退出其学术主流。
二
那么，21世纪的中国世界史学人，我们应该在世界史体系构建中，努力作出什么样的尝试呢?我以为：我国学术界同仁的世界史体系观，应该向着一个共同的怀抱聚合，即：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多元的态度，努力构建中国的世界史体系；并将其贡献给国际学术界，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积极推动处于不断变动、不断发展的世界史体系的构建。
具体而言，就是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鉴别地汲取当代国际史学及社会科学的一切新理论与方法论，汲取当代国际史学及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成果，考察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整体轨迹，揭示其律动的阶段性，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构建起具有我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我们的任务，就是以文明发展为线索，勾勒出这一结果是怎样萌生、发展与逐渐成熟的进程，并揭示出这一进程即人类社会架构作为一个整体的运动与变迁的规律性与阶段性。
以人类文明为经纬线来编织世界史体系，其图景则如何呢?欧洲中心论坚持欧洲始终中心的观照；亚洲或中国中心论则会走向另一极端；更有甚者，有的论断索性否认有中心存在。本人以为，上述各论均不可取。不同的文明时代，实事求是地讲，应有不同的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