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于“全球化”这个使用非常广泛的概念，还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但有两种对全球化的理解在国外比较流行。
从报刊、电视等传播媒介和经济学界谈论全球化的大多数场合来看，人们提到全球化时，指的是一种经济现象，即各国市场和各地区性市场的一体化。这种全球化定义的典型代表，是丹尼·罗德里克在《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和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凌志汽车与橄榄树——理解全球化》中的界定。罗德里克认为，全球化是指“各种商品、服务和资本市场的国际一体化”。弗里德曼则将全球化定义为“资本、技术和信息通过形成单一全球市场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地球村的方式，实现跨越国家疆界的一体化”。弗里德曼并不低估经济全球化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各种后果，只是将这些后果放在次要地位。
市场一体化显然是一个过程，而且各国和各地区卷入一体化程度显然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如果将全球化理解为各种市场的一体化，那么其推进显然是不平衡的。为了衡量各种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德国学者舒尔泽和乌尔斯普隆认为，需要将各种不同的全球化说法简化为一个共同的衡量指标。由此，他们对全球化作出了自己的定义：如果说完全一体化的全球市场的特点是商品、服务和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国际性流动完全没有障碍，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全球化定义为“国际套利成本的减少”。
将全球化理解为全球市场一体化的人们，对于全球化何时开始存在着不同见解。多数人认为，全球化是最近才发生的。例如，弗里德曼在论证全球化最近才发生时，引用了一则报刊广告中的一句话：“世界十岁了”。这则广告认为，只是１９８９年柏林墙倒塌后，世界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许多研究和分析全球化的人，也集中讨论最近十年发生的事件。有人认为，这种看法有某些道理，因为从许多统计指标来看，在整个２０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并没有稳步发展。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限制。在二战后经过长时期缓慢发展之后，这种一体化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才恢复到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程度。
从全球市场一体化这种意义上理解全球化的人们，往往还包含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假定：全球化由某些人或某些集团的行动所造成，或者说由他们（它们）所控制，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可以放慢、刹车或扭转的（至少是可以遏制的），而且它的方向是（或者说可以）由某个中枢机构决定的。罗德里克著作的题目即暗含这一假定：如果认为全球化“已经走得太远”，可以通过某种政治行动将其扭转或者使其放慢。
与经济界、新闻界大多数人的理解不同，一些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研究专家将全球化看作一种进化过程，即一个由诸多过程构成的巨大而多面的复合体，牵涉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种意义上理解的全球化，以澳大利亚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沃特斯在《全球化：关键性思想》一书中使用的定义为典型代表。沃特斯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社会过程，其中对社会安排和文化安排的地理制约因素消失，而且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它们正在消失”。像较早一些社会学理论家如韦伯和帕森斯一样，沃特斯从三个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即经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讨论全球化，而没有赋予某个领域以首要地位。不过，沃特斯认为，由于各种象征和符号具有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上到处移动的能力，因此研究全球化的注意力应集中于文化领域。
与那些认为全球化可以扭转的经济学家和新闻界人士不同，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研究专家在讨论全球化时，认为全球化具有不可逆转性，作为一个由诸多过程构成的巨大而多面的复合体，其不断向前推进的进程谁也不能驾御或者制止。